“人”和“才”能否找到可信而又通用的一个标准变量进行数值测评
钱先生做出这样的判断背后还有一个假定，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和“才”都是可以找到一个变量加以测量评估的，至少是“人”可用一个变量测量评估，“才”可用另一个变量测量评估。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变量，也就得不到它们的均值和方差。
由于中国高考长期用加总分的方式评价一个学生，给不少人造成一个极为严重的误解，认为所有人都可以用某一个分值准确地与他对应，或者说存在一个普适的标准可以准确无误测出各种各类人的才智高低，并得出一眼就能看清的数值，其实这是特大的误解。加总分严格讲就是逻辑混乱的，一个人在数学上的得分与在语文、英语等其他科目上的得分是不等值的，把它们简单相加实质上就是把2只鸡加4条鱼加5头牛，单位不一样，却得出个总数；同样，一个人在一次考试中得了20分与另一个人在同一次考试中得了90分，他俩所得分数的每一分的分值也是不等的，用这种方式加总分的分值计算均值和方差在数理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再从人的天性而言，在人类进化中，不同人的智能类型是不一样的，想比较真实地测出人的智能或其他特性，就必须依据人多元智能的天性使用多元的测量标准测量，不同标准测出的数值是不可比的，也就不能相加，不能求平均值，也就没有对所有人适用的方差。如要用一种可测变量测量所有人，也可算出均值和方差，比如用测艺术能力的变量测所有人，对那些没有艺术特长却有其他特长的人而言，这样所测得的数值根本反映不了这个人智能状况的全貌，这样所测得数值既不能说成是“人”的均值和方差，也不能说是“才”的均值和方差。
一百多年前比纳—西蒙设计智力量表时就希望能通过一个数值测出所有人的智能高低，但至少在现有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同时测出各类不同人才的“人”的变量和“才”的变量，或者依据现有对人的认识，可以说从逻辑上分析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可测变量。
钱先生一边赞赏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另一面又批评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您所赞许的部分正是导致您所批评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所赞所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言，“我们的教育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其过程就是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所有学生，用一致的内容教所有学生，用灌输的方式教所有学生，花双倍的时间和精力学固定的知识点和标准答案，从而使得学生没有自主性形成被动人格，大量做题错过了在十四五岁立志的关键期，大多数学生考得高分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钱先生却“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而有的国家更加尊重孩子的天性，不做过于同一刻板的要求。比如对数学而言，不感兴趣的可以少学，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学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那方面超出别人；有天赋和有兴趣的高中生所学数学则远远超过不少大学生的数学水平。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天赋发展，虽则每个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最终总体上成才的几率较高。不顾人的天赋，不遵从人成长的规律要求所有孩子同步前行，必然有一些学生觉得太慢、天赋未能充分发挥，另一些学生被拖着走又觉得太累，还有一些学生感到没有时间和机会发展自己的天赋所长，大家都不能发展好，整体的成才率自然较低。
这也正是钱先生所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力？”
明了上述内在机理，难道还需要对这种通过违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的教育方式获得的暂时性学业“高分”点赞吗？就以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而言，那是知识测试得分高，大量事实表明并非动手能力强、实践能力强，也不是独立思考能力强，更不是创新能力强，您也“不否认中国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影响力”，由此得出中国学生在“才”的方面均值高，显然也是缺乏充足依据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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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才”能否找到可信而又通用的一个标准变量进行数值测评
钱先生做出这样的判断背后还有一个假定，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和“才”都是可以找到一个变量加以测量评估的，至少是“人”可用一个变量测量评估，“才”可用另一个变量测量评估。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变量，也就得不到它们的均值和方差。
由于中国高考长期用加总分的方式评价一个学生，给不少人造成一个极为严重的误解，认为所有人都可以用某一个分值准确地与他对应，或者说存在一个普适的标准可以准确无误测出各种各类人的才智高低，并得出一眼就能看清的数值，其实这是特大的误解。加总分严格讲就是逻辑混乱的，一个人在数学上的得分与在语文、英语等其他科目上的得分是不等值的，把它们简单相加实质上就是把2只鸡加4条鱼加5头牛，单位不一样，却得出个总数；同样，一个人在一次考试中得了20分与另一个人在同一次考试中得了90分，他俩所得分数的每一分的分值也是不等的，用这种方式加总分的分值计算均值和方差在数理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再从人的天性而言，在人类进化中，不同人的智能类型是不一样的，想比较真实地测出人的智能或其他特性，就必须依据人多元智能的天性使用多元的测量标准测量，不同标准测出的数值是不可比的，也就不能相加，不能求平均值，也就没有对所有人适用的方差。如要用一种可测变量测量所有人，也可算出均值和方差，比如用测艺术能力的变量测所有人，对那些没有艺术特长却有其他特长的人而言，这样所测得的数值根本反映不了这个人智能状况的全貌，这样所测得数值既不能说成是“人”的均值和方差，也不能说是“才”的均值和方差。
一百多年前比纳—西蒙设计智力量表时就希望能通过一个数值测出所有人的智能高低，但至少在现有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同时测出各类不同人才的“人”的变量和“才”的变量，或者依据现有对人的认识，可以说从逻辑上分析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可测变量。
钱先生一边赞赏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另一面又批评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您所赞许的部分正是导致您所批评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所赞所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言，“我们的教育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其过程就是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所有学生，用一致的内容教所有学生，用灌输的方式教所有学生，花双倍的时间和精力学固定的知识点和标准答案，从而使得学生没有自主性形成被动人格，大量做题错过了在十四五岁立志的关键期，大多数学生考得高分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钱先生却“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而有的国家更加尊重孩子的天性，不做过于同一刻板的要求。比如对数学而言，不感兴趣的可以少学，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学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那方面超出别人；有天赋和有兴趣的高中生所学数学则远远超过不少大学生的数学水平。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天赋发展，虽则每个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最终总体上成才的几率较高。不顾人的天赋，不遵从人成长的规律要求所有孩子同步前行，必然有一些学生觉得太慢、天赋未能充分发挥，另一些学生被拖着走又觉得太累，还有一些学生感到没有时间和机会发展自己的天赋所长，大家都不能发展好，整体的成才率自然较低。
这也正是钱先生所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力？”
明了上述内在机理，难道还需要对这种通过违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的教育方式获得的暂时性学业“高分”点赞吗？就以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而言，那是知识测试得分高，大量事实表明并非动手能力强、实践能力强，也不是独立思考能力强，更不是创新能力强，您也“不否认中国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影响力”，由此得出中国学生在“才”的方面均值高，显然也是缺乏充足依据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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