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清敏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4年07期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因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换届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领导集体实现了平稳过渡。
新一届中国政府将会引领崛起的中国走向何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怎样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和学界讨论的议题。围绕中国外交如何展开，在不同层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甚至争论。在宏观的战略层面，面对新的形势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提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①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从2011年提出“中国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②到2013年明确提出：“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放弃不结盟政策，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③这些观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媒体和学界的热议。
在具体政策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发展成为热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在亚太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引发中国外交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在国外，“好战”、“强硬”、“傲慢”等词语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④而国内则有人批评中国外交太“软”，甚至给外交部寄钙片。⑤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关于中国外交是否更加“强硬”的文章，引发了学术界从深层次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争论。⑥
与此同时，在操作层面和外交风格上，中国媒体突出强调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趋势。有人认为“中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⑦有人阐述中国外交的“新思路”；⑧有人提出，习近平的外交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又一创新”，其“特色令人回味”；⑨也有媒体以“新风扑面、气质鲜明”，“自信”、“睿智”与“真情”概括“习近平外交元年”的全新气象。⑩
如何理解当前的中国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连续性？本文拟从外交目标和布局，在关键和热点问题上的具体政策以及外交政策落实层面的特点和风格等三个层次梳理、归纳和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和变化，概括其总体趋势和特点；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最后，对新一届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做一些粗浅的展望。
一、外交目标和布局的连续性
在许多西方国家，新政府往往突出和强调与前一届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才是中国政治的常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十八大上平稳顺利的权力交接本身，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策将体现出更多的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十八大后发文指出，中国将“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11)观察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活动，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显著特点是连续性，尤其表现在中国外交主题和布局等战略层面。
(一)外交目标和任务的连续性
外交战略和目标始终是围绕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调整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这样判断的：“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此基础上，报告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2)这个目标后来得到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释：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这两点后来被称为经济建设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将坚持推行改革开放，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做出了更具体的部署，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成立上海自贸区，表明了新一届政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意志和决心。
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定位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14)在出访和会见外国客人期间，他将“中国梦”解释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愿望，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5)“中国梦”被认为是“新时代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6)因此，“中国梦”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实现中国梦也是中国外交的新任务。(17)
国内工作重心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外交基本目标的连续性。十八大报告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18)说明中国并无意联合任何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而保持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新任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外交首先还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解决各种不可持续的问题，为维护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19)
为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继2012年成立国际经济司后，外交部在2013年12月成立“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以加强经济外交工作。(20)为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习近平在出访期间连续提出了与中亚国家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计划。
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另一个日益突出的具体表现是，外交不仅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还需要紧紧围绕维持和服务国内稳定这个大局。这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连续，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冷战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新年社论强调：“要实现九十年代的奋斗目标，最重要的是保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21)2010年后，维持国内稳定已经被提升为中国三大“国家核心利益”之一，(22)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当务之急。中国“维稳”经费投入的持续上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23)维护和协调国内外稳定的大局是中国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外交工作日益重要的任务。
(二)外交布局的连续性
建国后最初30多年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一直占有优先地位。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在发展中国家、周边和多边外交间摇摆。(24)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以与大国关系为关键、以与周边国家关系为首要、以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新舞台的对外关系总体格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了20多个国家，多次出席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外交工作密切结合，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关系布局并没有变化。
当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趋势仍然重视同主要大国的关系。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意味着中国选择向西方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十八大政治报告仍然把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提出要“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5)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充满矛盾和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不管是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还是维护周边和国内的稳定，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仍然是第一位的。
冷战的结束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得到加强，经济关系得到深化。201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其规格之高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处理与邻国关系需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重申了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表达了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的真诚愿望，提出了要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目标。(26)十八大召开后不到一年时间内，习近平和李克强出访了东盟十国中的九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四个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周边主要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访问中国。在经济领域，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总额，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形成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上世纪80年代后，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整体对外关系布局的基石。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即出访了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提出了中国对非合作要“真、实、亲、诚”的四字箴言。(27)随后，习近平又出访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并与八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展开会谈，表达了中国愿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建立和发展全面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的愿望。
多边外交在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而峰会外交则是其中最活跃的方面。通过参加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地区领导人以及东亚峰会等一系列峰会，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现有国际体系，坚持“尊重主权，反对干涉；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坚持对话，反对暴力；支持平等，反对强权”。(28)在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主动，仗义执言，立场更鲜明，作用更突出。
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主动性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不仅总体外交目标和外交布局上具有连续性，对待主要国家和处理热点问题的政策也表现出了连续性。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在落实这些政策时，更加积极主动，态度也更加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美政策和应对热点问题上。
(一)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仍然重视中美关系
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对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稳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新特点，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
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双边意义，而且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都、意义重大。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2013年中美经贸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9)在政治上，两国高层及各级别对话交往与日俱增，双方已经建立起涵盖众多领域的9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从社会基础上看，两国之间的社会联系在不断加强，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国际上，中美双方对解决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合作对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和亚太地区的所有问题举足轻重。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鉴于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多次发生对抗和战争，不少人担心中美两国可能重蹈覆辙，发生对抗乃至军事冲突。为此，习近平在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期间即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和“合作共赢”，并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从而明确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大方向。(30)
王毅外长首次出访美国，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这种关系的原则和途径。他提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也应该先从亚太开始”，并且明确表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我们从未想过要把美国从亚太排挤出去，而是希望美国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同时王毅也强调，“亚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希望美方也应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31)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一届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为稳定与诸大国关系描绘的新蓝图，其意义切实长远。
(二)在海洋权益争议上坚持原有立场，应对更加积极主动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是引发国内外观察家对中国外交不同解读和争论的导火索，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不管是南海诸岛还是东海的钓鱼岛问题，近年来成为热点都非中国政策变化引起，而是有关国家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改变现状的政策所引起的，如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谓的“国有化”，菲律宾在黄岩岛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等。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被放大，导致外界对中国横加批评和指责。二是相关国家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促使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众也表现出空前的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各自的看法和主张，(32)莫衷一是的民众呼声和媒体讨论掩盖了并未根本改变的官方立场。
其实，中国政府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对于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需要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因此在热点发生初期对领土主权的强调一度被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前面。(3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7月30日举行的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对保持地区稳定和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与利益”给予同等重要的强调。(34)2013年6月27日，王毅外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重申了捍卫主权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先后顺序。他说：“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解决办法，反对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在海洋权益争端解决之前，各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35)9月，在联合国的讲话中，王毅首先强调中国“真诚希望通过直接当事国的谈判协商妥善处理，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搁置起来”，然后才重申“在任何时候都将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中国的正当与合法权益”。(36)在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要阐述了怎样争取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这些官方的表态和立场表明，中国政府对海上领土争端的政策是一贯的、连续的。
具体来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有历史和法理上的依据，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现在努力争取的是，敦促日方承认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共识，以及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的默契，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承认双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有争议，同中方就钓鱼岛实质问题展开认真磋商，寻求管控争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日本政府片面改变现状、一意孤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新一届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有为的应对措施。为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2012年9月之前，中国海监船很少驶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区域。针对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执意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中国海监船开始驶入钓鱼岛领海区域、海监飞机开始进入钓鱼岛上空巡航，国家海洋预报台开始发布钓鱼岛海域环境预报，中方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点基线，在日本指责中国海监飞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圈”的情况下，中国国防部于2013年10月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设别区。这些举措都是对日方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改变现状的错误政策的有力回击。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对南沙和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水域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仍然坚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照顾到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与有关当事国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争议的办法，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搁置起来。针对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不断采取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于2013年7月将1959年设立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升格为“中国海南省三沙市”，增加应对南海局势日益复杂化的能力，加强对南海地区的有效管理。针对一些国家在该地区频繁进行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军事活动，中国军队也在南海地区实行了多兵种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在曾母暗沙附近的两次演习。
(三)在朝鲜核问题上保持政策连续性。立场更加明确
2003年朝鲜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后，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促成了六方会谈。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同时中国也认为，朝鲜作为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其主权、领土完整与合理安全关切及发展利益应得到尊重。并非由于中方的原因，2009年六方会谈在六轮过后陷入停顿。
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呼吁有关国家尽快回到六方会谈的框架中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反对任何恶化朝鲜半岛局势和平与稳定的举措。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朝鲜先后两次进行核试验，中国都予以谴责，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针对朝鲜核武器、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所采取的制裁措施。2013年2月朝方不顾国际社会反对，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支持联合国的2094号决议，谴责朝鲜核试验并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政策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外长第一次在北京召见朝鲜驻华大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要求朝方停止采取进一步激化局势的言行，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37)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通知各自内部机构要“严格遵守”国际义务并认真执行联合国的决议。(38)另外，中国建设银行终止了与两家朝鲜银行的业务往来。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立场更加清楚，中国的政策正朝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外交行为的新特点
在总体目标、框架以及热点问题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操作层面展示出了新特点，具体包括：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在推动首脑外交和“夫人外交”方面表现活跃；把对外事务统筹协调、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放到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
(一)强调国家利益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官方表述中。到了本世纪初期，国家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热点。十八大报告把“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作为第一句话来概括和总结中国外交的成就。紧随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之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则是展望或者指导未来中国外交的第二个原则。(39)习近平在提出中国梦的理念时强调，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40)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1)
国家利益也被看做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双方应该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对于中俄关系，他强调双方应该“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对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他表示中国会铭记非洲国家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帮助。对于中国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42)在国家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主要指导原则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已经成为落实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43)
(二)“首脑外交”更加突出活跃
十八大召开后的不到一年时间内，习近平四次出访，行程约10万公里，访问了14个国家：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5月底、6月初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展开国事访问，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9月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年，李克强出访了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文莱、泰国、越南和罗马尼亚等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出访7次，足迹遍及欧洲、非洲、美洲、亚洲的22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6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中国的访问。
此外，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积极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总理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年度首脑会议，会晤了上百位国家领导人，与他们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双边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新一届政府首脑频频出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把中国首脑外交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脑外交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夫人外交”或“第一夫人外交”。第一夫人彭丽媛陪伴习近平第一次出访俄罗斯即引起世界瞩目。随后，她陪同习近平多次出席重要外交活动，使世界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彭丽媛还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亲善大使，并且长期倡议和推动消除贫困等公益事业，在随访期间会见当地的妇女儿童，并访问学校和幼儿园，参与慈善活动，向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友善的信号，增强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成为首脑外交的一个亮点。
(三)强调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内政与外交的统筹和协调。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44)为了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做好对外关系统筹和协调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表现。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确保中央战略意图的落实。杨洁篪在十八大后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做出战略规划”。作为主抓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他强调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要“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统一指挥、统筹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所有涉外机构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同时，都必须通过加强合作以实现外事工作的协调一致性。在外交工作中，要“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45)
统筹协调的第二个着力点是，推动涉外部门的机制建设，理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加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局统筹、协调与合作。为了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九龙治海”的复杂局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合并前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前公安部的边防海警、前农业部的中国渔政和前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部门，成立新的国家海洋局，以“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提高机构效率”。(46)
统筹协调的第三个着力点是，更加重视政策的有效实施，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习近平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47)为了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中央的精神，杨洁篪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在具体落实工作中，外交人员“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48)
四、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既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点。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只是过渡性的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当今中国外交的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影响和制约中国外交变与不变的原因和动力。
(一)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决定了外交连续性的主旋律
中国外交的延续性是由国内政治的连续性所决定的。国内政治的连续性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奉行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和成功的，继续坚持已经成功的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虽然国内外对今天的中国外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批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外交功不可没。具体来说，自197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战争或是重大军事冲突，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得到改善，解决了与邻国之间存在的大多数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产品出口市场，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和技术。正是外交工作的这些成就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才能集中于国内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成功外交的保驾护航，成功的外交思路和布局也是不能改变的。
(二)以利益为坐标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是全球化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国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却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没有战略，“缺少连贯和合理的国内和国际目标”，(49)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50)但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表明，不结盟政策没有改变，在发展国家关系时不是根据敌友分野，而是根据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来确定自己的对外关系。这既是全球化的要求，也是中国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从国际背景看，确立国家大战略，需要清晰界定“国家核心利益”、“威胁核心利益的外部力量”和捍卫这些利益的手段。(51)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战略及其变化围绕着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做出相应调整。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敌我界线不再分明，在一个领域内的“朋友”往往会成为另一个领域内的敌人或是竞争者。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拥有冷战期间的“大战略”，中国对外政策也实现了从关系导向型到功能导向型的转变，敌友难辨，只有国家利益能够成为新型对外关系的坐标。
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中美之间国力差距的缩小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52)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美国“重返”亚洲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而美国则把这种政策当做应对中国崛起的被动反应。但是，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把这一双边关系看做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领导人一致强调中美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和对待双边关系。
不少人从地缘政治或中美关系的视角看待中俄关系。习近平上任后，把对外出访首站选在俄罗斯。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也即今年首访国家仍然选择了俄罗斯。实际上，十八大召开以来，中俄两国首脑在不同场合会面多达五次。从经济角度讲，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只相当于中美贸易额的一小部分，中美关系显然重要得多，而且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也更加坚实牢固。但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美、中俄关系都具有战略意义，不同维度的战略意义，硬将两者联系起来，是冷战思维的一种表现。
其次，中国不断变化和多维度的自我认同也使结盟战略更加困难。如何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特性一直都非易事，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国力、地缘政治和政治体制等方面，中国都具有二元性。(53)“发展很不均衡”让中国的国家特性表现出“看似矛盾”的不同方面。(54)这种“既强又弱”的国家定位，使得中国很难实行冷战期间所执行的外交战略。
此外，中国与国际社会之关系的不断演变也增加了实施传统外交战略的难度。中国已经参加了24次联合国维和行动，总共派出了20000余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中国在解决众多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不同领域和层次上显得更加复杂多样，中国既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以非黑即白的模式来衡量中国外交也越来越难。因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个全方位的布局中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唯一的坐标。
(三)决策模式和领导人个性特点决定外交新特点
不管是从决策模式还是从领导人个人特点来看，新一届政府都具有新的特点。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模式属于领导核心主导制。(55)冷战结束之后，中共通过“集体考察，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程序实现权力交接。(56)在新的领导体制内，重大政策都需要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程序做出。(57)在这种以“集体领导、集体决定和集体责任”为特征的体系中，领导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主管不同领域，全局计划和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58)
十八大所确立的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是第一届建国之后出生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资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有所不同，也拥有与他们不同的个人魅力，执政伊始不可能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做出毛泽东时期那样的重大让步，面对外部的挑衅也决不能无所作为。因而，他们希望保持政策的平衡：以强硬立场应对他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行为，然而又真诚地希望保持和平的周边环境。在基本的政策原则上，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在实践层面则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
新一届领导人不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也不缺乏国际经历。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走上中国政坛的，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在负责一个地方工作的过程中，都具有出国访问、参观、考察或学习的经历，并不缺少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对外部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基层工作使他们养成了朴素务实的工作风格，参与对外事务则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有包容开放的态度，更易按照国际规范行事，更易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习近平引用老子的经典“治大国如烹小鲜”，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他提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59)，则体现了他的执政风格。他曾经在国际场合谈论足球，高度评价马来西亚籍歌手梁静茹，给中国外交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化内容。在“首脑外交”时代，(60)重视“首脑外交”和“夫人外交”，则体现出新领导人与时俱进的国际化特色。
(四)政府机构转型要求外交工作突出协调、强调落实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给中国政府机构特别是涉外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决策人员更加“职业化”，决策机构更加“多元化”，决策权力更加“分散化”，对外行为更加“全球化”。(61)中央政府所有部级单位都设立了各自的国际合作部门，相关任职人员不断增加，在涉及其本领域的决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逐渐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微型外交机构。追踪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可以发现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相关提问时经常表示“我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建议提问者向某某部门咨询。传统上，外交部被认为是主导中国外交事务的唯一部门，但如今外交部正转变成为一个外交事务协调者，因此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协调合作变得更加重要。
中央政府其他不同部门更广泛地介入对外关系，外交机制和外交权力还出现了垂直的重组和分配。一方面，首脑外交越来越活跃，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走到前台，亲自参与外交活动，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国有和私营企业甚至个人更多地参与到对外交往中，参与对外交往的部门和行为体在不断增加，对外工作所涉及的利益也在广泛扩散，性质更加复杂。(62)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人更加强调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位置决定立场，这是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不同的对外事务参与者拥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关注重点，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对外政策上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它们的对外政策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更不可能与中央政府从国家大局出发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完全一致。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误导中国对外政策的观察家。(63)这正是中国对外政策制定部门特别强调协调合作执行政策的原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对外政策时颇受关注的新行为体。海外一些观点认为，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着自己“组织利益”的“利益团体”，(64)也有人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再避讳那些通过炫耀武力而挑衅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行为”，(65)是中国“一系列强硬和对抗措施背后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推动者”。(66)这种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虽然是对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和职能的误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的确也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对外事务中所发挥的新作用。在中国国际影响有限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持续和频繁地参与处理对外事务，其国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随着中国国际影响不断增大，中国军队的实力和影响力也在增强，以前并不会产生多大国际影响的一些举动如今则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反响，引起一些误解。(67)因此，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还提出要“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68)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适应新形势，为了更好地“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69)
(五)国内社会变迁的影响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政府体制内，更体现在中国社会层面，让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增强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联系的紧密性。中国对国际上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的反应不再局限于中国政府，中国公众也广泛参与其中。外交议题的内政化，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群众示威游行还是网络媒体“吐糟”，民众对对外政策的关注和讨论、立场和观点，都会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诚如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70)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非理性行为，鼓励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及其极端表现形式在中国的确是存在的。一些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径的影响会超越国内政治的范畴，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负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这种态势反过来则进一步刺激国内的极端民族情绪和行为。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敏感问题上，游行示威已不再罕见，如十八大召开前后爆发的反对日本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的游行示威。这些活动出发点是爱国的，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以及对日本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行径的不满。在大局上，他们的立场和政府立场是一致的，在外交上为政府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和可资利用的外交杠杆，增强了政府对日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施加压力的可信性。但是，这类反外游行示威活动也限制了外交决策的余地，可能使相关部门错失谈判并达成必要妥协的机会。而且，当游行示威活动走向极端时，破坏社会稳定，造成社会损失，政府不得不在解决外交问题的同时分散精力来维护国内稳定。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是一把双刃剑，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越来越需要引导、协调和统筹。
另一个相关的国内因素是舆论和媒体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舆论环境随着中国价值体系的变化而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媒体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媒体的商业化”“已经改变了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环境”，“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71)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中国，是对外政策影响公众舆论而并非相反。(72)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对的成分，但又不无偏颇。王毅在访美期间曾肯定“民意越来越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也表示，“中美两国都应该正确引导各自国家的舆论，以使得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声音成为主流，并促进公众对于中美关系的支持。”(73)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了解和更加重视舆论的力量。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⑤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75)对外政策是媒体和舆论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为此中国外交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引导有关对外政策的舆论，建立公共外交中心，成立公共外交协会，加强与网民和公众的直接交流，向公众解释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逻辑，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结论：未来中国外交的含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将继续存在，并对中国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仍将是连续性多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政府仍将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2)中国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维持国内稳定的核心任务短期内不会改变；(3)整合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整体外交布局仍将延续，“不结盟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4)中国外交将更加强调功能性导向而弱化关系性导向，国家利益将决定和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5)“首脑外交”、“夫人外交”和其他高级别外交活动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而外交部在落实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弱化，职能会进一步改变；(6)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将是不断统筹和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的过程，外交行为更趋复杂、精细。
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将会一直存在并不断增多。决策模式和领导人个人资历、个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个性化因素仍然存在，但随意性会减少，越来越符合国际惯例和规范。对外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也将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由于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对外政策的利益和观点会更加多元，社会压力也会增加。未来的中国外交需要在各种主张和要求、利益和目标、挑战与压力之间求得平衡。
其一是推进改革开放与维护稳定大局之间的平衡。这是一对事关全局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并不属于外交问题，但对中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采取的步骤和具体举措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参观了革命圣地西柏坡，也视察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他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6)这些都表明，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策略，在改革和稳定之间寻求和维持一种平衡。
其二需要维持国内需求和国际压力之间的平衡。国内外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和期待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反和尖锐对立，让中国外交处于两难境地。如何才能满足各方不同的要求，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摆在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要和现实的任务。(77)近期急需处理的问题是，在解决与邻国之间的海上领土主权争端时，如何在“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和“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78)
第三个平衡是，随着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强调中国国家利益，协调和平衡不同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国内不同行为体、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将成为惯例。具体包括：军队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和安全三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维护正义与谋求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坚持对外政策原则的坚定性和外交政策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更有作为和坚持中国外交既有原则之间的关系；维护与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在理论上协调和统筹很容易，但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却很难。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影响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增加，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也在增加。在这对互动关系中，中国过去多是被动作出反应，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和方向。随着实力的崛起和能力的增强，中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与此同时，更加自信的中国应该学会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和担忧，选择外交的、和平的、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新的国际规范的形成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可以说，中国外交的舞台更宽广，责任也更重大，人们的关注更多，期待也更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中国外交任重道远。
本文的基础系作者为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2013)撰写的英文稿，由尉秋实译成中文。此次刊发在保持文章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对原稿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删减、修改和更新。
注释：
①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2月17日；王缉思：《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3月21日。
②阎学通：《中国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国防时报》，2011年6月8日；阎学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领导文萃》，2011年第21期，第31页。
③阎学通：《中国10年后将成超级大国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周刊》，http://qh.people.com.cn/n/2013/1112/c346875-19896116-2.html。
④Zheng Wang,"Does China Have a Foreign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13.
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秦刚谈公共外交》，2013年2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wjdjtzt/flsl/t1015836.shtml；《外交部钙片门事件来龙去脉，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http://www.dzjjw.gov.cn/news/china/2013-12-16/12176.html。
⑥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 Dingding Chen,Xiaoya Pu,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3,Winter 2013/2014,pp.176-183.
⑦庞中英：《习近平新外交思想解读》，《人民论坛》，2013年第12期。
⑧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内政外交新思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5日。
⑨《媒体赞习近平外交特色：颇似武林高手手法》，http://news.youth.cn/jsxw/201402/t20140209_4629148.htm。
⑩陈向阳、安新文、(《环球》杂志记者)张远、潘阳：《“习外交”元年》，《环球》，2014年第1期。第21—29页。
(11)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3)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内政外交新思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5日。
(14)《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15)《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08/c_116092643.htm。
(16)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17)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19)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王毅：《形成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开展经济外交》，2013年12月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05278.shtml。
(21)《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人民日报》，1990年1月1日。
(22)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
(23)徐凯、陈晓舒、李微傲：《公共安全账单》，《财经》，2011年第11期。
(24)对中国对外关系布局演变的文献分析，可参见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外交评论》，2009年第8期。
(2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27)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28)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9)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2014年1月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3705.shtml。
(30)《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
(31)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
(32)《中国公众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调查报告》，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679784.html。
(33)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34)《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
(35)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36)《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王毅外长在第6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13年9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ce/cegv/chn/bjzl/t1082760.htm。
(37)《杨洁篪就朝鲜第三次核试向朝方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2013年2月13日。
(38)《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087号决议的通知》(2013年2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公告，国际组函字［2013］13号，http://www.moc.gov.cn/zizhan/siju/guojlsi/duobianhezuo/guojiheyue/duobiantiaoyue/201302/t20130221_1369846.html；《商务部、工业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原子能机构公告2013年第59号，关于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公告》(2013年9月2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1309/[1**********]758.shtml。
(3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40)《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1)《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2013年1月29日，http://news.xj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9/c_114538253.htm。
(42)《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9/c_115083820.htm。
(43)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4)《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45)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6)《国务院拟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303/t20130311_24405.html。
(47)《习近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60744.htm。
(48)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9)Robert A.Manning and Banning Garrett,"Does China Have a Strategy? Modern China or Dystopia:Alternate Futures?" PacNet,No.29,April 30,2013.Also See Zheng Wang,"Does China Have a Foreign Policy?" Deng Yuwen,"How to Underst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4/23/how_to_understand_china_s_foreign_policy.
(50)Feng Zhang,"China'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Survival,Vol.54,No.5,2012,pp.129-148.
(51)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Foreign Affairs,Vol.90,No.2,March/April 2011,p.68.
(52)Kenneth Li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
(53)Wang Jisi,"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Keeping Low Profile but Playing a Due Role",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No.27,March/April 2011,pp.4-21.
(54)王毅：《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一员，始终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在77国集团第37届外长年会上的发言》(2013年9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81866.shtml。
(55)Lu Ning,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
(56)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57)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
(58)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第87页。
(59)《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复兴之路启示之四》，《人民日报》，2012年12月4日。
(60)Jan Melissen,"Summit Diplomacy Coming of Age",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ether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ISSN 1569-2981,http://clingendael.info/publications/2003/20030500_cli_paper_dip_issue86.pdf.
(61)David 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2)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Policy Paper 26,Stockholm: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10.
(63)Sun Yun,"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rocess and Challenge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May 2013,p.3.
(64)Cheng Li,"China's Midterm Jockeying: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Military Leader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33,June 2010.
(65)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p.vii.
(66)Michael D.Swaine,"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hree: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Foreign Policy",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36,2012,p.1.
(67)Sun Yun,"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rocess and Challenges",p.18.
(6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6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审议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人民日报》，2014年1月25日。
(70)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71)Susan Shirk,ed.,Changing Media,Changing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47,226.
(72)Sun Yun,"Chinese Public Opinion:Shap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or Shaped by It?"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1/1213_china_public_opinion_sun.aspx? rssid=foreign％ 20policy.
(73)《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2013年9月20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765.shtml。
(74)《习近平：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3-06/18/c_116193833.htm。
(7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5/c1001-23204203.html。
(76)《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77)《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长助理乐玉成在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888263.htm。
(7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
作者介绍：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作者：张清敏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4年07期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因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换届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领导集体实现了平稳过渡。
新一届中国政府将会引领崛起的中国走向何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怎样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和学界讨论的议题。围绕中国外交如何展开，在不同层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甚至争论。在宏观的战略层面，面对新的形势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提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①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从2011年提出“中国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②到2013年明确提出：“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放弃不结盟政策，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③这些观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媒体和学界的热议。
在具体政策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发展成为热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在亚太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引发中国外交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在国外，“好战”、“强硬”、“傲慢”等词语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④而国内则有人批评中国外交太“软”，甚至给外交部寄钙片。⑤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关于中国外交是否更加“强硬”的文章，引发了学术界从深层次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争论。⑥
与此同时，在操作层面和外交风格上，中国媒体突出强调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趋势。有人认为“中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⑦有人阐述中国外交的“新思路”；⑧有人提出，习近平的外交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又一创新”，其“特色令人回味”；⑨也有媒体以“新风扑面、气质鲜明”，“自信”、“睿智”与“真情”概括“习近平外交元年”的全新气象。⑩
如何理解当前的中国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连续性？本文拟从外交目标和布局，在关键和热点问题上的具体政策以及外交政策落实层面的特点和风格等三个层次梳理、归纳和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和变化，概括其总体趋势和特点；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最后，对新一届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做一些粗浅的展望。
一、外交目标和布局的连续性
在许多西方国家，新政府往往突出和强调与前一届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才是中国政治的常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十八大上平稳顺利的权力交接本身，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策将体现出更多的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十八大后发文指出，中国将“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11)观察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活动，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显著特点是连续性，尤其表现在中国外交主题和布局等战略层面。
(一)外交目标和任务的连续性
外交战略和目标始终是围绕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调整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这样判断的：“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此基础上，报告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2)这个目标后来得到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释：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这两点后来被称为经济建设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将坚持推行改革开放，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做出了更具体的部署，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成立上海自贸区，表明了新一届政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意志和决心。
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定位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14)在出访和会见外国客人期间，他将“中国梦”解释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愿望，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5)“中国梦”被认为是“新时代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6)因此，“中国梦”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实现中国梦也是中国外交的新任务。(17)
国内工作重心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外交基本目标的连续性。十八大报告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18)说明中国并无意联合任何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而保持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新任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外交首先还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解决各种不可持续的问题，为维护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19)
为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继2012年成立国际经济司后，外交部在2013年12月成立“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以加强经济外交工作。(20)为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习近平在出访期间连续提出了与中亚国家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计划。
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另一个日益突出的具体表现是，外交不仅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还需要紧紧围绕维持和服务国内稳定这个大局。这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连续，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冷战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新年社论强调：“要实现九十年代的奋斗目标，最重要的是保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21)2010年后，维持国内稳定已经被提升为中国三大“国家核心利益”之一，(22)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当务之急。中国“维稳”经费投入的持续上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23)维护和协调国内外稳定的大局是中国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外交工作日益重要的任务。
(二)外交布局的连续性
建国后最初30多年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一直占有优先地位。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在发展中国家、周边和多边外交间摇摆。(24)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以与大国关系为关键、以与周边国家关系为首要、以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新舞台的对外关系总体格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了20多个国家，多次出席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外交工作密切结合，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关系布局并没有变化。
当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趋势仍然重视同主要大国的关系。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意味着中国选择向西方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十八大政治报告仍然把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提出要“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5)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充满矛盾和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不管是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还是维护周边和国内的稳定，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仍然是第一位的。
冷战的结束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得到加强，经济关系得到深化。201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其规格之高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处理与邻国关系需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重申了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表达了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的真诚愿望，提出了要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目标。(26)十八大召开后不到一年时间内，习近平和李克强出访了东盟十国中的九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四个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周边主要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访问中国。在经济领域，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总额，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形成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上世纪80年代后，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整体对外关系布局的基石。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即出访了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提出了中国对非合作要“真、实、亲、诚”的四字箴言。(27)随后，习近平又出访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并与八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展开会谈，表达了中国愿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建立和发展全面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的愿望。
多边外交在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而峰会外交则是其中最活跃的方面。通过参加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地区领导人以及东亚峰会等一系列峰会，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现有国际体系，坚持“尊重主权，反对干涉；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坚持对话，反对暴力；支持平等，反对强权”。(28)在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主动，仗义执言，立场更鲜明，作用更突出。
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主动性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不仅总体外交目标和外交布局上具有连续性，对待主要国家和处理热点问题的政策也表现出了连续性。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在落实这些政策时，更加积极主动，态度也更加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美政策和应对热点问题上。
(一)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仍然重视中美关系
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对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稳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新特点，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
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双边意义，而且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都、意义重大。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2013年中美经贸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9)在政治上，两国高层及各级别对话交往与日俱增，双方已经建立起涵盖众多领域的9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从社会基础上看，两国之间的社会联系在不断加强，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国际上，中美双方对解决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合作对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和亚太地区的所有问题举足轻重。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鉴于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多次发生对抗和战争，不少人担心中美两国可能重蹈覆辙，发生对抗乃至军事冲突。为此，习近平在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期间即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和“合作共赢”，并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从而明确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大方向。(30)
王毅外长首次出访美国，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这种关系的原则和途径。他提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也应该先从亚太开始”，并且明确表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我们从未想过要把美国从亚太排挤出去，而是希望美国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同时王毅也强调，“亚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希望美方也应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31)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一届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为稳定与诸大国关系描绘的新蓝图，其意义切实长远。
(二)在海洋权益争议上坚持原有立场，应对更加积极主动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是引发国内外观察家对中国外交不同解读和争论的导火索，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不管是南海诸岛还是东海的钓鱼岛问题，近年来成为热点都非中国政策变化引起，而是有关国家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改变现状的政策所引起的，如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谓的“国有化”，菲律宾在黄岩岛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等。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被放大，导致外界对中国横加批评和指责。二是相关国家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促使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众也表现出空前的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各自的看法和主张，(32)莫衷一是的民众呼声和媒体讨论掩盖了并未根本改变的官方立场。
其实，中国政府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对于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需要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因此在热点发生初期对领土主权的强调一度被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前面。(3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7月30日举行的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对保持地区稳定和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与利益”给予同等重要的强调。(34)2013年6月27日，王毅外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重申了捍卫主权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先后顺序。他说：“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解决办法，反对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在海洋权益争端解决之前，各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35)9月，在联合国的讲话中，王毅首先强调中国“真诚希望通过直接当事国的谈判协商妥善处理，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搁置起来”，然后才重申“在任何时候都将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中国的正当与合法权益”。(36)在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要阐述了怎样争取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这些官方的表态和立场表明，中国政府对海上领土争端的政策是一贯的、连续的。
具体来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有历史和法理上的依据，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现在努力争取的是，敦促日方承认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共识，以及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的默契，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承认双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有争议，同中方就钓鱼岛实质问题展开认真磋商，寻求管控争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日本政府片面改变现状、一意孤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新一届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有为的应对措施。为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2012年9月之前，中国海监船很少驶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区域。针对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执意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中国海监船开始驶入钓鱼岛领海区域、海监飞机开始进入钓鱼岛上空巡航，国家海洋预报台开始发布钓鱼岛海域环境预报，中方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点基线，在日本指责中国海监飞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圈”的情况下，中国国防部于2013年10月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设别区。这些举措都是对日方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改变现状的错误政策的有力回击。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对南沙和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水域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仍然坚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照顾到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与有关当事国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争议的办法，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搁置起来。针对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不断采取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于2013年7月将1959年设立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升格为“中国海南省三沙市”，增加应对南海局势日益复杂化的能力，加强对南海地区的有效管理。针对一些国家在该地区频繁进行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军事活动，中国军队也在南海地区实行了多兵种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在曾母暗沙附近的两次演习。
(三)在朝鲜核问题上保持政策连续性。立场更加明确
2003年朝鲜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后，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促成了六方会谈。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同时中国也认为，朝鲜作为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其主权、领土完整与合理安全关切及发展利益应得到尊重。并非由于中方的原因，2009年六方会谈在六轮过后陷入停顿。
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呼吁有关国家尽快回到六方会谈的框架中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反对任何恶化朝鲜半岛局势和平与稳定的举措。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朝鲜先后两次进行核试验，中国都予以谴责，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针对朝鲜核武器、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所采取的制裁措施。2013年2月朝方不顾国际社会反对，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支持联合国的2094号决议，谴责朝鲜核试验并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政策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外长第一次在北京召见朝鲜驻华大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要求朝方停止采取进一步激化局势的言行，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37)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通知各自内部机构要“严格遵守”国际义务并认真执行联合国的决议。(38)另外，中国建设银行终止了与两家朝鲜银行的业务往来。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立场更加清楚，中国的政策正朝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外交行为的新特点
在总体目标、框架以及热点问题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操作层面展示出了新特点，具体包括：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在推动首脑外交和“夫人外交”方面表现活跃；把对外事务统筹协调、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放到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
(一)强调国家利益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官方表述中。到了本世纪初期，国家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热点。十八大报告把“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作为第一句话来概括和总结中国外交的成就。紧随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之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则是展望或者指导未来中国外交的第二个原则。(39)习近平在提出中国梦的理念时强调，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40)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1)
国家利益也被看做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双方应该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对于中俄关系，他强调双方应该“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对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他表示中国会铭记非洲国家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帮助。对于中国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42)在国家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主要指导原则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已经成为落实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43)
(二)“首脑外交”更加突出活跃
十八大召开后的不到一年时间内，习近平四次出访，行程约10万公里，访问了14个国家：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5月底、6月初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展开国事访问，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9月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年，李克强出访了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文莱、泰国、越南和罗马尼亚等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出访7次，足迹遍及欧洲、非洲、美洲、亚洲的22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6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中国的访问。
此外，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积极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总理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年度首脑会议，会晤了上百位国家领导人，与他们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双边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新一届政府首脑频频出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把中国首脑外交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脑外交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夫人外交”或“第一夫人外交”。第一夫人彭丽媛陪伴习近平第一次出访俄罗斯即引起世界瞩目。随后，她陪同习近平多次出席重要外交活动，使世界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彭丽媛还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亲善大使，并且长期倡议和推动消除贫困等公益事业，在随访期间会见当地的妇女儿童，并访问学校和幼儿园，参与慈善活动，向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友善的信号，增强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成为首脑外交的一个亮点。
(三)强调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内政与外交的统筹和协调。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44)为了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做好对外关系统筹和协调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表现。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确保中央战略意图的落实。杨洁篪在十八大后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做出战略规划”。作为主抓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他强调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要“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统一指挥、统筹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所有涉外机构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同时，都必须通过加强合作以实现外事工作的协调一致性。在外交工作中，要“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45)
统筹协调的第二个着力点是，推动涉外部门的机制建设，理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加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局统筹、协调与合作。为了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九龙治海”的复杂局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合并前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前公安部的边防海警、前农业部的中国渔政和前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部门，成立新的国家海洋局，以“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提高机构效率”。(46)
统筹协调的第三个着力点是，更加重视政策的有效实施，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习近平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47)为了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中央的精神，杨洁篪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在具体落实工作中，外交人员“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48)
四、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既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点。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只是过渡性的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当今中国外交的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影响和制约中国外交变与不变的原因和动力。
(一)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决定了外交连续性的主旋律
中国外交的延续性是由国内政治的连续性所决定的。国内政治的连续性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奉行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和成功的，继续坚持已经成功的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虽然国内外对今天的中国外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批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外交功不可没。具体来说，自197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战争或是重大军事冲突，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得到改善，解决了与邻国之间存在的大多数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产品出口市场，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和技术。正是外交工作的这些成就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才能集中于国内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成功外交的保驾护航，成功的外交思路和布局也是不能改变的。
(二)以利益为坐标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是全球化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国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却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没有战略，“缺少连贯和合理的国内和国际目标”，(49)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50)但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表明，不结盟政策没有改变，在发展国家关系时不是根据敌友分野，而是根据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来确定自己的对外关系。这既是全球化的要求，也是中国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从国际背景看，确立国家大战略，需要清晰界定“国家核心利益”、“威胁核心利益的外部力量”和捍卫这些利益的手段。(51)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战略及其变化围绕着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做出相应调整。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敌我界线不再分明，在一个领域内的“朋友”往往会成为另一个领域内的敌人或是竞争者。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拥有冷战期间的“大战略”，中国对外政策也实现了从关系导向型到功能导向型的转变，敌友难辨，只有国家利益能够成为新型对外关系的坐标。
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中美之间国力差距的缩小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52)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美国“重返”亚洲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而美国则把这种政策当做应对中国崛起的被动反应。但是，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把这一双边关系看做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领导人一致强调中美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和对待双边关系。
不少人从地缘政治或中美关系的视角看待中俄关系。习近平上任后，把对外出访首站选在俄罗斯。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也即今年首访国家仍然选择了俄罗斯。实际上，十八大召开以来，中俄两国首脑在不同场合会面多达五次。从经济角度讲，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只相当于中美贸易额的一小部分，中美关系显然重要得多，而且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也更加坚实牢固。但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美、中俄关系都具有战略意义，不同维度的战略意义，硬将两者联系起来，是冷战思维的一种表现。
其次，中国不断变化和多维度的自我认同也使结盟战略更加困难。如何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特性一直都非易事，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国力、地缘政治和政治体制等方面，中国都具有二元性。(53)“发展很不均衡”让中国的国家特性表现出“看似矛盾”的不同方面。(54)这种“既强又弱”的国家定位，使得中国很难实行冷战期间所执行的外交战略。
此外，中国与国际社会之关系的不断演变也增加了实施传统外交战略的难度。中国已经参加了24次联合国维和行动，总共派出了20000余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中国在解决众多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不同领域和层次上显得更加复杂多样，中国既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以非黑即白的模式来衡量中国外交也越来越难。因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个全方位的布局中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唯一的坐标。
(三)决策模式和领导人个性特点决定外交新特点
不管是从决策模式还是从领导人个人特点来看，新一届政府都具有新的特点。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模式属于领导核心主导制。(55)冷战结束之后，中共通过“集体考察，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程序实现权力交接。(56)在新的领导体制内，重大政策都需要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程序做出。(57)在这种以“集体领导、集体决定和集体责任”为特征的体系中，领导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主管不同领域，全局计划和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58)
十八大所确立的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是第一届建国之后出生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资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有所不同，也拥有与他们不同的个人魅力，执政伊始不可能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做出毛泽东时期那样的重大让步，面对外部的挑衅也决不能无所作为。因而，他们希望保持政策的平衡：以强硬立场应对他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行为，然而又真诚地希望保持和平的周边环境。在基本的政策原则上，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在实践层面则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
新一届领导人不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也不缺乏国际经历。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走上中国政坛的，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在负责一个地方工作的过程中，都具有出国访问、参观、考察或学习的经历，并不缺少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对外部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基层工作使他们养成了朴素务实的工作风格，参与对外事务则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有包容开放的态度，更易按照国际规范行事，更易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习近平引用老子的经典“治大国如烹小鲜”，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他提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59)，则体现了他的执政风格。他曾经在国际场合谈论足球，高度评价马来西亚籍歌手梁静茹，给中国外交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化内容。在“首脑外交”时代，(60)重视“首脑外交”和“夫人外交”，则体现出新领导人与时俱进的国际化特色。
(四)政府机构转型要求外交工作突出协调、强调落实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给中国政府机构特别是涉外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决策人员更加“职业化”，决策机构更加“多元化”，决策权力更加“分散化”，对外行为更加“全球化”。(61)中央政府所有部级单位都设立了各自的国际合作部门，相关任职人员不断增加，在涉及其本领域的决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逐渐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微型外交机构。追踪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可以发现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相关提问时经常表示“我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建议提问者向某某部门咨询。传统上，外交部被认为是主导中国外交事务的唯一部门，但如今外交部正转变成为一个外交事务协调者，因此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协调合作变得更加重要。
中央政府其他不同部门更广泛地介入对外关系，外交机制和外交权力还出现了垂直的重组和分配。一方面，首脑外交越来越活跃，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走到前台，亲自参与外交活动，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国有和私营企业甚至个人更多地参与到对外交往中，参与对外交往的部门和行为体在不断增加，对外工作所涉及的利益也在广泛扩散，性质更加复杂。(62)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人更加强调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位置决定立场，这是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不同的对外事务参与者拥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关注重点，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对外政策上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张。它们的对外政策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更不可能与中央政府从国家大局出发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完全一致。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误导中国对外政策的观察家。(63)这正是中国对外政策制定部门特别强调协调合作执行政策的原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对外政策时颇受关注的新行为体。海外一些观点认为，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着自己“组织利益”的“利益团体”，(64)也有人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再避讳那些通过炫耀武力而挑衅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行为”，(65)是中国“一系列强硬和对抗措施背后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推动者”。(66)这种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虽然是对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和职能的误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的确也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对外事务中所发挥的新作用。在中国国际影响有限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持续和频繁地参与处理对外事务，其国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随着中国国际影响不断增大，中国军队的实力和影响力也在增强，以前并不会产生多大国际影响的一些举动如今则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反响，引起一些误解。(67)因此，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还提出要“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68)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适应新形势，为了更好地“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69)
(五)国内社会变迁的影响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政府体制内，更体现在中国社会层面，让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增强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联系的紧密性。中国对国际上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的反应不再局限于中国政府，中国公众也广泛参与其中。外交议题的内政化，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群众示威游行还是网络媒体“吐糟”，民众对对外政策的关注和讨论、立场和观点，都会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诚如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70)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非理性行为，鼓励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及其极端表现形式在中国的确是存在的。一些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径的影响会超越国内政治的范畴，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负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这种态势反过来则进一步刺激国内的极端民族情绪和行为。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敏感问题上，游行示威已不再罕见，如十八大召开前后爆发的反对日本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的游行示威。这些活动出发点是爱国的，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以及对日本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行径的不满。在大局上，他们的立场和政府立场是一致的，在外交上为政府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和可资利用的外交杠杆，增强了政府对日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施加压力的可信性。但是，这类反外游行示威活动也限制了外交决策的余地，可能使相关部门错失谈判并达成必要妥协的机会。而且，当游行示威活动走向极端时，破坏社会稳定，造成社会损失，政府不得不在解决外交问题的同时分散精力来维护国内稳定。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是一把双刃剑，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越来越需要引导、协调和统筹。
另一个相关的国内因素是舆论和媒体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舆论环境随着中国价值体系的变化而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媒体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媒体的商业化”“已经改变了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环境”，“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71)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中国，是对外政策影响公众舆论而并非相反。(72)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对的成分，但又不无偏颇。王毅在访美期间曾肯定“民意越来越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也表示，“中美两国都应该正确引导各自国家的舆论，以使得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声音成为主流，并促进公众对于中美关系的支持。”(73)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了解和更加重视舆论的力量。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⑤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75)对外政策是媒体和舆论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为此中国外交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引导有关对外政策的舆论，建立公共外交中心，成立公共外交协会，加强与网民和公众的直接交流，向公众解释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逻辑，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结论：未来中国外交的含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将继续存在，并对中国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仍将是连续性多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政府仍将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2)中国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维持国内稳定的核心任务短期内不会改变；(3)整合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整体外交布局仍将延续，“不结盟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4)中国外交将更加强调功能性导向而弱化关系性导向，国家利益将决定和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5)“首脑外交”、“夫人外交”和其他高级别外交活动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而外交部在落实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弱化，职能会进一步改变；(6)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将是不断统筹和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的过程，外交行为更趋复杂、精细。
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将会一直存在并不断增多。决策模式和领导人个人资历、个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个性化因素仍然存在，但随意性会减少，越来越符合国际惯例和规范。对外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也将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由于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对外政策的利益和观点会更加多元，社会压力也会增加。未来的中国外交需要在各种主张和要求、利益和目标、挑战与压力之间求得平衡。
其一是推进改革开放与维护稳定大局之间的平衡。这是一对事关全局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并不属于外交问题，但对中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采取的步骤和具体举措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参观了革命圣地西柏坡，也视察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他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6)这些都表明，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策略，在改革和稳定之间寻求和维持一种平衡。
其二需要维持国内需求和国际压力之间的平衡。国内外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和期待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反和尖锐对立，让中国外交处于两难境地。如何才能满足各方不同的要求，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摆在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要和现实的任务。(77)近期急需处理的问题是，在解决与邻国之间的海上领土主权争端时，如何在“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和“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78)
第三个平衡是，随着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强调中国国家利益，协调和平衡不同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国内不同行为体、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将成为惯例。具体包括：军队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和安全三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维护正义与谋求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坚持对外政策原则的坚定性和外交政策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更有作为和坚持中国外交既有原则之间的关系；维护与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在理论上协调和统筹很容易，但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却很难。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影响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增加，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也在增加。在这对互动关系中，中国过去多是被动作出反应，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和方向。随着实力的崛起和能力的增强，中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与此同时，更加自信的中国应该学会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和担忧，选择外交的、和平的、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新的国际规范的形成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可以说，中国外交的舞台更宽广，责任也更重大，人们的关注更多，期待也更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中国外交任重道远。
本文的基础系作者为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2013)撰写的英文稿，由尉秋实译成中文。此次刊发在保持文章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对原稿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删减、修改和更新。
注释：
①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2月17日；王缉思：《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3月21日。
②阎学通：《中国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国防时报》，2011年6月8日；阎学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领导文萃》，2011年第21期，第31页。
③阎学通：《中国10年后将成超级大国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周刊》，http://qh.people.com.cn/n/2013/1112/c346875-19896116-2.html。
④Zheng Wang,"Does China Have a Foreign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13.
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秦刚谈公共外交》，2013年2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wjdjtzt/flsl/t1015836.shtml；《外交部钙片门事件来龙去脉，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http://www.dzjjw.gov.cn/news/china/2013-12-16/12176.html。
⑥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 Dingding Chen,Xiaoya Pu,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3,Winter 2013/2014,pp.176-183.
⑦庞中英：《习近平新外交思想解读》，《人民论坛》，2013年第12期。
⑧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内政外交新思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5日。
⑨《媒体赞习近平外交特色：颇似武林高手手法》，http://news.youth.cn/jsxw/201402/t20140209_4629148.htm。
⑩陈向阳、安新文、(《环球》杂志记者)张远、潘阳：《“习外交”元年》，《环球》，2014年第1期。第21—29页。
(11)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3)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内政外交新思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5日。
(14)《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15)《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08/c_116092643.htm。
(16)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17)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19)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王毅：《形成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开展经济外交》，2013年12月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05278.shtml。
(21)《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人民日报》，1990年1月1日。
(22)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
(23)徐凯、陈晓舒、李微傲：《公共安全账单》，《财经》，2011年第11期。
(24)对中国对外关系布局演变的文献分析，可参见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外交评论》，2009年第8期。
(2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27)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28)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9)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2014年1月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3705.shtml。
(30)《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
(31)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
(32)《中国公众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调查报告》，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679784.html。
(33)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34)《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
(35)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36)《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王毅外长在第6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13年9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ce/cegv/chn/bjzl/t1082760.htm。
(37)《杨洁篪就朝鲜第三次核试向朝方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2013年2月13日。
(38)《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087号决议的通知》(2013年2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公告，国际组函字［2013］13号，http://www.moc.gov.cn/zizhan/siju/guojlsi/duobianhezuo/guojiheyue/duobiantiaoyue/201302/t20130221_1369846.html；《商务部、工业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原子能机构公告2013年第59号，关于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公告》(2013年9月2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1309/[1**********]758.shtml。
(3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40)《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1)《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2013年1月29日，http://news.xj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9/c_114538253.htm。
(42)《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9/c_115083820.htm。
(43)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4)《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45)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6)《国务院拟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303/t20130311_24405.html。
(47)《习近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60744.htm。
(48)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49)Robert A.Manning and Banning Garrett,"Does China Have a Strategy? Modern China or Dystopia:Alternate Futures?" PacNet,No.29,April 30,2013.Also See Zheng Wang,"Does China Have a Foreign Policy?" Deng Yuwen,"How to Underst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4/23/how_to_understand_china_s_foreign_policy.
(50)Feng Zhang,"China's New Thinking on Alliances",Survival,Vol.54,No.5,2012,pp.129-148.
(51)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Foreign Affairs,Vol.90,No.2,March/April 2011,p.68.
(52)Kenneth Li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
(53)Wang Jisi,"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Keeping Low Profile but Playing a Due Role",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No.27,March/April 2011,pp.4-21.
(54)王毅：《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一员，始终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在77国集团第37届外长年会上的发言》(2013年9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81866.shtml。
(55)Lu Ning,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
(56)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57)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
(58)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第87页。
(59)《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复兴之路启示之四》，《人民日报》，2012年12月4日。
(60)Jan Melissen,"Summit Diplomacy Coming of Age",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ether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ISSN 1569-2981,http://clingendael.info/publications/2003/20030500_cli_paper_dip_issue86.pdf.
(61)David 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2)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Policy Paper 26,Stockholm: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10.
(63)Sun Yun,"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rocess and Challenge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May 2013,p.3.
(64)Cheng Li,"China's Midterm Jockeying: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Military Leader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33,June 2010.
(65)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p.vii.
(66)Michael D.Swaine,"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hree: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Foreign Policy",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36,2012,p.1.
(67)Sun Yun,"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rocess and Challenges",p.18.
(6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6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审议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人民日报》，2014年1月25日。
(70)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71)Susan Shirk,ed.,Changing Media,Changing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47,226.
(72)Sun Yun,"Chinese Public Opinion:Shap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or Shaped by It?"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1/1213_china_public_opinion_sun.aspx? rssid=foreign％ 20policy.
(73)《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2013年9月20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765.shtml。
(74)《习近平：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3-06/18/c_116193833.htm。
(7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5/c1001-23204203.html。
(76)《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77)《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长助理乐玉成在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888263.htm。
(7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
作者介绍：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