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垫江县（今属重庆市）曾有8个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他们是：李仁福（晓华）、李仁寿（晓村）、李仁宇（文驯）、胡代华、高光禄（逐学）、贺伯升（清明）、孔繁祜（羽翰）、谭正品。虽然他们的人生起点和终点各异，李仁宇、谭正品未走完革命历程，8人中有的在地方党史上还无名姓，但他们的经历所折射出的时代风韵，仍让我浮想联翩，思之难忘。 李仁福、李仁寿兄弟 哥哥战死沙场 弟弟坚持本色 李仁福、李仁寿兄弟是垫江南门外凉水井李家大湾人，仁福1908年出生，仁寿1910年出生。 1928年，黄岑生任两湖小学校长，在垫江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不久又建立了共青团。当时还是学生的李仁福与李仁寿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后，于1929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垫江党组织吸收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在江北中学、成都西南大学学习期间，两兄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运工作，担任秘密交通员。 1931年，李仁福化名李于之、李仁寿化名李化白前往北平，同廖井丹一道从事党的秘密工作。9月，李仁寿任北平共青团市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由于他们在自己租佃的房子内油印传单、召开秘密会议，被房东发觉后向伪政府告了密，李仁寿不幸被捕，和几个进步青年一起被关进监狱。由于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不能定罪，监狱头儿便不时到牢门试探，并拿来白纸，说：若想获得自由，就在这张纸上签个名字。青年们回到牢房和狱里中共党支部的书记研究后，认为白纸上签了名就出狱当然可以，便把名签了。没想到，这是敌人玩的花招。第二天，北平的报纸登了一则消息称：他们年轻人无知误入歧途，出狱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消息传到牢房，青年们绝食3天，表示绝不跨出牢门。李仁福和党支部书记研究后，认为青年们出去后可找党组织另作安排，继续战斗，李仁寿和几个青年才跨出了牢门。 不久，李仁福、李仁寿两兄弟到北平社会科学者联盟工作，并于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两兄弟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8至1941年底，李仁福、李仁寿两兄弟参加了山西抗日决死队。1941年夏，晋西北党委和晋西北行署决定成立“七地委及平原办事处”，加强对敌人的清除。此时，李仁福任四大队队长，他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在太原南马村、里解村击退敌人的进攻，特别是在西谷村附近，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保护了群众，震慑了敌人。这年春节前夕，日伪军300余人一齐向小娄峰村袭来，李仁福带领一连人应战。因敌人居高临下，我军处于被动，李仁福率领全连人奋战两个多小时后，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李仁寿腰部、腿部也受伤，当即晕倒在地。李仁寿苏醒后天已亮，四周都是尸体，听得日军叽里呱啦地乱叫，他灵机一动，马上用身上的血抹在自己脸上、身上，装成死人。万没想到，一个汉奸见到李仁寿身上穿着毛线背心，便用手来脱，李仁寿憋了一口长气，一动也不动，总算没被发现破绽，躲过一劫。下午日寇撤退后，四大队连长张世平来打扫战场，发现李仁福已牺牲，李仁寿还活着，当即找来木板把他抬到老乡家中，迅速送到后方医院。经过手术，从李仁寿身上取出两颗子弹。 李仁寿身体刚好，便问起大哥，才知大哥已牺牲。他大哭一场，默默发誓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大哥和牺牲的战友们复仇。李仁寿在敌占区擅于团结群众，仅在太原就征粮2000多担，筹款伪币百万余元、棉布800余匹、草鞋5000余双，向部队输送新兵800余人，抗日的队伍不断壮大。 1942年，李仁寿调晋绥三专署任副专员，后在晋绥高等法院、晋绥救济委员会、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联合会、华北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多处任职。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李仁寿奉命回渝筹建西南军政委会司法部。1951年调任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在无资金、无干部、无房屋、无经验的情况下，李仁寿慢慢摸索、白手起家，使市联社的业务快速发展，为后来的国营商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战争年代奔波劳累，李仁寿患有脑血栓，久治不愈，他在工作中又忘我劳动，生活艰苦朴素，组织上便让他吃小灶伙食。但他坚持把小灶伙食补助合并到职工食堂，与大伙同吃大灶伙食。国家专门配给他的鸡蛋，他也交到职工食堂和大家分享，住房、家具标准也与职工一样，不搞个人特殊待遇。1958年，李仁寿调任第二钢铁厂厂长，1962年调任市供销合作社社长。 延安和晋绥整风时，李仁寿坐牢的事都是信得过的结论，但在一条极“左”路线影响下，使他的人生蒙上了阴影。文革期间，李仁寿辞世，享年58岁。 胡代华、贺伯升、高光禄 同学3人共赴革命路 胡代华1915年10月出生于垫江城北门外老盐店，父亲胡炳权对儿子读书要求很严，代华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高光禄1913年出生于垫江梅家场（永安乡），小时在家读私塾，后进城在第一高级小学读高小;贺伯升（清明）1916年出生于垫江黄沙三台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思想守旧，请私塾老夫子在家教书，不准儿子上新学。1930年，经叔父说情，才被允许到县城第一高级学堂（现城关一校）上学。 1933年，3人都考入垫江中学，成为同班同学。当时，垫江中学校长陈川江及其带来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信奉国家主义，并在学校大力发展学生参加中国青年党（主要由地主、资本家、军阀、政客及部分知识分子组成），有时甚至在课堂大肆诬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共妻”“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引起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郑华、李仁宇等一批同学的反感，他们戏称校长等人为“狮子狗”。 学校组织的“打狗队”，胡代华是领头人。他常和一些青年党的学生争论：“你们说共产党坏，为什么它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总是打胜仗？”从对共产党有初步认识，到后来在高光禄手上读了《国难三日刊》，胡代华更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 离开垫江中学后，3人暂时分离。胡代华到重庆考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校），高光禄进入成都协进中学高中部，贺伯升入重庆求精中学。这段时期，胡代华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由漆鲁鱼发起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长江两岸、嘉陵江畔活跃着同学们救国宣传的身影―― “八一三剧团”“暴风歌咏队”每逢周末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胡代华在茶馆、南岸文峰塔下向群众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不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协进中学是成都10多所中学中有名的共产党人“窝子”，校长肖华清就是共产党员，高光禄参加了同学车崇英在校发展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抗日救国。贺伯升在求精中学参加了学生联合会及其读书会。后爱国同学在巴县办民众夜校，贺伯升当了夜校的老师，教农民识字。在各自的学校，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进步师生，不断接收到的新知识、新形势使他们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思想日益牢固。 1936年底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使胡代华认清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坚定了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1937年10月，胡代华到求精中学约贺伯升前往成都找高光禄，3人商议一道前往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3人通过省学联的安排，到成都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没多久，重庆高工校和成都方向又分别来了7个前往延安的学生。10个青年带着火热的心于1937年秋末冬初出发，第1天顺利到广元，第2天到陕西宁强，第3天到西安已深更半夜，经过甩掉一个国民党军官跟踪的虚惊，辗转拿着介绍信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地报了到。他们到达延安后，通过口试，10个人都被录取了，有的分配到青训班学习，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3人分配到位于山西洪洞白石村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日寇进攻，不久又转移到延安以南的洛川城外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3人积极努力，进步很快，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贺伯升、高光禄分配到129师，胡代华留延安中央警卫营任文化教员。 1939年，胡代华由警卫营调军委军工局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分配到制图组工作，不久调工厂机修部工作。在抗日前线，高光禄参加了太行山地区襄垣、黄碾、沁县等地的战役。贺伯升作战英勇，后升任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副政治委员。 1949年，进军入川，贺伯升任重庆通信技术学校政治委员，后调北京电信工程学院、通信雷达工程学院、通信兵后勤部等任职。1978年6月24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2岁。 1958年，高光禄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政治教官。1965年，调轻工业部任生产技术司司长。“四人帮”横行时，他坚持真理，经受严峻的考验，1984年离休。199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50年，胡代华回成都，是第一批接管成都的12个军代表之一。后调重庆长安机器厂，不久又调西安机器专科学校，晚年调回江津白沙五机部干部管理学校当副校长。在西安机器专科学校，由于1958年新调来的副校长行政级别比胡代华低，为了摆平工资级别关系，胡代华老干部照顾新干部，自动降了一级，当时领导还表扬他“顾全大局，日后涨工资时给他补上”。但一些人揪住“工资降了一级”不放，不断追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1983年胡代华去世后，人们从他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里，发现他曾写的一些申诉材料，都是关于延安“抢救运动”时被打成“复兴社特务”的。为这冤案，他申诉了几十年，谁也没讲过，默默承受着，直至去世也没有得到昭雪。 孔繁祜 坚持革命 党籍失而复得 孔繁祜1908年5月出生于垫江普顺乡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在家读旧制小学，后入垫江中学。毕业后，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垫江早期共产党员何超腾受聘在省万师担任体育教员，经常利用传授体育知识和开展活动的机会向学校师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孔繁祜听后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也参加共产党。 1930年，孔繁祜去上海寻找救国出路，不久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进步活动，并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宋庆龄在上海组织反帝大同盟，孔繁祜也参加其中的活动。1936年，孔繁祜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大哥孔繁祺专程去上海营救，后因证据不足，得以出狱。 1937年，孔繁祜受党组织派遣，到下川东奉节、云阳、巫山一带活动，发展党的组织。下半年先后在梁平中学、垫江中学任教，从事地下活动。1938年，经川北、西安、广元等地去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孔繁祜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报告。年底，因猩红热病回南方治疗。病愈后，孔繁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在垫江普顺中心小学和垫城简易师范任教，向师生传播革命思想。 1949年初，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派钟鼎铭等人组织清理恢复忠县、梁平、垫江3地党的工作，决定将周嘉、普顺两个地下党小组合并成立普顺支部。支部成立后，由孔繁祜任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扩大群众基础，组织农民参加农翻会，以“生辰会”“姐妹会”等方式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宣传活动，领导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壮大革命力量。又派其弟孔繁禄打入地方武装，从事策反活动。这些都为梁平、垫江特支在边区活动创造了条件。 垫江解放后，孔繁祜出任普顺乡政治指导员、乡农会主席，领导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由于其兄在台湾，组织上个别人错误决定，停止了他的党籍。后调高安小学当校长，作统战对象看待。1961年6月病逝，终年54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组织上承认了孔繁祜的党籍。 李仁宇 从革命青年到三青团负责人 李仁宇出生于垫城南内街县政府对面（今垫江县委住地）李宅。1933年入垫江中学，与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等成为同学。他的同伴也是同班同学郑华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常在寝室偷偷阅读《西行漫记》等读物。一天李仁宇发现了，要郑华给他看，由此得到思想启蒙，并在进步同学组织的“打狗”活动中得到锻炼。 垫江中学毕业后，李仁宇又读了两年私塾，然后去北平学习，在学校图书馆读到很多进步书籍。碰到李仁福后，仁福给他介绍了一个共青团员。在这个青年团员的带领下，他投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积极投身北京学联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李仁福的影响下，李仁宇也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转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鲁艺”学习结业后，组织派他去晋绥一个学校工作，却突然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称其父病危，急需李仁宇回家料理事务。回垫江后，李仁宇才知是父母骗他回家结婚。 1940年婚后，李仁宇到成都考入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同系的罗秉文、何光璃（维克）均为学校“民先”成员，了解仁宇的情况后，恢复了他的“民先”身份。他们团结进步同学张光苍（楚芹）、许可（江海）等出墙报《草堂小品》，办《诗歌生活》，十分活跃。1941年我考入光华，在垫江同乡会上认识了仁宇，回校后他邀我参加了“诗歌生活社”。1942年春，党组织派赵枫野（传绅）来校领导“民先”活动，我们在校门口开办“心知”书店，出售《新华日报》、《群众》《解放》《论持久战》等进步书刊。
抗日战争时期，垫江县（今属重庆市）曾有8个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他们是：李仁福（晓华）、李仁寿（晓村）、李仁宇（文驯）、胡代华、高光禄（逐学）、贺伯升（清明）、孔繁祜（羽翰）、谭正品。虽然他们的人生起点和终点各异，李仁宇、谭正品未走完革命历程，8人中有的在地方党史上还无名姓，但他们的经历所折射出的时代风韵，仍让我浮想联翩，思之难忘。 李仁福、李仁寿兄弟 哥哥战死沙场 弟弟坚持本色 李仁福、李仁寿兄弟是垫江南门外凉水井李家大湾人，仁福1908年出生，仁寿1910年出生。 1928年，黄岑生任两湖小学校长，在垫江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不久又建立了共青团。当时还是学生的李仁福与李仁寿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后，于1929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垫江党组织吸收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在江北中学、成都西南大学学习期间，两兄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运工作，担任秘密交通员。 1931年，李仁福化名李于之、李仁寿化名李化白前往北平，同廖井丹一道从事党的秘密工作。9月，李仁寿任北平共青团市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由于他们在自己租佃的房子内油印传单、召开秘密会议，被房东发觉后向伪政府告了密，李仁寿不幸被捕，和几个进步青年一起被关进监狱。由于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不能定罪，监狱头儿便不时到牢门试探，并拿来白纸，说：若想获得自由，就在这张纸上签个名字。青年们回到牢房和狱里中共党支部的书记研究后，认为白纸上签了名就出狱当然可以，便把名签了。没想到，这是敌人玩的花招。第二天，北平的报纸登了一则消息称：他们年轻人无知误入歧途，出狱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消息传到牢房，青年们绝食3天，表示绝不跨出牢门。李仁福和党支部书记研究后，认为青年们出去后可找党组织另作安排，继续战斗，李仁寿和几个青年才跨出了牢门。 不久，李仁福、李仁寿两兄弟到北平社会科学者联盟工作，并于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两兄弟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8至1941年底，李仁福、李仁寿两兄弟参加了山西抗日决死队。1941年夏，晋西北党委和晋西北行署决定成立“七地委及平原办事处”，加强对敌人的清除。此时，李仁福任四大队队长，他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在太原南马村、里解村击退敌人的进攻，特别是在西谷村附近，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保护了群众，震慑了敌人。这年春节前夕，日伪军300余人一齐向小娄峰村袭来，李仁福带领一连人应战。因敌人居高临下，我军处于被动，李仁福率领全连人奋战两个多小时后，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李仁寿腰部、腿部也受伤，当即晕倒在地。李仁寿苏醒后天已亮，四周都是尸体，听得日军叽里呱啦地乱叫，他灵机一动，马上用身上的血抹在自己脸上、身上，装成死人。万没想到，一个汉奸见到李仁寿身上穿着毛线背心，便用手来脱，李仁寿憋了一口长气，一动也不动，总算没被发现破绽，躲过一劫。下午日寇撤退后，四大队连长张世平来打扫战场，发现李仁福已牺牲，李仁寿还活着，当即找来木板把他抬到老乡家中，迅速送到后方医院。经过手术，从李仁寿身上取出两颗子弹。 李仁寿身体刚好，便问起大哥，才知大哥已牺牲。他大哭一场，默默发誓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大哥和牺牲的战友们复仇。李仁寿在敌占区擅于团结群众，仅在太原就征粮2000多担，筹款伪币百万余元、棉布800余匹、草鞋5000余双，向部队输送新兵800余人，抗日的队伍不断壮大。 1942年，李仁寿调晋绥三专署任副专员，后在晋绥高等法院、晋绥救济委员会、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联合会、华北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多处任职。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李仁寿奉命回渝筹建西南军政委会司法部。1951年调任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在无资金、无干部、无房屋、无经验的情况下，李仁寿慢慢摸索、白手起家，使市联社的业务快速发展，为后来的国营商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战争年代奔波劳累，李仁寿患有脑血栓，久治不愈，他在工作中又忘我劳动，生活艰苦朴素，组织上便让他吃小灶伙食。但他坚持把小灶伙食补助合并到职工食堂，与大伙同吃大灶伙食。国家专门配给他的鸡蛋，他也交到职工食堂和大家分享，住房、家具标准也与职工一样，不搞个人特殊待遇。1958年，李仁寿调任第二钢铁厂厂长，1962年调任市供销合作社社长。 延安和晋绥整风时，李仁寿坐牢的事都是信得过的结论，但在一条极“左”路线影响下，使他的人生蒙上了阴影。文革期间，李仁寿辞世，享年58岁。 胡代华、贺伯升、高光禄 同学3人共赴革命路 胡代华1915年10月出生于垫江城北门外老盐店，父亲胡炳权对儿子读书要求很严，代华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高光禄1913年出生于垫江梅家场（永安乡），小时在家读私塾，后进城在第一高级小学读高小;贺伯升（清明）1916年出生于垫江黄沙三台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思想守旧，请私塾老夫子在家教书，不准儿子上新学。1930年，经叔父说情，才被允许到县城第一高级学堂（现城关一校）上学。 1933年，3人都考入垫江中学，成为同班同学。当时，垫江中学校长陈川江及其带来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信奉国家主义，并在学校大力发展学生参加中国青年党（主要由地主、资本家、军阀、政客及部分知识分子组成），有时甚至在课堂大肆诬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共妻”“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引起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郑华、李仁宇等一批同学的反感，他们戏称校长等人为“狮子狗”。 学校组织的“打狗队”，胡代华是领头人。他常和一些青年党的学生争论：“你们说共产党坏，为什么它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总是打胜仗？”从对共产党有初步认识，到后来在高光禄手上读了《国难三日刊》，胡代华更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 离开垫江中学后，3人暂时分离。胡代华到重庆考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校），高光禄进入成都协进中学高中部，贺伯升入重庆求精中学。这段时期，胡代华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由漆鲁鱼发起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长江两岸、嘉陵江畔活跃着同学们救国宣传的身影―― “八一三剧团”“暴风歌咏队”每逢周末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胡代华在茶馆、南岸文峰塔下向群众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不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协进中学是成都10多所中学中有名的共产党人“窝子”，校长肖华清就是共产党员，高光禄参加了同学车崇英在校发展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抗日救国。贺伯升在求精中学参加了学生联合会及其读书会。后爱国同学在巴县办民众夜校，贺伯升当了夜校的老师，教农民识字。在各自的学校，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进步师生，不断接收到的新知识、新形势使他们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思想日益牢固。 1936年底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使胡代华认清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坚定了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1937年10月，胡代华到求精中学约贺伯升前往成都找高光禄，3人商议一道前往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3人通过省学联的安排，到成都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没多久，重庆高工校和成都方向又分别来了7个前往延安的学生。10个青年带着火热的心于1937年秋末冬初出发，第1天顺利到广元，第2天到陕西宁强，第3天到西安已深更半夜，经过甩掉一个国民党军官跟踪的虚惊，辗转拿着介绍信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地报了到。他们到达延安后，通过口试，10个人都被录取了，有的分配到青训班学习，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3人分配到位于山西洪洞白石村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日寇进攻，不久又转移到延安以南的洛川城外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3人积极努力，进步很快，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贺伯升、高光禄分配到129师，胡代华留延安中央警卫营任文化教员。 1939年，胡代华由警卫营调军委军工局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分配到制图组工作，不久调工厂机修部工作。在抗日前线，高光禄参加了太行山地区襄垣、黄碾、沁县等地的战役。贺伯升作战英勇，后升任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副政治委员。 1949年，进军入川，贺伯升任重庆通信技术学校政治委员，后调北京电信工程学院、通信雷达工程学院、通信兵后勤部等任职。1978年6月24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2岁。 1958年，高光禄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政治教官。1965年，调轻工业部任生产技术司司长。“四人帮”横行时，他坚持真理，经受严峻的考验，1984年离休。199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50年，胡代华回成都，是第一批接管成都的12个军代表之一。后调重庆长安机器厂，不久又调西安机器专科学校，晚年调回江津白沙五机部干部管理学校当副校长。在西安机器专科学校，由于1958年新调来的副校长行政级别比胡代华低，为了摆平工资级别关系，胡代华老干部照顾新干部，自动降了一级，当时领导还表扬他“顾全大局，日后涨工资时给他补上”。但一些人揪住“工资降了一级”不放，不断追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1983年胡代华去世后，人们从他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里，发现他曾写的一些申诉材料，都是关于延安“抢救运动”时被打成“复兴社特务”的。为这冤案，他申诉了几十年，谁也没讲过，默默承受着，直至去世也没有得到昭雪。 孔繁祜 坚持革命 党籍失而复得 孔繁祜1908年5月出生于垫江普顺乡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在家读旧制小学，后入垫江中学。毕业后，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垫江早期共产党员何超腾受聘在省万师担任体育教员，经常利用传授体育知识和开展活动的机会向学校师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孔繁祜听后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也参加共产党。 1930年，孔繁祜去上海寻找救国出路，不久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进步活动，并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宋庆龄在上海组织反帝大同盟，孔繁祜也参加其中的活动。1936年，孔繁祜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大哥孔繁祺专程去上海营救，后因证据不足，得以出狱。 1937年，孔繁祜受党组织派遣，到下川东奉节、云阳、巫山一带活动，发展党的组织。下半年先后在梁平中学、垫江中学任教，从事地下活动。1938年，经川北、西安、广元等地去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孔繁祜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报告。年底，因猩红热病回南方治疗。病愈后，孔繁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在垫江普顺中心小学和垫城简易师范任教，向师生传播革命思想。 1949年初，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派钟鼎铭等人组织清理恢复忠县、梁平、垫江3地党的工作，决定将周嘉、普顺两个地下党小组合并成立普顺支部。支部成立后，由孔繁祜任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扩大群众基础，组织农民参加农翻会，以“生辰会”“姐妹会”等方式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宣传活动，领导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壮大革命力量。又派其弟孔繁禄打入地方武装，从事策反活动。这些都为梁平、垫江特支在边区活动创造了条件。 垫江解放后，孔繁祜出任普顺乡政治指导员、乡农会主席，领导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由于其兄在台湾，组织上个别人错误决定，停止了他的党籍。后调高安小学当校长，作统战对象看待。1961年6月病逝，终年54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组织上承认了孔繁祜的党籍。 李仁宇 从革命青年到三青团负责人 李仁宇出生于垫城南内街县政府对面（今垫江县委住地）李宅。1933年入垫江中学，与胡代华、高光禄、贺伯升等成为同学。他的同伴也是同班同学郑华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常在寝室偷偷阅读《西行漫记》等读物。一天李仁宇发现了，要郑华给他看，由此得到思想启蒙，并在进步同学组织的“打狗”活动中得到锻炼。 垫江中学毕业后，李仁宇又读了两年私塾，然后去北平学习，在学校图书馆读到很多进步书籍。碰到李仁福后，仁福给他介绍了一个共青团员。在这个青年团员的带领下，他投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积极投身北京学联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李仁福的影响下，李仁宇也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转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鲁艺”学习结业后，组织派他去晋绥一个学校工作，却突然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称其父病危，急需李仁宇回家料理事务。回垫江后，李仁宇才知是父母骗他回家结婚。 1940年婚后，李仁宇到成都考入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同系的罗秉文、何光璃（维克）均为学校“民先”成员，了解仁宇的情况后，恢复了他的“民先”身份。他们团结进步同学张光苍（楚芹）、许可（江海）等出墙报《草堂小品》，办《诗歌生活》，十分活跃。1941年我考入光华，在垫江同乡会上认识了仁宇，回校后他邀我参加了“诗歌生活社”。1942年春，党组织派赵枫野（传绅）来校领导“民先”活动，我们在校门口开办“心知”书店，出售《新华日报》、《群众》《解放》《论持久战》等进步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