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社会不平等的争斗 ：角色、责任、抗拒Richard Sandell 原著
陈佳利、城菁汝 译
译者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并引用近年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个理论架构，以更深入地探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个架构主张博物馆可从个人、特定社区及社会这三个层面来贡献力量，以对抗并改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义的现象。文章并从社会不平等概念与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这两个概念之相互作用为起点，来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其结论建议：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
博物馆与各种艺廊都有潜力且有责任为对抗社会不平等贡献一份心力。虽然主张博物馆应该扮演影响社会的机构（agency），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这项主张依然可能导致博物馆内外许多的改变。
许多在博物馆与文化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对于赋予其机构具明显社会工作色彩的任务，仍感到相当的不自在，且视为强人所难、没有关连且不必要。对大多数在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面临各种不平等的议题及弱势团体；博物馆在教育与休闲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比促进社会公平更能获得他们的认可。社会工作者视博物馆为不大可能之工作伙伴，因为他们认为博物馆的目标及功能是偏向文化方面的而非社会工作的。
博物馆扮演一个有能力及潜力影响社会的机构，可能不是一个新的主张；但近几年来，这项主张却以新的形式及自信呈现。首先，宣称博物馆是社会机构的主张已经从较抽象、理论与模稜两可的情况，转变成较具体、与当代社会政策紧密结合，并且能清楚地对抗特定不平等的状况。例如，探讨政治如何影响文化生产及再现（representation）过程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然而这些文章多半着重讨论博物馆内部建构的过程，而较少着墨观众接收信息的过程及对观众实质性的影响。在此，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与其观众参观之心得与结果有紧密的关系。例如，观众可能因此建立文化认同或产生对地方的归属感，但也可能产生少数族群涵化（subjugation）的负面结果（译注:subjugation原意为征服，在这里指少数民族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这些难以衡量错综复杂的结果，多半是根据文化意义指涉力量的理论性假设。与文化再现这个越趋精致发展概念平行的是，越来越大胆而明确地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社群的影响，及文化机构在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例如种族主义及以其他型式呈现之歧视、疾病、犯罪及失业。
其次，在各个文化部门中，博物馆和画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功能这两个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却越来越被突显，并且获得许多资源与注意，而令人难以忽视。甚至在博物馆与艺术团体中最传统的部门，也很难忽视这个议题存在。然而，这些与博物馆合作或在博物馆中工作的人员及其赞助支持者，不断问的是：博物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呢？有何证据能支持博物馆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这项主张？
本文引用近年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结果，来提出一个假设架构，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个架构主张博物馆可从个人、特定社区及社会这三个层面来贡献力量，以对抗并改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义的现象。本文的论点虽然是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并列举澳洲及美国博物馆的经验为例，但所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绝不只侷限于英国而已。其次，虽然并非所有的机构都有资源来涵盖及照顾上述三个层面，但是本文主张所有的博物馆与画廊都有其社会责任。本文从社会不平等概念与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这两个概念之相互作用为起点，来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并于结论中建议：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
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及其结果
博物馆该如何参与改善社会上之不平等、不公益和歧视呢？以下所假设之架构（见图1）是结合近年来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并列举各国与英国的例子，来阐明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此架构建议博物馆能够扮演促进社会革新的催化剂，正面地影响弱势及边缘个体之生活，成为促进社区赋权（empowerment）的工具，并且为建立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如何建立公平的社会，并主张所有博物馆，不论其馆藏性质、资源、宗旨或营运背景为何，皆能透过展示呈现各种不同、多元的文化，为促进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架构特别要挑战的是，以为博物馆只能透过对某些团体或社区进行教育推广活动，来对抗社会不平等的想法。这个架构企图阐明的是，博物馆能透过更普通的方法或步骤，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虽然，在此有必要透过图解来说明这样的过程及关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如何细分并讨论这其间的过程和影响，仍然是不明显且难以区分的。
图1. 博物馆与其对抗社会不平等：影响与结果
个人
在讨论个人这个层次上，主要在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博物馆对个人潜在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个人的、心理的到情感方面的（如提高自我认同或加强对地方的归属感），到实际层次的（如获得技能以提高就业机会等）。在有些案例中，这些影响或结果是出于偶然的、次要的，或至少并不列举在博物馆的宗旨或活动目标里。例如，某些计划原本是出于想鼓励那些较少来博物馆的团体多加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但最后却对个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面结果（Sandell,1998）。在这样的例子中，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可能只是透过轶事不经意的浮现，或一直隐密没有被发现而难以评价。
近来针对地方博物馆如何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研究中，有一家画廊描述他们针对弱视者与盲人所举办的活动如下：
一些视障团体，现在对我们而言，就象是一群朋友，他们从馆员那儿得到充分的支持且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在博物馆里就像在家里般地相当自在。其中一位盲人告诉馆方，她是如何透过来博物馆，以学习如何掌握使用公共空间，这使得她走出了自己的狭小天地。也只有从个别观众身上，我们才会得到如此的反应，如果只是从团体的领导人身上，得到的信息总是二手的。我希望我们画廊，也能对其他人有这样的影响和帮助。
····
在其他例子中，博物馆特地设计了一些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促进观众参观并使用博物馆，而是带给个人实质上的助益。虽然刚开始时，博物馆并不确定这些活动确切的性质与可能的结果，但关键是，在活动进行中，为个人带来助益与提高其生活质量，比博物馆自身的利益要来得重要多了。这样的活动反映出博物馆具备社会功能的理念。
····
最后，近来研究指出，小型博物馆在扮演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角色时，个人志愿服务工作的潜在重要性也被彰显出来。
研究指出个人可以藉由志愿服务工作获益。伦敦的诺杰学校博物馆（Ragged School Museum）的义工有着许多不同的背景，也因着不同的理由而成为义工。博物馆与义工双方同时获益。透过志愿服务工作，失业民众可以学得新技能、心理障碍者藉此建立了自信、年老者也能再建立与社会联系的网络，以对抗孤立和寂寞（Dodd&Sandell,2001）。
个人如何从博物馆中获益，其成果大都是透过馆员与社区代表或成员们，面对面的互动而达到。在较大型博物馆中，此类活动通常由教育或推广服务部门负责。在众多案例中，最成功的计划模式为：博物馆与一个和社区有密切联系且了解社区的机构，建立一起工作的伙伴关系。
社区
博物馆能为以地理区域划分的社区扮演何种角色？在这个范畴里，我们认为博物馆的贡献可能在于振兴区域及鼓舞人心，譬如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的市中心或乡村社区的居民（译注：在英国城市中心如火车站附近，一般居住质量较差，而成为经济弱势团体所居住的区域）。较具体的成果包含了提高社区自我决断的能力、增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及促成社区民主结构之成型。虽然实证研究的资料相当有限，但文化机构与其他性质的机构相比，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那就是催化社区参与及培力（empowering）的角色。一个探讨文化机构在区域振兴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为文化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下了以下结论：“文化活动是具有包容性的，且具有其他活动所无法超越的能力，来开启民众间的对话，引起民众的热情与执着，来共享社区重建过程。”此外，“文化及创意发展在协助社区培力及表达其需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博物馆在促进社群活化与培力上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正式的评量研究资料相当的少，但从各项活动纪录的相关经验中，已指出博物馆具有潜力来影响并改善那些之前缺乏决策机会的社群。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激励的、有创造性的，而且或许较不具威胁性的场域，经由这个场域，社群民众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技能与自信，扮演着主动、自我决策的角色来主导社区的未来。在斐勒（NancyFuller）对印度阿青社区的生态博物馆计划（Ak-ChinIndian community’s eco-museumproject）的描述中，提供博物馆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区培力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技巧，进一步的观察与洞见。她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模型提供了以下功能：
社区博物馆的新角色是：成为帮助社区自我认识的工具，提供民众一个学习，与经常练习解决社区问题所需技能与态度的地方。在此模型里，博物馆扮演着一个中介的角色，将管理社区的权力从社区外的成员移转到社区居民手中（Fuller, 1992）。
本文到目前为止，简洁的描绘出博物馆对个人与社区这两个层次所产生的影响，如：博物馆与个人及社区面对面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博物馆与非博物馆机构的合作关系，博物馆所采用那些社会、医疗、社区发展工作者所喜欢并运用的方法及实作等，都于本文中指出。上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的观念，仍侷限在馆外延伸服务与教育功能上。此外，这或许也能部分地解释某些博物馆员的保留或排斥态度，他们感到自己不具备相关能力来负责这类型的工作计划，并且缺乏技能与资源可以直接从事社区工作。
然而，博物馆如何透过其普遍性的、历史悠久的典藏展示功能，对抗社会不平等呢？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博物馆生产再现的潜能，且集中讨论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例如，博物馆的排他性、造成陈见，或透过挑选、安排、公共地陈列物品，来对差异性进行消音。既然如此，博物馆如何反转其排他性的模式，来涵盖、鼓励差异性的存在，而非加深对其固有的成见呢？发生这些转变的博物馆中，对观众的观念、行为与对促进公平、容忍的社会有何影响呢？
社会
威尔（Stephen Weil）对抱持着博物馆能改变社会，这种不太适当且天真的主张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怀疑。
博物馆应该对改善其所属社区问题的能力，保持谦虚的态度。我们所有的人都居住在这个不平等的令人惊讶的社会中，一个无法营造社区的社会，一个决心破坏唯一资源提供者——地球生态的社会。博物馆既不是造成这些病症的原因，也无法在其仅有的能力范围内做多少，来治愈这些病症，除了唤醒人们对这些议题的注意。（ Weil, 1995）
确实，在博物馆工作与当代社会议题间，如不平等及其改善间，如何建立两者直接而非正式的关系是颇富争议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视为不是文化性的，就是社会性的，这样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因为无法否认地，透过建构并传播社会的主流叙事型态，博物馆与文化机构是深嵌在各个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及权力动态关系中。既然如此，在市民社会中，博物馆与其他的机构能扮演何种政治角色，来促进社会机会平等与多元价值呢？
未完待续··········
来源：台湾《博物館學季刊》，译自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博物馆与社会不平等的争斗 ：角色、责任、抗拒Richard Sandell 原著
陈佳利、城菁汝 译
译者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并引用近年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个理论架构，以更深入地探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个架构主张博物馆可从个人、特定社区及社会这三个层面来贡献力量，以对抗并改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义的现象。文章并从社会不平等概念与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这两个概念之相互作用为起点，来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其结论建议：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
博物馆与各种艺廊都有潜力且有责任为对抗社会不平等贡献一份心力。虽然主张博物馆应该扮演影响社会的机构（agency），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这项主张依然可能导致博物馆内外许多的改变。
许多在博物馆与文化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对于赋予其机构具明显社会工作色彩的任务，仍感到相当的不自在，且视为强人所难、没有关连且不必要。对大多数在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面临各种不平等的议题及弱势团体；博物馆在教育与休闲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比促进社会公平更能获得他们的认可。社会工作者视博物馆为不大可能之工作伙伴，因为他们认为博物馆的目标及功能是偏向文化方面的而非社会工作的。
博物馆扮演一个有能力及潜力影响社会的机构，可能不是一个新的主张；但近几年来，这项主张却以新的形式及自信呈现。首先，宣称博物馆是社会机构的主张已经从较抽象、理论与模稜两可的情况，转变成较具体、与当代社会政策紧密结合，并且能清楚地对抗特定不平等的状况。例如，探讨政治如何影响文化生产及再现（representation）过程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然而这些文章多半着重讨论博物馆内部建构的过程，而较少着墨观众接收信息的过程及对观众实质性的影响。在此，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与其观众参观之心得与结果有紧密的关系。例如，观众可能因此建立文化认同或产生对地方的归属感，但也可能产生少数族群涵化（subjugation）的负面结果（译注:subjugation原意为征服，在这里指少数民族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这些难以衡量错综复杂的结果，多半是根据文化意义指涉力量的理论性假设。与文化再现这个越趋精致发展概念平行的是，越来越大胆而明确地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社群的影响，及文化机构在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例如种族主义及以其他型式呈现之歧视、疾病、犯罪及失业。
其次，在各个文化部门中，博物馆和画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功能这两个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却越来越被突显，并且获得许多资源与注意，而令人难以忽视。甚至在博物馆与艺术团体中最传统的部门，也很难忽视这个议题存在。然而，这些与博物馆合作或在博物馆中工作的人员及其赞助支持者，不断问的是：博物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呢？有何证据能支持博物馆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这项主张？
本文引用近年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结果，来提出一个假设架构，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个架构主张博物馆可从个人、特定社区及社会这三个层面来贡献力量，以对抗并改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义的现象。本文的论点虽然是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并列举澳洲及美国博物馆的经验为例，但所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绝不只侷限于英国而已。其次，虽然并非所有的机构都有资源来涵盖及照顾上述三个层面，但是本文主张所有的博物馆与画廊都有其社会责任。本文从社会不平等概念与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这两个概念之相互作用为起点，来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并于结论中建议：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
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及其结果
博物馆该如何参与改善社会上之不平等、不公益和歧视呢？以下所假设之架构（见图1）是结合近年来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并列举各国与英国的例子，来阐明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此架构建议博物馆能够扮演促进社会革新的催化剂，正面地影响弱势及边缘个体之生活，成为促进社区赋权（empowerment）的工具，并且为建立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如何建立公平的社会，并主张所有博物馆，不论其馆藏性质、资源、宗旨或营运背景为何，皆能透过展示呈现各种不同、多元的文化，为促进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架构特别要挑战的是，以为博物馆只能透过对某些团体或社区进行教育推广活动，来对抗社会不平等的想法。这个架构企图阐明的是，博物馆能透过更普通的方法或步骤，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虽然，在此有必要透过图解来说明这样的过程及关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如何细分并讨论这其间的过程和影响，仍然是不明显且难以区分的。
图1. 博物馆与其对抗社会不平等：影响与结果
个人
在讨论个人这个层次上，主要在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博物馆对个人潜在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个人的、心理的到情感方面的（如提高自我认同或加强对地方的归属感），到实际层次的（如获得技能以提高就业机会等）。在有些案例中，这些影响或结果是出于偶然的、次要的，或至少并不列举在博物馆的宗旨或活动目标里。例如，某些计划原本是出于想鼓励那些较少来博物馆的团体多加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但最后却对个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面结果（Sandell,1998）。在这样的例子中，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可能只是透过轶事不经意的浮现，或一直隐密没有被发现而难以评价。
近来针对地方博物馆如何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研究中，有一家画廊描述他们针对弱视者与盲人所举办的活动如下：
一些视障团体，现在对我们而言，就象是一群朋友，他们从馆员那儿得到充分的支持且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在博物馆里就像在家里般地相当自在。其中一位盲人告诉馆方，她是如何透过来博物馆，以学习如何掌握使用公共空间，这使得她走出了自己的狭小天地。也只有从个别观众身上，我们才会得到如此的反应，如果只是从团体的领导人身上，得到的信息总是二手的。我希望我们画廊，也能对其他人有这样的影响和帮助。
····
在其他例子中，博物馆特地设计了一些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促进观众参观并使用博物馆，而是带给个人实质上的助益。虽然刚开始时，博物馆并不确定这些活动确切的性质与可能的结果，但关键是，在活动进行中，为个人带来助益与提高其生活质量，比博物馆自身的利益要来得重要多了。这样的活动反映出博物馆具备社会功能的理念。
····
最后，近来研究指出，小型博物馆在扮演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角色时，个人志愿服务工作的潜在重要性也被彰显出来。
研究指出个人可以藉由志愿服务工作获益。伦敦的诺杰学校博物馆（Ragged School Museum）的义工有着许多不同的背景，也因着不同的理由而成为义工。博物馆与义工双方同时获益。透过志愿服务工作，失业民众可以学得新技能、心理障碍者藉此建立了自信、年老者也能再建立与社会联系的网络，以对抗孤立和寂寞（Dodd&Sandell,2001）。
个人如何从博物馆中获益，其成果大都是透过馆员与社区代表或成员们，面对面的互动而达到。在较大型博物馆中，此类活动通常由教育或推广服务部门负责。在众多案例中，最成功的计划模式为：博物馆与一个和社区有密切联系且了解社区的机构，建立一起工作的伙伴关系。
社区
博物馆能为以地理区域划分的社区扮演何种角色？在这个范畴里，我们认为博物馆的贡献可能在于振兴区域及鼓舞人心，譬如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的市中心或乡村社区的居民（译注：在英国城市中心如火车站附近，一般居住质量较差，而成为经济弱势团体所居住的区域）。较具体的成果包含了提高社区自我决断的能力、增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及促成社区民主结构之成型。虽然实证研究的资料相当有限，但文化机构与其他性质的机构相比，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那就是催化社区参与及培力（empowering）的角色。一个探讨文化机构在区域振兴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为文化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下了以下结论：“文化活动是具有包容性的，且具有其他活动所无法超越的能力，来开启民众间的对话，引起民众的热情与执着，来共享社区重建过程。”此外，“文化及创意发展在协助社区培力及表达其需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博物馆在促进社群活化与培力上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正式的评量研究资料相当的少，但从各项活动纪录的相关经验中，已指出博物馆具有潜力来影响并改善那些之前缺乏决策机会的社群。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激励的、有创造性的，而且或许较不具威胁性的场域，经由这个场域，社群民众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技能与自信，扮演着主动、自我决策的角色来主导社区的未来。在斐勒（NancyFuller）对印度阿青社区的生态博物馆计划（Ak-ChinIndian community’s eco-museumproject）的描述中，提供博物馆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区培力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技巧，进一步的观察与洞见。她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模型提供了以下功能：
社区博物馆的新角色是：成为帮助社区自我认识的工具，提供民众一个学习，与经常练习解决社区问题所需技能与态度的地方。在此模型里，博物馆扮演着一个中介的角色，将管理社区的权力从社区外的成员移转到社区居民手中（Fuller, 1992）。
本文到目前为止，简洁的描绘出博物馆对个人与社区这两个层次所产生的影响，如：博物馆与个人及社区面对面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博物馆与非博物馆机构的合作关系，博物馆所采用那些社会、医疗、社区发展工作者所喜欢并运用的方法及实作等，都于本文中指出。上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的观念，仍侷限在馆外延伸服务与教育功能上。此外，这或许也能部分地解释某些博物馆员的保留或排斥态度，他们感到自己不具备相关能力来负责这类型的工作计划，并且缺乏技能与资源可以直接从事社区工作。
然而，博物馆如何透过其普遍性的、历史悠久的典藏展示功能，对抗社会不平等呢？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博物馆生产再现的潜能，且集中讨论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例如，博物馆的排他性、造成陈见，或透过挑选、安排、公共地陈列物品，来对差异性进行消音。既然如此，博物馆如何反转其排他性的模式，来涵盖、鼓励差异性的存在，而非加深对其固有的成见呢？发生这些转变的博物馆中，对观众的观念、行为与对促进公平、容忍的社会有何影响呢？
社会
威尔（Stephen Weil）对抱持着博物馆能改变社会，这种不太适当且天真的主张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怀疑。
博物馆应该对改善其所属社区问题的能力，保持谦虚的态度。我们所有的人都居住在这个不平等的令人惊讶的社会中，一个无法营造社区的社会，一个决心破坏唯一资源提供者——地球生态的社会。博物馆既不是造成这些病症的原因，也无法在其仅有的能力范围内做多少，来治愈这些病症，除了唤醒人们对这些议题的注意。（ Weil, 1995）
确实，在博物馆工作与当代社会议题间，如不平等及其改善间，如何建立两者直接而非正式的关系是颇富争议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视为不是文化性的，就是社会性的，这样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因为无法否认地，透过建构并传播社会的主流叙事型态，博物馆与文化机构是深嵌在各个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及权力动态关系中。既然如此，在市民社会中，博物馆与其他的机构能扮演何种政治角色，来促进社会机会平等与多元价值呢？
未完待续··········
来源：台湾《博物館學季刊》，译自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