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3岁之前,母爱比父爱更重要。①3岁之后,父亲必须逐步出场,因为在9岁前后,父亲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智慧的母亲总是在孩子9岁前后把教育孩子的接力棒交给孩子的父亲,让孩子接受“男人的课程”。古今中外虽然有不少名人是由寡母带大的,但是,这样的母亲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为“名人”,恰恰也是因为她们不仅是孩子的“慈母”,而且也是孩子的“严父”。
一、父亲的出场
虽然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可能显示出某些一致和共同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父亲的教育方式和母亲的教育方式是有差异的。男人和女人原本在生活方式上就显示出种种不同,女人喜欢“聊天”,男人更愿意“活动”;母亲往往以“说教”的方式教育孩子,父亲却更愿意以“规则”和“示范”的方式让孩子独立地成长。因此,母亲成为家庭中的“慈善大使”,父亲则是家庭中的“法官”,两者一起构成家庭教育中的“严父慈母”结构。
“严父”和“慈母”并非横向的并列关系,比较有效的教育是先由“慈母”陪伴孩子,但在孩子3岁之后,父亲逐步出场,让孩子身边有一个“严父”的权威形象,并由“严父”陪伴,让孩子在9岁前后“建立规则”。
在3岁之前,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撒娇;3岁之后,孩子必须逐步独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孩子3岁之前,母亲给孩子提供温暖、柔软、轻松、宽厚、和解、宽容、包容力、感性,可是,孩子3岁之后,需要父亲给孩子带来力量、规则、秩序、挣扎、抵抗、意志力、理性。“母亲是我们的家,我们来自那里;母亲是大自然,是土地,是海洋,但父亲却没有这些特征。在第一年他和孩子很少接触,这时他的重要性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然而,虽然父亲不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风纪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②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为了孩子将来能够适应真实的社会,必须让孩子在9岁之前学会理解规则并遵守规则。
制订规则之后,父母就退居到守望的位置。父母既不能纵容孩子,也不能对孩子过于苛责。
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做起来常会遇到难题。
二、鲁迅和朱自清遇到的难题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的名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鲁迅的设想是对的,但做起来容易走样。鲁迅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就遇到困难。海婴小时很调皮,鲁迅却一再纵容,以极端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承诺。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例外,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唔!你真可恶。”
在外面玩,小海婴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刮破了手指,就是同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室;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嚎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严色厉地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绝食)来反抗。每到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小海婴在邻居家看到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回家要求也给他买一个。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三十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他就会感到十分烦躁。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他仍然让步了。结果,第一台,小海婴嫌小;换成第二台,仍嫌小;换成第三台,仍嫌小,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结果新鲜了几天,慢慢地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所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三百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他对儿子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答客诮》一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许广平说:“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拘拘为仁,他是绝不肯令海婴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
鲁迅小时候在父亲的严格监管下读书,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任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事实上是将自己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
朱自清的做法与鲁迅相反。朱自清在自己心中为孩子建立了无形的规则,只要孩子稍有冒犯,就会责罚。
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③
三、在“严”与“慈”之间
英国人洛克在谈论家庭教育时曾建议家长以“严格管教”的方式训练儿童的德行以便让儿童“有礼貌”:“儿童越小就越需要严格管教,一旦获得效果之后,便可以放松,改为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④不过,洛克也承认,若管教过于严格,也成问题,必须找到既严格管教又让孩子不至于性格“懦弱”的秘密:
如果他们因为管教太严,精神过于颓唐,他们便会失去他们的活力和勤奋,这种情形较之前者更坏。因为放荡的青年,都是生龙活虎一般,精神十分饱满的,一旦走上轨道,常常可以变成一些能干、伟大的人物。心情沮丧的儿童就不然了,他们的态度是怯懦的,精神是抑郁的,很不容易振作起来,极难做出什么事业。要避免这两方面的毛病,那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技巧的。如果谁能找出一个方法,一方面使得儿童的精神安逸、活泼、自由,同时又能使他抑制自己对于许多事物的欲望,而接近不惯的事物,他便能调和这种表面的矛盾,懂得教育的真正秘诀了。[3]
究竟何种要求才算严格,何种要求又过于严格?这取决于家长的修养与技巧。不过,问题也没那么复杂。按照洛克的思路,如果家长不知道如何把握严格与过度严格的界限,可以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先做权威型父母,再做民主型父母。
父母管理孩子,一般分为放任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风格。放任型父母允许孩子为所欲为,只要他愿意,他可怎么想就怎么做。权威型的父母制订规则,很少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并且期望孩子遵守家里的规则。民主型的父母重视是否公平,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给予孩子许多选择的机会,并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作决定。
研究人员对上述三种家庭中的孩子的适应能力进行了追踪研究,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意外:在放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与其他人合作或者相处,在民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决断能力,在权威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为适应能力最强的人,他们能够自己作决定、遵守规则、善于与他人合作。⑤
权威型父母实际上是那些有威信的父母。生活中的爱与怕让孩子既享受父母的爱,又保持对规则的敬畏。成功的家庭教育总是让孩子的身边有一个或几个最喜爱又最敬畏的人。好家长就是让孩子既“敬畏”又“喜欢”的那个人,坏家长就是只让孩子畏惧而不让孩子喜欢的人。
一两“威信”胜过一公斤“说教”。如果没有威信作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劝说越多,则越令人厌恶。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1分钱也不捐。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由于气愤,不仅未捐款,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
家庭教育的失败,常常因为家长在孩子面前失去了基本的教育威信。威信一旦消失,家长在孩子面前便失去了“话语权”,家长对孩子的苦口婆心的叮嘱或头头是道的劝说就失去了力量。如果家长只有“威严”而不能让孩子“信任”,家长的教育就退化为教训。只有教训而没有教育,会让孩子成为唯唯诺诺的“家奴”,失去堂堂正正做人的自信、尊严和激情。
父母的责任是和孩子约定规则。如果孩子违约,他背离了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家长可以让孩子直接接受惩戒,并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喋喋不休地劝说。喋喋不休,不如三言两语。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不要过于依赖语言的劝说。
9岁前后的孩子除了需要有权威型的父母之外,最好有一个类似于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季宗布老师那样的“重要他人”。白景琦在3岁前后顽劣如“孙悟空”,后来之所以“改邪归正”,第一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权威型母亲;第二是因为他在9岁前后遇到了季宗布那样的能够让他既敬畏又喜欢的“重要他人”。
注释:
① 在这个意义上,韩国人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好孩子的成功来自妈妈1%的改变。”参见张炳惠著,宁莉译:《好孩子的成功来自妈妈的1%的改变》,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弗洛姆语。参见王东华著:《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313页。
③ 有关鲁迅、朱自清如何教育孩子的故事,参见王东华著:《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551页、554―555页。
④ 参见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对译文略有调整。
⑤ 参见珍妮•艾里姆、唐•艾里姆著,柴海鹰译:《养育儿子》,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5页。
参考文献:
[1]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6(6).
[3] 洛克.教育漫话[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8.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15】
责任编辑/刘 烨
在孩子3岁之前,母爱比父爱更重要。①3岁之后,父亲必须逐步出场,因为在9岁前后,父亲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智慧的母亲总是在孩子9岁前后把教育孩子的接力棒交给孩子的父亲,让孩子接受“男人的课程”。古今中外虽然有不少名人是由寡母带大的,但是,这样的母亲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为“名人”,恰恰也是因为她们不仅是孩子的“慈母”,而且也是孩子的“严父”。
一、父亲的出场
虽然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可能显示出某些一致和共同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父亲的教育方式和母亲的教育方式是有差异的。男人和女人原本在生活方式上就显示出种种不同,女人喜欢“聊天”,男人更愿意“活动”;母亲往往以“说教”的方式教育孩子,父亲却更愿意以“规则”和“示范”的方式让孩子独立地成长。因此,母亲成为家庭中的“慈善大使”,父亲则是家庭中的“法官”,两者一起构成家庭教育中的“严父慈母”结构。
“严父”和“慈母”并非横向的并列关系,比较有效的教育是先由“慈母”陪伴孩子,但在孩子3岁之后,父亲逐步出场,让孩子身边有一个“严父”的权威形象,并由“严父”陪伴,让孩子在9岁前后“建立规则”。
在3岁之前,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撒娇;3岁之后,孩子必须逐步独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孩子3岁之前,母亲给孩子提供温暖、柔软、轻松、宽厚、和解、宽容、包容力、感性,可是,孩子3岁之后,需要父亲给孩子带来力量、规则、秩序、挣扎、抵抗、意志力、理性。“母亲是我们的家,我们来自那里;母亲是大自然,是土地,是海洋,但父亲却没有这些特征。在第一年他和孩子很少接触,这时他的重要性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然而,虽然父亲不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风纪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②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为了孩子将来能够适应真实的社会,必须让孩子在9岁之前学会理解规则并遵守规则。
制订规则之后,父母就退居到守望的位置。父母既不能纵容孩子,也不能对孩子过于苛责。
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做起来常会遇到难题。
二、鲁迅和朱自清遇到的难题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的名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鲁迅的设想是对的,但做起来容易走样。鲁迅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就遇到困难。海婴小时很调皮,鲁迅却一再纵容,以极端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承诺。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例外,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唔!你真可恶。”
在外面玩,小海婴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刮破了手指,就是同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室;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嚎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严色厉地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绝食)来反抗。每到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小海婴在邻居家看到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回家要求也给他买一个。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三十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他就会感到十分烦躁。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他仍然让步了。结果,第一台,小海婴嫌小;换成第二台,仍嫌小;换成第三台,仍嫌小,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结果新鲜了几天,慢慢地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所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三百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他对儿子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答客诮》一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许广平说:“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拘拘为仁,他是绝不肯令海婴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
鲁迅小时候在父亲的严格监管下读书,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任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事实上是将自己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
朱自清的做法与鲁迅相反。朱自清在自己心中为孩子建立了无形的规则,只要孩子稍有冒犯,就会责罚。
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③
三、在“严”与“慈”之间
英国人洛克在谈论家庭教育时曾建议家长以“严格管教”的方式训练儿童的德行以便让儿童“有礼貌”:“儿童越小就越需要严格管教,一旦获得效果之后,便可以放松,改为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④不过,洛克也承认,若管教过于严格,也成问题,必须找到既严格管教又让孩子不至于性格“懦弱”的秘密:
如果他们因为管教太严,精神过于颓唐,他们便会失去他们的活力和勤奋,这种情形较之前者更坏。因为放荡的青年,都是生龙活虎一般,精神十分饱满的,一旦走上轨道,常常可以变成一些能干、伟大的人物。心情沮丧的儿童就不然了,他们的态度是怯懦的,精神是抑郁的,很不容易振作起来,极难做出什么事业。要避免这两方面的毛病,那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技巧的。如果谁能找出一个方法,一方面使得儿童的精神安逸、活泼、自由,同时又能使他抑制自己对于许多事物的欲望,而接近不惯的事物,他便能调和这种表面的矛盾,懂得教育的真正秘诀了。[3]
究竟何种要求才算严格,何种要求又过于严格?这取决于家长的修养与技巧。不过,问题也没那么复杂。按照洛克的思路,如果家长不知道如何把握严格与过度严格的界限,可以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先做权威型父母,再做民主型父母。
父母管理孩子,一般分为放任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风格。放任型父母允许孩子为所欲为,只要他愿意,他可怎么想就怎么做。权威型的父母制订规则,很少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并且期望孩子遵守家里的规则。民主型的父母重视是否公平,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给予孩子许多选择的机会,并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作决定。
研究人员对上述三种家庭中的孩子的适应能力进行了追踪研究,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意外:在放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与其他人合作或者相处,在民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决断能力,在权威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为适应能力最强的人,他们能够自己作决定、遵守规则、善于与他人合作。⑤
权威型父母实际上是那些有威信的父母。生活中的爱与怕让孩子既享受父母的爱,又保持对规则的敬畏。成功的家庭教育总是让孩子的身边有一个或几个最喜爱又最敬畏的人。好家长就是让孩子既“敬畏”又“喜欢”的那个人,坏家长就是只让孩子畏惧而不让孩子喜欢的人。
一两“威信”胜过一公斤“说教”。如果没有威信作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劝说越多,则越令人厌恶。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1分钱也不捐。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由于气愤,不仅未捐款,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
家庭教育的失败,常常因为家长在孩子面前失去了基本的教育威信。威信一旦消失,家长在孩子面前便失去了“话语权”,家长对孩子的苦口婆心的叮嘱或头头是道的劝说就失去了力量。如果家长只有“威严”而不能让孩子“信任”,家长的教育就退化为教训。只有教训而没有教育,会让孩子成为唯唯诺诺的“家奴”,失去堂堂正正做人的自信、尊严和激情。
父母的责任是和孩子约定规则。如果孩子违约,他背离了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家长可以让孩子直接接受惩戒,并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喋喋不休地劝说。喋喋不休,不如三言两语。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不要过于依赖语言的劝说。
9岁前后的孩子除了需要有权威型的父母之外,最好有一个类似于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季宗布老师那样的“重要他人”。白景琦在3岁前后顽劣如“孙悟空”,后来之所以“改邪归正”,第一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权威型母亲;第二是因为他在9岁前后遇到了季宗布那样的能够让他既敬畏又喜欢的“重要他人”。
注释:
① 在这个意义上,韩国人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好孩子的成功来自妈妈1%的改变。”参见张炳惠著,宁莉译:《好孩子的成功来自妈妈的1%的改变》,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弗洛姆语。参见王东华著:《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313页。
③ 有关鲁迅、朱自清如何教育孩子的故事,参见王东华著:《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551页、554―555页。
④ 参见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对译文略有调整。
⑤ 参见珍妮•艾里姆、唐•艾里姆著,柴海鹰译:《养育儿子》,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5页。
参考文献:
[1]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6(6).
[3] 洛克.教育漫话[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8.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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