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子银邹薇
经济学家 1996年02期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性质应界定为“帕累托改进”过程，“改革过程会是非帕累托改进”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将静态描述与动态优化分析结合起来考察改革的调整成本，中国必须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应适时地将边际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较低层次的局部改革应尽可能一步到位；要尽可能扩大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支持，减少不利于改革的寻租行为。
一、关于改革路径的大争论
经济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过程，不仅关系到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前途，而且与千百万人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问题，也就成为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关于改革路径存在两条大思路，其一是激进式的，其二是渐进式的。
（一）激进式的改革路径
1989年以来，东欧与前苏联政局裂变，各国纷纷采取“休克疗法”、“大爆炸”等策略，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和价格体系自由化，试图以“复制”方式一次到位实现向西方式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主张越过了繁琐的理论争辩，直接体系为急风骤雨般的实践。1989年波兰财政大臣巴尔塞罗维兹率先实施所谓“休克疗法”，把原国有财产卖给任何有能力的购买者，包括黑市交易者、本国居民等。“休克疗法”实施之初曾取得一定成效，商品供给不足、隐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外汇黑市基本消除。在波兰早期成功的激励下，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相继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波兰式转型思路。
但是，回顾近几年的实践，东欧各国的这种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反而出现了一种经济恶性循环：恶性通货膨胀（1989）→稳定计划（1990）→经济衰退（1990～1991）→预算赤字（1992）→巨额债务（1993）→更多的预算赤字→再现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西方学者仍然对激进式改革抱有一线希望。
（二）渐进式的改革路径
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经济改革，其波及范围之广，历时之长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近几年来，改革路径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他们对于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
1.胡汝银（1992）对改革的政治分析。[①]
胡汝银把中国改革看作是一个政治过程，尝试从理性政治行为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展开经济分析。他认为，在中国的实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实力较量过程中，集权政治结构等因素使得核心领导者具有明显的力量优势，中国改革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时间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政治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因此，经济改革过程必定是一个包含着核心领导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和境况改善是核心领导者可获得政治支持的基础。这样，对于核心领导者而言，改革过程中谋求最大限度政治支持的问题，便直接转化为增进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转化为如何通过改革的先后顺序、进度、规模和配套政策等多方面的审慎决策，去选择一条阻力尽可能小，使得能从改革中获得追加利益或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成员人数比例及其政治力量始终处于优势的改革路径问题。最终，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成为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2.樊纲（1993）对改革成本与路径的分析。[②]
樊纲界定了两种改革成本：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前者是在新旧制度剧变中一次性付出的成本，亦是人们相互之间废止旧“契约”和重新签约过程中的成本；后者是改革中由于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他认为，如果仅从实施成本来看，激进式改革可能优于分步走，因为分步走意味着一次次地重新签约，而每走一步后经济仍处于次优状态，甚至离效率最优状态愈走愈远；一步到位可以避免分步走的多次成本负担，而只需一次性付出代价，即使代价较大，也是可取的。然而，一旦考虑到摩擦成本，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改革方案越激进，越是迅速打破旧制度和全面改革既得利益关系，就越是会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和社会冲突，摩擦成本也越大。为此，只有选择渐进改革，一则缓解利益冲突，二则缓和改革“投入产出时滞”带来的矛盾，在新制度逐步成长过程中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经济能力为人们提供及时的补偿。
3.林毅夫等对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认识。[③]
林毅夫等人反复申述了他们关于中国改革渐进性的论点。他们的观点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特征：（1）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2）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3）以计划分配资源和重要部门的国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偏斜和效率损失，而市场作为一种制度需要时间得以发育和生成，为此，他们赞同如下观点：“在条件允许不作激进式改革选择时，就应尝试渐进的改革方式。”
二、改革的路径性质：“非帕累托改变”之辩析
综览国内关于经济改革路径的文献，我们感到，在理论分析中有些问题还有待仔细推敲或进一步澄清，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不论是对于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都具有现实意义。围绕改革路径的性质，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进与所谓“非帕累托改进”之辩析，即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改变，必然会冲击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利益动荡变化的过程与以瓦尔拉、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一般均衡”理论联系了起来。如樊纲在几篇论文中（1992、1993），反复指出改革过程的“非帕累托改变”性质。他认为，其一，改革过程无法避免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其二，改革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存在利益损失无法补偿问题。由此他指出：“我们绝不能将改革过程当作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改变’问题来研究，而是要特别着力于对其作为一个‘非帕累托改变’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社会阻力’进行研究。”[④]所期看到的有关论文中，大致都采纳了这一观点。[⑤]
我们认为，“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作为西方经济学中长期沿用的评判经济体系状态的术语，只有准确地把握其含义，才能准确地运用它来分析改革路径的性质。
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在均衡理论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尤其是他在解决比较经济体制的效率标准这一问题时，充分扩展和运用了“最优性”与“效率”范畴，定义了一个在最优状态下取得最大剩余或收益的概念。后来他进一步“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第二定理的尝试形式：从一个适当的初始资源配置能够得到任何一个作为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⑥]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从数学上严格地证明这两个定理，在此权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在新古典领域中达成了共识的：即“帕累托效率”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其它的配置方式可以使每个人至少同等富足并且使某些人境况在严格意义上得到改进；相反，如果一种状态不是帕累托效率的，这就意味着，必然存在某种方式可以使某些人改进境况而无须损害其他任何人。进一步理解，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产出了帕累托非效率的配置，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一种或许不尽如人意的特征，即它会诱致某种方式的制度安排，使得某些人可以从中获益而不必损害其它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会诱致向新制度的变迁。原有制度可能缺乏可取之处，但“帕累托非效率”状态是它的致命弱点。既然存在一种新制度，可以最终使某些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为什么不进行制度创新，使“非帕累托效率”朝着“帕累托效率”的方向得到改进呢？由此可见，“帕累托非效率”与“帕累托改进”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评价同一种制度的状况的两种表达方法：从静态看是制度不具备“帕累托效率”特征，从动态看是制度具备改进到更好状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此，我们可以说：“帕累托效率”与“帕累托非效率”是两种对立制度状态；同样地可以说：一种制度要么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要么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状态。
那么樊文所说的“非帕累托改进”[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该文作者对于“帕累托效率”等范畴理解不尽准确，因而会提出“改革过程会是非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假若仔细把握“帕累托改进”的内涵，结论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樊文仅仅抓住改革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的现象，就断定改革过程是“帕累托改进”的反命题，于是界定它为“非帕累托改进”。然而，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原制度中并非每个人都实现了其效用或利益最大化。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在其它人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得以改进其境况。
改革之所以发生，其前提条件不在于将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于有一部分人可能通过制度变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自身境况，并且从长期看，整个制度会向效率最优化目标前进。“帕累托效率”是个数学极限，从精确的数学意义上讲，它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但是它确立了“帕累托改进”的方向，这一点是准确无疑的。正是由于此才保证了改革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与参与。
其实，制度变迁过程包含着利得与损失的权衡，新制度经济学家早就看到这一现象，甚至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相应的策略。科斯就曾指出：“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必须注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它决策的恶化。而且，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变为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考虑总的效果。”[⑧]这表明，一旦引入制度因素，进入正交易成本世界，“帕累托改进”就不可能不损害一部分利益而发生，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状况认识的充实与发展。樊文反复强调改革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充满矛盾与冲突，这充其量只是对人所共知的现象的描述，若以之界定改革路径的性质，似乎并没有体现出多少实质内容。
其次，樊文列举了改革中种种利益损失，比如失去“铁饭碗”、“铁交椅”等既得利益，人们在改革中相对收益不均，人们在改革中承受的损失难以完全补偿等等，这些会构成改革的阻力。文中进而指出：“改革的这种性质（注：指“非帕累托改进”）决定了改革过程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并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⑨]我们认为，在讨论既得利益损失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所说的既得利益是否正当。众所周知，原有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而包括“铁饭碗”在内的各种既得利益正是导致原制度非效率的根源之一，所以，在原制度通过“帕累托改进”向效率较高的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消除种种阻碍效率提高的非正当得利，这正是“帕累托改进”应该包含的题中之义。
再次，樊文仅把改革视作一个静态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再分配过程，而实际上，改革总是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排除了原制度中抑制效率提高的种种因素，为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优化、社会效率水平提高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反过来，经济越是发展，社会对于制度变迁和利益调整的承受能力就越强，这也有助于改革的推进。一般来说，对于一次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变迁而言，从短期看，改革造成的利益关系的替代效应可能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切割蛋糕的比例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的所得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均得到增加，而另一些人的绝对与相对所得均下降；但是从长期看，社会效率增进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会逐渐扩散开来，并涓流般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中去，直到每个成员财富的绝对量增大，或者说，人们曾为改革付出的成本得到足够的补偿。因此，尽管改革过程不可避免，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但是只要维持不断地经济增长和发展，就能越过障碍和解决困难。所以，从动态发展看，整个改革过程只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
至此，我们把改革路径的性质界定为“帕累托改进”过程，并就所谓“非帕累托改进”概念展开了辩析。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无谓争辩。事实上，只有正确地把握了改革路径的性质，才能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中，把改革路径纳入动态优化模型中去进行更加精确细致地研究。
三、改革路径特征的再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特征为：其一，增量改革；其二，试验推广；其三，非激进性。[⑩]。也有学者把中国改革归结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认为政府主体制度供给的能力与意愿、政府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和政府的行政权威等决定了改革路径的渐进性。[①①]。我们认为，渐进性已经包括了试验推广、非激进性等涵义，而政府主导与渐进性并无必然因果关系。所以对改革路径的上述论证尚不完善。我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特征可概括为：
（一）双轨并行的制度格局
中国改革是在“试错”中逐渐扩散推广的。因此，改革进程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以及经济生活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根源，从需求方面看，是不同经济主体从特定改革步骤和措施中所获得的私人收益与承担的私人成本不相同，因而对改革的需求强度参差不齐；从供给方面看，是决策者权衡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需求，进而在改革供给上采取了相应的差别政策。
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中国经济生活中双轨制度并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共生的局面。比如在税收制度中，全民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税负，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各类企业在工资、职工福利、社会保障等制度上都依照各自标准行事；至于价格制度、就业制度、城市住房制度等，至今仍未形成单轨规范。
这种双轨并行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减轻制度变迁的震荡，为制度变迁提供缓冲区间的作用。它使得原有制度的若干可取之处继续发挥余热，使新制度得以逐步发育成长和酿成优势，直到潜移默化地实现新旧更替。然而，双重制度并存，相互间的摩擦、冲突与损耗常常会拖住制度变迁步伐，使得许多预期的改革步骤延迟或走形，改革路径会比预想地更加漫长和曲折。
（二）从边际改革到全面改革
从我国改革历程看，改革之初，边际改革特征比较明显。如，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在农村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等。尽管边际改革在开始时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它很容易在庞大的存量所赖以经营的原有制度框架中失去激励能力，以至于相对于维持边际改革的成本而言，其边际收益显得日渐衰微。承包制、乡镇企业后来出现的困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改革的推进，边际改革势必为更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所取代。当承包制陷于困境，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制度性原因日益突出时，就客观上要求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改革中由单纯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转化为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企业法人制度，重构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制约关系，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等；同样，仅仅依靠乡镇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农业包围之中，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狭窄边际中谋求生存，也并不是农业改革的根本途径。只有发掘农业“内源”，集中大量资源发展农业，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工农业二元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可见，边际改革为全面改革提供了铺垫，由增量到存量、由表层到深层逐步推进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三）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
改革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为此，需要结合政治市场结构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才能分析制度变迁过程的方向、深度、广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从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看，中央决策者在决策和实施改革时，总是谋求巩固与加强其政治权威，尽可能地争取社会支持或尽可能地减少公开反对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央决策者在改革的时间路径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努力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别推进到它们各自对于争得公众支持比例的边际贡献度为零时为止。基于此，中央决策者会通过不断地试错，一方面，将政治改革的供给的深度与广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与增强自己政治权威的限度内；另一方面，把经济改革视作谋求量大限度政治支持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将经济改革的供给也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与增强政治权威的限度内。
从制度变迁需求方面看，就一部门、地区和企业而言，改革的私人边际收益与成本同社会边际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差异，这刺激了各集团为追求超额利益而普遍谋求改革的“饥渴症”。于是，多数情形下的局部改革，要么是某一部门、地区或企业竞相争取来的，要么是竞相仿效中央某些特许政策的结果，比如经济特区热、股票热、公司热等。其实，这种寻求改革租的过程在A·克鲁格《寻租的政治经济学》（1974）和诺思的论著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或实例。改革中的寻租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央决策者与各个集团之间产生了互利过程：中央决策者通过改革获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而其它大多数行为主体则通过谋求与推进局部改革而获得额外的货币与非货币利益。
（四）改革构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寻求增长与发展的任务，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因此，一方面，中国必须始终保持相当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原有制度中尚有活力的因素还要存续下去，不能出现管理虚位和制度断层；另一方面，改革与开放又是谋求长期增长与发展和争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发展中进行改革，通过改革谋求发展，这使得改革肩负着在长期和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重使命。
四、改革路径的动态优化
改革路径究竟是怎样的？它是稳定的和唯一的吗？我国既有的关于经济改革路径的文献，都还没有把改革的调整成本在一个规范的数学模型中加以动态化，因而描述出来的路径多少带有随意性，缺乏严格的证明。在这里，我们将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来探求改革的优化路径。
改革过程可以视作一个投资过程，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预期从这种制度变迁中有所收益。自然，这个过程中必然也产生一定的成本。为此，改革过程净收益极大化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k为在时间序列中新增的人均资本量，δ为折旧率，初始资本状态设为k（0）。
用汉密尔顿函数解（1）和（2）式，得出两个分别反映T和k随时间的变化路径的微分方程：
考察其系数矩阵，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方程组的特征方程的两个特征值入λ[，1]和λ[，2]恰好一正一负。从数学上讲，这个动态系统是个稳定的鞍点（saddle）均衡。
右侧，由于制度变迁所带来的资本存量K较大，相应的π′（k）也较大。因此，与π（k）相等的边际成本贴现值也较大，这样，即使调整成本T上升到较大值，也还是能够满足T＝0之条件。由此还可认为，由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存量K与调整成本T的大小是正相关的。亦即，如果改革触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面较大，则需要承担的调整成本就较大；反之，如果改革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则调整成本也较小。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个经济主体的全方位变迁，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显然，制度变迁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庞大，亦即需要通过制度变迁实现的社会总资本存量K相当大，相应地，改革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也相当大。因而，如上面的动态系统所揭示的，选择一条渐进式路径，可以把调整成本融汇到整个改革路径中去，最后逐步地与目标趋近。
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更清楚，我们设想一种相反的前提，即假设一次性地支付这个庞大的改革成本，实行“激进式变迁路径”，试问，是否存在一条稳定的路径呢？
设T是一次性支付的改革成本，变迁的收益是资本存量K和改革成本T的函数π（k，T），它满足π′（k）＞0，π＂（k）＜0，π′（T）＜0，π＂（T）＞0。最大化模型为：
由此，该系统的特征方程的两个特征值λ[，1]、λ[，2]满足λ[，1]+λ[，2]＞0，λ[，1]·λ[，2]＞0。从数学上讲，λ[，1]、λ[，2]同为正，表明这个线性系统是不稳定的，不存在鞍点均衡。从图上看，一旦经济离开均衡点，则根本不可能奢望再回到均衡点。这个系统是无限发散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这样一个调整成本相当巨大的制度变迁中，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由原有制度“跳跃”到新制度，即走“激进式路径”；相反，“渐进式路径”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即使这条路径比较漫长，但它有可能完成“帕累托改进”，把经济制度变迁到效率较高的状态。
五、结语
1.经济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改革是一个向着“帕累托效率”不断优化的过程，它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新古典传统的“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进”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完备信息，无交易成本与无摩擦的理想世界中界定的。可是，一旦引入制度因素，进入正交易成本世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帕累托改进”中将不可能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达到效用或福利的改善；同样，制度变迁不可能不冲击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并使之成为制度变迁难以避免的代价。因此，“含交易成本的帕累托改进”不能说是“非帕累托改进”，相反地，它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帕累托改进”概念作出的重要修正和扩展。
2.改革过程始于增量或边际改革，但不限于边际改革。边际改革的作用是在原有制度的总体框架尚未完全打破时，先行在边际引入新制度模式，使之与原有制度并行运作，通过新旧制度效率差距的对比参照，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和经验。但是，当边际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更全面更深刻的存量改革就成为必要。
3.改革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也是政治的公共选择过程。为此，要在政治市场上更深入地把握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在我国这样一个旧的行政隶属关系与条块分割管理体制比较完备的国家，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支持，减少不利于改革的寻租行为，这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4.改革的路径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可以有不同的具体选择。在较低层次上的局部改革，如部门性、地区性改革措施的出台，就可以在整个经济制度背景下，尽可能地一步到位，以减少体制摩擦和双轨冲突造成的效率损失。
5.改革的深度、广度、程度，改革的预期收益，改革所要承担的调整成本，这些都影响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假若仅仅出于对预期收益的考虑，或许激进式路径更吸引人，但是当调整成本列入考虑时，情形就不同了。单单静态地描述调整成本或者简单地把调整成本处理成一次支付的常量是不够的，只有把静态的定性分析与动态的优化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找到适当的改革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急于求成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渐进式路径”是中国改革的适当选择。
注释：
①胡汝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经验”，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林毅夫等：“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④同②。
⑤如林毅夫等（1992）、杨瑞龙（1993）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
⑥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863页。
⑦作者原文为非帕累托改变。
⑧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2页。
⑨同②。
⑩同③。
①①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与协调”，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作者介绍：庄子银，邹薇，均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作者：庄子银邹薇
经济学家 1996年02期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性质应界定为“帕累托改进”过程，“改革过程会是非帕累托改进”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将静态描述与动态优化分析结合起来考察改革的调整成本，中国必须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应适时地将边际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较低层次的局部改革应尽可能一步到位；要尽可能扩大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支持，减少不利于改革的寻租行为。
一、关于改革路径的大争论
经济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过程，不仅关系到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前途，而且与千百万人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问题，也就成为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关于改革路径存在两条大思路，其一是激进式的，其二是渐进式的。
（一）激进式的改革路径
1989年以来，东欧与前苏联政局裂变，各国纷纷采取“休克疗法”、“大爆炸”等策略，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和价格体系自由化，试图以“复制”方式一次到位实现向西方式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主张越过了繁琐的理论争辩，直接体系为急风骤雨般的实践。1989年波兰财政大臣巴尔塞罗维兹率先实施所谓“休克疗法”，把原国有财产卖给任何有能力的购买者，包括黑市交易者、本国居民等。“休克疗法”实施之初曾取得一定成效，商品供给不足、隐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外汇黑市基本消除。在波兰早期成功的激励下，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相继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波兰式转型思路。
但是，回顾近几年的实践，东欧各国的这种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反而出现了一种经济恶性循环：恶性通货膨胀（1989）→稳定计划（1990）→经济衰退（1990～1991）→预算赤字（1992）→巨额债务（1993）→更多的预算赤字→再现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西方学者仍然对激进式改革抱有一线希望。
（二）渐进式的改革路径
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经济改革，其波及范围之广，历时之长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近几年来，改革路径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他们对于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
1.胡汝银（1992）对改革的政治分析。[①]
胡汝银把中国改革看作是一个政治过程，尝试从理性政治行为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展开经济分析。他认为，在中国的实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实力较量过程中，集权政治结构等因素使得核心领导者具有明显的力量优势，中国改革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时间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政治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因此，经济改革过程必定是一个包含着核心领导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和境况改善是核心领导者可获得政治支持的基础。这样，对于核心领导者而言，改革过程中谋求最大限度政治支持的问题，便直接转化为增进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转化为如何通过改革的先后顺序、进度、规模和配套政策等多方面的审慎决策，去选择一条阻力尽可能小，使得能从改革中获得追加利益或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成员人数比例及其政治力量始终处于优势的改革路径问题。最终，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成为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2.樊纲（1993）对改革成本与路径的分析。[②]
樊纲界定了两种改革成本：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前者是在新旧制度剧变中一次性付出的成本，亦是人们相互之间废止旧“契约”和重新签约过程中的成本；后者是改革中由于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他认为，如果仅从实施成本来看，激进式改革可能优于分步走，因为分步走意味着一次次地重新签约，而每走一步后经济仍处于次优状态，甚至离效率最优状态愈走愈远；一步到位可以避免分步走的多次成本负担，而只需一次性付出代价，即使代价较大，也是可取的。然而，一旦考虑到摩擦成本，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改革方案越激进，越是迅速打破旧制度和全面改革既得利益关系，就越是会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和社会冲突，摩擦成本也越大。为此，只有选择渐进改革，一则缓解利益冲突，二则缓和改革“投入产出时滞”带来的矛盾，在新制度逐步成长过程中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经济能力为人们提供及时的补偿。
3.林毅夫等对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认识。[③]
林毅夫等人反复申述了他们关于中国改革渐进性的论点。他们的观点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特征：（1）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2）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3）以计划分配资源和重要部门的国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偏斜和效率损失，而市场作为一种制度需要时间得以发育和生成，为此，他们赞同如下观点：“在条件允许不作激进式改革选择时，就应尝试渐进的改革方式。”
二、改革的路径性质：“非帕累托改变”之辩析
综览国内关于经济改革路径的文献，我们感到，在理论分析中有些问题还有待仔细推敲或进一步澄清，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不论是对于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都具有现实意义。围绕改革路径的性质，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进与所谓“非帕累托改进”之辩析，即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改变，必然会冲击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利益动荡变化的过程与以瓦尔拉、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一般均衡”理论联系了起来。如樊纲在几篇论文中（1992、1993），反复指出改革过程的“非帕累托改变”性质。他认为，其一，改革过程无法避免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其二，改革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存在利益损失无法补偿问题。由此他指出：“我们绝不能将改革过程当作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改变’问题来研究，而是要特别着力于对其作为一个‘非帕累托改变’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社会阻力’进行研究。”[④]所期看到的有关论文中，大致都采纳了这一观点。[⑤]
我们认为，“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作为西方经济学中长期沿用的评判经济体系状态的术语，只有准确地把握其含义，才能准确地运用它来分析改革路径的性质。
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在均衡理论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尤其是他在解决比较经济体制的效率标准这一问题时，充分扩展和运用了“最优性”与“效率”范畴，定义了一个在最优状态下取得最大剩余或收益的概念。后来他进一步“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第二定理的尝试形式：从一个适当的初始资源配置能够得到任何一个作为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⑥]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从数学上严格地证明这两个定理，在此权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在新古典领域中达成了共识的：即“帕累托效率”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其它的配置方式可以使每个人至少同等富足并且使某些人境况在严格意义上得到改进；相反，如果一种状态不是帕累托效率的，这就意味着，必然存在某种方式可以使某些人改进境况而无须损害其他任何人。进一步理解，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产出了帕累托非效率的配置，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一种或许不尽如人意的特征，即它会诱致某种方式的制度安排，使得某些人可以从中获益而不必损害其它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会诱致向新制度的变迁。原有制度可能缺乏可取之处，但“帕累托非效率”状态是它的致命弱点。既然存在一种新制度，可以最终使某些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为什么不进行制度创新，使“非帕累托效率”朝着“帕累托效率”的方向得到改进呢？由此可见，“帕累托非效率”与“帕累托改进”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评价同一种制度的状况的两种表达方法：从静态看是制度不具备“帕累托效率”特征，从动态看是制度具备改进到更好状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此，我们可以说：“帕累托效率”与“帕累托非效率”是两种对立制度状态；同样地可以说：一种制度要么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要么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状态。
那么樊文所说的“非帕累托改进”[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该文作者对于“帕累托效率”等范畴理解不尽准确，因而会提出“改革过程会是非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假若仔细把握“帕累托改进”的内涵，结论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樊文仅仅抓住改革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的现象，就断定改革过程是“帕累托改进”的反命题，于是界定它为“非帕累托改进”。然而，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原制度中并非每个人都实现了其效用或利益最大化。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在其它人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得以改进其境况。
改革之所以发生，其前提条件不在于将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于有一部分人可能通过制度变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自身境况，并且从长期看，整个制度会向效率最优化目标前进。“帕累托效率”是个数学极限，从精确的数学意义上讲，它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但是它确立了“帕累托改进”的方向，这一点是准确无疑的。正是由于此才保证了改革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与参与。
其实，制度变迁过程包含着利得与损失的权衡，新制度经济学家早就看到这一现象，甚至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相应的策略。科斯就曾指出：“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必须注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它决策的恶化。而且，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变为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考虑总的效果。”[⑧]这表明，一旦引入制度因素，进入正交易成本世界，“帕累托改进”就不可能不损害一部分利益而发生，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状况认识的充实与发展。樊文反复强调改革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充满矛盾与冲突，这充其量只是对人所共知的现象的描述，若以之界定改革路径的性质，似乎并没有体现出多少实质内容。
其次，樊文列举了改革中种种利益损失，比如失去“铁饭碗”、“铁交椅”等既得利益，人们在改革中相对收益不均，人们在改革中承受的损失难以完全补偿等等，这些会构成改革的阻力。文中进而指出：“改革的这种性质（注：指“非帕累托改进”）决定了改革过程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并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⑨]我们认为，在讨论既得利益损失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所说的既得利益是否正当。众所周知，原有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而包括“铁饭碗”在内的各种既得利益正是导致原制度非效率的根源之一，所以，在原制度通过“帕累托改进”向效率较高的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消除种种阻碍效率提高的非正当得利，这正是“帕累托改进”应该包含的题中之义。
再次，樊文仅把改革视作一个静态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再分配过程，而实际上，改革总是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排除了原制度中抑制效率提高的种种因素，为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优化、社会效率水平提高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反过来，经济越是发展，社会对于制度变迁和利益调整的承受能力就越强，这也有助于改革的推进。一般来说，对于一次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变迁而言，从短期看，改革造成的利益关系的替代效应可能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切割蛋糕的比例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的所得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均得到增加，而另一些人的绝对与相对所得均下降；但是从长期看，社会效率增进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会逐渐扩散开来，并涓流般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中去，直到每个成员财富的绝对量增大，或者说，人们曾为改革付出的成本得到足够的补偿。因此，尽管改革过程不可避免，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但是只要维持不断地经济增长和发展，就能越过障碍和解决困难。所以，从动态发展看，整个改革过程只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
至此，我们把改革路径的性质界定为“帕累托改进”过程，并就所谓“非帕累托改进”概念展开了辩析。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无谓争辩。事实上，只有正确地把握了改革路径的性质，才能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中，把改革路径纳入动态优化模型中去进行更加精确细致地研究。
三、改革路径特征的再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特征为：其一，增量改革；其二，试验推广；其三，非激进性。[⑩]。也有学者把中国改革归结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认为政府主体制度供给的能力与意愿、政府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和政府的行政权威等决定了改革路径的渐进性。[①①]。我们认为，渐进性已经包括了试验推广、非激进性等涵义，而政府主导与渐进性并无必然因果关系。所以对改革路径的上述论证尚不完善。我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特征可概括为：
（一）双轨并行的制度格局
中国改革是在“试错”中逐渐扩散推广的。因此，改革进程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以及经济生活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根源，从需求方面看，是不同经济主体从特定改革步骤和措施中所获得的私人收益与承担的私人成本不相同，因而对改革的需求强度参差不齐；从供给方面看，是决策者权衡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需求，进而在改革供给上采取了相应的差别政策。
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中国经济生活中双轨制度并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共生的局面。比如在税收制度中，全民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税负，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各类企业在工资、职工福利、社会保障等制度上都依照各自标准行事；至于价格制度、就业制度、城市住房制度等，至今仍未形成单轨规范。
这种双轨并行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减轻制度变迁的震荡，为制度变迁提供缓冲区间的作用。它使得原有制度的若干可取之处继续发挥余热，使新制度得以逐步发育成长和酿成优势，直到潜移默化地实现新旧更替。然而，双重制度并存，相互间的摩擦、冲突与损耗常常会拖住制度变迁步伐，使得许多预期的改革步骤延迟或走形，改革路径会比预想地更加漫长和曲折。
（二）从边际改革到全面改革
从我国改革历程看，改革之初，边际改革特征比较明显。如，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在农村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等。尽管边际改革在开始时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它很容易在庞大的存量所赖以经营的原有制度框架中失去激励能力，以至于相对于维持边际改革的成本而言，其边际收益显得日渐衰微。承包制、乡镇企业后来出现的困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改革的推进，边际改革势必为更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所取代。当承包制陷于困境，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制度性原因日益突出时，就客观上要求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改革中由单纯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转化为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企业法人制度，重构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制约关系，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等；同样，仅仅依靠乡镇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农业包围之中，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狭窄边际中谋求生存，也并不是农业改革的根本途径。只有发掘农业“内源”，集中大量资源发展农业，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工农业二元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可见，边际改革为全面改革提供了铺垫，由增量到存量、由表层到深层逐步推进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三）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
改革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为此，需要结合政治市场结构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才能分析制度变迁过程的方向、深度、广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从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看，中央决策者在决策和实施改革时，总是谋求巩固与加强其政治权威，尽可能地争取社会支持或尽可能地减少公开反对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央决策者在改革的时间路径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努力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别推进到它们各自对于争得公众支持比例的边际贡献度为零时为止。基于此，中央决策者会通过不断地试错，一方面，将政治改革的供给的深度与广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与增强自己政治权威的限度内；另一方面，把经济改革视作谋求量大限度政治支持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将经济改革的供给也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与增强政治权威的限度内。
从制度变迁需求方面看，就一部门、地区和企业而言，改革的私人边际收益与成本同社会边际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差异，这刺激了各集团为追求超额利益而普遍谋求改革的“饥渴症”。于是，多数情形下的局部改革，要么是某一部门、地区或企业竞相争取来的，要么是竞相仿效中央某些特许政策的结果，比如经济特区热、股票热、公司热等。其实，这种寻求改革租的过程在A·克鲁格《寻租的政治经济学》（1974）和诺思的论著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或实例。改革中的寻租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央决策者与各个集团之间产生了互利过程：中央决策者通过改革获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而其它大多数行为主体则通过谋求与推进局部改革而获得额外的货币与非货币利益。
（四）改革构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寻求增长与发展的任务，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因此，一方面，中国必须始终保持相当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原有制度中尚有活力的因素还要存续下去，不能出现管理虚位和制度断层；另一方面，改革与开放又是谋求长期增长与发展和争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发展中进行改革，通过改革谋求发展，这使得改革肩负着在长期和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重使命。
四、改革路径的动态优化
改革路径究竟是怎样的？它是稳定的和唯一的吗？我国既有的关于经济改革路径的文献，都还没有把改革的调整成本在一个规范的数学模型中加以动态化，因而描述出来的路径多少带有随意性，缺乏严格的证明。在这里，我们将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来探求改革的优化路径。
改革过程可以视作一个投资过程，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预期从这种制度变迁中有所收益。自然，这个过程中必然也产生一定的成本。为此，改革过程净收益极大化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k为在时间序列中新增的人均资本量，δ为折旧率，初始资本状态设为k（0）。
用汉密尔顿函数解（1）和（2）式，得出两个分别反映T和k随时间的变化路径的微分方程：
考察其系数矩阵，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方程组的特征方程的两个特征值入λ[，1]和λ[，2]恰好一正一负。从数学上讲，这个动态系统是个稳定的鞍点（saddle）均衡。
右侧，由于制度变迁所带来的资本存量K较大，相应的π′（k）也较大。因此，与π（k）相等的边际成本贴现值也较大，这样，即使调整成本T上升到较大值，也还是能够满足T＝0之条件。由此还可认为，由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存量K与调整成本T的大小是正相关的。亦即，如果改革触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面较大，则需要承担的调整成本就较大；反之，如果改革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则调整成本也较小。
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个经济主体的全方位变迁，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显然，制度变迁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庞大，亦即需要通过制度变迁实现的社会总资本存量K相当大，相应地，改革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也相当大。因而，如上面的动态系统所揭示的，选择一条渐进式路径，可以把调整成本融汇到整个改革路径中去，最后逐步地与目标趋近。
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更清楚，我们设想一种相反的前提，即假设一次性地支付这个庞大的改革成本，实行“激进式变迁路径”，试问，是否存在一条稳定的路径呢？
设T是一次性支付的改革成本，变迁的收益是资本存量K和改革成本T的函数π（k，T），它满足π′（k）＞0，π＂（k）＜0，π′（T）＜0，π＂（T）＞0。最大化模型为：
由此，该系统的特征方程的两个特征值λ[，1]、λ[，2]满足λ[，1]+λ[，2]＞0，λ[，1]·λ[，2]＞0。从数学上讲，λ[，1]、λ[，2]同为正，表明这个线性系统是不稳定的，不存在鞍点均衡。从图上看，一旦经济离开均衡点，则根本不可能奢望再回到均衡点。这个系统是无限发散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这样一个调整成本相当巨大的制度变迁中，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由原有制度“跳跃”到新制度，即走“激进式路径”；相反，“渐进式路径”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即使这条路径比较漫长，但它有可能完成“帕累托改进”，把经济制度变迁到效率较高的状态。
五、结语
1.经济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改革是一个向着“帕累托效率”不断优化的过程，它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新古典传统的“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进”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完备信息，无交易成本与无摩擦的理想世界中界定的。可是，一旦引入制度因素，进入正交易成本世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帕累托改进”中将不可能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达到效用或福利的改善；同样，制度变迁不可能不冲击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并使之成为制度变迁难以避免的代价。因此，“含交易成本的帕累托改进”不能说是“非帕累托改进”，相反地，它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帕累托改进”概念作出的重要修正和扩展。
2.改革过程始于增量或边际改革，但不限于边际改革。边际改革的作用是在原有制度的总体框架尚未完全打破时，先行在边际引入新制度模式，使之与原有制度并行运作，通过新旧制度效率差距的对比参照，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和经验。但是，当边际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更全面更深刻的存量改革就成为必要。
3.改革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也是政治的公共选择过程。为此，要在政治市场上更深入地把握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在我国这样一个旧的行政隶属关系与条块分割管理体制比较完备的国家，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支持，减少不利于改革的寻租行为，这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4.改革的路径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可以有不同的具体选择。在较低层次上的局部改革，如部门性、地区性改革措施的出台，就可以在整个经济制度背景下，尽可能地一步到位，以减少体制摩擦和双轨冲突造成的效率损失。
5.改革的深度、广度、程度，改革的预期收益，改革所要承担的调整成本，这些都影响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假若仅仅出于对预期收益的考虑，或许激进式路径更吸引人，但是当调整成本列入考虑时，情形就不同了。单单静态地描述调整成本或者简单地把调整成本处理成一次支付的常量是不够的，只有把静态的定性分析与动态的优化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找到适当的改革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急于求成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渐进式路径”是中国改革的适当选择。
注释：
①胡汝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经验”，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林毅夫等：“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④同②。
⑤如林毅夫等（1992）、杨瑞龙（1993）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
⑥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863页。
⑦作者原文为非帕累托改变。
⑧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2页。
⑨同②。
⑩同③。
①①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与协调”，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作者介绍：庄子银，邹薇，均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