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产物。他们的形成复杂、多样，且带有鲜明的群体意识特征。所以，他们归国及归国后的适应问题，既与战后日本政府归国支援迟缓、萨哈林地区政府的消极对应有关，又与他们向群体内部靠拢的“故土”情结密切关联。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当今与俄日两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萨哈林；遗留日本人；日本
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的形成
日俄战争后，依据《朴茨茅斯条约》（1905年），萨哈林岛（中国称库页岛，日称桦太岛）沿着北纬50度线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北部属俄国，南部归日本。此后，大量居民从日本内地迁至南萨哈林。至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此地已有将近50万居民，其中日本人约有38万。此外，由于开发矿山、采煤作业需要，从朝鲜半岛经由日本内地，或从沿海地区经由北萨哈林来此的朝鲜人增多。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日本政府强制招募政策下的强制劳工。至苏军进驻时，南萨哈林有2万～4万朝鲜人。
苏联对日宣战后，由于军队的要求和事态发展，桦太厅负责人将老弱妇孺紧急输送到日本北海道。自8月13日开始至23日苏军进入为止，共疏散约8.8万人。但由于8月23日苏军发布了禁止海上运送日本人回国的命令，对日本居民的紧急疏散便停止了。其后，一些遗留者通过秘密航行返回日本。据估算，至1946年，在北海道登陆的至少有2.4万人。
1946年12月，根据《有关遣返的美苏协定》（1946年11月27日）和《在苏联日本俘虏遣返美苏协定》（1947年12月19日），有关方面对南萨哈林、千岛群岛的日本人实施正式遣返。从1946年12月第一次遣返到1947年的第5次遣返，超过200艘轮船穿越宗谷海峡到达北海道的港口，运送将近30万人，主要迁往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内地。但是，朝鲜人并未作为遣返的对象。
没能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回到日本的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被迫滞留在当地。调查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避免遭受苏联占领军的侵扰、为了养家糊口，无奈地做出了与当地的朝鲜人或俄罗斯人结婚的决定，开始了与当地的俄罗斯人、朝鲜人“共同居住”的过渡时期的生活。当时，战后长期滞留南萨哈林地区的遗留日本人大多为女性。
二、遗留日本人归国现状
1956年日苏邦交正常化以后，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获得了回国的机会，即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回国探亲。1957-1960年，日本人及其家属共计592人回到日本。1989年，在日南萨哈林归国者成立了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交流会），致力于推动国家层面的支援活动。由于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表达回国愿望的申请接连不断和日本民间团体的积极呼吁，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在此背景下，1990年5月，第一批12人踏上日本的土地；6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实地调查。1991年，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开始正式办理回国手续。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11年底，在日定居家庭92个，244人。其中，从南萨哈林地区回国定居家庭73个，199人；从苏联本土回国定居家庭19个，45人。临时回国家庭1949个，2713人。其中，从南萨哈林地区临时回国家庭1725个，2338人；从苏联本土临时回国家庭224个，375人。临时回国后二次回国家庭1458个，2147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地区家庭1297个，1859人；从苏联本土回国的家庭161个，288人。
另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5月31日，定居日本的归国者108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73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85人（包括家属总数218人），来自苏联本土23人（包括家属总数55人）；临时回国总人次2071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924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地区1834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523人），来自苏联本土237人（包括家属总数为401人），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中的九成定居日本的北海道。
至今，在俄罗斯仍有许多滞留未归的日本人，但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可以以临时回国的形式回日探亲的许可。2012年9月，在交流会的努力下，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第44次探亲团体临时回国，团员45人。参观后从北海道的稚内乘船回南萨哈林。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每年有2-3家归国者回到北海道定居。
总体来看，与回国定居者相比，南萨哈林地区的日本人一次和二次临时回国者较多。并且，定居人数在总人数中的比率也大大低于从中国归国者。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南萨哈林地区遗留日本人不忍心丢弃在当地业已习惯的生活，或看到定居家庭的艰难现状，担心再次迁移可能导致新的家庭离散等。
三、案例分析
（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案例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大都经历了许多波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手续不全、国籍不符、政策支援缺乏等；二是不忍心造成新的家庭离散而委曲求全。
战后，日苏两国近十年处于无外交关系状态。尽管在南萨哈林地区滞留日本人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回到祖国日本，但由于冷战关系影响，许多人欲归国却求告无门。日苏恢复邦交以后，负有责任的日本政府又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延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有识之士曾批评道，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表达回国愿望的申请接连不断、日本政府从有关方面已掌握遗留南萨哈林日本人人数（170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至30年后的1990年，生活在南萨哈林地区的遗留日本人“萨哈林北海道人会”成立，它与日本萨哈林同胞会携手推进遗留日本人问题的解决，日本政府才开始采取应对措施。日本政府应对迟缓，无疑使许多南萨哈林归国者错过了回日定居的最佳时机。
案例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H女士，从小就与家人搬迁至南萨哈林。战败时，由于没与姐姐及时联系，不知姐姐乘渔船秘密返回日本的消息，留在了南萨哈林，嫁给了当地的朝鲜人。但因为怀着有朝一日要回日本韵梦想，没有加入苏联国籍。由于当时苏联以家庭为单位的入籍体制，她的家人也全部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们成为在苏联的无国籍者。1958年她申请回日本时，丈夫帮她填写了朝鲜国籍。为此，日本政府没有承认她的日本人身份。1960年，她又有回日本定居的机会，可还是因为她持有朝鲜国籍，没有得到身份认定。这样，回国的事情一拖再拖。1977年她才终于以临时回国的形式回到日本。但最终考虑的结果，她不想放弃在南萨哈林已有的生活，断了回国定居的念头。至今她还生活在南萨哈林。 另外，因为韩国人配偶选择回到韩国生活，致使一些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妻子只好放弃回到自己祖国的愿望，随丈夫到韩国生活。
案例二：对于在萨哈林韩国人来讲，日本战败意味着祖国从殖民地统治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日本投降后就强烈要求从萨哈林回到故乡韩国。考虑到丈夫的感受，又因有了孩子，许多日本人妻子在经历一番纠结后只好做出随丈夫回韩国的决定。在韩国安山市有一个定居场所“故乡村”，这里居住着900多名从日本回来的归国者。他们的日本人妻子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而备受煎熬。日本人妻子G，因为周围的日本人很少，几乎没有机会说日语，从外表看俨然是一个韩国老婆婆。她盼望着回到日本定居，可自从姐姐去世后，她只字不提回日本的事。究其原因是从事支援事业组织不复存在，在日本已经没有了牵挂。当地韩国人称她为日本老婆婆，这一称谓使G倍感苦恼。因为她总是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与历史上日本对当地的殖民统治、战后韩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经济赔偿、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感到羞愧。
以上两个事例表明，无论是选择在俄罗斯定居，还是选择在韩国定居的，都是由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及其家庭独自承担了这一选择的后果，即独自忍受思乡的痛苦。
（二）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后案例分析
初次回到日本的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往往都被安排拜访亲人、朋友，参观工厂、学校和名胜古迹，感受日本的现代科技和发达国家特有的高度文明。这些给绝大多数初次归国者留下了“日本哪儿都好！”的印象。然而，许多人定居日本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案例一：作为韩国人归国运动主要组织者的朴鲁学的妻子是遗留日本人。在日本政府允许家属一同回国的政策下，他与妻子、子女一同从萨哈林回到日本。可是令他终生难忘的是，在他们一家踏上日本土地时，发生了日本妻子和孩子得到了盒饭，而作为韩国人丈夫的他没有配给盒饭、只好分吃孩子盒饭的“盒饭事件”。这种差别待遇的经历，使他及周围的韩国人对日本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并因此对未来在日生活产生不安。
案例二：2012年5月30日，笔者在札幌市参加日本年轻学者后藤举办的“在俄罗斯遗留日本人图片展”时，采访了其中的几位萨哈林归国者。针对“回来定居以后的生活怎么样？有回萨哈林生活的打算吗？”等问题，一位归国者回答说：“在日本不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乡，反而觉得自己是自己国家的移民。”一位手拿着老照片的老妇人说：“像我们这样从萨哈林回来的日本人，都是贫困的人，在日本，普通日本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平时与邻居也不怎么联系，唯一的活动是参加交流会。非常想念在萨哈林的生活，我们来这，就是希望与大家交流，找回当年的一些记忆。”听其中的一位老人说正计划搬回自己的出生地大泊（今天的科尔萨科夫），在他老家房子所在地的大楼租一套公寓为俄罗斯孩子开办一所日语学校。我禁不住追问他，“为什么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呢？”这位67岁的老人回答道：“就像大麻哈鱼要回到它们的出生地一样，我应该在出生地终老一生。”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他们的定居生活是在融入与被排斥、游离于日本社会与主动向群体内部靠拢的并行中度过的。甚至可以说，由于延迟归国，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和自中国归国者一样，为缓解适应和融入的艰难，更多地选择向群体内部靠拢。萨哈林归国者具有的强烈群体意识，弥补了他们无法融入日本社会的情感缺失。正如法国学者马里亚·塞维拉曾指出的，“他们对萨哈林的记忆非常鲜活”，许多人活在50年前消失的萨哈林记忆中。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日本以他们为中心的各种协会十分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以这些团体为中心从事研究、集会活动，每年都要举办聚会和颇具规模的年会活动，重温那段远去的记忆。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也成为他们与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交流的屏障。与此同时，萨哈林归国者多为70～75岁的老人，随着时问的推移，以各种协会为支撑的交流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在北海道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笔者结识了桦太丰原会的尾形秀芳，并获赠桦太丰原会编辑出版的机关杂志《铃谷》两册。经他介绍笔者得知，铃谷作为南萨哈林群山中的最高峰，是当年居住在萨哈林的日本人遥望家乡的所在。如今，回到日本的归国者，通过这个杂志，撰写游记、杂感和回忆性文章。该杂志成为他们情感交流的平台。然而，随着他们日益高龄化，无论是临时归国探亲，还是赴萨哈林访问，对他们来说都越发变得不容易了。前不久从有关报道中获悉，由于归国者年事已高，寄托人们思念之情的杂志《铃谷》在2012年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第27号后停刊了。
四、萨哈林归国者支援团体——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的积极作用
在推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问题上，日本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致力于问题解决的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
1989年，为支援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在日萨哈林归国者成立了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
交流会沿革：
1989年12月8日，萨哈林同胞临时归国促进会建立；1990年5月，第一次萨哈林遗留日本人集体临时归国；1992年12月8日，萨哈林同胞临时归国促进会改为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1999年6月，在东京获得NPO法人认证。
会长小川峡一（81岁），副会长世元（74岁）均为萨哈林生人。在赴萨哈林旅游时，他们发现当地有很多日本人，于是萌生帮助他们回国的想法，并开始在日本国内推动国家层面的支援活动。例如，他们提出“政府应对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和中国遗留孤儿等同视之，负担他们的往返旅费”的要求。最终，他们的积极努力推动了日本政府实地调查的实施。
交流会有会员120名，具体负责临时回国手续的办理、定居者的迎送及身份担保、萨哈林及苏联地区的实地调查、会报的发行等。交流会最初目标是让萨哈林地区350名同胞回国探亲，但由于苏联境内其他地区遗留者的强烈要求，又扩展到居住在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的遗留日本人，使总人数达到600人。1994年，他们又着手临时归国的促进工作。此后，由于一些人打算定居日本，该会又致力于定居的推动工作，如与北海道、东京都、相关市县协商，安排住宅、帮助他们办理家庭裁判所申请等事宜。1989年10月，日本厚生省将萨哈林日本人的临时回国委托给交流会，并支付一定的经费。截至目前，交流会已帮助134个家庭、303人定居日本，3126人次临时回国。
在交流会的积极努力下，自2001年开始，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与中国遗留日本孤儿一样，成为日本政府支援对象。具体支援包括，归国者回到日本以后，可以在日本琦玉县的所泽中心进行六个月的日语学习和生活，接受与定居相关的一系列培训。在中心学习结束以后，归国者本人可享受年金，陪伴家属无工作期间亦可享受国家生活补助等。
由于归国手续简化，越来越多的人回日本定居。但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二代中一些人由于生活习惯及语言障碍、就业困难，无法适应日本社会而返回俄罗斯；三代中的一些人在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无教育资金支持及如何发展的问题。面对萨哈林归国者后代的语言障碍和生活烦恼，交流会也给予关心，并开始考虑帮助他们争取国家支援问题。会长小川指出：“现在，许多上了大学的孩子，都被取消了生活补助，希望早日修改这一制度。”
2012年12月12日，由于交流会的骨干都已进入高龄，交流会决定解散。至此交流会已经从事支援活动长达23年之久。但即便宣布结束使命，主要负责人本着对全体会员负责任的态度，对新组织的建立、确保今后的支援等进行了安排。在他们的精心筹划下，2013年3月，作为后继者的日本萨哈林协会正式启动，并将继续履行对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的支援。
新成立的日本萨哈林协会理事长齐藤弘美表示：“目前，在萨哈林及前苏联地区约有100名日本人怀有与日本联系的愿望。因此，即便是目前临时回国探亲的规模不大，但仍要继续进行各种支援工作，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
摘要：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产物。他们的形成复杂、多样，且带有鲜明的群体意识特征。所以，他们归国及归国后的适应问题，既与战后日本政府归国支援迟缓、萨哈林地区政府的消极对应有关，又与他们向群体内部靠拢的“故土”情结密切关联。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当今与俄日两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萨哈林；遗留日本人；日本
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的形成
日俄战争后，依据《朴茨茅斯条约》（1905年），萨哈林岛（中国称库页岛，日称桦太岛）沿着北纬50度线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北部属俄国，南部归日本。此后，大量居民从日本内地迁至南萨哈林。至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此地已有将近50万居民，其中日本人约有38万。此外，由于开发矿山、采煤作业需要，从朝鲜半岛经由日本内地，或从沿海地区经由北萨哈林来此的朝鲜人增多。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日本政府强制招募政策下的强制劳工。至苏军进驻时，南萨哈林有2万～4万朝鲜人。
苏联对日宣战后，由于军队的要求和事态发展，桦太厅负责人将老弱妇孺紧急输送到日本北海道。自8月13日开始至23日苏军进入为止，共疏散约8.8万人。但由于8月23日苏军发布了禁止海上运送日本人回国的命令，对日本居民的紧急疏散便停止了。其后，一些遗留者通过秘密航行返回日本。据估算，至1946年，在北海道登陆的至少有2.4万人。
1946年12月，根据《有关遣返的美苏协定》（1946年11月27日）和《在苏联日本俘虏遣返美苏协定》（1947年12月19日），有关方面对南萨哈林、千岛群岛的日本人实施正式遣返。从1946年12月第一次遣返到1947年的第5次遣返，超过200艘轮船穿越宗谷海峡到达北海道的港口，运送将近30万人，主要迁往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内地。但是，朝鲜人并未作为遣返的对象。
没能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回到日本的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被迫滞留在当地。调查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避免遭受苏联占领军的侵扰、为了养家糊口，无奈地做出了与当地的朝鲜人或俄罗斯人结婚的决定，开始了与当地的俄罗斯人、朝鲜人“共同居住”的过渡时期的生活。当时，战后长期滞留南萨哈林地区的遗留日本人大多为女性。
二、遗留日本人归国现状
1956年日苏邦交正常化以后，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获得了回国的机会，即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回国探亲。1957-1960年，日本人及其家属共计592人回到日本。1989年，在日南萨哈林归国者成立了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交流会），致力于推动国家层面的支援活动。由于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表达回国愿望的申请接连不断和日本民间团体的积极呼吁，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在此背景下，1990年5月，第一批12人踏上日本的土地；6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实地调查。1991年，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开始正式办理回国手续。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11年底，在日定居家庭92个，244人。其中，从南萨哈林地区回国定居家庭73个，199人；从苏联本土回国定居家庭19个，45人。临时回国家庭1949个，2713人。其中，从南萨哈林地区临时回国家庭1725个，2338人；从苏联本土临时回国家庭224个，375人。临时回国后二次回国家庭1458个，2147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地区家庭1297个，1859人；从苏联本土回国的家庭161个，288人。
另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5月31日，定居日本的归国者108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73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85人（包括家属总数218人），来自苏联本土23人（包括家属总数55人）；临时回国总人次2071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924人），其中，来自南萨哈林地区1834人（包括家属总数为2523人），来自苏联本土237人（包括家属总数为401人），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中的九成定居日本的北海道。
至今，在俄罗斯仍有许多滞留未归的日本人，但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可以以临时回国的形式回日探亲的许可。2012年9月，在交流会的努力下，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第44次探亲团体临时回国，团员45人。参观后从北海道的稚内乘船回南萨哈林。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每年有2-3家归国者回到北海道定居。
总体来看，与回国定居者相比，南萨哈林地区的日本人一次和二次临时回国者较多。并且，定居人数在总人数中的比率也大大低于从中国归国者。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南萨哈林地区遗留日本人不忍心丢弃在当地业已习惯的生活，或看到定居家庭的艰难现状，担心再次迁移可能导致新的家庭离散等。
三、案例分析
（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案例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大都经历了许多波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手续不全、国籍不符、政策支援缺乏等；二是不忍心造成新的家庭离散而委曲求全。
战后，日苏两国近十年处于无外交关系状态。尽管在南萨哈林地区滞留日本人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回到祖国日本，但由于冷战关系影响，许多人欲归国却求告无门。日苏恢复邦交以后，负有责任的日本政府又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延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有识之士曾批评道，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表达回国愿望的申请接连不断、日本政府从有关方面已掌握遗留南萨哈林日本人人数（170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至30年后的1990年，生活在南萨哈林地区的遗留日本人“萨哈林北海道人会”成立，它与日本萨哈林同胞会携手推进遗留日本人问题的解决，日本政府才开始采取应对措施。日本政府应对迟缓，无疑使许多南萨哈林归国者错过了回日定居的最佳时机。
案例一：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H女士，从小就与家人搬迁至南萨哈林。战败时，由于没与姐姐及时联系，不知姐姐乘渔船秘密返回日本的消息，留在了南萨哈林，嫁给了当地的朝鲜人。但因为怀着有朝一日要回日本韵梦想，没有加入苏联国籍。由于当时苏联以家庭为单位的入籍体制，她的家人也全部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们成为在苏联的无国籍者。1958年她申请回日本时，丈夫帮她填写了朝鲜国籍。为此，日本政府没有承认她的日本人身份。1960年，她又有回日本定居的机会，可还是因为她持有朝鲜国籍，没有得到身份认定。这样，回国的事情一拖再拖。1977年她才终于以临时回国的形式回到日本。但最终考虑的结果，她不想放弃在南萨哈林已有的生活，断了回国定居的念头。至今她还生活在南萨哈林。 另外，因为韩国人配偶选择回到韩国生活，致使一些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妻子只好放弃回到自己祖国的愿望，随丈夫到韩国生活。
案例二：对于在萨哈林韩国人来讲，日本战败意味着祖国从殖民地统治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日本投降后就强烈要求从萨哈林回到故乡韩国。考虑到丈夫的感受，又因有了孩子，许多日本人妻子在经历一番纠结后只好做出随丈夫回韩国的决定。在韩国安山市有一个定居场所“故乡村”，这里居住着900多名从日本回来的归国者。他们的日本人妻子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而备受煎熬。日本人妻子G，因为周围的日本人很少，几乎没有机会说日语，从外表看俨然是一个韩国老婆婆。她盼望着回到日本定居，可自从姐姐去世后，她只字不提回日本的事。究其原因是从事支援事业组织不复存在，在日本已经没有了牵挂。当地韩国人称她为日本老婆婆，这一称谓使G倍感苦恼。因为她总是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与历史上日本对当地的殖民统治、战后韩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经济赔偿、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感到羞愧。
以上两个事例表明，无论是选择在俄罗斯定居，还是选择在韩国定居的，都是由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及其家庭独自承担了这一选择的后果，即独自忍受思乡的痛苦。
（二）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后案例分析
初次回到日本的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往往都被安排拜访亲人、朋友，参观工厂、学校和名胜古迹，感受日本的现代科技和发达国家特有的高度文明。这些给绝大多数初次归国者留下了“日本哪儿都好！”的印象。然而，许多人定居日本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案例一：作为韩国人归国运动主要组织者的朴鲁学的妻子是遗留日本人。在日本政府允许家属一同回国的政策下，他与妻子、子女一同从萨哈林回到日本。可是令他终生难忘的是，在他们一家踏上日本土地时，发生了日本妻子和孩子得到了盒饭，而作为韩国人丈夫的他没有配给盒饭、只好分吃孩子盒饭的“盒饭事件”。这种差别待遇的经历，使他及周围的韩国人对日本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并因此对未来在日生活产生不安。
案例二：2012年5月30日，笔者在札幌市参加日本年轻学者后藤举办的“在俄罗斯遗留日本人图片展”时，采访了其中的几位萨哈林归国者。针对“回来定居以后的生活怎么样？有回萨哈林生活的打算吗？”等问题，一位归国者回答说：“在日本不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乡，反而觉得自己是自己国家的移民。”一位手拿着老照片的老妇人说：“像我们这样从萨哈林回来的日本人，都是贫困的人，在日本，普通日本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平时与邻居也不怎么联系，唯一的活动是参加交流会。非常想念在萨哈林的生活，我们来这，就是希望与大家交流，找回当年的一些记忆。”听其中的一位老人说正计划搬回自己的出生地大泊（今天的科尔萨科夫），在他老家房子所在地的大楼租一套公寓为俄罗斯孩子开办一所日语学校。我禁不住追问他，“为什么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呢？”这位67岁的老人回答道：“就像大麻哈鱼要回到它们的出生地一样，我应该在出生地终老一生。”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他们的定居生活是在融入与被排斥、游离于日本社会与主动向群体内部靠拢的并行中度过的。甚至可以说，由于延迟归国，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和自中国归国者一样，为缓解适应和融入的艰难，更多地选择向群体内部靠拢。萨哈林归国者具有的强烈群体意识，弥补了他们无法融入日本社会的情感缺失。正如法国学者马里亚·塞维拉曾指出的，“他们对萨哈林的记忆非常鲜活”，许多人活在50年前消失的萨哈林记忆中。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日本以他们为中心的各种协会十分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以这些团体为中心从事研究、集会活动，每年都要举办聚会和颇具规模的年会活动，重温那段远去的记忆。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也成为他们与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交流的屏障。与此同时，萨哈林归国者多为70～75岁的老人，随着时问的推移，以各种协会为支撑的交流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在北海道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笔者结识了桦太丰原会的尾形秀芳，并获赠桦太丰原会编辑出版的机关杂志《铃谷》两册。经他介绍笔者得知，铃谷作为南萨哈林群山中的最高峰，是当年居住在萨哈林的日本人遥望家乡的所在。如今，回到日本的归国者，通过这个杂志，撰写游记、杂感和回忆性文章。该杂志成为他们情感交流的平台。然而，随着他们日益高龄化，无论是临时归国探亲，还是赴萨哈林访问，对他们来说都越发变得不容易了。前不久从有关报道中获悉，由于归国者年事已高，寄托人们思念之情的杂志《铃谷》在2012年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第27号后停刊了。
四、萨哈林归国者支援团体——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的积极作用
在推动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归国问题上，日本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致力于问题解决的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
1989年，为支援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在日萨哈林归国者成立了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
交流会沿革：
1989年12月8日，萨哈林同胞临时归国促进会建立；1990年5月，第一次萨哈林遗留日本人集体临时归国；1992年12月8日，萨哈林同胞临时归国促进会改为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1999年6月，在东京获得NPO法人认证。
会长小川峡一（81岁），副会长世元（74岁）均为萨哈林生人。在赴萨哈林旅游时，他们发现当地有很多日本人，于是萌生帮助他们回国的想法，并开始在日本国内推动国家层面的支援活动。例如，他们提出“政府应对萨哈林遗留日本人和中国遗留孤儿等同视之，负担他们的往返旅费”的要求。最终，他们的积极努力推动了日本政府实地调查的实施。
交流会有会员120名，具体负责临时回国手续的办理、定居者的迎送及身份担保、萨哈林及苏联地区的实地调查、会报的发行等。交流会最初目标是让萨哈林地区350名同胞回国探亲，但由于苏联境内其他地区遗留者的强烈要求，又扩展到居住在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的遗留日本人，使总人数达到600人。1994年，他们又着手临时归国的促进工作。此后，由于一些人打算定居日本，该会又致力于定居的推动工作，如与北海道、东京都、相关市县协商，安排住宅、帮助他们办理家庭裁判所申请等事宜。1989年10月，日本厚生省将萨哈林日本人的临时回国委托给交流会，并支付一定的经费。截至目前，交流会已帮助134个家庭、303人定居日本，3126人次临时回国。
在交流会的积极努力下，自2001年开始，南萨哈林遗留日本人与中国遗留日本孤儿一样，成为日本政府支援对象。具体支援包括，归国者回到日本以后，可以在日本琦玉县的所泽中心进行六个月的日语学习和生活，接受与定居相关的一系列培训。在中心学习结束以后，归国者本人可享受年金，陪伴家属无工作期间亦可享受国家生活补助等。
由于归国手续简化，越来越多的人回日本定居。但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二代中一些人由于生活习惯及语言障碍、就业困难，无法适应日本社会而返回俄罗斯；三代中的一些人在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无教育资金支持及如何发展的问题。面对萨哈林归国者后代的语言障碍和生活烦恼，交流会也给予关心，并开始考虑帮助他们争取国家支援问题。会长小川指出：“现在，许多上了大学的孩子，都被取消了生活补助，希望早日修改这一制度。”
2012年12月12日，由于交流会的骨干都已进入高龄，交流会决定解散。至此交流会已经从事支援活动长达23年之久。但即便宣布结束使命，主要负责人本着对全体会员负责任的态度，对新组织的建立、确保今后的支援等进行了安排。在他们的精心筹划下，2013年3月，作为后继者的日本萨哈林协会正式启动，并将继续履行对萨哈林遗留日本人的支援。
新成立的日本萨哈林协会理事长齐藤弘美表示：“目前，在萨哈林及前苏联地区约有100名日本人怀有与日本联系的愿望。因此，即便是目前临时回国探亲的规模不大，但仍要继续进行各种支援工作，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