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高龄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结束了他的人生历程，终于仙去了。也许，中国年轻的两代人，并不熟悉这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却和中国当代的一段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一段外交政策和国策的历史见证。他的辞世，会宣告这段历史的彻底结束，还是预示着某种充斥政坛的怀旧情绪，庶民们不得而知。但认识这个人物与中国扯不断，理不清的关系，则是历史的一种责任。
在印度支那的中南半岛上，东临越南，南隔海与马来西亚相望，东与泰国接壤，北联老挝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历史上曾经称作高棉，它就是柬埔寨王国，一个地处亚热带雨林的国家。在1970年以前，除了专职外交人员与地理教师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但是，1970年3月以后，这个国家及其元首，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其首脑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成了中国喜庆大典和重要外事活动中的座上常客，相伴毛泽东与周恩来出没于许多场合。享受着任何国家元首都未曾享受过的礼遇。这也许是中国外交的一场虚无的胜利，这个弹丸小国的流亡国君，给外交上处在孤家寡人地位的中国政府送来了表达姿态的砝码与诱饵，使中国得以显示自己的大度，真诚，不忘故交和睦邻友好。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拓宽外交渠道的捷径。
1970年3月，一贯与法国友好的柬埔寨王国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访法国。就在他留连于法兰西的美酒、香水，与艾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凡尔赛宫的美景时，王国的军队参谋长、首相朗诺及副首相施理玛达亲王于3月18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将他赶下了王位。落魄的流亡君主四处求告无着，只好向素来友善的中国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要求。中国政府投桃报李，向西哈努克伸出了橄榄枝。西氏自此带领法籍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与首相宾努亲王，王子拉那烈等来到北京，成为柬埔寨抵抗运动名义上的领袖。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1941年4月，其外祖父莫尼旺国王驾崩，被王位委员会推举为新的国王。由于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国王较为开明，在国内实行有限的开化政治，使柬埔寒政局甫定，经济有所复苏。但国王风流成性，于朝纲有所废弛。加之自1968年以后，北越为了向南越加紧渗透，沿胡志明小道，取道老挝，在毗邻南越的柬埔寨东北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军队逐渐增加之四个师，激起了柬埔寨国内的民族情绪与动乱。于是，这次，在其出国访问期间，就发生了朗诺与施理玛达亲王叛变的事实。在中国政府的扶持下，西氏与国内的第三势力宋双集团，以及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波尔布特结成了联盟，成为3月23日在北京成立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民主统一阵线主席。以其流亡政府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八年的迎来送往的客居生活。但他的客居却享受了国宾级的最高待遇。但凡重大喜庆活动，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都会出现西哈努克的身影。那期间，四年没有见过毛泽东的朱德都未曾享受过西哈努克的礼遇。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他是外国元首中，尤其是失势元首中，见毛泽东最多的一位，也是享受外交礼遇最高的一位。
而常理推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阶级斗争就是纲，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中国这个讲求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国度，将所有王公贵族，地主资本家都视做阶级敌人而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时候，为什么爱新觉罗?溥仪及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大地主大王公贵族的代表人物，却备受礼遇，被奉若上宾？其实很简单，阶级与阶级斗争只是政治家用来纵横捭阖的工具，彼会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以其为我所用。凡夫俗子把它当了真，只不过中了政治家的套儿罢了。溥仪是统战的招牌，是CP改造皇帝成为庶民的典型，有其招徕天下对立派的作用。诺罗敦是外交上的一块筹码，平等亲善外交的明证。而一般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当然会因成分和出身问题被树之为对立面，供一帮群盲殴斗、批判、歧视，以弃之如敝履，此不正好完成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其实，自以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策源地的国际主义义务。除了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外，主动背上了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联合政府的包袱。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心理的反应和表现。尽管西哈努克这时候只是名义上的抵抗运动的领袖，而抵抗运动的中坚，实际上是由隐在幕后的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
1965年，一批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平民青年陆续回国。在法国，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又倾向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归国后，面临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便把寻求出路的目光瞄向了革命。波尔布特、乔森潘、农谢、宋成、切春、英萨里逐渐成了他们的中坚与领袖。1967年，他们被西哈努克政府驱逐出金边，便来到以拜林为中心的泰柬边界的丛林地带，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在中国的撮合下，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双方在反对国内政府及其后台——美国的前提下取得了谅解与一致，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乔森潘荣任联合政府的国防大臣，英萨里为外交大臣；而宋成则成为民柬的总司令，以切春为参谋长；民柬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书记波尔布特手中。这个波尔布特，在中国接受过游击战争和马列理论的训练，并不止一次秘密来到中国和高层密谈，寻求支援和扶持。此时，在撮合他们与西哈努克、第三势力宋双的联合以后，作为联合政府的外交大臣英萨里访问中国，受到空前规模的欢迎。他也是来谋求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尤其是军援的。自然，这种要求得到了中方心照不宣的最大满足。直至波尔布特驱逐了朗诺政府，夺取了政权。其实，这一切游戏最终都是劳而无功，或者是得而复失。不过是空耗了国力，贻误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最佳时机。而西哈努克在其中实际没有捞到什么政治上的实惠，他回到国内后，被束之高阁，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实际的傀儡。后来干脆辞职半隐，半仕，成为名不副实的太皇。毕竟，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人生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安逸幸福的日子。他选择北京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地，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如今，柬埔寨的政权，既非朗诺系统，也非波尔布特、乔森潘系统，它是从红色高棉裂变的韩桑林-洪森系统。和中国谈不上密切关系。但作为东南亚重要的一国，在南海问题上持同情中国的立场。这就是中国不能不重视他的原因。也是失势已久的西哈努克重获最高礼遇的原因。他仍然可以是一个政治招牌，一个中柬友好的象征。如今，他仙去了。那段历史结束了，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怀旧，自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那段岁月，西哈努克，就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童话……
九十岁高龄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结束了他的人生历程，终于仙去了。也许，中国年轻的两代人，并不熟悉这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却和中国当代的一段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一段外交政策和国策的历史见证。他的辞世，会宣告这段历史的彻底结束，还是预示着某种充斥政坛的怀旧情绪，庶民们不得而知。但认识这个人物与中国扯不断，理不清的关系，则是历史的一种责任。
在印度支那的中南半岛上，东临越南，南隔海与马来西亚相望，东与泰国接壤，北联老挝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历史上曾经称作高棉，它就是柬埔寨王国，一个地处亚热带雨林的国家。在1970年以前，除了专职外交人员与地理教师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但是，1970年3月以后，这个国家及其元首，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其首脑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成了中国喜庆大典和重要外事活动中的座上常客，相伴毛泽东与周恩来出没于许多场合。享受着任何国家元首都未曾享受过的礼遇。这也许是中国外交的一场虚无的胜利，这个弹丸小国的流亡国君，给外交上处在孤家寡人地位的中国政府送来了表达姿态的砝码与诱饵，使中国得以显示自己的大度，真诚，不忘故交和睦邻友好。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拓宽外交渠道的捷径。
1970年3月，一贯与法国友好的柬埔寨王国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访法国。就在他留连于法兰西的美酒、香水，与艾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凡尔赛宫的美景时，王国的军队参谋长、首相朗诺及副首相施理玛达亲王于3月18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将他赶下了王位。落魄的流亡君主四处求告无着，只好向素来友善的中国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要求。中国政府投桃报李，向西哈努克伸出了橄榄枝。西氏自此带领法籍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与首相宾努亲王，王子拉那烈等来到北京，成为柬埔寨抵抗运动名义上的领袖。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1941年4月，其外祖父莫尼旺国王驾崩，被王位委员会推举为新的国王。由于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国王较为开明，在国内实行有限的开化政治，使柬埔寒政局甫定，经济有所复苏。但国王风流成性，于朝纲有所废弛。加之自1968年以后，北越为了向南越加紧渗透，沿胡志明小道，取道老挝，在毗邻南越的柬埔寨东北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军队逐渐增加之四个师，激起了柬埔寨国内的民族情绪与动乱。于是，这次，在其出国访问期间，就发生了朗诺与施理玛达亲王叛变的事实。在中国政府的扶持下，西氏与国内的第三势力宋双集团，以及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波尔布特结成了联盟，成为3月23日在北京成立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民主统一阵线主席。以其流亡政府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八年的迎来送往的客居生活。但他的客居却享受了国宾级的最高待遇。但凡重大喜庆活动，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都会出现西哈努克的身影。那期间，四年没有见过毛泽东的朱德都未曾享受过西哈努克的礼遇。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他是外国元首中，尤其是失势元首中，见毛泽东最多的一位，也是享受外交礼遇最高的一位。
而常理推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阶级斗争就是纲，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中国这个讲求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国度，将所有王公贵族，地主资本家都视做阶级敌人而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时候，为什么爱新觉罗?溥仪及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大地主大王公贵族的代表人物，却备受礼遇，被奉若上宾？其实很简单，阶级与阶级斗争只是政治家用来纵横捭阖的工具，彼会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以其为我所用。凡夫俗子把它当了真，只不过中了政治家的套儿罢了。溥仪是统战的招牌，是CP改造皇帝成为庶民的典型，有其招徕天下对立派的作用。诺罗敦是外交上的一块筹码，平等亲善外交的明证。而一般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当然会因成分和出身问题被树之为对立面，供一帮群盲殴斗、批判、歧视，以弃之如敝履，此不正好完成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其实，自以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策源地的国际主义义务。除了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外，主动背上了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联合政府的包袱。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心理的反应和表现。尽管西哈努克这时候只是名义上的抵抗运动的领袖，而抵抗运动的中坚，实际上是由隐在幕后的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
1965年，一批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平民青年陆续回国。在法国，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又倾向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归国后，面临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便把寻求出路的目光瞄向了革命。波尔布特、乔森潘、农谢、宋成、切春、英萨里逐渐成了他们的中坚与领袖。1967年，他们被西哈努克政府驱逐出金边，便来到以拜林为中心的泰柬边界的丛林地带，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在中国的撮合下，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双方在反对国内政府及其后台——美国的前提下取得了谅解与一致，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乔森潘荣任联合政府的国防大臣，英萨里为外交大臣；而宋成则成为民柬的总司令，以切春为参谋长；民柬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书记波尔布特手中。这个波尔布特，在中国接受过游击战争和马列理论的训练，并不止一次秘密来到中国和高层密谈，寻求支援和扶持。此时，在撮合他们与西哈努克、第三势力宋双的联合以后，作为联合政府的外交大臣英萨里访问中国，受到空前规模的欢迎。他也是来谋求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尤其是军援的。自然，这种要求得到了中方心照不宣的最大满足。直至波尔布特驱逐了朗诺政府，夺取了政权。其实，这一切游戏最终都是劳而无功，或者是得而复失。不过是空耗了国力，贻误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最佳时机。而西哈努克在其中实际没有捞到什么政治上的实惠，他回到国内后，被束之高阁，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实际的傀儡。后来干脆辞职半隐，半仕，成为名不副实的太皇。毕竟，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人生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安逸幸福的日子。他选择北京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地，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如今，柬埔寨的政权，既非朗诺系统，也非波尔布特、乔森潘系统，它是从红色高棉裂变的韩桑林-洪森系统。和中国谈不上密切关系。但作为东南亚重要的一国，在南海问题上持同情中国的立场。这就是中国不能不重视他的原因。也是失势已久的西哈努克重获最高礼遇的原因。他仍然可以是一个政治招牌，一个中柬友好的象征。如今，他仙去了。那段历史结束了，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怀旧，自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那段岁月，西哈努克，就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