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我们读书和写字是从左向右、从上到下,但古人与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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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读过传统的线装书,那是要从上到下、从右向左读的,而这种章法,早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上就已经是如此了。
文物之所以是宝贵,在于它们来自过去,身上携带着来自时光深处的信息。而这“信息”像是被装在一只上了锁的锦盒里,只有拿到钥匙才能完美地打开。
在上一篇《》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于成龙博士为大家解密了康侯,打开了这一西周初年青铜重器的24字铭文密码,本篇接上次话题,从康侯出发,去欣赏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书法。
《康侯》、《禽》、《何尊》[17]、《荆子鼎》[18]、《献侯鼎》[19]、《大保》与《克罍》[20],凡此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通观其章法,均采取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纵势。
请看图↓
图一 《康侯》
《禽》
展开剩余99%
《荆子鼎》
《献侯鼎》
《大保》
《克罍》
此种章法至迟于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习见此种行文格式。商代末年的长篇金文,如《方鼎》[21]、《寝孳方鼎》[22]、戍鼎》[23]、《戍嗣子鼎》[24]、《二祀其卣》[25]、《四祀其壶》[26]、《六祀其卣》[27]、《作册般甗》[28] 及《小臣缶鼎》[29] 等绝大多数,更是固定此种章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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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
《寝孳方鼎》
《戍鼎》
《戍嗣子鼎》
《二祀其卣》
《四祀其壶》
《六祀其卣》
《作册般甗》
《小臣缶鼎》
周人灭商,继而沿用此种行文章法,并未就此革除创新,例见周武王时器《利》[31] 与《天亡》[32]。成王时期,长篇金文增多,除个别之例,均因袭此前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纵势章法[33],是知此行文格式在当时已成为常规。
《利》
《天亡》
同时,在此行文格式中,字与字之间的排列,例如《康侯》,器铭4行24字,每行分布6字,虽然大小参差,但通篇依然保持方整,即后世所云章法中的天头、地角齐平[34]。《大保》书写者将器铭第4行“彝”字拉长,疏可走马;而《戍鼎》器铭第3 行“父乙”三字则间距狭小,密不透风。此两种截然不同的布局均是为保持铭文通篇左下角之方整。由此,书写者在写作过程中是自觉兼顾文字之间的错落。而此错落即形成章法中又一规范——“纵有行,横无列”,从而使文字之间的排列自然、生动。
《康侯》铭文
《大保》
《戍鼎》
《何尊》
《何尊》器铭12行122字,系成王之世长篇金文之首,其章法的控制难度为商代末年最多仅达40余字的金文无可比拟。通观《何尊》,铭文从右至左、自上而下,文字之间排列有方,整体为一规整的方形平面视读空间。据此,知西周成王时期,书写者对于此种章法的运用得心应手。
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章法虽然因袭商代末年,但是,其中亦出现一些显著变化。(未完待续)
--------------------------
注释:
[17] 同[3],11.6014。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涂白奎、黄锦前《隨州叶家山M2所出荆子鼎銘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1月4日发表。
[19] 同[3],5.2626。
[20]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21] 同[3],5.2702。
[22] 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10期。
[23] 同[3],5.2694。
[24] 同[3],5.2708。
[25] 同[3],10.5412。
[26] 同[3],10.5413。
[27] 同[3],10.5414。
[28] 同[3],3.944。
[29] 同[3],5.2653。
[30] 裘锡圭云:“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甲骨卜辞偶尔也有横行的,但是只限于单行,并且跟卜辞与卜兆相配合的需要有关,是一种特
殊情况。在行次的排列上,传统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后期的晚期阶段也已经确立。商代后期龟腹甲左右两半的卜辞,或左、右肩胛骨上的卜辞,其行次方向往往彼此相反。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的铭文和兽骨上的记事文字,几乎全都由右向左排列。可见在当时,一般文字是以左行为常规的。汉字的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基本上为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列排列法所取代。”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45 页。《听》章法系从左至右、自上而下的纵势行文;同时,器铭第4行中,“用作”与“太子”均为横势。此与商代晚期绝大多数金文章法布局迥异,属于特例。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0页;又见《殷周金文集成》, 7.3975。
[31] 同[3],8.4131。
[32] 同[3],8.4261。
[33] 同[3],10.5363。西周成王时期伯壶器、盖同銘,其中盖铭章法从右至左,自上而下;而器铭则是从左至右,自上而下。此为特例。
[34] 张铁民云:“金文大多以端庄、稳重、规整的结体和章法呈现。尤其在章法上,除了保持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法外,十分注重整体的方整性,即天地头的齐平,很少有参差的行角,首行与末行也几乎控制在同一天地水平线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尽管早期金文只有行距,横向无列,字形大小随笔画多寡而变,有一种内在的布局上的错落感,但至行末和文末仍然控制得很平整。这是明显地有意为工的效果,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见张铁民:《中国书法书体的演变》,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第7 页。
(本文摘自《从康侯器铭谈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书法要素》,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于成龙博士。此处为转载,有改动。)
【康侯相关展览信息】
展览: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地点:国家博物馆
展期:2017/3/2 - 5/31(已结束)
【巡展信息】
展览: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地点:上海博物馆
展期:2017/6/29 - 10/8
(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编辑 | 李秀娜
审核 | 孙丽梅
【编者按】
今天,我们读书和写字是从左向右、从上到下,但古人与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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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所以是宝贵,在于它们来自过去,身上携带着来自时光深处的信息。而这“信息”像是被装在一只上了锁的锦盒里,只有拿到钥匙才能完美地打开。
在上一篇《》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于成龙博士为大家解密了康侯,打开了这一西周初年青铜重器的24字铭文密码,本篇接上次话题,从康侯出发,去欣赏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书法。
《康侯》、《禽》、《何尊》[17]、《荆子鼎》[18]、《献侯鼎》[19]、《大保》与《克罍》[20],凡此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通观其章法,均采取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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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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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子鼎》
《献侯鼎》
《大保》
《克罍》
此种章法至迟于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习见此种行文格式。商代末年的长篇金文,如《方鼎》[21]、《寝孳方鼎》[22]、戍鼎》[23]、《戍嗣子鼎》[24]、《二祀其卣》[25]、《四祀其壶》[26]、《六祀其卣》[27]、《作册般甗》[28] 及《小臣缶鼎》[29] 等绝大多数,更是固定此种章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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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
《寝孳方鼎》
《戍鼎》
《戍嗣子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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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臣缶鼎》
周人灭商,继而沿用此种行文章法,并未就此革除创新,例见周武王时器《利》[31] 与《天亡》[32]。成王时期,长篇金文增多,除个别之例,均因袭此前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纵势章法[33],是知此行文格式在当时已成为常规。
《利》
《天亡》
同时,在此行文格式中,字与字之间的排列,例如《康侯》,器铭4行24字,每行分布6字,虽然大小参差,但通篇依然保持方整,即后世所云章法中的天头、地角齐平[34]。《大保》书写者将器铭第4行“彝”字拉长,疏可走马;而《戍鼎》器铭第3 行“父乙”三字则间距狭小,密不透风。此两种截然不同的布局均是为保持铭文通篇左下角之方整。由此,书写者在写作过程中是自觉兼顾文字之间的错落。而此错落即形成章法中又一规范——“纵有行,横无列”,从而使文字之间的排列自然、生动。
《康侯》铭文
《大保》
《戍鼎》
《何尊》
《何尊》器铭12行122字,系成王之世长篇金文之首,其章法的控制难度为商代末年最多仅达40余字的金文无可比拟。通观《何尊》,铭文从右至左、自上而下,文字之间排列有方,整体为一规整的方形平面视读空间。据此,知西周成王时期,书写者对于此种章法的运用得心应手。
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章法虽然因袭商代末年,但是,其中亦出现一些显著变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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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7] 同[3],11.6014。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涂白奎、黄锦前《隨州叶家山M2所出荆子鼎銘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1月4日发表。
[19] 同[3],5.2626。
[20]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21] 同[3],5.2702。
[22] 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10期。
[23] 同[3],5.2694。
[24] 同[3],5.2708。
[25] 同[3],10.5412。
[26] 同[3],10.5413。
[27] 同[3],10.5414。
[28] 同[3],3.944。
[29] 同[3],5.2653。
[30] 裘锡圭云:“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甲骨卜辞偶尔也有横行的,但是只限于单行,并且跟卜辞与卜兆相配合的需要有关,是一种特
殊情况。在行次的排列上,传统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后期的晚期阶段也已经确立。商代后期龟腹甲左右两半的卜辞,或左、右肩胛骨上的卜辞,其行次方向往往彼此相反。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的铭文和兽骨上的记事文字,几乎全都由右向左排列。可见在当时,一般文字是以左行为常规的。汉字的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基本上为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列排列法所取代。”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45 页。《听》章法系从左至右、自上而下的纵势行文;同时,器铭第4行中,“用作”与“太子”均为横势。此与商代晚期绝大多数金文章法布局迥异,属于特例。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0页;又见《殷周金文集成》, 7.3975。
[31] 同[3],8.4131。
[32] 同[3],8.4261。
[33] 同[3],10.5363。西周成王时期伯壶器、盖同銘,其中盖铭章法从右至左,自上而下;而器铭则是从左至右,自上而下。此为特例。
[34] 张铁民云:“金文大多以端庄、稳重、规整的结体和章法呈现。尤其在章法上,除了保持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法外,十分注重整体的方整性,即天地头的齐平,很少有参差的行角,首行与末行也几乎控制在同一天地水平线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尽管早期金文只有行距,横向无列,字形大小随笔画多寡而变,有一种内在的布局上的错落感,但至行末和文末仍然控制得很平整。这是明显地有意为工的效果,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见张铁民:《中国书法书体的演变》,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第7 页。
(本文摘自《从康侯器铭谈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书法要素》,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于成龙博士。此处为转载,有改动。)
【康侯相关展览信息】
展览: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地点:国家博物馆
展期:2017/3/2 - 5/31(已结束)
【巡展信息】
展览: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地点:上海博物馆
展期:2017/6/29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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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秀娜
审核 | 孙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