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文进
学术月刊 2015年02期
在对市场经济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机制是近乎完美的，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质疑者(包括马克思学派、激进学派、凯恩斯左派等)则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以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干预来对其加以矫正等。然而，遗憾的是，对拥护者来说，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赞美更多的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理论证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更是远离他们设想的理想状态；对质疑者来说，市场经济虽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却设计不出能够替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来(曾经的设计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情况实际反映了市场机制虽然是有缺陷的，但在资源配置上却又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由此反映人们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也就是从静态的角度而不是从动态的角度认识市场机制支配下的资源配置，从发展过程看，资源配置的动态效率比静态效率更重要。
一、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之美
虽然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在资源配置方面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但关于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却仍然是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
关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一定缺陷这一认识，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该缺陷的范围。自由主义者认为，该缺陷局限在有明显外部性，如公共产品等领域，而在外部性弱的私人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则能够实现或接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公共产品领域，虽然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但“政府失灵”可能更严重。质疑者则认为，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均存在重大缺陷，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
理论上人们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为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机会成本相等、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必须与产品的边际效用相等、每种产品的价格与生产成本相等，而且要求所有生产者之间的资本边际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必须相等，也就是要实现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这样的条件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边际利润率相等与平均利润率相等之间已被证明是不可能同时兼容的(孙洛平，2002)，所以，资源优化配置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已得到公认。然而，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这种状态，无论对拥护者还是质疑者来说都是一种不足，在实际过程中，如何推动实际的资源配置向优化状态靠近，成为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市场机制不能实现人们理想状态下的优化配置，不仅不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反而是它的优势，是人类社会的幸事。如果市场机制真的能够帮助人类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么人类社会在达到这种状态后就会陷入停滞状态，绝对不可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
资源配置如果实现了所谓的最优状态，之所以不是人类社会的幸事而是灾难①，是因为这时整个资源将失去再调整的机会，同时也不再有任何的新增投资机会，而没有调整与投资，也就既没有增长更没有进化，这时整个经济就会落入约翰·穆勒描述的静止状态或者马克思分析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不是人们希望的结果，反而是要极力避免的最差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而增长只能在非均衡状态，或者说不完美的状态中实现。这种情况类似于历史上人们设想的各种理想社会。在这些理想社会中，各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知道，没有矛盾或不足，也就没有进步，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中，人类必然会惨遭淘汰。人类的进步在于不断地克服面临的各种矛盾或挑战，对立统一规律却又决定人类在解决各种矛盾的同时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止境的挑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保证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进化。所以，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达到经典作家理想的社会目标，反而是一种幸事。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的，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是以现实的非完美为基础的。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要不断地发展，也必须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这就需要经济环境的非完美，因为事物的进化只能建立在现实的非完美基础上。正是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人们理想中静态方面的最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为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程度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条件。
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意味着同一时间，不同厂商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消费者之间以及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非均衡，由此会产生资源配置不断的再调整。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利益的非一致性、信息的不完全及非对称性等，尤其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使得同一时间各自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它们之间必然会展开以利益再分配为主要内容而以优胜劣汰为手段的资源配置调整。这种调整的方向虽然是符合资源优化配置要求的，或者说是向着最优化配置的方向运动，但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这种调整又必然是矫枉过正的，也就是原来那些有较大利益的行业或商品，在调整过程中会向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方向运动，而利益较少甚至亏损的行业或商品则会向着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方向运动。由此我们看到，任何价高利大的商品，一段时间(完成投资或新增能力需要的时间)后都会转换为价低利微，而原来价低利微的商品则会转变为价高利大。这也就是说，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非均衡系统中的任何调整都是向着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运动，但在利益竞争机制或者说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作用下，都会向着背离最优配置的方向运动。这种结果，虽然会带来部分资源的浪费而达不到最优状态，但却使经济系统获得了永无止境的动力源泉。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高利润只来自于结构非均衡系统中的短缺部门，所以，非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结构非均衡状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形态的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着一个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分工协作将所有的生产者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要达到最大的产出，彼此间就必须同心协力，根据经济整体“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来安排各自的资源配置，但市场经济的社会联系却是通过商品交换或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商品买卖则不可避免地将人们之间的利益合作关系转变为利益对抗关系，如，商品价格高则卖者受益而买者受损，价格低则一切相反，所以商品交换的社会联系方式必然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利益共享转变为利益对抗，由此一来，经济整体的“有计划按比例”要求也就不可能实现。然而，虽然从静态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种结果达不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要求，但经济系统却因此获得了增长与结构不断升级的动力。我们知道，马克思通过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市场经济中分工协作基础上资源优化配置要求与基本矛盾的作用，但却忽视(他自身强调的)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幻想保留资源优化配置“有计划按比例”的价值规律而消除其中的矛盾对立面，即利益私人性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设计出了“计划经济模式”。从对立统一规律知道，矛盾事物的双方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它们是同生共死的，幻想保留其中之一而消灭另一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由此我们看到，没有了基本矛盾作用的计划经济，最终因为动力机制的丧失而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北。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人为选择的经济模式是竞争不过自然选择的经济模式的，由此批评一种制度存在弊端是容易的，但要建立一种超越被批判的制度则难于登天——人类尚无成功的先例；另一方面说明，存在一定缺陷的经济制度不仅不是不可接受的，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这正如“断臂维纳斯”成为美的化身一样，有“缺陷的”才是“更美的”。
这种情况说明，正是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人们理想的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状态或静态优化状态，从而才形成了优胜劣汰机制的微观基础，由此推动经济向更高级别的动态优化方向不断进取。
二、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之美
很显然，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也就必然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就业与资源优化配置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市场机制是否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是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存在严重争议的方面之一。自由主义学者虽然认为市场经济会因结构变动而出现结构性失业，但却认为这是一种短期现象，市场机制基本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长期方面更是如此。质疑者则认为市场经济在短期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这是他们对市场机制持质疑态度的主要依据，然而奇怪的是，在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短期总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却认为长期是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其中的逻辑矛盾甚至从来没有被他们质疑过。由此也就产生一种怪现象，不同学派的差异只存在于短期，长期方面则是惊人的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学者或市场信奉者关于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并不是经过理论严格证明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信仰，是基于市场机制能够对各种情况作出高效反应的假设。然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受信息不完全、沉没成本的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竞争等因素的制约，市场反应是存在严重时滞的，所以不可能像人们假设的那样有效率。更主要的是，这种理论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符，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现象，充分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极端现象。因为经济总是呈周期运动的，如果将繁荣顶点视为充分就业②的话，那么之前与之后就都是不充分就业状态，更重要的是，一旦达到繁荣顶点，经济就会走向衰退，失业因此会不断增加，而在周期中，繁荣只是一个短暂过程，所以说，充分就业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现象，不充分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如果说市场信奉者关于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是一种信仰，那么从形式上看，质疑者的观点则似乎是一种严格的理论证明。如短期之所以出现失业，是因为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边际效率递减”与“灵活偏好”的结果；长期之所以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总是增长的，增长只能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充分就业。然而，这种从形式上看似正确的推理却是漏洞百出。
凯恩斯学派关于短期总是存在失业的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的，而这三大假设都是属于微观性质的。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是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之上的，由于行为不能加总，因此，一切以行为为基础的理论都是属于微观性质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假设，则是以单个投资为对象得到的，或者说是直接以微观经济中单个投资在宏观总供求均衡与相对价格不变基础上得到的。由于宏观与微观的约束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微观理论是不能直接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在宏观领域，虽然社会消费支出总额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总和，但社会收入却不是个人收入的总和。因为社会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性质不同，如个人收入不仅包括要素收入，而且包括财产价格变动收入，社会收入则只是前者，所以社会消费倾向不是个人消费倾向的平均化。由于在经济波动过程中，财富的价值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因此，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个人消费倾向与社会消费倾向之间的反方向变化。如，在经济衰退时，在个人短期消费支出相对稳定，在要素收入，尤其是财产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个人消费倾向的明显上升，但社会消费倾向却会因此下降，由此才会出现经济衰退期间的社会消费倾向下降而不是上升这种违反传统理论的现象，2008年危机后的衰退期间，美国、西欧各国的消费倾向都是下降的，1997年东南亚危机后各国的消费倾向也是下降的。微观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是在各种价格水平不变基础上由单个投资的技术变动引起的，而在宏观，投资的边际效率不是由技术决定(由于是异质品生产，宏观领域无法从技术上确定投资的边际效率)，而是由宏观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宏观有效需求的变动是不确定的，部分由内生因素决定，部分由外生因素决定，所以在宏观领域不存在着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倾向③。灵活偏好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现象，自然更加无法决定宏观经济的走势。所以，虽然失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质疑者关于短期市场经济总是存在失业的理论依据却是不成立的。更主要的是，如果短期总是生产过剩，那么根据其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基础上的理论，必然得到市场经济总是处在衰退中的结论，这与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常态现象的客观实际矛盾。
如果短期总是存在失业，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到长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结论就更是毫无道理了。因为长期是由无数的短期构成的，短期总是存在失业，长期怎么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方面的不足，同时也说明其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增长理论是难以成立的。虽然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增长是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客观事实，但这种增长却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严格一点说，市场经济的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不相兼容的。这是因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需要条件的，也就是要有动力机制的推动，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的目的是利润，利润只有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所以，经济增长只能在不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实现，由此说明充分就业是与市场经济本质不相符合的。
短期总是存在失业而长期经济却总是增长这种在西方各经济学流派看似矛盾而无法解释的现象，实际隐含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的内容，在西方各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内却是难觅踪影的。如在各种增长理论中，既无社会本质与制度的内容，更没有动力机制的踪影，有的只是要素与技术，仿佛资本主义生产像共产主义是单纯为全社会的消费而生产一样。虽然人们也都知道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但传统理论对利润的分析却被局限在微观领域④，宏观领域基本上是没有利润概念的。实际上，宏观利润是一个比微观利润更重要的概念，它不仅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决定着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因为市场经济是由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所以经济增长必须有一定量的利润作保证。没有利润概念，就无法知晓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运动方向。
与微观利润的大小由相对价格与技术条件决定不同，宏观利润的大小由分配关系决定，也就是在总产出一定时，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基本三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宏观总产出最终分解为工资、地租与利润)，分配比例状况是由就业状态决定的。一般来说，利润的分配比例与就业水平成反比，即就业程度越高，资本在总产出中分配比例就越低；就业程度低，利润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这是因为，受个人消费倾向递减、政府收支稳定器与外贸状况(收支逆差)与经济繁荣成反比的作用，以总资本衡量的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必然与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也就是经济繁荣程度越高，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就越差；相反，经济繁荣程度较低时，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也就越好。
为便于理解，采用反映社会总供求的以(总)厂商为中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账户来加以说明。在该体系中，包含厂商、居民、政府与外贸(国外厂商)四个账户，简化分析，假设税收与财政支出全部与企业对应，进出口也全部由企业实现，即进口构成企业成本收支，出口构成企业收入。由此，厂商与其他三者会形成一种对立的收支关系，即厂商作为要素购买者与商品供应者，其支出账户对应居民(要素收入)、政府(税收)与国外厂商(进口商品支出)的收入账户，收入账户则对应居民、政府与国外的支出账户。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繁荣程度的提高，要素价格与税率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快于企业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个人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下，个人与政府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却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繁荣，个人与政府的收支账户会出现盈余。外贸账户方面的情况与此相似，即随着经济繁荣程度提高过程中价格水平的上升(往往伴随本币汇率的升值)，一国商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是不断下降的，进口商品的相对竞争力则会不断提高，由此会出现日益严重的外贸逆差，从账户上说，也就是国外商品生产者会出现盈余。从账户平衡原理知道，当与企业账户相反的三个账户都出现盈余的时候，企业的账户一定是亏损的。与之相反，当经济衰退或不那么繁荣，从而个人、政府与外商账户出现赤字时，企业账户一定是盈余的⑤。由此也就可以轻易解释为什么繁荣过后是衰退、衰退之后是复苏与繁荣，原因就是经济处于繁荣时，企业利润是极其低下甚至严重亏损的。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活力是需要利润滋润的，当利益的天平向基本要素所有者倾斜而使利润趋零时，经济的活力也就丧失，走向衰退甚至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与此相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因收入下降与失业带来的高消费倾向与政府赤字等，会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利润，促使资本不断扩张而推动经济繁荣。这种情况说明，充分就业是与市场经济本质不相兼容的，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这种情况说明，从动力机制上看，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是不相兼容的。这同时也说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保持自身动力的需要，因此这种看似不完美的现象，却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之美。它以少部分人的牺牲或者社会代价，保持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动力(促使人们为避免淘汰而不断地进行以提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竞赛)。与此相反，充分就业那种看似美好的事情，实际上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而是严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这种情况印证了黑格尔所说而被马克思赞同的关于“恶”是比“善”更大的历史推动力的观点。
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从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失业人员的流动压力是形成劳动力优胜劣汰机制的人力基础。市场竞争越强，个人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的“趋利避害”行为动机越强，劳动力队伍的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也就越强。由此我们看到，以提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种情况，也同样适应于每个企业。
由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总是存在失业，但却总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原因。因为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只有在非充分就业状态下，才具有增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才有保证增长实现的资源供给。传统理论关于充分就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不仅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而且忽视了增长所需的资源供给条件，这种条件只有在非充分就业或相对过剩的状态下存在。⑥
三、市场机制下的结构失衡之美
很显然，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那么也就自然不能实现以商品供求或产业部门之间比例结构的均衡，它们同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状况也是人们质疑市场机制的重要依据之一。
市场机制对结构的调节总是处于失衡状态，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现象。这种状况并非指市场机制对结构失衡没有调节能力。实际上，市场机制对结构失衡的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任何一种结构失衡的现象都会被其快速地加以调节，只不过最终结果总是矫枉过正，即原来短缺的部门或商品会变为过剩，且过剩的程度与原来短缺的程度成正比；过剩的部门则会因此变为短缺，短缺的程度同样与原来过剩的程度成正比，结果使得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都处在短缺与过剩之间不断转换的过程中进行周期性的振荡或波动。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不断波动，但永远不会落在价值上一样。市场机制对比例结构的调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价格一定要与价值相等的作用下，通过利益的诱导，那些偏离正常状态部门的资源配置必然要向价格与价值相等的位置运动，但在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或者说不同人们之间对利益争夺的博弈作用下，这种运动的结果会矫枉过正，由此引起新的调节。
显然，市场经济对结构失衡的调节总是矫枉过正而不完全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同时也是造成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但由此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却是更加不可取的。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资源非优化配置，虽然静态方面损失了一定的效率，但却使经济系统获得了增长的动力，使资源配置能够不断地进化，所以是一种更加高级的资源优化配置。市场机制在结构调节方面的作用也同样如此。虽然从静态方面看，比例结构的非均衡会造成一定量的资源浪费，并会带来供求之间的失衡，但它却是促使各行业不断进步的动力，无论对短缺还是过剩的部门来说都是如此。如，对过剩部门来说，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对落后部门的淘汰而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中不断前进的；对短缺部门来说，产品的价高利大，一方面会促使整个社会将资源引导到该部门，另一方面会促使社会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或者寻找替代品而进行技术创新等，所以无论哪个方面，比例结构的失衡都具有积极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它们是经济活力永不衰竭的动力保证。这是因为，激发资本活力的高利润只存在于结构非均衡的短缺部门中，所以结构的非均衡是市场经济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
市场机制在调节非均衡结构的同时引起新的(性质不同的)非均衡结构失调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推动各产业技术上的不断进步，而且不断地引起新老产业的不断更替，推动市场经济系统不断地升级换代，是经济发展质的体现。计划经济则由于缺少这种机制，因此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局。
比例结构非均衡不仅是市场经济产生动力的源泉之一，而且还是说明市场经济为什么短期总是存在失业(或过剩)但经济却总是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比例结构失衡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一些部门存在过剩而另一些部门则存在短缺，短缺部门存在的高利润为生产与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过剩部门的潜在生产能力则为这种扩张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所以，比例结构的失衡是说明市场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失业但却总是处于增长过程的根本原因。由于在比例结构失衡的系统中，总存在着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说明即使在繁荣顶点也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说市场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西方学者认为，长期增长必然会带来充分就业的论点，不仅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而且忽视了增长所需的资源供给条件。长期增长必须靠投资来推动，投资所需的要素(基本三要素与投资品)的供给则只能建立在社会有潜在生产能力，也就是不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所以增长是与充分就业不相兼容的。
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性质的结构调节，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结构调节的要求，但也说明它对已有结构失衡的调节是极其高效的，它不会允许任何一个部门长期占据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出现某种性质的结构失衡而得不到解决，那么一定是市场机制的功能受到严重制约的结果。中国当前的结构失衡性质就是如此。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结构就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十几年过去，这方面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更加繁重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严重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长期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国营企业为主导但又允许部分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国营企业的低效为民营企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为了保护这些低效的国营企业，政府一方面扶持国营企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抑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诸侯式的经济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极力阻碍国营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由此导致一些部门产能过剩的状况长期难以改善。这种状况在受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领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⑦。所以，要使中国以压缩过剩产能为主要内容的调结构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一方面必须改变其微观基础，即政府退出这些领域，将其中的国营企业全部改造为受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另一方面是鼓励而不是限制竞争力强的企业积极扩张产能，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生产力，那么结构问题将迎刃而解。遗憾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节方面，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希望以一系列的有形之手来达到结构调节的目的，如近几年，通过“发改委”渠道出现的以调节各部门产能的“产业计划”几乎“天天有，月月有”，同时严格限制竞争力强的企业扩张产能，由此不仅为落后产能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使得它们逆势而上，结果导致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以政府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应以反垄断与加速产业间的新老更替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使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垄断行业的利润不断下降，迫使资源不断地从旧产业向新产业转移。
虽然比例结构的失衡会对再生产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但比例结构过高的均衡程度则可能给再生产运行带来更大的波动。我们知道，虽然理论基础不同，但关于比例结构协调程度与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却惊人一致。马克思从再生产理论⑧出发，得到比例结构的均衡是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比例结构不均衡，不仅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价格会出现不均衡，引起各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而且总产品就将不能正常实现，再生产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严重时将引发经济危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82)；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等，同样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比例结构均衡程度成正比的结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追求，更是使他们认为比例结构均衡程度越高也就越好。正是依据这种结论，马克思不仅提出要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而且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对比例结构的调整，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然而，客观事实却对此进行了根本的否定。横向看，各国对比例结构的干预程度往往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成反比，如自由程度较高的美国经济的运行稳定程度就高于干预力度较大的日本和西欧。纵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无序”的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就远远高于“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历了数次明显的经济周期并遭受到外部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其中包含最近的国际经济危机，但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却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是不断提高的。这些事实很可能说明，比例结构协调程度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我们知道，从不同角度看，比例结构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虽然从总供求的角度看，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均衡是再生产正常运行的条件，但从投入产出联系的产业角度看则可能恰好相反，即产业部门间的比例结构越均衡，宏观经济的运行就越不稳定，或者说产业部门间的比例结构越失衡，宏观经济的运行将越稳定⑨。这是因为，产业间的比例结构越均衡，它们之间运行方向(或运行周期)的同步性程度就越高，它们之间运行叠加形成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程度也就越大；与之相反，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越不均衡，它们之间运行方向的同步性程度就越低，如当短缺部门因产品短缺而价高利大向上(扩张)运行时，过剩部门则因产品价低利微甚至亏损而向下(衰退)运行，它们之间相反方向的运动就会相互抵消，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将保持相对平稳，所以，产业部门间比例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反而是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时，还使宏观经济获得了不断进步的动力⑩。
这种动力就是市场机制对结构调节的矫枉过正力量。矫枉过正性质的调节，使得每次调节都会产生新的短缺部门，它们为弥补短缺进行的生产与投资扩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新的过剩部门虽然因此走向衰退，但它们产能严重过剩引起的对投入品的过度需求及其产品严重过剩导致的价格下降，一方面为上游部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为下游部门的复苏(调节前因供给严重短缺产生的高价格会严重侵蚀下游部门的利润)带来了机遇，这正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生产却通过商品交换方式实现(整个社会生产力)，由此利益共同体变为对立面而产生的“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果，虽然不尽“公平”，但却因此产生了保证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从长期看，“公平”也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因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任何部门的运行都是周期性的，都会在“有利”与“不利”之间进行有序转换，各自最终得到的收益率是大致相等的，这也就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均利润规律”，所以，市场机制对比例结构矫枉过正的调节，不仅使经济系统获得了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而且能够保证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四、市场机制下经济状态的“混沌”之美
“混沌”也就是无序。市场经济调节下经济状态的无序，是马克思描述的市场经济生产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们质疑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历史却证明，在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等方面，“混沌”要比“有序”更有效。
上面讲到，以商品交换为社会再生产联系形式的一个矛盾就是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将所有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它要求人们同心协力且步调一致，但商品买卖的社会联系形式却又将这种利益共存关系转化成了利益对抗关系，由此彼此之间的行动不仅难以一致，而且往往对立，产生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终“无序”或“混沌”也就成为必然。
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计划中心来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运行，因此在现实中，人们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并以自己对形势的独立判断来采取行动，彼此之间几乎完全无关，从各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从常识判断，这种建立在利益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和行动独立基础上的无序活动，必然会带来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无序化或混乱，极大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也正是马克思提出要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初理论证明计划经济要优于市场经济的依据。然而，实践却对此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在实际过程中，这些看似没有任何组织性和联系性的完全由自主行为决定的“无政府”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竟能结合得非常之紧密，社会与个人的各种有效需求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实际上，只要简单对比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经济组织工作及其结果，就会得到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更加有效的结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进行的，但最终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生产组织和联系的极端无序，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商品都不能够得到正常的满足，宏观经济的运行更是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由市场自发调节，那些从事不同商品生产的人们之间，几乎完全在一种无序的组织中根据自身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而独立地作出选择，然而这种从形式上看似完全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组织方式，却能极好地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正好体现了形式上的有序会带来实际上的无序，形式上的无序却隐含着有序的辩证法规则。
被认为无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之所以会带来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是因为它的单个生产者在“无序”的经济系统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方式保证了供给与需求的一致，同时，通过它们之间不同方向的运动及其对撞而抵消了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这也正是优胜劣汰发挥作用的体现。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是通过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得到的，即对的会被发扬，错的会被纠正，所以允许人们自由发挥能够带来社会的“方差”增大，市场出现的可能状态就越多，“物竞天择”的作用就越大，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强(11)。显然，许多个体在此过程中会因资源配置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淘汰，这正如现实中每时每刻都有相当部分厂商因经营不善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从市场中消失一样，但它们这种不断试错及其牺牲的行为却保证了整个系统的活力及其运行的稳定。这种情况正如蜂群寻找食物时的做法：每日向四面八方派出工蜂寻找花蜜，其中的大部分都会无功而返，但至少有一个方向能找到食物来源，因此可以保证整个蜂群的生存，所以，这种看似无效的方式却是最有效的，而计划经济那种向一个方向寻找的方式，却很可能导致整体的灭亡。如果看看我们身处的自然界各种生命之间的关系，更会惊叹这种无序中隐含的有序之美，如每种生命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在自然界中不断努力，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联系，完全是无序的，然而在整体上，自然界的平衡却保持得如此之好，以至惊叹是否有个上帝之手在安排一切。这种情况，正是混沌理论揭示的看似无序的混沌现象中隐藏着有序的结论，这也正是市场机制最迷人的地方。这说明，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要远比计划经济的有形之手有效。义乌小商品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具代表的范例。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既无交通便利之先机，又无资源之地利，更没有政府的“有计划”指导，完全凭借无数个体经营者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的无序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显然，市场经济中这种无序中孕育高效的资源配置及其运行稳定的机制，是以部分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一定社会代价基础上的。这种代价的存在，确实如部分人认为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地方，但与其他各种方式相比，市场机制的代价无疑是最低的并且是最能够为社会接受的，达到的资源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这种代价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接受，是因为这种代价是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主进行的风险选择，不是社会强制的结果，同时这些利益受损的个体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且互不相干，不会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由此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相对稳定，而为避免失败引发的竞争，则保证了系统永不衰竭的动力。这种由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并自愿承担社会试错代价的无数个体组成的看似无序而低效的市场结构，实际上却孕育了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个“黑箱”面前，任何人为设计的资源配置方式都不堪一击。所以在这里，不怕资源的错配，就怕没有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任何有效的资源配置，都是在反复的纠错过程中实现的。
五、市场机制下的经济周期之美
经济运行呈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产生以来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却又是理论家与政府极力想加以克服的目标。经济周期之所以成为理论家与政府要加以克服的目标，是因为它与人们追求的资源优化配置目标不相符合，经济衰退更是会引发资源的浪费、失业和社会的不安定等，克服经济周期的发生，或者说熨平经济的波动就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与政府共同的努力目标。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最早研究经济周期的人之一(12)，他认为，经济周期不仅是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再生产比例结构失调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周期既是必然的，又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内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所以是要被计划经济否定的。与马克思不同，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周期作用的否定，更多的是从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进行的，认为在经济衰退阶段会带来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希望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为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内容几乎都是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探讨克服的途径。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努力了近两个世纪，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机理却仍然不甚了解，克服周期的目标自然不能达到。
实际上，周期作为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一种常态现象，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系统保持自身稳定并获得动力的一种反映，是其内部制衡机制作用的结果，更是优胜劣汰机制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从系统论与对立统一规律知道，不同事物要组成系统并保持稳定，彼此之间就一定要有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或者说相互促进与相互阻碍的两面性力量，这正如地球与月亮组成一个彼此间具有向心力与离心力并且力量相对平衡的系统一样，要使系统获得前进的动力，彼此之间的力量又不能完全平衡，为此也就产生了系统围绕某个中心而不断摇摆的运行方式，这正如陀螺只有在旋转与摇摆中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并获得动力一样。这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经济系统正常的运行方式，对这种方式的人为调节，不仅达不到目标，而且会放大周期波动的程度并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曾得到充分的证明。
虽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但这种代价并非全无意义。它不仅如熊彼特认为的那样是“创造性毁灭”的必要代价，是经济重新获得发展动力的前提，而且是社会关系得以不断调整的基础，是优胜劣汰机制作用发挥的表现形式。
每次危机都是以生产过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剩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资本积累推动的生产力无限发展超过了由一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结果，这种过剩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也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使得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要素所有者倾斜。当生产出现过剩时，要使生产与需求一致，就必须在各行业内部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以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方式来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个过程即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因此“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3)这也同时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所以，以生产过剩为表现特征的经济危机，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尽管这种方式表现得有些残酷，但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代价的。在此过程中，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保证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条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周期的最大作用是对社会分配关系的不断重新调整，由此不仅使得社会经济结构等保持较高的弹性，而且能够不断地使经济发展获得必要的动力。
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4)，但最核心的是利益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主要是生产组织者的厂商与基本要素所有者、政府与国外厂商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关系既随着经济波动而不断改变，同时又不断地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如在萧条阶段，利益分配的重心在消费倾向提高、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自动稳定器作用)与国际贸易顺差等作用下开始向厂商倾斜，由此推动经济不断复苏；在复苏过程中，随着存量资本利用率的提高与投资规模的扩大等，向资本倾斜的利益分配力量会更加强大，由此推动经济向高涨运行；然而随着资源就业率的提高，要素供给由过剩变为短缺，要素价格会快速上升，消费倾向因此下降，在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下，财政收支会由赤字变为盈余(或者是赤字大幅度减少)，国际贸易也会由顺差变为逆差(或者是顺差大幅度缩小)，企业总收支状况因此会不断恶化；效益下降引起的投资规模减少，会进一步恶化企业收支，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繁荣，利益分配的天平会向着要素所有者与政府倾斜，企业收支状况则会不断恶化，当这种情况背离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衰退也就不可避免。自然，随着经济的衰退，利益分配的天平又会逐渐向企业倾斜，由此经济系统获得重新扩张的动力。正是这种利益分配重心不断地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变动，一方面使经济系统不断地获得重新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利益分配关系保持较高的弹性，能够适应不断的技术变革引起的结构调整。
在此过程中，经济周期不仅通过三大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动力，更主要的是，它通过资本价值(量)与利益分配关系的放大效应而不断地改变各阶级内部以及阶级间的关系，使已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难以凝固，保证了各阶级内部以及阶级之间关系的高度弹性与流动性，从而为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我们知道，资本是带来未来收益的价值，其价值由带来的收益量决定，这种性质(15)，决定了收益的少量变化将带来资本价值的巨大改变，即资本价值变化量是收益量变化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由于微观收益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生产组织者能力的大小(同时也与不同行业之间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关)，因此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以能力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地位、荣誉、财富等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的人手中。这种性质，决定了资本所有者与生产组织者之间的生产关系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如每次经济高涨与衰退期间资本收益下降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贬值，都会导致大量富裕阶层，尤其是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富裕阶层资产的严重缩水甚至破产，原来占据社会权力中心的生产组织者也因此从权力的金字塔顶跌落，取代他们的是与技术进步联系紧密的新兴产业与组织者等。这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波动不但通过新增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动来调节利益分配关系，而且通过产业更迭引起的存量资本价值变动来调节分配关系。如果说前者的变化只是通过调整三大阶级利益关系而使经济系统在获得动力的同时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话，那么后者的变化则是激烈地改变各阶级内部关系并消除三大阶级之间交流的壁垒，迫使所有厂商与个人不断地进行以技术创新和能力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大厦的倾覆。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变动，使得任何的社会结构都难以凝固，“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社会关系的常态现象，“百年老店”则将成为奇迹。
价值由收益决定的这种性质，使得资本成为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革命力量，一切凝固的社会关系都会被它的力量熔蚀，那些僵化而试图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更是会被它无情地淘汰，由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危机”也成为资本支配下的市场经济证明自身有力量的表现(J·K·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通过无情地淘汰落后生产力以及保守的社会生产关系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每次危机后的社会通过制度变革都使自己前进的步伐更加轻盈。由此，黑格尔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才会认为“恶”是比“善”更大的社会推动力。这种作用的手段，就是优胜劣汰机制。
我们知道，传统上对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判断是以静态为标准的，也只有在静态方面才能进行最优化的求解，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市场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最优状态，而且也与大部分自由信奉者认为的最接近或比较接近最优状态相距甚远，但也正是这较大程度偏离最优状态的资源配置，却为实现动态的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相比较而言，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福利，动态优化比静态优化都更为可取，由此我们才会反复强调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动态效率要远远高于优化配置的静态效率。这种情况说明，对任何事物都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因为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系统内的任何因素对其他因素以及整个系统都具有排斥与促进的两面性，从某一角度看似不足的地方，换一个角度就是它的优势，正如市场机制静态方面在资源配置上的不足，动态方面却是它的优点一样，所以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从多角度进行，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由此，在对待市场机制其他方面，如外部性、公共产品配置等等方面的不足时，同样必须遵循一分为二的态度。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事实告诉我们，扬长避短的事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只能在其中进行相对抉择，即如果想让事物中好的一面得到发挥，那么就必须容忍其坏的一面也得到更充分的展示，正如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如果我们要更高的效率，那么就必须容忍更高程度的不公平，或者要更高程度的公平就必须承受同样程度的效率牺牲一样。那种希望扬长避短的做法，最终不仅让我们得不到长，而且会得到更多的短。这正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对待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时，希望发扬价值规律在有计划按比例(等价交换的要求)方面的优势，同时克服基本矛盾(16)的无政府状态的不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两者的优势我们没有得到(稳定、增长)，两者的缺点(僵化与不稳定)倒全包揽了，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扬长避短的不可能性。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制度方面，自然的选择要比人为的选择更有效。所以，尊重客观规律，慎做扬长避短的事，应该是我们在对待市场机制方面的基本态度。
感谢上海外经贸大学石士钧教授与中山大学孙洛平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对完善本文起了重要作用，文章中责任由笔者承担。
①资源配置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经济学也将因此寿终正寝了。
②从下面分析知道，由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均衡意味着同一时间既有短缺部门，也有过剩部门，过剩部门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因此在繁荣阶段也存在着部分失业，或者说市场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③关于个人消费倾向与社会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个别投资边际效率与社会投资边际效率的关系，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④经典理论中，马克思也许是一个唯一的例外。现代经济理论中，南开大学的柳欣教授是第一个将利润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他认为利润来自新增的货币供给(参见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遗憾的是，对如此简单的宏观账户关系，人们却至今不解，以至有人将2010年前后美国企业因利润率提升带来的巨大现金储备，归结于美国政府实施的藏富于民政策，而其时美国政府却正为巨大赤字困扰不已。
⑥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
⑦中国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结构升级，既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弱有关，也与技术能力及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有关，更与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或分配关系有关。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与社会要求的脱离，既是中国技术创新方面的市场机制作用力受到严重制约(对创新的保护力度不够等)，同时中国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封锁等有关，更与中国分配方面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有关，它使得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来自有效需求的强大支持。两极分化，不仅使得整个产业难以向上有效突破，而且会造成一些产业向低劣方向转变，这也是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的社会基础。
⑧从再生产理论出发，马克思应该得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比例结构失调，但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却并没有从这一理论出发，而是从生产过剩角度解释，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行，但这种解释却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即以攫取无限剩余为目标的资本家为什么消费不了总产品与必要产品之差额的剩余产品，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⑨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中的比例结构，虽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在具体分析中往往以投入产出联系的比例结构为主。
⑩关于比例结构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关系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杨文进：《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关系》，《经济纵横》2012年第9期。
(11)美国一家网站调查了各行各业1000位成功人士，其中99%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成功，更没有一套完整的走向成功的计划；该网站同时向公众征集1000份最完美的成功计划书，在筛选出的1000份计划书对成功的计划都是近乎完美的，然而结果却没有，这些计划制定者中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成功不是计划的，而是在不断的试错中产生的(参见沈岳明：《伟业如何建立》，《致富时代》2010年第6期)。
(12)马克思虽然没有揭示出周期的作用机理，但其再生产理念、有效需求理论与固定资产更新理论为周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
(13)[德]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190-191页；第3卷，第278页。
(14)关于经济周期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
(15)关于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参见杨文进：《论资本的性质与作用》，《福建论坛》2010年第11期。
(16)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在教科书中，混淆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的性质与作用，将基本矛盾的积极作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归之为价值规律，而这些作用的本质却是与价值规律的性质(稳定与按比例)完全相反的，由此一来，基本矛盾就变得一无是处，要被消灭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作为矛盾对立面，没有了基本矛盾，价值规律又如何能存在？
作者介绍：杨文进，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
作者：杨文进
学术月刊 2015年02期
在对市场经济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机制是近乎完美的，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质疑者(包括马克思学派、激进学派、凯恩斯左派等)则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以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干预来对其加以矫正等。然而，遗憾的是，对拥护者来说，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赞美更多的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理论证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更是远离他们设想的理想状态；对质疑者来说，市场经济虽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却设计不出能够替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来(曾经的设计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情况实际反映了市场机制虽然是有缺陷的，但在资源配置上却又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由此反映人们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也就是从静态的角度而不是从动态的角度认识市场机制支配下的资源配置，从发展过程看，资源配置的动态效率比静态效率更重要。
一、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之美
虽然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在资源配置方面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但关于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却仍然是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
关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一定缺陷这一认识，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该缺陷的范围。自由主义者认为，该缺陷局限在有明显外部性，如公共产品等领域，而在外部性弱的私人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则能够实现或接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公共产品领域，虽然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但“政府失灵”可能更严重。质疑者则认为，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均存在重大缺陷，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
理论上人们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为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机会成本相等、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必须与产品的边际效用相等、每种产品的价格与生产成本相等，而且要求所有生产者之间的资本边际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必须相等，也就是要实现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这样的条件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边际利润率相等与平均利润率相等之间已被证明是不可能同时兼容的(孙洛平，2002)，所以，资源优化配置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已得到公认。然而，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这种状态，无论对拥护者还是质疑者来说都是一种不足，在实际过程中，如何推动实际的资源配置向优化状态靠近，成为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市场机制不能实现人们理想状态下的优化配置，不仅不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反而是它的优势，是人类社会的幸事。如果市场机制真的能够帮助人类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么人类社会在达到这种状态后就会陷入停滞状态，绝对不可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
资源配置如果实现了所谓的最优状态，之所以不是人类社会的幸事而是灾难①，是因为这时整个资源将失去再调整的机会，同时也不再有任何的新增投资机会，而没有调整与投资，也就既没有增长更没有进化，这时整个经济就会落入约翰·穆勒描述的静止状态或者马克思分析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不是人们希望的结果，反而是要极力避免的最差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而增长只能在非均衡状态，或者说不完美的状态中实现。这种情况类似于历史上人们设想的各种理想社会。在这些理想社会中，各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知道，没有矛盾或不足，也就没有进步，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中，人类必然会惨遭淘汰。人类的进步在于不断地克服面临的各种矛盾或挑战，对立统一规律却又决定人类在解决各种矛盾的同时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止境的挑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保证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进化。所以，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达到经典作家理想的社会目标，反而是一种幸事。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的，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是以现实的非完美为基础的。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要不断地发展，也必须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这就需要经济环境的非完美，因为事物的进化只能建立在现实的非完美基础上。正是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人们理想中静态方面的最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为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程度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条件。
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意味着同一时间，不同厂商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消费者之间以及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非均衡，由此会产生资源配置不断的再调整。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利益的非一致性、信息的不完全及非对称性等，尤其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使得同一时间各自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它们之间必然会展开以利益再分配为主要内容而以优胜劣汰为手段的资源配置调整。这种调整的方向虽然是符合资源优化配置要求的，或者说是向着最优化配置的方向运动，但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这种调整又必然是矫枉过正的，也就是原来那些有较大利益的行业或商品，在调整过程中会向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方向运动，而利益较少甚至亏损的行业或商品则会向着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方向运动。由此我们看到，任何价高利大的商品，一段时间(完成投资或新增能力需要的时间)后都会转换为价低利微，而原来价低利微的商品则会转变为价高利大。这也就是说，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非均衡系统中的任何调整都是向着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运动，但在利益竞争机制或者说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作用下，都会向着背离最优配置的方向运动。这种结果，虽然会带来部分资源的浪费而达不到最优状态，但却使经济系统获得了永无止境的动力源泉。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高利润只来自于结构非均衡系统中的短缺部门，所以，非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结构非均衡状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形态的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着一个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分工协作将所有的生产者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要达到最大的产出，彼此间就必须同心协力，根据经济整体“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来安排各自的资源配置，但市场经济的社会联系却是通过商品交换或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商品买卖则不可避免地将人们之间的利益合作关系转变为利益对抗关系，如，商品价格高则卖者受益而买者受损，价格低则一切相反，所以商品交换的社会联系方式必然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利益共享转变为利益对抗，由此一来，经济整体的“有计划按比例”要求也就不可能实现。然而，虽然从静态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种结果达不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要求，但经济系统却因此获得了增长与结构不断升级的动力。我们知道，马克思通过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市场经济中分工协作基础上资源优化配置要求与基本矛盾的作用，但却忽视(他自身强调的)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幻想保留资源优化配置“有计划按比例”的价值规律而消除其中的矛盾对立面，即利益私人性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设计出了“计划经济模式”。从对立统一规律知道，矛盾事物的双方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它们是同生共死的，幻想保留其中之一而消灭另一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由此我们看到，没有了基本矛盾作用的计划经济，最终因为动力机制的丧失而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北。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人为选择的经济模式是竞争不过自然选择的经济模式的，由此批评一种制度存在弊端是容易的，但要建立一种超越被批判的制度则难于登天——人类尚无成功的先例；另一方面说明，存在一定缺陷的经济制度不仅不是不可接受的，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这正如“断臂维纳斯”成为美的化身一样，有“缺陷的”才是“更美的”。
这种情况说明，正是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人们理想的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状态或静态优化状态，从而才形成了优胜劣汰机制的微观基础，由此推动经济向更高级别的动态优化方向不断进取。
二、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之美
很显然，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也就必然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就业与资源优化配置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市场机制是否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是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存在严重争议的方面之一。自由主义学者虽然认为市场经济会因结构变动而出现结构性失业，但却认为这是一种短期现象，市场机制基本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长期方面更是如此。质疑者则认为市场经济在短期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这是他们对市场机制持质疑态度的主要依据，然而奇怪的是，在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短期总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却认为长期是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其中的逻辑矛盾甚至从来没有被他们质疑过。由此也就产生一种怪现象，不同学派的差异只存在于短期，长期方面则是惊人的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学者或市场信奉者关于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并不是经过理论严格证明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信仰，是基于市场机制能够对各种情况作出高效反应的假设。然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受信息不完全、沉没成本的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竞争等因素的制约，市场反应是存在严重时滞的，所以不可能像人们假设的那样有效率。更主要的是，这种理论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符，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现象，充分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极端现象。因为经济总是呈周期运动的，如果将繁荣顶点视为充分就业②的话，那么之前与之后就都是不充分就业状态，更重要的是，一旦达到繁荣顶点，经济就会走向衰退，失业因此会不断增加，而在周期中，繁荣只是一个短暂过程，所以说，充分就业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现象，不充分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如果说市场信奉者关于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是一种信仰，那么从形式上看，质疑者的观点则似乎是一种严格的理论证明。如短期之所以出现失业，是因为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边际效率递减”与“灵活偏好”的结果；长期之所以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总是增长的，增长只能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充分就业。然而，这种从形式上看似正确的推理却是漏洞百出。
凯恩斯学派关于短期总是存在失业的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的，而这三大假设都是属于微观性质的。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是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之上的，由于行为不能加总，因此，一切以行为为基础的理论都是属于微观性质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假设，则是以单个投资为对象得到的，或者说是直接以微观经济中单个投资在宏观总供求均衡与相对价格不变基础上得到的。由于宏观与微观的约束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微观理论是不能直接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在宏观领域，虽然社会消费支出总额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总和，但社会收入却不是个人收入的总和。因为社会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性质不同，如个人收入不仅包括要素收入，而且包括财产价格变动收入，社会收入则只是前者，所以社会消费倾向不是个人消费倾向的平均化。由于在经济波动过程中，财富的价值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因此，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个人消费倾向与社会消费倾向之间的反方向变化。如，在经济衰退时，在个人短期消费支出相对稳定，在要素收入，尤其是财产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个人消费倾向的明显上升，但社会消费倾向却会因此下降，由此才会出现经济衰退期间的社会消费倾向下降而不是上升这种违反传统理论的现象，2008年危机后的衰退期间，美国、西欧各国的消费倾向都是下降的，1997年东南亚危机后各国的消费倾向也是下降的。微观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是在各种价格水平不变基础上由单个投资的技术变动引起的，而在宏观，投资的边际效率不是由技术决定(由于是异质品生产，宏观领域无法从技术上确定投资的边际效率)，而是由宏观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宏观有效需求的变动是不确定的，部分由内生因素决定，部分由外生因素决定，所以在宏观领域不存在着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倾向③。灵活偏好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现象，自然更加无法决定宏观经济的走势。所以，虽然失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质疑者关于短期市场经济总是存在失业的理论依据却是不成立的。更主要的是，如果短期总是生产过剩，那么根据其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基础上的理论，必然得到市场经济总是处在衰退中的结论，这与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常态现象的客观实际矛盾。
如果短期总是存在失业，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到长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结论就更是毫无道理了。因为长期是由无数的短期构成的，短期总是存在失业，长期怎么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方面的不足，同时也说明其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增长理论是难以成立的。虽然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增长是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客观事实，但这种增长却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严格一点说，市场经济的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不相兼容的。这是因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需要条件的，也就是要有动力机制的推动，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的目的是利润，利润只有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所以，经济增长只能在不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实现，由此说明充分就业是与市场经济本质不相符合的。
短期总是存在失业而长期经济却总是增长这种在西方各经济学流派看似矛盾而无法解释的现象，实际隐含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的内容，在西方各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内却是难觅踪影的。如在各种增长理论中，既无社会本质与制度的内容，更没有动力机制的踪影，有的只是要素与技术，仿佛资本主义生产像共产主义是单纯为全社会的消费而生产一样。虽然人们也都知道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但传统理论对利润的分析却被局限在微观领域④，宏观领域基本上是没有利润概念的。实际上，宏观利润是一个比微观利润更重要的概念，它不仅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决定着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因为市场经济是由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所以经济增长必须有一定量的利润作保证。没有利润概念，就无法知晓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运动方向。
与微观利润的大小由相对价格与技术条件决定不同，宏观利润的大小由分配关系决定，也就是在总产出一定时，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基本三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宏观总产出最终分解为工资、地租与利润)，分配比例状况是由就业状态决定的。一般来说，利润的分配比例与就业水平成反比，即就业程度越高，资本在总产出中分配比例就越低；就业程度低，利润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这是因为，受个人消费倾向递减、政府收支稳定器与外贸状况(收支逆差)与经济繁荣成反比的作用，以总资本衡量的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必然与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也就是经济繁荣程度越高，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就越差；相反，经济繁荣程度较低时，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也就越好。
为便于理解，采用反映社会总供求的以(总)厂商为中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账户来加以说明。在该体系中，包含厂商、居民、政府与外贸(国外厂商)四个账户，简化分析，假设税收与财政支出全部与企业对应，进出口也全部由企业实现，即进口构成企业成本收支，出口构成企业收入。由此，厂商与其他三者会形成一种对立的收支关系，即厂商作为要素购买者与商品供应者，其支出账户对应居民(要素收入)、政府(税收)与国外厂商(进口商品支出)的收入账户，收入账户则对应居民、政府与国外的支出账户。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繁荣程度的提高，要素价格与税率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快于企业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个人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下，个人与政府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却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繁荣，个人与政府的收支账户会出现盈余。外贸账户方面的情况与此相似，即随着经济繁荣程度提高过程中价格水平的上升(往往伴随本币汇率的升值)，一国商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是不断下降的，进口商品的相对竞争力则会不断提高，由此会出现日益严重的外贸逆差，从账户上说，也就是国外商品生产者会出现盈余。从账户平衡原理知道，当与企业账户相反的三个账户都出现盈余的时候，企业的账户一定是亏损的。与之相反，当经济衰退或不那么繁荣，从而个人、政府与外商账户出现赤字时，企业账户一定是盈余的⑤。由此也就可以轻易解释为什么繁荣过后是衰退、衰退之后是复苏与繁荣，原因就是经济处于繁荣时，企业利润是极其低下甚至严重亏损的。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资本活力是需要利润滋润的，当利益的天平向基本要素所有者倾斜而使利润趋零时，经济的活力也就丧失，走向衰退甚至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与此相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因收入下降与失业带来的高消费倾向与政府赤字等，会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利润，促使资本不断扩张而推动经济繁荣。这种情况说明，充分就业是与市场经济本质不相兼容的，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这种情况说明，从动力机制上看，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是不相兼容的。这同时也说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保持自身动力的需要，因此这种看似不完美的现象，却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之美。它以少部分人的牺牲或者社会代价，保持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动力(促使人们为避免淘汰而不断地进行以提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竞赛)。与此相反，充分就业那种看似美好的事情，实际上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而是严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这种情况印证了黑格尔所说而被马克思赞同的关于“恶”是比“善”更大的历史推动力的观点。
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从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失业人员的流动压力是形成劳动力优胜劣汰机制的人力基础。市场竞争越强，个人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的“趋利避害”行为动机越强，劳动力队伍的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也就越强。由此我们看到，以提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种情况，也同样适应于每个企业。
由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总是存在失业，但却总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原因。因为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只有在非充分就业状态下，才具有增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才有保证增长实现的资源供给。传统理论关于充分就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不仅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而且忽视了增长所需的资源供给条件，这种条件只有在非充分就业或相对过剩的状态下存在。⑥
三、市场机制下的结构失衡之美
很显然，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那么也就自然不能实现以商品供求或产业部门之间比例结构的均衡，它们同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状况也是人们质疑市场机制的重要依据之一。
市场机制对结构的调节总是处于失衡状态，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现象。这种状况并非指市场机制对结构失衡没有调节能力。实际上，市场机制对结构失衡的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任何一种结构失衡的现象都会被其快速地加以调节，只不过最终结果总是矫枉过正，即原来短缺的部门或商品会变为过剩，且过剩的程度与原来短缺的程度成正比；过剩的部门则会因此变为短缺，短缺的程度同样与原来过剩的程度成正比，结果使得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都处在短缺与过剩之间不断转换的过程中进行周期性的振荡或波动。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不断波动，但永远不会落在价值上一样。市场机制对比例结构的调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价格一定要与价值相等的作用下，通过利益的诱导，那些偏离正常状态部门的资源配置必然要向价格与价值相等的位置运动，但在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或者说不同人们之间对利益争夺的博弈作用下，这种运动的结果会矫枉过正，由此引起新的调节。
显然，市场经济对结构失衡的调节总是矫枉过正而不完全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同时也是造成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但由此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却是更加不可取的。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资源非优化配置，虽然静态方面损失了一定的效率，但却使经济系统获得了增长的动力，使资源配置能够不断地进化，所以是一种更加高级的资源优化配置。市场机制在结构调节方面的作用也同样如此。虽然从静态方面看，比例结构的非均衡会造成一定量的资源浪费，并会带来供求之间的失衡，但它却是促使各行业不断进步的动力，无论对短缺还是过剩的部门来说都是如此。如，对过剩部门来说，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对落后部门的淘汰而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中不断前进的；对短缺部门来说，产品的价高利大，一方面会促使整个社会将资源引导到该部门，另一方面会促使社会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或者寻找替代品而进行技术创新等，所以无论哪个方面，比例结构的失衡都具有积极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它们是经济活力永不衰竭的动力保证。这是因为，激发资本活力的高利润只存在于结构非均衡的短缺部门中，所以结构的非均衡是市场经济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
市场机制在调节非均衡结构的同时引起新的(性质不同的)非均衡结构失调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推动各产业技术上的不断进步，而且不断地引起新老产业的不断更替，推动市场经济系统不断地升级换代，是经济发展质的体现。计划经济则由于缺少这种机制，因此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局。
比例结构非均衡不仅是市场经济产生动力的源泉之一，而且还是说明市场经济为什么短期总是存在失业(或过剩)但经济却总是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比例结构失衡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一些部门存在过剩而另一些部门则存在短缺，短缺部门存在的高利润为生产与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过剩部门的潜在生产能力则为这种扩张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所以，比例结构的失衡是说明市场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失业但却总是处于增长过程的根本原因。由于在比例结构失衡的系统中，总存在着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说明即使在繁荣顶点也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说市场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西方学者认为，长期增长必然会带来充分就业的论点，不仅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而且忽视了增长所需的资源供给条件。长期增长必须靠投资来推动，投资所需的要素(基本三要素与投资品)的供给则只能建立在社会有潜在生产能力，也就是不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所以增长是与充分就业不相兼容的。
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性质的结构调节，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结构调节的要求，但也说明它对已有结构失衡的调节是极其高效的，它不会允许任何一个部门长期占据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出现某种性质的结构失衡而得不到解决，那么一定是市场机制的功能受到严重制约的结果。中国当前的结构失衡性质就是如此。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结构就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十几年过去，这方面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更加繁重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严重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长期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国营企业为主导但又允许部分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国营企业的低效为民营企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为了保护这些低效的国营企业，政府一方面扶持国营企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抑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诸侯式的经济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极力阻碍国营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由此导致一些部门产能过剩的状况长期难以改善。这种状况在受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领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⑦。所以，要使中国以压缩过剩产能为主要内容的调结构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一方面必须改变其微观基础，即政府退出这些领域，将其中的国营企业全部改造为受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另一方面是鼓励而不是限制竞争力强的企业积极扩张产能，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生产力，那么结构问题将迎刃而解。遗憾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节方面，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希望以一系列的有形之手来达到结构调节的目的，如近几年，通过“发改委”渠道出现的以调节各部门产能的“产业计划”几乎“天天有，月月有”，同时严格限制竞争力强的企业扩张产能，由此不仅为落后产能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使得它们逆势而上，结果导致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以政府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应以反垄断与加速产业间的新老更替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使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垄断行业的利润不断下降，迫使资源不断地从旧产业向新产业转移。
虽然比例结构的失衡会对再生产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但比例结构过高的均衡程度则可能给再生产运行带来更大的波动。我们知道，虽然理论基础不同，但关于比例结构协调程度与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却惊人一致。马克思从再生产理论⑧出发，得到比例结构的均衡是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比例结构不均衡，不仅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价格会出现不均衡，引起各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而且总产品就将不能正常实现，再生产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严重时将引发经济危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82)；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等，同样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比例结构均衡程度成正比的结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追求，更是使他们认为比例结构均衡程度越高也就越好。正是依据这种结论，马克思不仅提出要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而且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对比例结构的调整，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然而，客观事实却对此进行了根本的否定。横向看，各国对比例结构的干预程度往往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成反比，如自由程度较高的美国经济的运行稳定程度就高于干预力度较大的日本和西欧。纵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无序”的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就远远高于“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历了数次明显的经济周期并遭受到外部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其中包含最近的国际经济危机，但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却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是不断提高的。这些事实很可能说明，比例结构协调程度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我们知道，从不同角度看，比例结构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虽然从总供求的角度看，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均衡是再生产正常运行的条件，但从投入产出联系的产业角度看则可能恰好相反，即产业部门间的比例结构越均衡，宏观经济的运行就越不稳定，或者说产业部门间的比例结构越失衡，宏观经济的运行将越稳定⑨。这是因为，产业间的比例结构越均衡，它们之间运行方向(或运行周期)的同步性程度就越高，它们之间运行叠加形成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程度也就越大；与之相反，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越不均衡，它们之间运行方向的同步性程度就越低，如当短缺部门因产品短缺而价高利大向上(扩张)运行时，过剩部门则因产品价低利微甚至亏损而向下(衰退)运行，它们之间相反方向的运动就会相互抵消，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将保持相对平稳，所以，产业部门间比例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反而是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时，还使宏观经济获得了不断进步的动力⑩。
这种动力就是市场机制对结构调节的矫枉过正力量。矫枉过正性质的调节，使得每次调节都会产生新的短缺部门，它们为弥补短缺进行的生产与投资扩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新的过剩部门虽然因此走向衰退，但它们产能严重过剩引起的对投入品的过度需求及其产品严重过剩导致的价格下降，一方面为上游部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为下游部门的复苏(调节前因供给严重短缺产生的高价格会严重侵蚀下游部门的利润)带来了机遇，这正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生产却通过商品交换方式实现(整个社会生产力)，由此利益共同体变为对立面而产生的“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果，虽然不尽“公平”，但却因此产生了保证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从长期看，“公平”也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因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任何部门的运行都是周期性的，都会在“有利”与“不利”之间进行有序转换，各自最终得到的收益率是大致相等的，这也就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均利润规律”，所以，市场机制对比例结构矫枉过正的调节，不仅使经济系统获得了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而且能够保证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四、市场机制下经济状态的“混沌”之美
“混沌”也就是无序。市场经济调节下经济状态的无序，是马克思描述的市场经济生产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们质疑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历史却证明，在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等方面，“混沌”要比“有序”更有效。
上面讲到，以商品交换为社会再生产联系形式的一个矛盾就是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将所有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它要求人们同心协力且步调一致，但商品买卖的社会联系形式却又将这种利益共存关系转化成了利益对抗关系，由此彼此之间的行动不仅难以一致，而且往往对立，产生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终“无序”或“混沌”也就成为必然。
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计划中心来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运行，因此在现实中，人们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并以自己对形势的独立判断来采取行动，彼此之间几乎完全无关，从各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从常识判断，这种建立在利益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和行动独立基础上的无序活动，必然会带来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无序化或混乱，极大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也正是马克思提出要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初理论证明计划经济要优于市场经济的依据。然而，实践却对此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在实际过程中，这些看似没有任何组织性和联系性的完全由自主行为决定的“无政府”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竟能结合得非常之紧密，社会与个人的各种有效需求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实际上，只要简单对比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经济组织工作及其结果，就会得到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更加有效的结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进行的，但最终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生产组织和联系的极端无序，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商品都不能够得到正常的满足，宏观经济的运行更是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由市场自发调节，那些从事不同商品生产的人们之间，几乎完全在一种无序的组织中根据自身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而独立地作出选择，然而这种从形式上看似完全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组织方式，却能极好地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正好体现了形式上的有序会带来实际上的无序，形式上的无序却隐含着有序的辩证法规则。
被认为无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之所以会带来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是因为它的单个生产者在“无序”的经济系统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方式保证了供给与需求的一致，同时，通过它们之间不同方向的运动及其对撞而抵消了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这也正是优胜劣汰发挥作用的体现。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是通过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得到的，即对的会被发扬，错的会被纠正，所以允许人们自由发挥能够带来社会的“方差”增大，市场出现的可能状态就越多，“物竞天择”的作用就越大，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强(11)。显然，许多个体在此过程中会因资源配置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淘汰，这正如现实中每时每刻都有相当部分厂商因经营不善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从市场中消失一样，但它们这种不断试错及其牺牲的行为却保证了整个系统的活力及其运行的稳定。这种情况正如蜂群寻找食物时的做法：每日向四面八方派出工蜂寻找花蜜，其中的大部分都会无功而返，但至少有一个方向能找到食物来源，因此可以保证整个蜂群的生存，所以，这种看似无效的方式却是最有效的，而计划经济那种向一个方向寻找的方式，却很可能导致整体的灭亡。如果看看我们身处的自然界各种生命之间的关系，更会惊叹这种无序中隐含的有序之美，如每种生命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在自然界中不断努力，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联系，完全是无序的，然而在整体上，自然界的平衡却保持得如此之好，以至惊叹是否有个上帝之手在安排一切。这种情况，正是混沌理论揭示的看似无序的混沌现象中隐藏着有序的结论，这也正是市场机制最迷人的地方。这说明，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要远比计划经济的有形之手有效。义乌小商品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具代表的范例。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既无交通便利之先机，又无资源之地利，更没有政府的“有计划”指导，完全凭借无数个体经营者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的无序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显然，市场经济中这种无序中孕育高效的资源配置及其运行稳定的机制，是以部分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一定社会代价基础上的。这种代价的存在，确实如部分人认为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地方，但与其他各种方式相比，市场机制的代价无疑是最低的并且是最能够为社会接受的，达到的资源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这种代价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接受，是因为这种代价是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主进行的风险选择，不是社会强制的结果，同时这些利益受损的个体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且互不相干，不会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由此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相对稳定，而为避免失败引发的竞争，则保证了系统永不衰竭的动力。这种由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并自愿承担社会试错代价的无数个体组成的看似无序而低效的市场结构，实际上却孕育了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个“黑箱”面前，任何人为设计的资源配置方式都不堪一击。所以在这里，不怕资源的错配，就怕没有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任何有效的资源配置，都是在反复的纠错过程中实现的。
五、市场机制下的经济周期之美
经济运行呈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产生以来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却又是理论家与政府极力想加以克服的目标。经济周期之所以成为理论家与政府要加以克服的目标，是因为它与人们追求的资源优化配置目标不相符合，经济衰退更是会引发资源的浪费、失业和社会的不安定等，克服经济周期的发生，或者说熨平经济的波动就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与政府共同的努力目标。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最早研究经济周期的人之一(12)，他认为，经济周期不仅是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再生产比例结构失调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周期既是必然的，又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内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所以是要被计划经济否定的。与马克思不同，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周期作用的否定，更多的是从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进行的，认为在经济衰退阶段会带来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希望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为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内容几乎都是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探讨克服的途径。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努力了近两个世纪，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机理却仍然不甚了解，克服周期的目标自然不能达到。
实际上，周期作为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一种常态现象，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系统保持自身稳定并获得动力的一种反映，是其内部制衡机制作用的结果，更是优胜劣汰机制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从系统论与对立统一规律知道，不同事物要组成系统并保持稳定，彼此之间就一定要有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或者说相互促进与相互阻碍的两面性力量，这正如地球与月亮组成一个彼此间具有向心力与离心力并且力量相对平衡的系统一样，要使系统获得前进的动力，彼此之间的力量又不能完全平衡，为此也就产生了系统围绕某个中心而不断摇摆的运行方式，这正如陀螺只有在旋转与摇摆中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并获得动力一样。这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经济系统正常的运行方式，对这种方式的人为调节，不仅达不到目标，而且会放大周期波动的程度并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曾得到充分的证明。
虽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但这种代价并非全无意义。它不仅如熊彼特认为的那样是“创造性毁灭”的必要代价，是经济重新获得发展动力的前提，而且是社会关系得以不断调整的基础，是优胜劣汰机制作用发挥的表现形式。
每次危机都是以生产过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剩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资本积累推动的生产力无限发展超过了由一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结果，这种过剩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也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使得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要素所有者倾斜。当生产出现过剩时，要使生产与需求一致，就必须在各行业内部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以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方式来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个过程即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因此“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3)这也同时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所以，以生产过剩为表现特征的经济危机，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尽管这种方式表现得有些残酷，但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代价的。在此过程中，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保证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条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周期的最大作用是对社会分配关系的不断重新调整，由此不仅使得社会经济结构等保持较高的弹性，而且能够不断地使经济发展获得必要的动力。
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4)，但最核心的是利益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主要是生产组织者的厂商与基本要素所有者、政府与国外厂商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关系既随着经济波动而不断改变，同时又不断地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如在萧条阶段，利益分配的重心在消费倾向提高、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自动稳定器作用)与国际贸易顺差等作用下开始向厂商倾斜，由此推动经济不断复苏；在复苏过程中，随着存量资本利用率的提高与投资规模的扩大等，向资本倾斜的利益分配力量会更加强大，由此推动经济向高涨运行；然而随着资源就业率的提高，要素供给由过剩变为短缺，要素价格会快速上升，消费倾向因此下降，在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下，财政收支会由赤字变为盈余(或者是赤字大幅度减少)，国际贸易也会由顺差变为逆差(或者是顺差大幅度缩小)，企业总收支状况因此会不断恶化；效益下降引起的投资规模减少，会进一步恶化企业收支，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繁荣，利益分配的天平会向着要素所有者与政府倾斜，企业收支状况则会不断恶化，当这种情况背离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衰退也就不可避免。自然，随着经济的衰退，利益分配的天平又会逐渐向企业倾斜，由此经济系统获得重新扩张的动力。正是这种利益分配重心不断地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变动，一方面使经济系统不断地获得重新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利益分配关系保持较高的弹性，能够适应不断的技术变革引起的结构调整。
在此过程中，经济周期不仅通过三大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动力，更主要的是，它通过资本价值(量)与利益分配关系的放大效应而不断地改变各阶级内部以及阶级间的关系，使已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难以凝固，保证了各阶级内部以及阶级之间关系的高度弹性与流动性，从而为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我们知道，资本是带来未来收益的价值，其价值由带来的收益量决定，这种性质(15)，决定了收益的少量变化将带来资本价值的巨大改变，即资本价值变化量是收益量变化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由于微观收益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生产组织者能力的大小(同时也与不同行业之间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关)，因此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以能力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地位、荣誉、财富等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的人手中。这种性质，决定了资本所有者与生产组织者之间的生产关系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如每次经济高涨与衰退期间资本收益下降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贬值，都会导致大量富裕阶层，尤其是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富裕阶层资产的严重缩水甚至破产，原来占据社会权力中心的生产组织者也因此从权力的金字塔顶跌落，取代他们的是与技术进步联系紧密的新兴产业与组织者等。这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波动不但通过新增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动来调节利益分配关系，而且通过产业更迭引起的存量资本价值变动来调节分配关系。如果说前者的变化只是通过调整三大阶级利益关系而使经济系统在获得动力的同时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话，那么后者的变化则是激烈地改变各阶级内部关系并消除三大阶级之间交流的壁垒，迫使所有厂商与个人不断地进行以技术创新和能力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大厦的倾覆。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变动，使得任何的社会结构都难以凝固，“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社会关系的常态现象，“百年老店”则将成为奇迹。
价值由收益决定的这种性质，使得资本成为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革命力量，一切凝固的社会关系都会被它的力量熔蚀，那些僵化而试图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更是会被它无情地淘汰，由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危机”也成为资本支配下的市场经济证明自身有力量的表现(J·K·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通过无情地淘汰落后生产力以及保守的社会生产关系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每次危机后的社会通过制度变革都使自己前进的步伐更加轻盈。由此，黑格尔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才会认为“恶”是比“善”更大的社会推动力。这种作用的手段，就是优胜劣汰机制。
我们知道，传统上对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判断是以静态为标准的，也只有在静态方面才能进行最优化的求解，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市场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最优状态，而且也与大部分自由信奉者认为的最接近或比较接近最优状态相距甚远，但也正是这较大程度偏离最优状态的资源配置，却为实现动态的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相比较而言，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福利，动态优化比静态优化都更为可取，由此我们才会反复强调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动态效率要远远高于优化配置的静态效率。这种情况说明，对任何事物都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因为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系统内的任何因素对其他因素以及整个系统都具有排斥与促进的两面性，从某一角度看似不足的地方，换一个角度就是它的优势，正如市场机制静态方面在资源配置上的不足，动态方面却是它的优点一样，所以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从多角度进行，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由此，在对待市场机制其他方面，如外部性、公共产品配置等等方面的不足时，同样必须遵循一分为二的态度。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事实告诉我们，扬长避短的事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只能在其中进行相对抉择，即如果想让事物中好的一面得到发挥，那么就必须容忍其坏的一面也得到更充分的展示，正如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如果我们要更高的效率，那么就必须容忍更高程度的不公平，或者要更高程度的公平就必须承受同样程度的效率牺牲一样。那种希望扬长避短的做法，最终不仅让我们得不到长，而且会得到更多的短。这正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对待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时，希望发扬价值规律在有计划按比例(等价交换的要求)方面的优势，同时克服基本矛盾(16)的无政府状态的不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两者的优势我们没有得到(稳定、增长)，两者的缺点(僵化与不稳定)倒全包揽了，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扬长避短的不可能性。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制度方面，自然的选择要比人为的选择更有效。所以，尊重客观规律，慎做扬长避短的事，应该是我们在对待市场机制方面的基本态度。
感谢上海外经贸大学石士钧教授与中山大学孙洛平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对完善本文起了重要作用，文章中责任由笔者承担。
①资源配置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经济学也将因此寿终正寝了。
②从下面分析知道，由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均衡意味着同一时间既有短缺部门，也有过剩部门，过剩部门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因此在繁荣阶段也存在着部分失业，或者说市场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③关于个人消费倾向与社会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个别投资边际效率与社会投资边际效率的关系，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④经典理论中，马克思也许是一个唯一的例外。现代经济理论中，南开大学的柳欣教授是第一个将利润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他认为利润来自新增的货币供给(参见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遗憾的是，对如此简单的宏观账户关系，人们却至今不解，以至有人将2010年前后美国企业因利润率提升带来的巨大现金储备，归结于美国政府实施的藏富于民政策，而其时美国政府却正为巨大赤字困扰不已。
⑥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
⑦中国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结构升级，既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弱有关，也与技术能力及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有关，更与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或分配关系有关。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与社会要求的脱离，既是中国技术创新方面的市场机制作用力受到严重制约(对创新的保护力度不够等)，同时中国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封锁等有关，更与中国分配方面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有关，它使得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来自有效需求的强大支持。两极分化，不仅使得整个产业难以向上有效突破，而且会造成一些产业向低劣方向转变，这也是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的社会基础。
⑧从再生产理论出发，马克思应该得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比例结构失调，但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却并没有从这一理论出发，而是从生产过剩角度解释，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行，但这种解释却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即以攫取无限剩余为目标的资本家为什么消费不了总产品与必要产品之差额的剩余产品，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⑨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中的比例结构，虽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在具体分析中往往以投入产出联系的比例结构为主。
⑩关于比例结构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之间关系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杨文进：《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关系》，《经济纵横》2012年第9期。
(11)美国一家网站调查了各行各业1000位成功人士，其中99%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成功，更没有一套完整的走向成功的计划；该网站同时向公众征集1000份最完美的成功计划书，在筛选出的1000份计划书对成功的计划都是近乎完美的，然而结果却没有，这些计划制定者中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成功不是计划的，而是在不断的试错中产生的(参见沈岳明：《伟业如何建立》，《致富时代》2010年第6期)。
(12)马克思虽然没有揭示出周期的作用机理，但其再生产理念、有效需求理论与固定资产更新理论为周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文进：《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
(13)[德]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190-191页；第3卷，第278页。
(14)关于经济周期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
(15)关于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参见杨文进：《论资本的性质与作用》，《福建论坛》2010年第11期。
(16)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在教科书中，混淆价值规律与基本矛盾的性质与作用，将基本矛盾的积极作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归之为价值规律，而这些作用的本质却是与价值规律的性质(稳定与按比例)完全相反的，由此一来，基本矛盾就变得一无是处，要被消灭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作为矛盾对立面，没有了基本矛盾，价值规律又如何能存在？
作者介绍：杨文进，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