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　第6期　2003年12月・中国文学研究・

JournalofXinyangNormalUniversity

(Philos.&Soc.Sci.Edit.)Vol.23No.6Dec.2003

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赫广霖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宋元时期,理学与杂剧同步兴起。杂剧在其发展中经过了萌芽、,其

原因固然众说纷纭,。剧兴衰的根源,关键词:宋元时期;理学;杂剧;兴衰

中图分类号:I20612::100320964(2003)0620099205宋元时期,。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理学亦业已成型。纵观整个宋元时期,理学在社会思想领域内所居地位的波澜起伏,对新兴杂剧艺术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历来戏曲研究者们在探讨宋元杂剧兴衰时,往往着眼于诸如统治者对戏曲的喜好与否、科举制的兴废、城市经济的繁荣、士子地位的变迁以及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等方面的因素。诚然,以上各种因素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宋元杂剧的兴衰因缘,也获得了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但是,就社会主导思想而言,宋元以来理学大兴,不能不对元杂剧的兴衰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且,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这种影响往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过去诸多研究论著中,虽也偶然涉及此一方面,却未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本文试从理学嬗变中探究宋元杂剧兴衰的根源,以期寻求一条新的线索。

一、宋代理学对杂剧的钳制以孔孟伦理学说为核心的儒学,虽经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弘扬,一时被奉为宗主,但在宋代以前长期遭到冲击,不断地被改造,其独尊地位只是相对的。到宋代,它融汇佛教禅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和易、老、庄的宇宙论,成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新儒学或称理学。理学是适应当时统治者重整伦理纲常的客观需要产生的,一经形成,即改变了以往儒、释、道三教鼎立的状况,而使佛道北面,处于从属地位。以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为代表的一

批思想家,经过一百余年的研讨构建,最终完成了新

儒学——理学的理论体系。宋代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将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一个“理”。两宋理学虽有濂、洛、关、闽之别,但它们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源化;都从孔孟出发,围绕着理、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源——理。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都断言,“理”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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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从这一“理”本体论出发,理学家们对礼仪秩序加以阐释,将“理”与“礼”的关系解释为本末关系,使“礼”完全归属于“理”的最高范畴,并在伦常系统中获得权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从而达到构建封建礼治秩序的目的。朱熹又把这种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范畴中来,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在这种礼治秩序中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体的独立价值。为了强固礼治秩序,理学家们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二程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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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则天理明也。”朱子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

[1]欲胜则天理灭。”这样一来,将伦常道德与人的感性自然要求完全对立起来,灭绝了个体的一切快乐、幸福和利益。从这种穷理灭欲的原则出发,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将个体

收稿日期:2003206226

作者简介:赫广霖(19732),男,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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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的主体意识与感性需求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了。

除了强调理学“经世致用”的一面以外,朱熹还提出了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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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所谓“格物”,即指体验外在性的“天理”;所谓“致知”,即指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成为一种内心“自律”。至此,在先验的绝对的“理”的统摄下,确立了礼治秩序、等级名分,人伦道德和修身自律等十分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到南宋理宗朝,各地兴起书院讲学之风,。

,京都汴梁(开封)城市人口密集商业、手工业空前发达。南宋临安(杭州)更是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夜市喧哗,通宵买卖,至晓不绝。两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纪事》及《西湖老人繁盛录》中有详细的记载。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镇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带动了文化、艺术等部门的发展,也刺激着人们文化艺术审美需求的不断高涨。城市经济的繁荣培育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在劳作、招揽、竞争中,培育了追求自由、享乐,渴望摆脱一切羁绊与束缚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对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有着浓烈的兴趣。他们无意欣赏典雅、空灵的诗情意境,而热中于热闹、动作性强、满足感官刺激的艺术形式,于是,话本、戏曲等娱乐性艺术形式应运而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以来在城市中出现了中国的市民阶层的游艺场所——“瓦肆”、“勾栏”。《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开封府演出伎艺的瓦舍情形:“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文内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武林旧事》则记载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50多种,瓦子23处,其中北瓦内的勾栏就有23座,可见当时市民娱乐之兴旺。但是,这种新兴的市民艺术却为理学家所不容。理学家重道轻文,二程就反复宣扬“作文害道”的主张,把写诗看做无用的“闲言语”。朱熹更说:“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在程朱理学家心目中,诗文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浅俗卑贱”的市民艺术了。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州事时,曾直接禁止当地・100・

演戏,这是理学家对待戏曲的最典型态度。

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是统治思想。从北宋周敦颐开始,理学思潮在文人士大夫中间逐渐弥漫开来;至南宋理宗时期,理学被正式列为官方哲学,逐步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持有政治文化特权的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对戏剧、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创造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和轻蔑,把出身下层的杂剧艺人与奸盗之人等而视之,把戏曲演出视为诲淫诲盗而大加挞伐。宋代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统治着整个社会思想,压抑、趣,,终究。

,杂剧勃兴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汉族王朝政体,也对中原固有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以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框架,被蒙古铁骑踏得粉碎,封建宗法制度断裂,一向被奉若神明的儒学伦理体系解纽,落后强悍、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沉重创伤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这一超越常轨的历史变迁导致了整个社会意识领域陷于混沌无序的状态。元初统治者推行实用主义的强权政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各教并重的政策。尽管忽必烈曾一再做出尊孔读经、奉程朱理学为国教的表面文章,其真实动机无非是淡化民族情绪,“用汉法治汉民”,以百疮千孔的儒学伦理体系愚弄百姓,笼络宋金名士,藉以便捷地实现对汉人的征服与控制,而并非意味着对整个儒教意识形态的认同。事实上,元代开国者对当时盛行的全真教、喇嘛教倒是更为倾心。这样,一度处于官方哲学地位的宋代理学在元初遂沦为民间哲学,与释、道思想及市民思想并行发展,不再具有统摄人心的崇高地位。

传统文化的解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被赶出清雅优裕的书斋而无所逃匿地接受血与火洗礼的文人士子。心理错位与信仰破灭,使广大文士迅速地分化:深谙行藏之道者出仕新朝,全节远害者隐遁江湖,贫乏不能自存者沦入市井。效命新王朝者毕竟为数甚微,避世高蹈者有之,但绝大多数还是沦入社会底层。正是这些沉沦落魄的芸芸众生体现着金元之际儒生士子的思想意识主流。

一方面,儒士精神内敛,市民思想蓬勃发展。随着元代统一南北中国,理学北上,对于身处蒙古铁骑下遭到人格扭曲与精神迷失的北方儒士来说,酷似一剂摆脱精神困境的灵丹妙药。天翻地坼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儒学中倡导的“外王”路线无从施展,广大文士只得“专用心于内”,专注于主体的自觉修炼。

赫广霖: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说:“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有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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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立而竣。”元初儒士们热衷于内心修炼,无暇也无力顾及和规范逐渐壮大的市民思潮。理学对于社会思想已经失去束缚力,因而市民思想得到空前的发展,为杂剧提供了比较自由的思想土壤。

作为控制社会思想的理学一旦失去了固有的威慑力量,与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离心离德的思想情绪便乘隙得以暂时抒发。于是,冲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窦娥敢于骂天骂地骂鬼神,否定“天道”,为争取“人道的呼喊”;张生和崔莺莺敢于冲破“三纲五常”的樊篱,为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和幸福而大胆结合;“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在《墙头马上》、《拜月亭》。情”并非有“理”,,进步的婚姻理解

认:“乐者与政通,而伎艺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尽管他强调杂剧的“政治之得失”,“道德之厚薄”,却又不能否认杂剧“随时尚而变”,反映“闾里市井”、“九流百家”、“人情物理”的事实。但同时,胡祗　也从杂剧中看到了排遣、稀释内心苦愁的作用,他说:“百物之中,莫灵贵于人,然莫愁于人……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皋皋,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不难看出,历代被文人儒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所重视的市民戏曲伎艺,元代的理学家们也给予肯定并阐明其社会作用。这一点,从理学的思想体系出发是难以解释的。然而,元代前期的理学,作为民间哲学面对当时杂剧兴盛的艺术现象,却不能不做出符合理学观点的解释来。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沉沦社会底层,为寻求生活的支点,踊跃投身于通俗文艺创作。生活在金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知识分子,无论其生活道路还是功业理想,与南宋士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伴随着金、宋政权的崩溃瓦解,大批奉儒守业的书生被抛入战火与动乱之中,或惨遭屠戮,或被掳为奴,斯文扫地,朝不保夕,真真是“秀才每逢着末劫”!自金亡至元仁宗延　二年(1315年),科举被废长达80年之久,一代又一代儒生不得不怀着功业幻梦破灭的怅恨在时代大潮中升沉起伏。一向以文章立身自命清高的风雅秀士,如今“颠倒不如人”,禁不住借题发挥,仰天浩叹:“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翻开《录鬼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沉沦下僚、

迹身勾栏瓦舍的“多余的人”构成的俊才云蒸的元杂

剧作家群。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计56人。其中终生未仕者33人,隶属教坊者4人,间断入仕者19人。在有过仕历的19人中,除真定世侯史天泽之子史九散人因门荫做到武昌万户、王廷秀做过淘金千户外,其余大多是省掾、书判、令史、县丞、路吏、行省务官、儒学提举一类卑微的僚属吏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元杂剧的繁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关、郑、白、马”及王实甫、杨显之、纪君祥、高文秀、、戴善夫、石君宝、李好古、、李行甫、孔文卿、张寿,、戴善夫三人在,,余者全是虽有“高才博识”,却栖迟蘅门、困顿终生的坎土禀之士。人伦的失序、道德的沦丧、社会的窳败,抽去了一代书生以儒道立身的精神支柱,也打碎了“君子固穷”的脆弱自尊心。他们耻于与医匠巫卜为伍,但生活的重压迫使他们无所逃匿地沦入市井,浪迹天涯,“或习刀兵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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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以为工匠商贾”。《荐福碑》中的张镐四海飘零,课童度日;《救风尘》中的安秀实囊中如洗,无力娶妻;《看钱奴》中的周荣祖流落他乡,卖子救困……出现在关汉卿、郑廷玉笔下的秀才书生,无不穷困潦倒、倍受欺凌。这些服饰各异、遭际相同的落魄书生,

无疑是包括上述作家在内的金元下层文士的艺术缩影。精神信仰的崩毁,导致落拓桀骜之士一变循规蹈矩为以“浪子”自居,狂放不羁,滑稽嘲谑,玩世不恭,一代熟谙经义诗书的落魄文士,从不曾在“至圣先师”那里学得“求田问舍”、理财治产的本领,只好以“嘲风弄月”,纵情花酒来寻求感官的刺激、精神的麻醉和心灵的慰藉。关汉卿不无顽赖倔强地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伴的是金钗

(〔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南吕・一枝花〕《不伏

);元灭南宋后一度浪迹江南的郑廷玉也曾与痴老》

情的恋人“对着神祗,指着自己,说不尽碜可可山盟”(商调残曲);白仁甫更把才艺双绝的杂剧《金山寺》

演员天然秀引为风尘中的知己,写下“相偎相抱取欢

(〔)之娱”、“越间阻越情忄欠”中吕・阳春曲〕《题情》

类的情词艳曲;马致远杂剧《青衫泪》则以白居易《琵琶行》为依托,正面表现元代特有的文士、艺妓、客商之间三角状的婚姻纠葛,据此可见东篱先生与青楼歌女似也过从甚密;人称“曲状元”的王实甫更带着宦途失意的感伤投入“风月营”、“莺花寨”,在“翠红乡”中驰骋其“锦绣文才”,偿还与之“意厮投,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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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爱”的可意儿情侣的“相思债”南吕・四块玉〕

……偎红倚翠、倜傥风流固然是唐宋以来文士通脱思潮的顺向延续,但无所顾忌地宣泄声色之欲,公然以“占排场风月功名首”自矜,不能不给人以挣脱名缰利索之后颓唐放纵的印象。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出于这种思想,元代一部分理学士子们逐渐开始了与蒙古统治者的合作。延　二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恢复了废止70余年的科举制度,并确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考的主要内容:“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终元之世,莫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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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这一转变给整个社会政治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方式的蔚成风气,一方面可看做人格尊严横遭扭曲以至剥夺所导致的逆向心理效应的畸型外化,同时也是人们长期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生理欲望与精神能量在凝固定型的农业文化与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猛烈撞击之后爆炸式的释放。以此为契机,以商品经济为支柱的郡邑都会中,新兴的市民文化正在受到重创的农业文明的肌体上孕育成型。因自我的失落而感伤索漠,听歌填补精神空虚的落魄文士,原始形态,的功臣和精英。倘就人生命运的否泰穷通而言,这些混迹倡优之间的文士墨客是不幸的,而面对命运的挑战所做出的消极颓废甚至自虐式的生活抉择,倒相反相成地促使他们打破迂腐僵硬的心理定势,纠正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强加给优伶艺妓的种种偏见,逐渐把先前狎玩作践的对象引为患难中的知己,并从她们献身的通俗文化事业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关汉卿曾满怀钦敬地赞美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

(〔冰清玉洁,“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南吕・一枝花〕

),白仁甫对天然秀的知重和爱赏也是出《赠朱帘秀》

于对她“高洁凝重”品格的敬慕。当然,众多被侮辱被

损害的风尘女子也从真情未泯的落魄文士那里得到慰藉,取得了自信和尊严,不能不对他们的体贴和温暖报以热忱的敬重。“高才博识”的落拓文士与技艺精湛的杂剧演员由心灵上的契合到艺术上的合作,奇迹般地拆除了雅俗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促使一代浪子才人反思历史与现状,重新确立人生价值观,求索变革现实与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径——与杂剧艺人和衷共济,编演杂剧。由此,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杂剧遂蓬勃发展起来。

三、理学反拨,杂剧内容的蜕化

元代后期,理学的地位和影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元朝一统江山之后,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元朝统治者即开始注意吸收汉儒的统治经验,并认识到拉拢汉儒的重要性,程朱理学也逐渐受到推崇。忽必烈就曾“开潜邸,以待天下之士”,网罗大批理学儒士实行“汉制”。而元代的理学家们须臾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道德自信心和社会使命感。元初理学家郝经曾明确地说:“士结发立志,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102・

域。。

;现自然要施展它应有的政治思想威,经过元初众多杰出剧作家的倾心投入与辛勤实践,此时,杂剧已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形式。理学家欲扼杀掉方兴未艾、生命力旺盛的杂剧艺术已不可能,于是便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利用杂剧艺术的形式外壳,而将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律条注入其中,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传播理学道统的工具。如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鲍天佑的《尸谏灵公》宣扬愚忠思想,深得元统治者的赞赏和提倡;兰雪主人《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各路都教唱此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期杂剧创作的倾向性;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宜秋山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等杂剧,基本上都是宣扬封建道德之作;杨梓的《霍光鬼谏》、《豫让吞炭》一类作品也是向统治者表忠自荐的产物。诸如此类的剧作在整个元代后期的戏剧舞台占据了主流地位,剧坛上充斥着异常浓厚的封建说教气息。

正是由于理学的东山再起,元初杂剧原来具有的人道意识、个体欲求及其生活气息和斗争精神被空洞无聊的道德说教所取代,杂剧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元代前期一度红红火火、人才辈出、流光溢彩并极富战斗性的杂剧创作,其走向衰退固然有方方面面的因素,诸如杂剧创作中心的南移、语言形式的凝固雕琢、唱腔的僵化等等,而剧作思想内容的蜕变才是元杂剧衰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任何艺术形式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旦成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艺术就变成僵死的躯壳。所以,元代理学再由民间哲学变为官方哲学,理学家们由自我修炼的“内圣”转向追求“外王”的功业,并着意插手文学艺术的创作,甚至以之作为宣传理学教义的工具,这就构成了元代杂剧由盛而衰的

赫广霖: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思想根源。

同样,由于理学地位的重新确立,广大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他们已不可能享受到宋代儒士那样优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但比起元代前期众多沉沦下层的文士所处的那种乾坤颠倒、暗无天日的生存状态来,则是微光显现,足资庆幸的了。作为理学思想的主要承载群体,广大士人既已得到王朝的正式认可,又有仕途可攀,于是就改变了元代前期与下层民众的血肉联系,无意深入感受下层民众的疾苦,也无意继续充当下层民众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倒更是倾向于响应王朝的号召,自觉地以杂剧创作为王朝的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即使此时他们也有忧愁和牢骚,的“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和烦恼,和市民意识。,围中,剧作者与人民的关系相游离的必然结局。

总之,不论是巧合还是必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

晚期的官方哲学——理学,同戏曲艺术成型的早期代表——北杂剧的历史恰好同步。在共同的发展历程中,理学作为统摄社会人心的思想意识,其地位变迁直接关涉到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戏曲艺术的荣衰。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儒家文化与戏曲关系之一斑。参考文献:

[1]　朱　熹.朱子语类(卷9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

[2].[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

3[M].北京:中华书局,19821].黄宗羲全集(卷92)[M].浙江:浙江古籍出

版社,19841

[5]　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

[6]　柯劭文.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新元史(卷234)[M]心

20021

责任编校:韩　伟

Neo-ConfucianismandtheriseandfallofZaJu

HEGuang2lin

(CollegeofLiteralArts,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SongandYuandynasty,Neo2ConfucianismrosewithZaJustepinstep.opinionsvaryintermsofthesprouting,prosperityanddeclininginitsdevelopmentalcourseofZaJu,butitsdeielopmentcoursewas,inessence,closelylinkedwiththeriseorfallofthesocialstatusofNeo2Confucianism.ThispapertrielstoprobeintotheoriginoftheriseanddeclineofZaJuinSongandYuandynastyfromNeo2Confucianism’stransmutation,andrevealNeo2Confucianism’sprofoundinfluenceonclassicalopera.

Keywords:SongandYuanperiods;riseandfall;ZaJu;Neo2Confucianism

(上接第95页)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

[2]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6.

[3]　王诺.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M].北

京:科学出版社,19991

[4]　王忠祥.外国文学专题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71

责任编校:韩　伟

Eternalstraitsofmankind’ssoul

——thenewresearchofMacbeth’stragiccharacter

WANGYing

(ChineseDept.,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bstract:IndepictingthecharacterofMacbeth,Shakespeardidnotattempttofollowthetragicmode,buthehaddoneac2cordingtothetruthfulnessoflife.Asthemurderofthekingandausurper,thedestructionofMacbethhasitstragicaspects.Histragedyisapersonalitytragedyaswellasasocialtragedy.Thetragicprocessofhisdestructionrevealstheeternalstraitsofmainsoul,whichhasitsdepthandpersistency.ThecharacterofMacbethmeansthevalueofeternity.Keywords:Shakespear;Macbeth;tragicmode;personalitytragedy;soul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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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赫广霖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宋元时期,理学与杂剧同步兴起。杂剧在其发展中经过了萌芽、,其

原因固然众说纷纭,。剧兴衰的根源,关键词:宋元时期;理学;杂剧;兴衰

中图分类号:I20612::100320964(2003)0620099205宋元时期,。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理学亦业已成型。纵观整个宋元时期,理学在社会思想领域内所居地位的波澜起伏,对新兴杂剧艺术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历来戏曲研究者们在探讨宋元杂剧兴衰时,往往着眼于诸如统治者对戏曲的喜好与否、科举制的兴废、城市经济的繁荣、士子地位的变迁以及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等方面的因素。诚然,以上各种因素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宋元杂剧的兴衰因缘,也获得了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但是,就社会主导思想而言,宋元以来理学大兴,不能不对元杂剧的兴衰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且,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这种影响往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过去诸多研究论著中,虽也偶然涉及此一方面,却未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本文试从理学嬗变中探究宋元杂剧兴衰的根源,以期寻求一条新的线索。

一、宋代理学对杂剧的钳制以孔孟伦理学说为核心的儒学,虽经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弘扬,一时被奉为宗主,但在宋代以前长期遭到冲击,不断地被改造,其独尊地位只是相对的。到宋代,它融汇佛教禅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和易、老、庄的宇宙论,成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新儒学或称理学。理学是适应当时统治者重整伦理纲常的客观需要产生的,一经形成,即改变了以往儒、释、道三教鼎立的状况,而使佛道北面,处于从属地位。以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为代表的一

批思想家,经过一百余年的研讨构建,最终完成了新

儒学——理学的理论体系。宋代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将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一个“理”。两宋理学虽有濂、洛、关、闽之别,但它们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源化;都从孔孟出发,围绕着理、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源——理。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都断言,“理”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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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从这一“理”本体论出发,理学家们对礼仪秩序加以阐释,将“理”与“礼”的关系解释为本末关系,使“礼”完全归属于“理”的最高范畴,并在伦常系统中获得权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从而达到构建封建礼治秩序的目的。朱熹又把这种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范畴中来,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在这种礼治秩序中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体的独立价值。为了强固礼治秩序,理学家们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二程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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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则天理明也。”朱子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

[1]欲胜则天理灭。”这样一来,将伦常道德与人的感性自然要求完全对立起来,灭绝了个体的一切快乐、幸福和利益。从这种穷理灭欲的原则出发,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将个体

收稿日期:2003206226

作者简介:赫广霖(19732),男,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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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的主体意识与感性需求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了。

除了强调理学“经世致用”的一面以外,朱熹还提出了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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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所谓“格物”,即指体验外在性的“天理”;所谓“致知”,即指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成为一种内心“自律”。至此,在先验的绝对的“理”的统摄下,确立了礼治秩序、等级名分,人伦道德和修身自律等十分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到南宋理宗朝,各地兴起书院讲学之风,。

,京都汴梁(开封)城市人口密集商业、手工业空前发达。南宋临安(杭州)更是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夜市喧哗,通宵买卖,至晓不绝。两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纪事》及《西湖老人繁盛录》中有详细的记载。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镇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带动了文化、艺术等部门的发展,也刺激着人们文化艺术审美需求的不断高涨。城市经济的繁荣培育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在劳作、招揽、竞争中,培育了追求自由、享乐,渴望摆脱一切羁绊与束缚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对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有着浓烈的兴趣。他们无意欣赏典雅、空灵的诗情意境,而热中于热闹、动作性强、满足感官刺激的艺术形式,于是,话本、戏曲等娱乐性艺术形式应运而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以来在城市中出现了中国的市民阶层的游艺场所——“瓦肆”、“勾栏”。《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开封府演出伎艺的瓦舍情形:“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文内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武林旧事》则记载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50多种,瓦子23处,其中北瓦内的勾栏就有23座,可见当时市民娱乐之兴旺。但是,这种新兴的市民艺术却为理学家所不容。理学家重道轻文,二程就反复宣扬“作文害道”的主张,把写诗看做无用的“闲言语”。朱熹更说:“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在程朱理学家心目中,诗文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浅俗卑贱”的市民艺术了。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州事时,曾直接禁止当地・100・

演戏,这是理学家对待戏曲的最典型态度。

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是统治思想。从北宋周敦颐开始,理学思潮在文人士大夫中间逐渐弥漫开来;至南宋理宗时期,理学被正式列为官方哲学,逐步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持有政治文化特权的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对戏剧、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创造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和轻蔑,把出身下层的杂剧艺人与奸盗之人等而视之,把戏曲演出视为诲淫诲盗而大加挞伐。宋代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统治着整个社会思想,压抑、趣,,终究。

,杂剧勃兴

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汉族王朝政体,也对中原固有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以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框架,被蒙古铁骑踏得粉碎,封建宗法制度断裂,一向被奉若神明的儒学伦理体系解纽,落后强悍、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沉重创伤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这一超越常轨的历史变迁导致了整个社会意识领域陷于混沌无序的状态。元初统治者推行实用主义的强权政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各教并重的政策。尽管忽必烈曾一再做出尊孔读经、奉程朱理学为国教的表面文章,其真实动机无非是淡化民族情绪,“用汉法治汉民”,以百疮千孔的儒学伦理体系愚弄百姓,笼络宋金名士,藉以便捷地实现对汉人的征服与控制,而并非意味着对整个儒教意识形态的认同。事实上,元代开国者对当时盛行的全真教、喇嘛教倒是更为倾心。这样,一度处于官方哲学地位的宋代理学在元初遂沦为民间哲学,与释、道思想及市民思想并行发展,不再具有统摄人心的崇高地位。

传统文化的解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被赶出清雅优裕的书斋而无所逃匿地接受血与火洗礼的文人士子。心理错位与信仰破灭,使广大文士迅速地分化:深谙行藏之道者出仕新朝,全节远害者隐遁江湖,贫乏不能自存者沦入市井。效命新王朝者毕竟为数甚微,避世高蹈者有之,但绝大多数还是沦入社会底层。正是这些沉沦落魄的芸芸众生体现着金元之际儒生士子的思想意识主流。

一方面,儒士精神内敛,市民思想蓬勃发展。随着元代统一南北中国,理学北上,对于身处蒙古铁骑下遭到人格扭曲与精神迷失的北方儒士来说,酷似一剂摆脱精神困境的灵丹妙药。天翻地坼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儒学中倡导的“外王”路线无从施展,广大文士只得“专用心于内”,专注于主体的自觉修炼。

赫广霖: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说:“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有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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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立而竣。”元初儒士们热衷于内心修炼,无暇也无力顾及和规范逐渐壮大的市民思潮。理学对于社会思想已经失去束缚力,因而市民思想得到空前的发展,为杂剧提供了比较自由的思想土壤。

作为控制社会思想的理学一旦失去了固有的威慑力量,与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离心离德的思想情绪便乘隙得以暂时抒发。于是,冲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窦娥敢于骂天骂地骂鬼神,否定“天道”,为争取“人道的呼喊”;张生和崔莺莺敢于冲破“三纲五常”的樊篱,为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和幸福而大胆结合;“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在《墙头马上》、《拜月亭》。情”并非有“理”,,进步的婚姻理解

认:“乐者与政通,而伎艺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尽管他强调杂剧的“政治之得失”,“道德之厚薄”,却又不能否认杂剧“随时尚而变”,反映“闾里市井”、“九流百家”、“人情物理”的事实。但同时,胡祗　也从杂剧中看到了排遣、稀释内心苦愁的作用,他说:“百物之中,莫灵贵于人,然莫愁于人……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皋皋,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不难看出,历代被文人儒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所重视的市民戏曲伎艺,元代的理学家们也给予肯定并阐明其社会作用。这一点,从理学的思想体系出发是难以解释的。然而,元代前期的理学,作为民间哲学面对当时杂剧兴盛的艺术现象,却不能不做出符合理学观点的解释来。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沉沦社会底层,为寻求生活的支点,踊跃投身于通俗文艺创作。生活在金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知识分子,无论其生活道路还是功业理想,与南宋士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伴随着金、宋政权的崩溃瓦解,大批奉儒守业的书生被抛入战火与动乱之中,或惨遭屠戮,或被掳为奴,斯文扫地,朝不保夕,真真是“秀才每逢着末劫”!自金亡至元仁宗延　二年(1315年),科举被废长达80年之久,一代又一代儒生不得不怀着功业幻梦破灭的怅恨在时代大潮中升沉起伏。一向以文章立身自命清高的风雅秀士,如今“颠倒不如人”,禁不住借题发挥,仰天浩叹:“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翻开《录鬼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沉沦下僚、

迹身勾栏瓦舍的“多余的人”构成的俊才云蒸的元杂

剧作家群。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计56人。其中终生未仕者33人,隶属教坊者4人,间断入仕者19人。在有过仕历的19人中,除真定世侯史天泽之子史九散人因门荫做到武昌万户、王廷秀做过淘金千户外,其余大多是省掾、书判、令史、县丞、路吏、行省务官、儒学提举一类卑微的僚属吏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元杂剧的繁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关、郑、白、马”及王实甫、杨显之、纪君祥、高文秀、、戴善夫、石君宝、李好古、、李行甫、孔文卿、张寿,、戴善夫三人在,,余者全是虽有“高才博识”,却栖迟蘅门、困顿终生的坎土禀之士。人伦的失序、道德的沦丧、社会的窳败,抽去了一代书生以儒道立身的精神支柱,也打碎了“君子固穷”的脆弱自尊心。他们耻于与医匠巫卜为伍,但生活的重压迫使他们无所逃匿地沦入市井,浪迹天涯,“或习刀兵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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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以为工匠商贾”。《荐福碑》中的张镐四海飘零,课童度日;《救风尘》中的安秀实囊中如洗,无力娶妻;《看钱奴》中的周荣祖流落他乡,卖子救困……出现在关汉卿、郑廷玉笔下的秀才书生,无不穷困潦倒、倍受欺凌。这些服饰各异、遭际相同的落魄书生,

无疑是包括上述作家在内的金元下层文士的艺术缩影。精神信仰的崩毁,导致落拓桀骜之士一变循规蹈矩为以“浪子”自居,狂放不羁,滑稽嘲谑,玩世不恭,一代熟谙经义诗书的落魄文士,从不曾在“至圣先师”那里学得“求田问舍”、理财治产的本领,只好以“嘲风弄月”,纵情花酒来寻求感官的刺激、精神的麻醉和心灵的慰藉。关汉卿不无顽赖倔强地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伴的是金钗

(〔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南吕・一枝花〕《不伏

);元灭南宋后一度浪迹江南的郑廷玉也曾与痴老》

情的恋人“对着神祗,指着自己,说不尽碜可可山盟”(商调残曲);白仁甫更把才艺双绝的杂剧《金山寺》

演员天然秀引为风尘中的知己,写下“相偎相抱取欢

(〔)之娱”、“越间阻越情忄欠”中吕・阳春曲〕《题情》

类的情词艳曲;马致远杂剧《青衫泪》则以白居易《琵琶行》为依托,正面表现元代特有的文士、艺妓、客商之间三角状的婚姻纠葛,据此可见东篱先生与青楼歌女似也过从甚密;人称“曲状元”的王实甫更带着宦途失意的感伤投入“风月营”、“莺花寨”,在“翠红乡”中驰骋其“锦绣文才”,偿还与之“意厮投,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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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爱”的可意儿情侣的“相思债”南吕・四块玉〕

……偎红倚翠、倜傥风流固然是唐宋以来文士通脱思潮的顺向延续,但无所顾忌地宣泄声色之欲,公然以“占排场风月功名首”自矜,不能不给人以挣脱名缰利索之后颓唐放纵的印象。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出于这种思想,元代一部分理学士子们逐渐开始了与蒙古统治者的合作。延　二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恢复了废止70余年的科举制度,并确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考的主要内容:“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终元之世,莫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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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这一转变给整个社会政治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方式的蔚成风气,一方面可看做人格尊严横遭扭曲以至剥夺所导致的逆向心理效应的畸型外化,同时也是人们长期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生理欲望与精神能量在凝固定型的农业文化与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猛烈撞击之后爆炸式的释放。以此为契机,以商品经济为支柱的郡邑都会中,新兴的市民文化正在受到重创的农业文明的肌体上孕育成型。因自我的失落而感伤索漠,听歌填补精神空虚的落魄文士,原始形态,的功臣和精英。倘就人生命运的否泰穷通而言,这些混迹倡优之间的文士墨客是不幸的,而面对命运的挑战所做出的消极颓废甚至自虐式的生活抉择,倒相反相成地促使他们打破迂腐僵硬的心理定势,纠正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强加给优伶艺妓的种种偏见,逐渐把先前狎玩作践的对象引为患难中的知己,并从她们献身的通俗文化事业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关汉卿曾满怀钦敬地赞美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

(〔冰清玉洁,“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南吕・一枝花〕

),白仁甫对天然秀的知重和爱赏也是出《赠朱帘秀》

于对她“高洁凝重”品格的敬慕。当然,众多被侮辱被

损害的风尘女子也从真情未泯的落魄文士那里得到慰藉,取得了自信和尊严,不能不对他们的体贴和温暖报以热忱的敬重。“高才博识”的落拓文士与技艺精湛的杂剧演员由心灵上的契合到艺术上的合作,奇迹般地拆除了雅俗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促使一代浪子才人反思历史与现状,重新确立人生价值观,求索变革现实与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径——与杂剧艺人和衷共济,编演杂剧。由此,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杂剧遂蓬勃发展起来。

三、理学反拨,杂剧内容的蜕化

元代后期,理学的地位和影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元朝一统江山之后,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元朝统治者即开始注意吸收汉儒的统治经验,并认识到拉拢汉儒的重要性,程朱理学也逐渐受到推崇。忽必烈就曾“开潜邸,以待天下之士”,网罗大批理学儒士实行“汉制”。而元代的理学家们须臾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道德自信心和社会使命感。元初理学家郝经曾明确地说:“士结发立志,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102・

域。。

;现自然要施展它应有的政治思想威,经过元初众多杰出剧作家的倾心投入与辛勤实践,此时,杂剧已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形式。理学家欲扼杀掉方兴未艾、生命力旺盛的杂剧艺术已不可能,于是便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利用杂剧艺术的形式外壳,而将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律条注入其中,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传播理学道统的工具。如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鲍天佑的《尸谏灵公》宣扬愚忠思想,深得元统治者的赞赏和提倡;兰雪主人《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各路都教唱此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期杂剧创作的倾向性;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宜秋山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等杂剧,基本上都是宣扬封建道德之作;杨梓的《霍光鬼谏》、《豫让吞炭》一类作品也是向统治者表忠自荐的产物。诸如此类的剧作在整个元代后期的戏剧舞台占据了主流地位,剧坛上充斥着异常浓厚的封建说教气息。

正是由于理学的东山再起,元初杂剧原来具有的人道意识、个体欲求及其生活气息和斗争精神被空洞无聊的道德说教所取代,杂剧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元代前期一度红红火火、人才辈出、流光溢彩并极富战斗性的杂剧创作,其走向衰退固然有方方面面的因素,诸如杂剧创作中心的南移、语言形式的凝固雕琢、唱腔的僵化等等,而剧作思想内容的蜕变才是元杂剧衰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任何艺术形式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旦成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艺术就变成僵死的躯壳。所以,元代理学再由民间哲学变为官方哲学,理学家们由自我修炼的“内圣”转向追求“外王”的功业,并着意插手文学艺术的创作,甚至以之作为宣传理学教义的工具,这就构成了元代杂剧由盛而衰的

赫广霖:宋元理学与杂剧兴衰

思想根源。

同样,由于理学地位的重新确立,广大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他们已不可能享受到宋代儒士那样优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但比起元代前期众多沉沦下层的文士所处的那种乾坤颠倒、暗无天日的生存状态来,则是微光显现,足资庆幸的了。作为理学思想的主要承载群体,广大士人既已得到王朝的正式认可,又有仕途可攀,于是就改变了元代前期与下层民众的血肉联系,无意深入感受下层民众的疾苦,也无意继续充当下层民众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倒更是倾向于响应王朝的号召,自觉地以杂剧创作为王朝的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即使此时他们也有忧愁和牢骚,的“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和烦恼,和市民意识。,围中,剧作者与人民的关系相游离的必然结局。

总之,不论是巧合还是必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

晚期的官方哲学——理学,同戏曲艺术成型的早期代表——北杂剧的历史恰好同步。在共同的发展历程中,理学作为统摄社会人心的思想意识,其地位变迁直接关涉到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戏曲艺术的荣衰。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儒家文化与戏曲关系之一斑。参考文献:

[1]　朱　熹.朱子语类(卷9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

[2].[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

3[M].北京:中华书局,19821].黄宗羲全集(卷92)[M].浙江:浙江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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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

[6]　柯劭文.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新元史(卷234)[M]心

20021

责任编校:韩　伟

Neo-ConfucianismandtheriseandfallofZaJu

HEGuang2lin

(CollegeofLiteralArts,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SongandYuandynasty,Neo2ConfucianismrosewithZaJustepinstep.opinionsvaryintermsofthesprouting,prosperityanddeclininginitsdevelopmentalcourseofZaJu,butitsdeielopmentcoursewas,inessence,closelylinkedwiththeriseorfallofthesocialstatusofNeo2Confucianism.ThispapertrielstoprobeintotheoriginoftheriseanddeclineofZaJuinSongandYuandynastyfromNeo2Confucianism’stransmutation,andrevealNeo2Confucianism’sprofoundinfluenceonclassicalopera.

Keywords:SongandYuanperiods;riseandfall;ZaJu;Neo2Confucianism

(上接第9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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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忠祥.外国文学专题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71

责任编校:韩　伟

Eternalstraitsofmankind’ssoul

——thenewresearchofMacbeth’stragiccharacter

WANGYing

(ChineseDept.,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bstract:IndepictingthecharacterofMacbeth,Shakespeardidnotattempttofollowthetragicmode,buthehaddoneac2cordingtothetruthfulnessoflife.Asthemurderofthekingandausurper,thedestructionofMacbethhasitstragicaspects.Histragedyisapersonalitytragedyaswellasasocialtragedy.Thetragicprocessofhisdestructionrevealstheeternalstraitsofmainsoul,whichhasitsdepthandpersistency.ThecharacterofMacbethmeansthevalueofeternity.Keywords:Shakespear;Macbeth;tragicmode;personalitytragedy;soul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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