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炎
诸葛亮与魏延不和的证据，主要来自《三国演义》的“反骨说”和正史中的“子午谷奇谋”被“亮制而不许”。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立场问题，当然不能依据小说家言，而有限的史料亦无法证明诸葛亮是气量狭小之人。单凭“子午谷奇谋”被否决，就断定二人向左向右，略显不够。宋代陈普有句话比较客观：“关羽不能当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阴（韩信）”。意思是说，诸葛亮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牢骚话来看，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有的。这种分歧到底始于何时，需要分析。
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年。
公元223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如果说，三国历史从220年开始的话，那么，223年，才更像真正意义上鼎立的三国。这一年发生了哪些事儿？
蜀汉，刚称帝不久的刘备，走到了人生终点，刘禅即位，改元建兴，诸葛亮和李严开始执政，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国主新丧，人心不稳，雍闿在南方作乱。曹魏，则忙于治丧，大将曹仁死了，曹丕的亲弟弟曹彰死了，精英级谋士、太尉贾诩紧跟着又死了，举国上下，忙的焦头烂额。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一边动工修建黄鹤楼，一边与诸葛亮派来的使者谈判，并缔结了新的联盟条约。
这一年，三国当权者个个在忙自己内部的事儿，对亦已定型的鼎立局面均充满了无奈和挫败感，他们迫切需要解决“上行受阻”的问题。蜀国是“焦”，魏国是“郁”，吴国是“碌”，三国加在一起，恰好就是“焦郁碌”。
此时的魏延在哪儿？在汉中当太守，地接魏国，重兵在握，十分地给力。这一年的魏延，对于蜀魏两国乃至整个三国历史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魏延守，则蜀国安，其他两国也能借机休养生息；魏延若攻魏，三国暂时的平衡立刻就被打破，后果难料；如果此时魏延造反呢？那就简单了，虚弱的蜀国会立刻土崩瓦解，历史又将走向那里去，不好说，但吴魏肯定会高兴地扮演“渔翁”。
孔明向左，魏延向右。
就三国六十年而言，诸葛亮无疑是一位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接受刘备的托孤，还是后来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其目标都是为维护蜀汉政权的延续，套用一个现代词，就叫“维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可称为左派。也就是说，诸葛亮是向左的精英。而在左派人士的眼中，任何公开的、潜在的、能够或具备“企图”改变历史方向的人，大概都是清一色右派。
不幸的是，公元223年的魏延，恰恰具备了这种“能够”，不“被右”也难。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诸葛亮在223年已经将魏延“右化”了。
这一年，雍闿在建宁(今云南曲靖)祸乱蜀国南方，杀了太守正昂，还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建昌太守。对此，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而是忍了两年，积极与孙权修好，直到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了雍闿、孟获。这是为何？是因为内政不稳？恐怕未必。还有比国内发生叛乱更为严重的“不稳”吗？这是其一。其二，大规模调整蜀国军政人事安排，启用了一批年轻的亲信将官，如关兴刚刚弱冠就担任侍中、中监军等要职，费祎、向宠等人均火箭般地升官。另一个托孤大臣李严总管军事，出驻永安。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读历史，不能忽略一个常识，那就是史官叙事的原则--“实录”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掩恶，不虚美” （《史通·惑经》）。根据这个原则，回头再看这两年诸葛亮做的事儿，就会发现不那么简单了：他在担心或提防魏延，向左的迹象很明显。
派邓芝及陈震赴东吴搞统战，表面是针对雍闿的，叫釜底抽薪，其实意在魏延，潜台词就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付任何“来自北方的狼”。有人可能会说，吴蜀联盟一直针对的是魏国呀。当然是对的，但在223年，就不对。因为魏延在汉中挡住了魏国，防范魏国，倒不如说是防范魏延。大家还记得魏延对刘备的承诺不？“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李严坐镇永安，同样具有防范魏延的意思。当这一切安排妥当，诸葛亮才放心南征。他的“两手抓”，是在提醒魏延：对现实的认识必须与我保持一致，否则要你好看。
不得不承认，诸葛亮对于现实情况的认识是超前的，具左派风格；而魏延并未觉悟，认识明显落后于实际情况（如此大好时机居然都不反，满足于在汉中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这种秀才般迟钝的反应，具右派特征。也就是说，公元223年，在思想上，孔明对魏延已经保持了距离，延伸至立场，左右迹象开始明朗化。
左右之殃
对于蜀国，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未来命运的预示性伏笔。常识告诉我们，左右之争，从来就弊大于利，会对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诸葛亮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魏延以帮助，促其转变，而不是担心和提防。由于历史的局限，诸葛亮本身无这觉悟，以至于魏延在“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的路上走得很远。陈寿说得好：“览其（魏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今天来看，右派为何多精英，*丝稀少，恐怕跟他们的“性矜高”不无关系。而左派恰恰相反，精英极少，*丝却众多，恐怕跟他们拥有资源及肚量不够不无关系。赵炎以前曾撰文提到的“蜀汉庸官俱乐部”，就是诸葛亮一手打造的杰作，是左派的局限。左右之争，直接导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
七擒七纵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立场的不同，他否决了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错过了一次再铸辉煌的机会。同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蜀汉的最终灭亡，出于左右之殃。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引鱼豢修的私史《魏略》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这段记载是可信的。鱼豢其人，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比较客观。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诸葛亮想通过传位给魏延，以调和左右或攻守的立场分歧，说明他在弥留之际已经意识到了“左右之殃”；二是以费祎、杨仪等人对魏延进行牵制，体现了他的一贯谨慎。但他神算了一辈子，却没有算到杨仪是个“极左派”，会彻底打乱他的布置，还“被尚方宝剑”了一回，把魏延真的逼“反”了。
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也跟如今所谓的右派“反独裁、不反民族国家”一样，魏延的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关于这一点，裴松之定性说，“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说明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真有狼子野心，乱出杨仪，倒是可信的。
魏延向右，离不开一个“被”字，诸葛亮难逃其咎。左右之殃，今人当慎之戒之。多沟通，调和对立，走向温和的握手，才是于国于民皆有功德的正途。
举本文中造反的雍闿先祖雍齿为例，看刘邦是如何做的。《史记》记载，天下初定，某日高祖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他。”张良说：“如果您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恨，而能在思想和行动上化解恨，包容恨，平息隐藏的危机，高祖才是真高明、大智者！（赵炎）
文/赵炎
诸葛亮与魏延不和的证据，主要来自《三国演义》的“反骨说”和正史中的“子午谷奇谋”被“亮制而不许”。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立场问题，当然不能依据小说家言，而有限的史料亦无法证明诸葛亮是气量狭小之人。单凭“子午谷奇谋”被否决，就断定二人向左向右，略显不够。宋代陈普有句话比较客观：“关羽不能当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阴（韩信）”。意思是说，诸葛亮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牢骚话来看，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有的。这种分歧到底始于何时，需要分析。
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年。
公元223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如果说，三国历史从220年开始的话，那么，223年，才更像真正意义上鼎立的三国。这一年发生了哪些事儿？
蜀汉，刚称帝不久的刘备，走到了人生终点，刘禅即位，改元建兴，诸葛亮和李严开始执政，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国主新丧，人心不稳，雍闿在南方作乱。曹魏，则忙于治丧，大将曹仁死了，曹丕的亲弟弟曹彰死了，精英级谋士、太尉贾诩紧跟着又死了，举国上下，忙的焦头烂额。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一边动工修建黄鹤楼，一边与诸葛亮派来的使者谈判，并缔结了新的联盟条约。
这一年，三国当权者个个在忙自己内部的事儿，对亦已定型的鼎立局面均充满了无奈和挫败感，他们迫切需要解决“上行受阻”的问题。蜀国是“焦”，魏国是“郁”，吴国是“碌”，三国加在一起，恰好就是“焦郁碌”。
此时的魏延在哪儿？在汉中当太守，地接魏国，重兵在握，十分地给力。这一年的魏延，对于蜀魏两国乃至整个三国历史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魏延守，则蜀国安，其他两国也能借机休养生息；魏延若攻魏，三国暂时的平衡立刻就被打破，后果难料；如果此时魏延造反呢？那就简单了，虚弱的蜀国会立刻土崩瓦解，历史又将走向那里去，不好说，但吴魏肯定会高兴地扮演“渔翁”。
孔明向左，魏延向右。
就三国六十年而言，诸葛亮无疑是一位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接受刘备的托孤，还是后来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其目标都是为维护蜀汉政权的延续，套用一个现代词，就叫“维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可称为左派。也就是说，诸葛亮是向左的精英。而在左派人士的眼中，任何公开的、潜在的、能够或具备“企图”改变历史方向的人，大概都是清一色右派。
不幸的是，公元223年的魏延，恰恰具备了这种“能够”，不“被右”也难。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诸葛亮在223年已经将魏延“右化”了。
这一年，雍闿在建宁(今云南曲靖)祸乱蜀国南方，杀了太守正昂，还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建昌太守。对此，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而是忍了两年，积极与孙权修好，直到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了雍闿、孟获。这是为何？是因为内政不稳？恐怕未必。还有比国内发生叛乱更为严重的“不稳”吗？这是其一。其二，大规模调整蜀国军政人事安排，启用了一批年轻的亲信将官，如关兴刚刚弱冠就担任侍中、中监军等要职，费祎、向宠等人均火箭般地升官。另一个托孤大臣李严总管军事，出驻永安。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读历史，不能忽略一个常识，那就是史官叙事的原则--“实录”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掩恶，不虚美” （《史通·惑经》）。根据这个原则，回头再看这两年诸葛亮做的事儿，就会发现不那么简单了：他在担心或提防魏延，向左的迹象很明显。
派邓芝及陈震赴东吴搞统战，表面是针对雍闿的，叫釜底抽薪，其实意在魏延，潜台词就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付任何“来自北方的狼”。有人可能会说，吴蜀联盟一直针对的是魏国呀。当然是对的，但在223年，就不对。因为魏延在汉中挡住了魏国，防范魏国，倒不如说是防范魏延。大家还记得魏延对刘备的承诺不？“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李严坐镇永安，同样具有防范魏延的意思。当这一切安排妥当，诸葛亮才放心南征。他的“两手抓”，是在提醒魏延：对现实的认识必须与我保持一致，否则要你好看。
不得不承认，诸葛亮对于现实情况的认识是超前的，具左派风格；而魏延并未觉悟，认识明显落后于实际情况（如此大好时机居然都不反，满足于在汉中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这种秀才般迟钝的反应，具右派特征。也就是说，公元223年，在思想上，孔明对魏延已经保持了距离，延伸至立场，左右迹象开始明朗化。
左右之殃
对于蜀国，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未来命运的预示性伏笔。常识告诉我们，左右之争，从来就弊大于利，会对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诸葛亮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魏延以帮助，促其转变，而不是担心和提防。由于历史的局限，诸葛亮本身无这觉悟，以至于魏延在“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的路上走得很远。陈寿说得好：“览其（魏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今天来看，右派为何多精英，*丝稀少，恐怕跟他们的“性矜高”不无关系。而左派恰恰相反，精英极少，*丝却众多，恐怕跟他们拥有资源及肚量不够不无关系。赵炎以前曾撰文提到的“蜀汉庸官俱乐部”，就是诸葛亮一手打造的杰作，是左派的局限。左右之争，直接导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
七擒七纵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立场的不同，他否决了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错过了一次再铸辉煌的机会。同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蜀汉的最终灭亡，出于左右之殃。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引鱼豢修的私史《魏略》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这段记载是可信的。鱼豢其人，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比较客观。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诸葛亮想通过传位给魏延，以调和左右或攻守的立场分歧，说明他在弥留之际已经意识到了“左右之殃”；二是以费祎、杨仪等人对魏延进行牵制，体现了他的一贯谨慎。但他神算了一辈子，却没有算到杨仪是个“极左派”，会彻底打乱他的布置，还“被尚方宝剑”了一回，把魏延真的逼“反”了。
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也跟如今所谓的右派“反独裁、不反民族国家”一样，魏延的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关于这一点，裴松之定性说，“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说明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真有狼子野心，乱出杨仪，倒是可信的。
魏延向右，离不开一个“被”字，诸葛亮难逃其咎。左右之殃，今人当慎之戒之。多沟通，调和对立，走向温和的握手，才是于国于民皆有功德的正途。
举本文中造反的雍闿先祖雍齿为例，看刘邦是如何做的。《史记》记载，天下初定，某日高祖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他。”张良说：“如果您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恨，而能在思想和行动上化解恨，包容恨，平息隐藏的危机，高祖才是真高明、大智者！（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