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明轩
广东社会科学 1996年06期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最后决战时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何香凝是“民革”的主要创建人，她参与、指导了该组织发起和创建的全过程，并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讨；同时，就现有论著中一些记载讹误失实之处，予以正误辨讹。
筹划发起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广大民主爱国人士对其已完全丧失信心。何香凝为了更有效地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就着手筹划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以便集中力量和国民党当权派进行斗争。
1943年4月，何香凝定居广西桂林后，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接触，研讨时局，商议对策。一致认为要改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除了要广泛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外，同时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进行斗争，于是便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她和李济深还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省的地方实力派联系，以寻求支持，争取一致行动。
当时，何香凝曾与李济深“谈过组织政党的问题”，还提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她才肯签名。”[①]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何香凝等退到昭平和贺县八步，李济深为首的一部分人回到广西苍梧县原籍大坡山，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酝酿组织的工作便分头进行。他们分别草拟了组织章程，并与在广东罗定县率领部分十九路军旧部抗日的蔡廷锴建立联系，共同“磋商成立组织问题，取得一致意见。”[②]从而着手进行准备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也随之将迎接一场新的斗争和新的考验。
何香凝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很明确，她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极其愤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便更加积极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进一步拟出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案，提出了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主张。同年10月，她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开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
1946年3月，在讨论组织命名时，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意回避“国民党”三个字，后经何香凝力争，乃决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4月，在广州市光寿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住宅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外公开用“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促”的建立，是何香凝和李济深等长期联络国民党民主人士和积极筹备的结果。何香凝为“民促”的组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民促”成立后即在广州等地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作为宣传阵地。不久，它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权派的破坏。《现代》月刊遭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该会中央理事会迁往香港。当时，已在香港的何香凝明确表明与中共合作的坚定态度，她旗帜鲜明地说：“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③]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
何香凝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和联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因此，她在香港的住处坚尼地道25号，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谈话的场所。有时请一些中共人士讲讲国内外形势，大家都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遇到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来访问时，何香凝总是向他们说明大势所趋，指出前途，劝他们及早投身到民主派和人民的一边。
1946年11月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连续颁发什么“戡乱”动员令，撤销政治协商会议令，宣布民主党派非法令等等，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民主人士进一步遭到迫害和打击，如冯玉祥被排挤赴美“考察水利”，李济深、朱学范等被“开除党籍”和遭通缉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为团结自救，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迫切需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其时，朱学范和李济深等一些民主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到了香港，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同时也开始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工作。
翌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并提出恢复孙中山革命精神等7点挽救时局意见。[④]这是“民主派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的先声。”[⑤]4月底，李济深和朱学范一道到何香凝家中去，正式商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问题。何香凝与李济深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破坏停战协定，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再和他们讲团结，希望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了。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⑥]他们还决定分头给国民党内的爱国军政人员写信，宣传他们的政见，联络商谈联合问题。
何香凝在这次商谈中，情绪很高，激昂陈词道：“（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当代的救国政策，但蒋介石背叛了这个救国政策。我……一直坚持斗争，蒋介石如能听进一点忠告的话，国民党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又说：“打内战总归是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总会有后悔莫及的一天。”“当前面对内战局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打倒蒋介石。而这些人都对（孙）总理有极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国的道理最能说服他们，从而团结他们走联共的康庄大道。”她还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士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分和平的力量……”又说：“现在正是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团结一切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共同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推翻蒋政权，建立新政府。”并一再强调指出：“此事确实刻不容缓！”[⑦]
朱学范事后追忆道：“这次，我能与何香凝这样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共商革命大计，感到无比振奋！……有何香凝参与筹划和领导，我对成立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组织，推翻蒋政权，便有了坚实的信心。”[⑧]
同年5月4日，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朱学范、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和陈此生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上，把成立民主派联合组织的问题正式确定下来，并开始筹备工作，同时决定由李济深和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在上海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也是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领导人到港，共同策划大联合和成立新组织。这封联名信是在同年的初夏时节，写给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和陈铭枢四人的。为便于携带，这封信是用秘密通讯办法写在一块手掌大小的白绸布上。信上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⑨]面报。”[⑩]该信传到之后，上海方面的“民联”领导人便陆续到了香港，并积极参加筹备工作。
与此同时，朱学范自美国旧金山抵达香港，向李济深、何香凝递交了一封冯玉祥的亲笔信，汇报了冯玉祥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新组织的事要依靠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自己来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来，孤立蒋政权”等建议，何香凝与李济深对冯玉祥“所谈各节，一致表示赞同。”[①①]于是，他们抓紧行动，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租了二楼的一层房间作为筹备处，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以促成民主派大联合。
全身心地投入创建“民革”
在创建“民革”的筹备工作中，何香凝全力以赴，惨淡经营，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首先，表现在讨论确定组织名称上。对这个问题大家意见纷纭，分歧颇大。柳亚子代表上海“民联”方面提出新组织定名应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蔡廷锴建议建立“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认为这个名称富有时代气息，最能迎合当时反独裁、反内战运动之需要；又有人提出定名为“中国民主党”是最合适的；等等。何香凝则主张这个革命组织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很多人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它已被搞臭了，如不明确是国民党左派，不易被人接受，对开展工作不利。何香凝说：“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①②]她简单的几句话，使大家对新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仍有不同意见。经过座谈会和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反复商讨，何香凝又重申了自己的理由，坚决主张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并一再强调说：“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她还说：“我的目的不仅要团结原先已经进步的民主人士，更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孤立蒋介石，推翻蒋政权……”。同时，又有朱蕴山、李济深等人的赞同和解释，最后大家对新组织的名称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致同意，并“拍手称赞”。[①③]
其次，在商定新组织主要领导人选问题上。何香凝认定，唯有宋庆龄才能担此重任。由于“民革”是继续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而宋庆龄几十年来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海内外赢得普遍敬仰和享有崇高威望，因此，她极力推崇宋庆龄。的确，为了提高新组织对国民党内民主力量的号召力，主要领导人是非宋庆龄莫属的。当何香凝的提议得到赞同后，她又与李济深、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瑗六人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来港领导工作。宋庆龄经过慎密的考虑，认为以她特殊的身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决定不参加，但对成立“民革”表示赞同和支持。
1947年10月在毛泽东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号召下，何香凝和李济深等加快了筹建新组织工作的进度。从1947年10月底至1948年元旦的两个来月中，可以说是最为紧张的工作阶段。在这两个月中，曾经连续举行了三次筹备委员会议、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一次开幕式、一次代表大会）、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和两次秘书处会议、一次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另外又举行了宣言纲领及告同志书审查委员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议和组织法审查委员会议。以上的10多次会议，除个别小型会议外，何香凝都亲自参加，并一一发言阐述自己的意见，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专书、论著和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等，虽基本描绘出一些主要会议的梗概，但内容殊欠完全，且多语焉不详，特别是在时间、参加会议人员和重要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的缺漏和讹误失实。现依原始档案资料，予以拾遗补缺，并对时人记述中的讹误进行订谬。
据《筹委会记录正本》（原件）记载（以下引文均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于10月31日、11月8日下午和11月11日上午10时，共举行了三次。由于筹备委员一再增补，每次会议出席人数不一。第一次参加者11人，依签名先后为序是柳亚子、何香凝、蔡廷锴、张文、王葆真、邓初民、李济深、梅龚彬、朱蕴山、朱学范和陈此生。第二次参加者增至15人，第三次参加者19人。
在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上，除会议主席李济深报告发起召集联合代表大会及成立筹备会经过，柳亚子报告本月28日谈话会决议及以前历届谈话会经过，邓初民报告上海情形外，主要讨论了筹委会下设机构、人选及出席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决定秘书处由柳亚子任秘书长，李章达、郭春涛为副秘书长，另有邓初民等6人为秘书；财务委员会推举何香凝任召集人，李济深等8人为委员，梅龚彬为秘书；文件起草委员会推举柳亚子为召集人，谭平山等9人为委员。出席代表大会的人选，决议“除秘书处提出之名单外，请各委员提名，统交第二次筹委会通过。”记录上并无如有的著述中所载“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之事。
在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议上，除追认或增设筹备委会下属机构和人事变动外，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代表大会的“开幕决定11月12日”，至于正式会议则“视各地重要代表到达情形而定，但必要时得召开预备会议或座谈会。”（2）柳亚子、邓初民和朱蕴山提出的开除蒋介石国民党籍案，决议“保留下会讨论”（后决议“送请大会讨论”）。何香凝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三项议案，即“拟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增加革命力量案”、“商请各民主党派派代表组织党派联席会议，共商革命进行之纲领及实施之步骤案”和“公开征求民主人士入党案”。以上三案，决议“送请大会讨论”。
在第三次筹备委员会议上，主要讨论了秘书处所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和文委会所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并通过了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秩序、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规程及人选和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1月12日上午10时，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38人。[①④]大会选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22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推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何香凝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由李济深致开幕词，他讲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经过及政治主张，并说：“今天适好是（孙）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接着，何香凝发表讲演，她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要点是：
（一）（孙）总理遗嘱中有致苏联者，谓中苏两国应永久合作，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尚有一遗嘱与孙夫人，惜此两者均为本党法西斯分子所抹煞。
（二）孙夫人为本会最适当之领袖人物。
（三）宁汉分裂后，本人虽辞去党内各项职务，但对（孙）总理遗教之奉行，始终不懈。
（四）现在复兴本党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真正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实行三大政策。各位同志应当奋起努力。
之后，又有彭泽民、王卓山、蔡廷锴、陈其瑗、朱蕴山、张文和何公敢7人依次先后发表讲演，最后由柳亚子报告了筹备经过，他说：“今天的代表有个人参加的，如元老耆宿，进步分子；有代表团体的如‘民促’、‘民联’之代表；还有福建党务革新会的代表等。本会负有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
柳亚子报告完后，即摄影散会。自始至终并无如有的书上所写的“着重讨论了民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开幕式结束的同日下午和17日下午，召开了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17日和24日上午，召开了两次秘书处会议。17日上午，还召开了文委会会议。
据《纪录簿》（原件）记载（以下引文均同），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于12月25日上午10时，在坚尼地道52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何香凝、王葆真、张文、何公敢、蔡廷锴、朱蕴山、谭平山和邓初民9人为主席团成员。并无如有的论著中所述的：“选出了李济深……等16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事。因柳亚子辞去秘书长，推选何公敢为大会秘书长。有的书中书“推选李章达继承主任秘书，李未出度，由梅龚彬代理”之事，是子虚乌有的。大会由李济深致开会词，他说：“本党革命同志在此时代中之任务，为恢复（孙）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介石之伪党及伪政权。”接着，何香凝发表讲演，她提出三点，摘要如下：
（一）蒋介石违反（孙）总理遗教三大政策，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中国主权。昨日之事譬如昨日死，今日之事有如今日生，大家要永继革命的传统，发挥革命力量，来救国、救党、救民，恢复（孙）总理的革命路线。
（二）三大政策中，“容共”应改为“联共”，“扶助农工”应改为“耕者有其田”。中国为一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如是，我们要尊重农民。
（三）我们要本（孙）总理的临终嘱托，才能打倒独裁。
秘书长何公敢报告说：“（1）本会已在（孙）总理诞辰开幕。（2）报到发起人139人，主干为“民联”与“民促”，“民联”32人，“民促”36人，委托代表26人。（3）已起草者有：A.组织法；B.宣言纲领；C.告同志书。（4）昨天主席团决定组织三种委员会：A.组织法审查委员会；B.宣言纲领审查委员会；C.提案审查委员会。”另有谭平山报告了《组织法》起草情况，梅龚彬报告了《宣言纲领》起草情况，吕集义报告了《告同志书》起草情况。
大会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是《宣言提纲草案》、《组织法草案》和《告同志书》的报告，以及三种审查委员会的人选决议。在这次整整开了四个半小时的代表大会上，并无发生如有的书中记载的：决定新旧人士“统称为国民党民主派”之事，也未决定下次大会日期，而是“由主席团决定后通知”。
在中共的关怀和宋庆龄的支持下，“民革”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正式成立。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代表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等整90人，各人签名名单一一载于《纪录簿》中。而在现有的出版物中，对出席人数有者书为“80来位代表”；有者则笼统写作“出席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参加了大会。”均不确。
成立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及《告本党同志书》四个文件。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郑重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孙）总理、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①⑤]大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中央执行委员43人，候补执行委员18人；中央监察委员13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在翌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选出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16人为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从此，何香凝一直是“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民革”成立大会上，当各项议案讨论结束后，何香凝郑重地提出：“今后本会同志应诚心诚意遵守大会《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继续贯彻、努力，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严重处分。”她的几句精辟的金石良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拍手赞成，“一致通过”。[①⑥]同一天，她还为《华商报》题写了“争取革命的三民主义实现，为永久的民主和平奋斗”[①⑦]的新年贺词，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期愿和对同志们的勖勉。
结语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当权派进行长期斗争中分化出来的。它继承了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从此，使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由反蒋救国转变到了公开推翻蒋政权”的时期。并且由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既是寄托在政治上的瓦解蒋政权的统治，又是“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在战场上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上的，所以“民革”的成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得到中共的帮助与支持。”[①⑧]正因如此，“民革”的建立，使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斗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不仅从此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和战斗姿态站在人民一边，而且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沉重地打击和孤立了蒋介石统治集团，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分崩离析，从而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同时，也使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从而扩大和加强了人民革命战线的力量。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是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它坚持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但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问题上，最初它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以后，随着革命的发展，通过实际的教育，这个问题才逐步得到正确的解决。
“民革”的成立和“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纲领的制定，实现了何香凝1942年以来的夙愿。从该组织的发起和创建的全部过程中，可以充分反映出何香凝所起着的关键性作用，和她认真实干及苦心团结同志的精神。
注释：
①《李济深的略历》，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六辑第21页，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
②林一元：《关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回忆》，载《文史集萃》第六辑第2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③陈此生：《回忆香老》，未刊稿。
④《华商报》1947年3月9日。
⑤张克明：《民革初建前后的片断回忆》，载《团结报》1988年1月9日。
⑥⑦⑧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21～23页。
⑨蕴兄：指朱蕴山。
⑩《团结报》1981年5月9日。
①①朱学范：《光荣的传统，革命的团结》，《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①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3页；另参见《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①③张克明：《民革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①④在《会议记录》和签名红缎上签到的均为38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书为110人；《我与民革四十年》书为“实际上有四、五十人”。均误。
①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印，第121～132页。
①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记录簿》原件。
①⑦《华商报》1948年1月1日。
①⑧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78页；《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作者：尚明轩
广东社会科学 1996年06期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最后决战时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何香凝是“民革”的主要创建人，她参与、指导了该组织发起和创建的全过程，并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讨；同时，就现有论著中一些记载讹误失实之处，予以正误辨讹。
筹划发起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广大民主爱国人士对其已完全丧失信心。何香凝为了更有效地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就着手筹划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以便集中力量和国民党当权派进行斗争。
1943年4月，何香凝定居广西桂林后，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接触，研讨时局，商议对策。一致认为要改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除了要广泛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外，同时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进行斗争，于是便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她和李济深还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省的地方实力派联系，以寻求支持，争取一致行动。
当时，何香凝曾与李济深“谈过组织政党的问题”，还提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她才肯签名。”[①]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何香凝等退到昭平和贺县八步，李济深为首的一部分人回到广西苍梧县原籍大坡山，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酝酿组织的工作便分头进行。他们分别草拟了组织章程，并与在广东罗定县率领部分十九路军旧部抗日的蔡廷锴建立联系，共同“磋商成立组织问题，取得一致意见。”[②]从而着手进行准备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也随之将迎接一场新的斗争和新的考验。
何香凝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很明确，她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极其愤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便更加积极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进一步拟出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案，提出了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主张。同年10月，她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开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
1946年3月，在讨论组织命名时，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意回避“国民党”三个字，后经何香凝力争，乃决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4月，在广州市光寿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住宅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外公开用“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促”的建立，是何香凝和李济深等长期联络国民党民主人士和积极筹备的结果。何香凝为“民促”的组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民促”成立后即在广州等地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作为宣传阵地。不久，它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权派的破坏。《现代》月刊遭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该会中央理事会迁往香港。当时，已在香港的何香凝明确表明与中共合作的坚定态度，她旗帜鲜明地说：“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③]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
何香凝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和联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因此，她在香港的住处坚尼地道25号，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谈话的场所。有时请一些中共人士讲讲国内外形势，大家都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遇到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来访问时，何香凝总是向他们说明大势所趋，指出前途，劝他们及早投身到民主派和人民的一边。
1946年11月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连续颁发什么“戡乱”动员令，撤销政治协商会议令，宣布民主党派非法令等等，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民主人士进一步遭到迫害和打击，如冯玉祥被排挤赴美“考察水利”，李济深、朱学范等被“开除党籍”和遭通缉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为团结自救，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迫切需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其时，朱学范和李济深等一些民主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到了香港，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同时也开始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工作。
翌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并提出恢复孙中山革命精神等7点挽救时局意见。[④]这是“民主派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的先声。”[⑤]4月底，李济深和朱学范一道到何香凝家中去，正式商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问题。何香凝与李济深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破坏停战协定，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再和他们讲团结，希望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了。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⑥]他们还决定分头给国民党内的爱国军政人员写信，宣传他们的政见，联络商谈联合问题。
何香凝在这次商谈中，情绪很高，激昂陈词道：“（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当代的救国政策，但蒋介石背叛了这个救国政策。我……一直坚持斗争，蒋介石如能听进一点忠告的话，国民党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又说：“打内战总归是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总会有后悔莫及的一天。”“当前面对内战局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打倒蒋介石。而这些人都对（孙）总理有极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国的道理最能说服他们，从而团结他们走联共的康庄大道。”她还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士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分和平的力量……”又说：“现在正是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团结一切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共同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推翻蒋政权，建立新政府。”并一再强调指出：“此事确实刻不容缓！”[⑦]
朱学范事后追忆道：“这次，我能与何香凝这样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共商革命大计，感到无比振奋！……有何香凝参与筹划和领导，我对成立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组织，推翻蒋政权，便有了坚实的信心。”[⑧]
同年5月4日，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朱学范、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和陈此生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上，把成立民主派联合组织的问题正式确定下来，并开始筹备工作，同时决定由李济深和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在上海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也是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领导人到港，共同策划大联合和成立新组织。这封联名信是在同年的初夏时节，写给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和陈铭枢四人的。为便于携带，这封信是用秘密通讯办法写在一块手掌大小的白绸布上。信上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⑨]面报。”[⑩]该信传到之后，上海方面的“民联”领导人便陆续到了香港，并积极参加筹备工作。
与此同时，朱学范自美国旧金山抵达香港，向李济深、何香凝递交了一封冯玉祥的亲笔信，汇报了冯玉祥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新组织的事要依靠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自己来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来，孤立蒋政权”等建议，何香凝与李济深对冯玉祥“所谈各节，一致表示赞同。”[①①]于是，他们抓紧行动，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租了二楼的一层房间作为筹备处，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以促成民主派大联合。
全身心地投入创建“民革”
在创建“民革”的筹备工作中，何香凝全力以赴，惨淡经营，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首先，表现在讨论确定组织名称上。对这个问题大家意见纷纭，分歧颇大。柳亚子代表上海“民联”方面提出新组织定名应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蔡廷锴建议建立“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认为这个名称富有时代气息，最能迎合当时反独裁、反内战运动之需要；又有人提出定名为“中国民主党”是最合适的；等等。何香凝则主张这个革命组织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很多人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它已被搞臭了，如不明确是国民党左派，不易被人接受，对开展工作不利。何香凝说：“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①②]她简单的几句话，使大家对新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仍有不同意见。经过座谈会和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反复商讨，何香凝又重申了自己的理由，坚决主张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并一再强调说：“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她还说：“我的目的不仅要团结原先已经进步的民主人士，更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孤立蒋介石，推翻蒋政权……”。同时，又有朱蕴山、李济深等人的赞同和解释，最后大家对新组织的名称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致同意，并“拍手称赞”。[①③]
其次，在商定新组织主要领导人选问题上。何香凝认定，唯有宋庆龄才能担此重任。由于“民革”是继续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而宋庆龄几十年来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海内外赢得普遍敬仰和享有崇高威望，因此，她极力推崇宋庆龄。的确，为了提高新组织对国民党内民主力量的号召力，主要领导人是非宋庆龄莫属的。当何香凝的提议得到赞同后，她又与李济深、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瑗六人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来港领导工作。宋庆龄经过慎密的考虑，认为以她特殊的身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决定不参加，但对成立“民革”表示赞同和支持。
1947年10月在毛泽东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号召下，何香凝和李济深等加快了筹建新组织工作的进度。从1947年10月底至1948年元旦的两个来月中，可以说是最为紧张的工作阶段。在这两个月中，曾经连续举行了三次筹备委员会议、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一次开幕式、一次代表大会）、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和两次秘书处会议、一次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另外又举行了宣言纲领及告同志书审查委员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议和组织法审查委员会议。以上的10多次会议，除个别小型会议外，何香凝都亲自参加，并一一发言阐述自己的意见，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专书、论著和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等，虽基本描绘出一些主要会议的梗概，但内容殊欠完全，且多语焉不详，特别是在时间、参加会议人员和重要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的缺漏和讹误失实。现依原始档案资料，予以拾遗补缺，并对时人记述中的讹误进行订谬。
据《筹委会记录正本》（原件）记载（以下引文均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于10月31日、11月8日下午和11月11日上午10时，共举行了三次。由于筹备委员一再增补，每次会议出席人数不一。第一次参加者11人，依签名先后为序是柳亚子、何香凝、蔡廷锴、张文、王葆真、邓初民、李济深、梅龚彬、朱蕴山、朱学范和陈此生。第二次参加者增至15人，第三次参加者19人。
在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上，除会议主席李济深报告发起召集联合代表大会及成立筹备会经过，柳亚子报告本月28日谈话会决议及以前历届谈话会经过，邓初民报告上海情形外，主要讨论了筹委会下设机构、人选及出席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决定秘书处由柳亚子任秘书长，李章达、郭春涛为副秘书长，另有邓初民等6人为秘书；财务委员会推举何香凝任召集人，李济深等8人为委员，梅龚彬为秘书；文件起草委员会推举柳亚子为召集人，谭平山等9人为委员。出席代表大会的人选，决议“除秘书处提出之名单外，请各委员提名，统交第二次筹委会通过。”记录上并无如有的著述中所载“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之事。
在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议上，除追认或增设筹备委会下属机构和人事变动外，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代表大会的“开幕决定11月12日”，至于正式会议则“视各地重要代表到达情形而定，但必要时得召开预备会议或座谈会。”（2）柳亚子、邓初民和朱蕴山提出的开除蒋介石国民党籍案，决议“保留下会讨论”（后决议“送请大会讨论”）。何香凝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三项议案，即“拟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增加革命力量案”、“商请各民主党派派代表组织党派联席会议，共商革命进行之纲领及实施之步骤案”和“公开征求民主人士入党案”。以上三案，决议“送请大会讨论”。
在第三次筹备委员会议上，主要讨论了秘书处所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和文委会所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并通过了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秩序、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规程及人选和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1月12日上午10时，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38人。[①④]大会选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22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推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何香凝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由李济深致开幕词，他讲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经过及政治主张，并说：“今天适好是（孙）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接着，何香凝发表讲演，她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要点是：
（一）（孙）总理遗嘱中有致苏联者，谓中苏两国应永久合作，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尚有一遗嘱与孙夫人，惜此两者均为本党法西斯分子所抹煞。
（二）孙夫人为本会最适当之领袖人物。
（三）宁汉分裂后，本人虽辞去党内各项职务，但对（孙）总理遗教之奉行，始终不懈。
（四）现在复兴本党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真正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实行三大政策。各位同志应当奋起努力。
之后，又有彭泽民、王卓山、蔡廷锴、陈其瑗、朱蕴山、张文和何公敢7人依次先后发表讲演，最后由柳亚子报告了筹备经过，他说：“今天的代表有个人参加的，如元老耆宿，进步分子；有代表团体的如‘民促’、‘民联’之代表；还有福建党务革新会的代表等。本会负有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
柳亚子报告完后，即摄影散会。自始至终并无如有的书上所写的“着重讨论了民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开幕式结束的同日下午和17日下午，召开了两次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17日和24日上午，召开了两次秘书处会议。17日上午，还召开了文委会会议。
据《纪录簿》（原件）记载（以下引文均同），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于12月25日上午10时，在坚尼地道52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何香凝、王葆真、张文、何公敢、蔡廷锴、朱蕴山、谭平山和邓初民9人为主席团成员。并无如有的论著中所述的：“选出了李济深……等16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事。因柳亚子辞去秘书长，推选何公敢为大会秘书长。有的书中书“推选李章达继承主任秘书，李未出度，由梅龚彬代理”之事，是子虚乌有的。大会由李济深致开会词，他说：“本党革命同志在此时代中之任务，为恢复（孙）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介石之伪党及伪政权。”接着，何香凝发表讲演，她提出三点，摘要如下：
（一）蒋介石违反（孙）总理遗教三大政策，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中国主权。昨日之事譬如昨日死，今日之事有如今日生，大家要永继革命的传统，发挥革命力量，来救国、救党、救民，恢复（孙）总理的革命路线。
（二）三大政策中，“容共”应改为“联共”，“扶助农工”应改为“耕者有其田”。中国为一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如是，我们要尊重农民。
（三）我们要本（孙）总理的临终嘱托，才能打倒独裁。
秘书长何公敢报告说：“（1）本会已在（孙）总理诞辰开幕。（2）报到发起人139人，主干为“民联”与“民促”，“民联”32人，“民促”36人，委托代表26人。（3）已起草者有：A.组织法；B.宣言纲领；C.告同志书。（4）昨天主席团决定组织三种委员会：A.组织法审查委员会；B.宣言纲领审查委员会；C.提案审查委员会。”另有谭平山报告了《组织法》起草情况，梅龚彬报告了《宣言纲领》起草情况，吕集义报告了《告同志书》起草情况。
大会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是《宣言提纲草案》、《组织法草案》和《告同志书》的报告，以及三种审查委员会的人选决议。在这次整整开了四个半小时的代表大会上，并无发生如有的书中记载的：决定新旧人士“统称为国民党民主派”之事，也未决定下次大会日期，而是“由主席团决定后通知”。
在中共的关怀和宋庆龄的支持下，“民革”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正式成立。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代表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等整90人，各人签名名单一一载于《纪录簿》中。而在现有的出版物中，对出席人数有者书为“80来位代表”；有者则笼统写作“出席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参加了大会。”均不确。
成立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及《告本党同志书》四个文件。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郑重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孙）总理、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①⑤]大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中央执行委员43人，候补执行委员18人；中央监察委员13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在翌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选出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16人为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从此，何香凝一直是“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民革”成立大会上，当各项议案讨论结束后，何香凝郑重地提出：“今后本会同志应诚心诚意遵守大会《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继续贯彻、努力，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严重处分。”她的几句精辟的金石良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拍手赞成，“一致通过”。[①⑥]同一天，她还为《华商报》题写了“争取革命的三民主义实现，为永久的民主和平奋斗”[①⑦]的新年贺词，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期愿和对同志们的勖勉。
结语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当权派进行长期斗争中分化出来的。它继承了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从此，使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由反蒋救国转变到了公开推翻蒋政权”的时期。并且由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既是寄托在政治上的瓦解蒋政权的统治，又是“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在战场上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上的，所以“民革”的成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得到中共的帮助与支持。”[①⑧]正因如此，“民革”的建立，使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斗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不仅从此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和战斗姿态站在人民一边，而且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沉重地打击和孤立了蒋介石统治集团，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分崩离析，从而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同时，也使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从而扩大和加强了人民革命战线的力量。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是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它坚持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但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问题上，最初它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以后，随着革命的发展，通过实际的教育，这个问题才逐步得到正确的解决。
“民革”的成立和“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纲领的制定，实现了何香凝1942年以来的夙愿。从该组织的发起和创建的全部过程中，可以充分反映出何香凝所起着的关键性作用，和她认真实干及苦心团结同志的精神。
注释：
①《李济深的略历》，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六辑第21页，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
②林一元：《关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回忆》，载《文史集萃》第六辑第2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③陈此生：《回忆香老》，未刊稿。
④《华商报》1947年3月9日。
⑤张克明：《民革初建前后的片断回忆》，载《团结报》1988年1月9日。
⑥⑦⑧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21～23页。
⑨蕴兄：指朱蕴山。
⑩《团结报》1981年5月9日。
①①朱学范：《光荣的传统，革命的团结》，《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①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3页；另参见《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①③张克明：《民革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①④在《会议记录》和签名红缎上签到的均为38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书为110人；《我与民革四十年》书为“实际上有四、五十人”。均误。
①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印，第121～132页。
①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记录簿》原件。
①⑦《华商报》1948年1月1日。
①⑧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78页；《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