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四保
经济地理 2009年02期
修回时间：2008-07-28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08)-04-0603-04
地带性差异不仅规定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而且也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必须重视的地理规律。地理学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地带性差异分析已经得心应手，但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规律尚未涉足。
1 我国“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
1.1 我国经济体制的“增量改革”
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增量改革”，又叫“体制外增量”模式。这里，“体制内”的涵义是指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以及“大、小集体经济”，“体制外”包含了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城市经济领域的私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等。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所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区域政策都是在大力鼓励“体制外”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如物价体制改革、开放要素市场、计划体制改革(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及各类开发开放区等。而对城市国有经济(包括城市“大集体”)则按兵不动，原因是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4]；长期以来只是“采取办法维持”[2]。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真正触及“体制内”的国有经济。
我国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体制外”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贡献不可小视(表1)。
1.2 “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及条件解释
我国增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是存在着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地带地带，无论是五个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沿海开放城市”，还是开放土地、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市场，还是吸引外资、优化政府服务、下放管理权限等都首先在东部沿海实施，经历10年的时间以后，也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向全国普遍推广。
“体制外经济”的统计口径是城市经济领域里的“其他责任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领域里的乡镇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
资料来源：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中国政府网；200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内负担”是因为：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开始时只考虑到要面对各种复杂关系而忽略了它将带来的空前的失业冲击，包括下岗、待业、失业、难以实现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等；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几乎没有社会保障条件下开始的，而且短暂的计划经济历史也使我国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③没有社会保障的改革非常可能导致失业和贫困，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
之所以强调“体制外条件”是因为：①体制外条件好意味着提供相对多的经济发展“增量”；②这些增量可以增加居民就业、保持并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活跃地区市场、为政府提供税收进而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③如果没有体制外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社会保障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不足，产生贫困和社会矛盾就难以避免。
我国沿海地带正是这样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地带。东部地带的水热土条件使那里不仅诞生了我国最早的文明，而且一直是我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世界近代史上的工业文明由于是在海洋上进行传播，所以东部地带沿海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那里必然是我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地带。新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位置使它不会给东部沿海地带(上海除外)安排重大的工业项目，但是东部地带的工业化水平依然好于所谓“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料显示，1960年时广东、山东、江苏的工业规模就超过吉林，浙江则与之相差无几。到1980年时江苏的工业产值已经是黑龙江的2倍，山东也超过了它，广东和浙江已经与之相差不多。到了1985年，江苏的工业规模已经是辽宁的145％，山东为其95％、浙江和广东则达到了其70％以上。
可以说，尽管国家可以在若干时间里对内地部分地区重点部署一些重工业项目，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与它工业化的进程一样短暂，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建设还来不及改变工业化水平的地带差距，所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带，我国内地其他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是一个“体制内负担大、体制外条件差”的地带，尤其是“体制内存量”至今仍大大超过沿海地带(表2、表3)。
1.3 沿海地带成功改革发展路径及从其它地带获得的支撑
对国际上激进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私有化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我国体制外增量使得沿海地带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选择了符合我国工业化条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5]。
对我国制造业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学观察认为，人口众多是我国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而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指东部沿海地带加工贸易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地带体制外经济成分就是在这些产业的哺育下形成和发展了起来①。根据对全国500个工业行业的统计，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服装、家具制造、文化体育制品、医药制造业，沿海地带体制外经济成分就是在这些产业的哺育下形成和发展了起来①。根据对全国500个工业行业的统计，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服装、家具制造、文化体育制品、医药制造、塑料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7个“制造业”大类里的47个行业，在全国销售市场上居前10名的城市几乎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带。
只要谈到中国的人口优势就不能忽视我国地带性的人口移动，因为“优势”是在移动中实现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四川省出省的流动人口722.6万、安徽省458.9万、湖南省446.2万、江西省373.4万、河南省307万、湖北280.2万、广西275.5万、贵州169万，上述中西部省份合计超过3 000万，占当年全国出省流动人口3/4以上。根据对“迁移人口”的统计，75％以上为劳动人口，这样上述省份当年共有2 200万左右的劳动力向省外移动。接受这些移动人口的地带依次是：广东省1 506.5万、浙江369万、上海313.5万和北京246万。
“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东部地带部分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主体。如，广东省深圳2005年统计的全部人口超过1 0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800万，其中的劳动力人口应超过600万，而当地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不到110万；广东省东莞2002年“暂住人口”(即等于劳动力人口)433.6万，而统计当地的社会就业人数只有104.1万；福建省厦门2003年统计的外来劳动人口72.6万，当地“社会劳动者”112.2万；上海市2003年外来人口383.07万，按就业比重75.2％计算，从业275.8万，相当于当年上海从业人口(813万)的34％。
很清楚，大量劳动力人口的地带间迁移——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带的劳动力是支撑沿海地带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使其迅速发达的关键因素，没有这样的移动，其体制外增量和改革的成功也难以实现，显然，内地地带功不可没。
2 我国地带关系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意味已有制度环境下的被约束、惯性发展和刚性存在，如果路径朝消极的方向发展，也很难摆脱。按照“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会认为，在我国的地带关系中沿海地带对内地的带动是必然的。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理论中看，在沿海地带取得成功的体制改革及发展模式将按照梯度路径在其他地带扩散。但是，地理条件的地带性差异使遵循这个路径的其他地带遭遇到了沿海地带所遇不到的问题，导致的消极效果是明显的。
2.1 沿海地带改革对全国的巨大贡献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焕发生产力。事实证明，东部沿海地带的“体制外改革”不仅带动了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在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方面和国内市场方面都给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带来发展动力。1995-2005的10年间，国有工业经济在工业总量中的地位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有些地区甚至还有所提高(表4)。
2.2 “先发优势”使沿海地带垄断了增量资源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沿海地带因此形成了对发展增量及其资源的垄断。
既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首先选择了东部沿海地带，增量的“先发优势”就不可避免地使沿海地带进入良性自组织进程。表5的数据显示，东部沿海地带已经在资源占有的各个方面形成相对于其他地带的极大优势。
要强调的是，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地带间的发展差距，而是带有“剥夺与被剥夺”性质的地带关系。比如，表中表明的新增就业岗位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而此间黑龙江省净减少了41万，东北地区因此净减少14万——在国企改革最需要新增就业岗位以支付“改革成本”的地区却缺乏增加的就业，而在“体制内负担”最轻的地区却拥有最多的就业增量！我们不能因此谴责这种市场力量支配下的地带关系，但是必须承认，市场的力量就是要造成并扩大地带差距。迄今为止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有利于市场发挥其作用，并使“体制外增量”与“体制内负担”在地带上分离开来。
一言以蔽之，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在造就了发达的沿海经济地带的同时，也为其他地带顺利实现改革造成了障碍。
2.3 内地“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2.3.1 在产权上的深化改革，如管理者收购(MBO)、向体制外的各种经济成分出售或转让国有资产，在体制内实行国有资产重组和实现国有经济的多种形式，与之伴随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对国有企业员工的大量裁减。
2.3.2 为增强企业国有竞争力而实施“主辅分离及辅业改制分流”，剥离原来属于企业内部关联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做大做强主业”的过程中把上述产业推给企业所在的城市，把众多“全民所有制”和“大小集体”人员推向社会。
2.3.3 “减员减负减债”，在体制外寻找增量的必然逻辑是在体制内寻求减量，通过减员实现增效、通过减负和减债实现轻装上阵，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在内部消化冗员的办法。
2.3.4 限制地方保护主义提倡国内统一市场和与WTO对接，国家按照沿海地带的要求来规范国内市场的游戏规则，按照沿海地带对国际竞争的适应能力来制订全国入世的时间表。内地以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和地区开发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产业方面不具优势，开发其他制造业又必然遭遇到沿海地区的强有力竞争，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当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局限，“体制内改革”产生的大量失业使地区经济雪上加霜。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因此捉襟见肘，由沿海地带传递的经济体制改革只传来了体制内的减量而鲜有体制外的增量，“失血过多”导致的休克——“问题地区”和“问题城市”的出现是自然的。
2.4 内地工业化的“路径依赖”
为了求得增量，内地地带特别需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可以产生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在沿海地带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产业则已经遇到了外部贸易条件恶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环境和生态等社会责任加重、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等问题，地带性转移大势所趋。近年来在广西、江西、湖南等地出现的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工业扩散显示了这个趋向。实际的观察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扩散出来的产业一部分是印染、小五金、电镀、水泥、小造纸等高度污染型产业，一部分是纺织、服装、制鞋、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环节(研发和销售环节留在当地)，与当年“四小龙”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产业转移如出一辙。这就是“梯度扩散”。对扩散机制的通俗解释是相对发达地区“腾笼换鸟”和欠发达地区对工业化的要求，也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链的全球配置。但是伴随其中的必然是污染、环境恶化和粗放工业化的转移。我国沿海地带现在遇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高端产业环节严重的对外依赖，必须靠地带性转移来解决问题。就像物质不灭定律，这样的产业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退出是以在另一个地区(或国家)重新分布为条件的。但是与工业化国家向“四小龙”、“四小龙”再向我国转移的“全球化”不同，由于我国的内地地带拥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地理空间，沿海地带只需要向内地淘汰这些落后产业就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对内地地带而言，接受沿海地带粗放的工业化模式是它们的最简便选择，但如何避免重走沿海地带发展路径成为一项重大的挑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加强调控，包括：①针对转移的项目施加“环境生态责任”(如征收资源、环境税)和“社会责任”(如规定最低工资)；②针对集中形成的园区承担更多的政府责任，如提供公共的环保设施、廉租房、教育卫生以及文化设施。总之，发达地区要“又好又快转移”，欠发达地区要“又好又快开发”。
3 结论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地带间关系、体制内外增量与减量的焦点内容是地区和城市就业，实践“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改革开放给沿海地带和全国带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工业化带来的众多就业，而给内地带来的最大困惑是形成了众多的失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地带间的延展不应该是失业的发展。
第二，对于内地、特别是体制内存量特别多的西部地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来说，不能一成不变地实行沿海地带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解决我国严重的地带性差距方面还存在严重缺陷。尊崇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过分依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必将是继续扩大差距。
第三，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地带间的统筹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统筹就要实施“分类改革、分类开放”的地带性政策，即，在沿海地带更多地靠“体制外”产生的市场力量，而在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带和东北地区则更多地发挥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来减轻“体制内减量”对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四，其他的加强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广泛的就业服务、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深化教育医疗等体制改革，使之在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益方向上发展；在东北和西部地带实施促进就业的政策；实施援助问题地区和问题城市的战略和政策，并为这些地区和城市提供克服粗放发展的技术支持(清洁生产等)和进行生态与环境的战略区域规划等。
注释：
①国内有文献说，美国GNP中的贡献分析表明，1/3来自人力资源的市场型流动和配置。
②1995年的统计口径为“国有工业企业”，2006年的统计口径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③其中有7家属于“国字号”、按照行政区域设置机构的国有银行，不具有典型市场配置资源的表现，所以东部地带占有的份额不大。
④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辽宁计入了东北地区，海南在条件和实际水平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地带，因此不计。
⑤按“流向地域”的统计。
作者介绍：丁四保，教授，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东北研究院。（长春 130024）
作者：丁四保
经济地理 2009年02期
修回时间：2008-07-28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08)-04-0603-04
地带性差异不仅规定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而且也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必须重视的地理规律。地理学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地带性差异分析已经得心应手，但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规律尚未涉足。
1 我国“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
1.1 我国经济体制的“增量改革”
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增量改革”，又叫“体制外增量”模式。这里，“体制内”的涵义是指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以及“大、小集体经济”，“体制外”包含了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城市经济领域的私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等。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所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区域政策都是在大力鼓励“体制外”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如物价体制改革、开放要素市场、计划体制改革(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及各类开发开放区等。而对城市国有经济(包括城市“大集体”)则按兵不动，原因是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4]；长期以来只是“采取办法维持”[2]。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真正触及“体制内”的国有经济。
我国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体制外”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贡献不可小视(表1)。
1.2 “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及条件解释
我国增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是存在着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地带地带，无论是五个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沿海开放城市”，还是开放土地、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市场，还是吸引外资、优化政府服务、下放管理权限等都首先在东部沿海实施，经历10年的时间以后，也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向全国普遍推广。
“体制外经济”的统计口径是城市经济领域里的“其他责任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领域里的乡镇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
资料来源：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中国政府网；200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内负担”是因为：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开始时只考虑到要面对各种复杂关系而忽略了它将带来的空前的失业冲击，包括下岗、待业、失业、难以实现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等；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几乎没有社会保障条件下开始的，而且短暂的计划经济历史也使我国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③没有社会保障的改革非常可能导致失业和贫困，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
之所以强调“体制外条件”是因为：①体制外条件好意味着提供相对多的经济发展“增量”；②这些增量可以增加居民就业、保持并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活跃地区市场、为政府提供税收进而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③如果没有体制外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社会保障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不足，产生贫困和社会矛盾就难以避免。
我国沿海地带正是这样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地带。东部地带的水热土条件使那里不仅诞生了我国最早的文明，而且一直是我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世界近代史上的工业文明由于是在海洋上进行传播，所以东部地带沿海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那里必然是我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地带。新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位置使它不会给东部沿海地带(上海除外)安排重大的工业项目，但是东部地带的工业化水平依然好于所谓“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料显示，1960年时广东、山东、江苏的工业规模就超过吉林，浙江则与之相差无几。到1980年时江苏的工业产值已经是黑龙江的2倍，山东也超过了它，广东和浙江已经与之相差不多。到了1985年，江苏的工业规模已经是辽宁的145％，山东为其95％、浙江和广东则达到了其70％以上。
可以说，尽管国家可以在若干时间里对内地部分地区重点部署一些重工业项目，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与它工业化的进程一样短暂，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建设还来不及改变工业化水平的地带差距，所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带，我国内地其他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是一个“体制内负担大、体制外条件差”的地带，尤其是“体制内存量”至今仍大大超过沿海地带(表2、表3)。
1.3 沿海地带成功改革发展路径及从其它地带获得的支撑
对国际上激进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私有化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我国体制外增量使得沿海地带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选择了符合我国工业化条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5]。
对我国制造业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学观察认为，人口众多是我国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而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指东部沿海地带加工贸易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地带体制外经济成分就是在这些产业的哺育下形成和发展了起来①。根据对全国500个工业行业的统计，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服装、家具制造、文化体育制品、医药制造业，沿海地带体制外经济成分就是在这些产业的哺育下形成和发展了起来①。根据对全国500个工业行业的统计，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服装、家具制造、文化体育制品、医药制造、塑料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7个“制造业”大类里的47个行业，在全国销售市场上居前10名的城市几乎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带。
只要谈到中国的人口优势就不能忽视我国地带性的人口移动，因为“优势”是在移动中实现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四川省出省的流动人口722.6万、安徽省458.9万、湖南省446.2万、江西省373.4万、河南省307万、湖北280.2万、广西275.5万、贵州169万，上述中西部省份合计超过3 000万，占当年全国出省流动人口3/4以上。根据对“迁移人口”的统计，75％以上为劳动人口，这样上述省份当年共有2 200万左右的劳动力向省外移动。接受这些移动人口的地带依次是：广东省1 506.5万、浙江369万、上海313.5万和北京246万。
“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东部地带部分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主体。如，广东省深圳2005年统计的全部人口超过1 0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800万，其中的劳动力人口应超过600万，而当地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不到110万；广东省东莞2002年“暂住人口”(即等于劳动力人口)433.6万，而统计当地的社会就业人数只有104.1万；福建省厦门2003年统计的外来劳动人口72.6万，当地“社会劳动者”112.2万；上海市2003年外来人口383.07万，按就业比重75.2％计算，从业275.8万，相当于当年上海从业人口(813万)的34％。
很清楚，大量劳动力人口的地带间迁移——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带的劳动力是支撑沿海地带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使其迅速发达的关键因素，没有这样的移动，其体制外增量和改革的成功也难以实现，显然，内地地带功不可没。
2 我国地带关系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意味已有制度环境下的被约束、惯性发展和刚性存在，如果路径朝消极的方向发展，也很难摆脱。按照“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会认为，在我国的地带关系中沿海地带对内地的带动是必然的。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理论中看，在沿海地带取得成功的体制改革及发展模式将按照梯度路径在其他地带扩散。但是，地理条件的地带性差异使遵循这个路径的其他地带遭遇到了沿海地带所遇不到的问题，导致的消极效果是明显的。
2.1 沿海地带改革对全国的巨大贡献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焕发生产力。事实证明，东部沿海地带的“体制外改革”不仅带动了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在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方面和国内市场方面都给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带来发展动力。1995-2005的10年间，国有工业经济在工业总量中的地位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有些地区甚至还有所提高(表4)。
2.2 “先发优势”使沿海地带垄断了增量资源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沿海地带因此形成了对发展增量及其资源的垄断。
既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首先选择了东部沿海地带，增量的“先发优势”就不可避免地使沿海地带进入良性自组织进程。表5的数据显示，东部沿海地带已经在资源占有的各个方面形成相对于其他地带的极大优势。
要强调的是，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地带间的发展差距，而是带有“剥夺与被剥夺”性质的地带关系。比如，表中表明的新增就业岗位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而此间黑龙江省净减少了41万，东北地区因此净减少14万——在国企改革最需要新增就业岗位以支付“改革成本”的地区却缺乏增加的就业，而在“体制内负担”最轻的地区却拥有最多的就业增量！我们不能因此谴责这种市场力量支配下的地带关系，但是必须承认，市场的力量就是要造成并扩大地带差距。迄今为止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有利于市场发挥其作用，并使“体制外增量”与“体制内负担”在地带上分离开来。
一言以蔽之，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在造就了发达的沿海经济地带的同时，也为其他地带顺利实现改革造成了障碍。
2.3 内地“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2.3.1 在产权上的深化改革，如管理者收购(MBO)、向体制外的各种经济成分出售或转让国有资产，在体制内实行国有资产重组和实现国有经济的多种形式，与之伴随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对国有企业员工的大量裁减。
2.3.2 为增强企业国有竞争力而实施“主辅分离及辅业改制分流”，剥离原来属于企业内部关联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做大做强主业”的过程中把上述产业推给企业所在的城市，把众多“全民所有制”和“大小集体”人员推向社会。
2.3.3 “减员减负减债”，在体制外寻找增量的必然逻辑是在体制内寻求减量，通过减员实现增效、通过减负和减债实现轻装上阵，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在内部消化冗员的办法。
2.3.4 限制地方保护主义提倡国内统一市场和与WTO对接，国家按照沿海地带的要求来规范国内市场的游戏规则，按照沿海地带对国际竞争的适应能力来制订全国入世的时间表。内地以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和地区开发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产业方面不具优势，开发其他制造业又必然遭遇到沿海地区的强有力竞争，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当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局限，“体制内改革”产生的大量失业使地区经济雪上加霜。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因此捉襟见肘，由沿海地带传递的经济体制改革只传来了体制内的减量而鲜有体制外的增量，“失血过多”导致的休克——“问题地区”和“问题城市”的出现是自然的。
2.4 内地工业化的“路径依赖”
为了求得增量，内地地带特别需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可以产生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在沿海地带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产业则已经遇到了外部贸易条件恶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环境和生态等社会责任加重、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等问题，地带性转移大势所趋。近年来在广西、江西、湖南等地出现的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工业扩散显示了这个趋向。实际的观察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扩散出来的产业一部分是印染、小五金、电镀、水泥、小造纸等高度污染型产业，一部分是纺织、服装、制鞋、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环节(研发和销售环节留在当地)，与当年“四小龙”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产业转移如出一辙。这就是“梯度扩散”。对扩散机制的通俗解释是相对发达地区“腾笼换鸟”和欠发达地区对工业化的要求，也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链的全球配置。但是伴随其中的必然是污染、环境恶化和粗放工业化的转移。我国沿海地带现在遇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高端产业环节严重的对外依赖，必须靠地带性转移来解决问题。就像物质不灭定律，这样的产业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退出是以在另一个地区(或国家)重新分布为条件的。但是与工业化国家向“四小龙”、“四小龙”再向我国转移的“全球化”不同，由于我国的内地地带拥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地理空间，沿海地带只需要向内地淘汰这些落后产业就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对内地地带而言，接受沿海地带粗放的工业化模式是它们的最简便选择，但如何避免重走沿海地带发展路径成为一项重大的挑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加强调控，包括：①针对转移的项目施加“环境生态责任”(如征收资源、环境税)和“社会责任”(如规定最低工资)；②针对集中形成的园区承担更多的政府责任，如提供公共的环保设施、廉租房、教育卫生以及文化设施。总之，发达地区要“又好又快转移”，欠发达地区要“又好又快开发”。
3 结论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地带间关系、体制内外增量与减量的焦点内容是地区和城市就业，实践“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改革开放给沿海地带和全国带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工业化带来的众多就业，而给内地带来的最大困惑是形成了众多的失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地带间的延展不应该是失业的发展。
第二，对于内地、特别是体制内存量特别多的西部地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来说，不能一成不变地实行沿海地带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解决我国严重的地带性差距方面还存在严重缺陷。尊崇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过分依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必将是继续扩大差距。
第三，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地带间的统筹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统筹就要实施“分类改革、分类开放”的地带性政策，即，在沿海地带更多地靠“体制外”产生的市场力量，而在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带和东北地区则更多地发挥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来减轻“体制内减量”对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四，其他的加强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广泛的就业服务、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深化教育医疗等体制改革，使之在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益方向上发展；在东北和西部地带实施促进就业的政策；实施援助问题地区和问题城市的战略和政策，并为这些地区和城市提供克服粗放发展的技术支持(清洁生产等)和进行生态与环境的战略区域规划等。
注释：
①国内有文献说，美国GNP中的贡献分析表明，1/3来自人力资源的市场型流动和配置。
②1995年的统计口径为“国有工业企业”，2006年的统计口径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③其中有7家属于“国字号”、按照行政区域设置机构的国有银行，不具有典型市场配置资源的表现，所以东部地带占有的份额不大。
④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辽宁计入了东北地区，海南在条件和实际水平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地带，因此不计。
⑤按“流向地域”的统计。
作者介绍：丁四保，教授，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东北研究院。（长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