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分田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我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在隋唐时期步入巅峰状态的。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保持有赖于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富于理性的政治精神。然而，在广义的“思想史”著述中，涉及隋唐政治思想的内容可以用“贫乏”、“浅陋”来形容。就总体规模而言，就连专门化的隋唐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难免“贫乏”、“浅陋”之讥。这就是说，隋唐政治思想原本相当可观，而现有研究却未能充分揭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所偏颇，因而研究领域受到局限，学术视野受到遮蔽，取材范围受到限制。
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前人多有学术性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各种思想现象，都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历史”是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个关键词，对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问题意识的形成、研究对象的设定和取材范围的选择，进而影响视野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
一、“思想”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思想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史之“思想”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只要看一看中外学者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就不难理解这原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可能产生获得公认的严格定义。每一种对“思想”的理解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它属于一种认识性的精神活动。在汉语中，“思想”一词用于指称思忖、思虑、思索、思考、思维、思辨等，它涵盖这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称。
依据认识程度，思想的成果可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直观的、表面的感觉和印象，而理性认识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认识。一般说来，只要一种精神活动达到自觉地认识某种事物的程度，无论其结果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属于广义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所能直接面对的是一些历史上的思想现象的结果，有的保存了一定篇幅的文本，更多的则仅是片段言论。这些思想结果的形成过程大多需要依据间接的实证材料求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史研究实体对象的“思想”，特指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包括形成的观点、提出的主张、表达的观念和论证的学说等。
学者们通常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设定为层次较高的思想成果。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理论、学说。有的甚至主张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思想家的思想。笔者认为，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思想”定义，以便形成对象明确、逻辑自足的思考与阐释。无论出于学术旨趣、问题设定，还是基于学科分化、学术分工，这类做法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试图用任何一种相对狭隘的定义框定学科领域，乃至自设畛域，就会导致许多问题。因此，无论怎样设定具体对象，一个思想史研究者都应当将各种广义的思想现象收入眼底。主要理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根源和基础。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认识。因此，即使旨在解读一种理论、学说，也必须考察其根源和基础。以孟子政治学说研究为例，许多学者夸大“民贵君轻”之论的特异性，甚至断言这是“异端”、“野花”、“绝唱”、“无人企及”，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只要认真地翻检一下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民众重于君主的观念发端甚早，源远流长。它来自对政治现象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认同，乃至成为华夏先民的政治常识。孟子既不是最初的创意者，也不是最佳的阐发者，他更像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的代言人，其贡献在于用精彩的话语阐释了群体性的政治认知。由此可见，如果不广泛地考察相关思想材料，便轻易判定孟子政治学说的本质属性与历史价值，就难免招致失实、浅陋之讥。
其次，思想家的一些“理论”未必不是感性认识。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例，它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也确实具备“理论”乃至“哲学”的形式。但是，这类貌似抽象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程度。在中国古代，只有一些学识浅薄的儒者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且不说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和韩愈等历代名儒都不赞成简单化的人性本善论，就连张载、朱熹等著名理学家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见解是不恰当的。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看，孟子的人性论是相当肤浅的。如果用“全面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来界定理性认识，用“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来界定感性认识，孟子的人性论只能归属于后者。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最后，社会大众的“感知”未必不是理性认识。历史上的社会大众思想成果很难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一些片断。但是，不能据此便断言社会大众的思想统统属于层次不高的感性认识。常识告诉我们：不仅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能力，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为数众多的具备理论思辨能力的人。换言之，一切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创造较高层次的思想成果。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许多民谚、歌谣、警句、口号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乃至哲理性，这便是明证。这类思想成果大多仅留下只言片语，却相当精彩，其中一些足以展示深刻的思考、时代的诉求和普遍的价值，属于一种相对稳定或固化的思想。实际上，这类思想成果的创造者大多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这类思想成果的形成也经历了理性思维的过程。笔者主张，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将这类思想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
顾名思义，“政治思想”即有关政治的思想。依据系统化的程度，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普通人的政治观点、政论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家的政治学说。被文献保存下来的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大多比较零散，许多观点具有自发性或直接感受性。但是，这类记载是研究政治文化和大众心态的重要事实依据。政论家的政治主张通常以政论文章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类主张是一种在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成果，因而大多比较系统，比较深刻。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则是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思想成果。政治学说是思辨的产物，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大多比较完整。一种政治学说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对他们的心理、观点、主张和取向有重大的影响，进而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是一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它不仅直接表现为理论形态，以体现统治意志，还贯彻到国家政治制度和政策法令中，以维护现存秩序，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准则和规范，进而支配、影响其他各种社会意识。
从发生过程看，零散的观点、系统的主张和完整的学说三者构成递进的关系，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而理论化、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演化过程。因此，依据个体思考所达到的高度，可以将人群大体区分为有所感知的普通人、颇有见地的政论家和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三大类别。从互动过程看，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三者交互作用，并无天壤之别。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既是系统的政治主张和完整的政治学说的源泉，又往往是受到一种政治主张或政治学说影响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对其所感知的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大多还能从不同途径获得比较完整的政治知识。因而，普通人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有理性认识的支撑。群体性的政治观点大多与某种政治主张、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说，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往往包含理性的成分，具有思想的属性。实际上，普通人、政论家和思想家的界限也只是大体而言。一些只留下只言片语的“普通人”可能原本应当划入“政论家”乃至“思想家”的范围。他们之所以被研究者忽略或割舍，只是因为其系统的阐释没有留存下来而已。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统统归于低层次的思想成果。因此，只要一种观点被记录在案，就应当纳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中保存相对完整、经过推理判断的观点、理论、学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对象。
是否可以将大众思想列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此，学界多有争论。笔者的观点是：就学术分工而言，剖析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思想现象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但是，思想并非仅仅演绎于精英的头脑。大众思想并非总是滞后的，被给予的，也不仅仅是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的背景和陪衬。主流思想必须由庞大的群体承载，许多思潮并非由精英发端首倡。就像江河湖海一样，大众思想是庞大的水体，社会思潮是涌动的波涛，而精英思想是泛起的浪花。丰富多彩的浪花展示了水体的主要信息，所以，研究它可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忽略了对波涛与水体本身的深入考察，往往会导出皮毛之论。这就是说，即使认识高度哲理化的思想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也必须面对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人类心智现象，其中全面、深入地研究大众思想尤为重要。因此，系统的思想史研究必须将大众思想摆在重要位置。
大量事实表明，用“精英”与“大众”来界定思想层次并不具有可靠性。一些出自普通人的政论往往比某些思想家的玄谈、政论家的说教更切实，更到位，更精辟。大众思想的某些内容可以达到很高的理论层次，甚至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在充分肯定思想家的独特贡献的同时，切忌低估普通群众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更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的疏略而将其弃置一旁。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将社会的普遍精神状况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已经有二三百年了。中外许多著名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但是，从研究现状看，大众思想、共同价值、普遍意识视角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相当薄弱。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学术思路、认识能力和历史资料的局限，现有成果缺乏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思想现象的弥散性和思想载体的多样性，大力拓展、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二、“政治”与政治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政治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却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给这个词下的定义很多，诸如国家事务说、公共权力说、权力关系说、管理众人之事说、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说、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说和统治术说，等等。实际上，就连究竟什么是“国家”、“权力”，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每一种定义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大体说来，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是历史范畴，政治现象与国家相伴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及活动的形式和范围。政治与国家、政权、统治、公共权力、社会管理、政府、法制、法律、社会秩序等现象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现象直接相关联。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参与国家事务，指导国家，确立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活动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一切集团或个人参与政治的根本目的都是力图通过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自己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国家结构表现出来。政治又是各种重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既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中，政治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影响、制约甚至支配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优势群体，特别是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通常也是国家统治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掌握者。这就是说，国家是政治现象的基本形式。各种政治现象都围绕国家政权这个中心展开。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现象，国家问题必然成为历史上各种政治思想所关注的重点。政治学说亦即国家学说。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也应随之确定。但是，国家问题不能包纳所有的政治现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而，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是上层建筑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部分，制约并渗透到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政治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及。它往往主动参与乃至以强制性规范干预各种重要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各种社会现象与政治息息相关，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现象。例如，“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既是一种宗教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在祭祀和征伐被视为国家头等大事的时代，宗教与战争就是最大的政治。孝道本属家庭伦理范畴，而在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时候，道德规范便直接转化为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当人们以“天”、“自然”、“道”、“阴阳”、“气”之类的概念来论证社会公共权威、政治关系及其规范之时，哲学思想就是政治思想。军事、法律、财政、外交等都属于与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范畴。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实际上，就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划分也只在相对意义上成立，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以探究政治的特性、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政治思想家必然将各种相关的社会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而提出系统的解释和全面的论证。政治现象及相关的思想现象具有弥散性，这就要求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设定和取材范围应该与之相应。
就总体成果而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正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的。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政论是典型例证。儒家是以“礼”来概括自己的政治学说的。礼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国家政体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儒家总是以天道、人性、伦理来阐释王道、王制、王政、王者，论证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绝对性，然后以此为前提，进而讨论礼治、仁政等治国之道及礼、乐、刑、政等施政手段。儒家的政治学说几乎涵盖中国古代一切政治现象。其他学派的政治学说大多有与此相类似的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政治思想形成与演化的历史。自先秦以来，政治问题就是诸子百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都将社会与政治统一在一起思索，同一个哲理性命题大多兼顾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因此，重大思想流派及历代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总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几乎找不到“纯哲学”、“纯经济”、“纯伦理”、“纯文学”的踪影。“大一统”、“三纲五常”等命题的贯通性便是典型例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政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内圣外王”的道德思想、“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家国一体”的社会思想、“兵为王之本”的军事思想、“圣人王者立法”的法律思想、“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等，有的原本就是政治命题，有的主要是政治思想，有的与政治思想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现象既可以划归其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划归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政治现象的弥散性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注定人们很难为“政治思想”树立公认的界标，划定独占的领地。无论如何定义“思想”与“政治”，都会留下广袤的、有争议的边缘地带。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当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其取材范围、观察视角、研究方法等，必须超越各种相对狭隘的“政治”定义与“思想”定义的局限。
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强化政治学视角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总是同寓一体，血肉相连，或彼此渗透，或相互依托，或互为因果，或亦此亦彼。因此，政治思想研究必须有凌驾于众多学科的学术关照。如果没有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其他视角的介入，其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反映“政治思想”这头大象的胴体。学科分化是一种现代学术现象。专门化分工的客观需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分科旨在分工，分工旨在合作。不同学科会形成特定的对象、视角、方法、范式，这就产生了学科独立性的问题。一旦学科独立性被放大到不合理的地步，原本积极的学科分工也就极易演化成消极的盲人摸象。在现有学术著述中这种片面性可谓司空见惯。
大量事实提示我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而且与其他领域的观念、理论、学说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过分强调专门化，更不应画地为牢。在确定对象、内容及取材的范围时，研究者应当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
三、“历史”研究是一种问题研究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历史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及其演化历程。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客观对象，还是作为一种学术领域，“历史”都是一个覆盖一切学科领域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P21)这是颇有道理的。作为学科名目，“历史”学科是现代学科体系中诸多“一级学科”之一，而作为研究对象，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毫无争议地专属于某一学科。原因很简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具有单纯学科属性的社会实体和历史现象。兹举若干与“政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例证。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各种社会现象分别划归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如将国家归属政治、家庭归属社会之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属于纯政治、纯经济、纯社会、纯文化的社会实体。以我们每一个人为例，就公民、党派、政见等因素而言，我们是“政治”现象；就父母、子女、长幼等角色而言，我们是“社会”现象；就劳动、消费、投资等行为而言，我们是“经济”现象；就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征而言，我们是“文化”现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把每一个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全面地解释“我”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大到国家、朝廷等政治组织，中到宗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小到君主、臣民等个体角色，所有的社会实体无不具有上述特征。这就是说，不仅通常被归属政治的社会实体都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许多通常被归属经济、社会、文化的社会实体都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充分注意各种社会实体的本然状态，并给予必要的学术观照。
例如，家庭是主要以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共有财产的亲属集团，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家庭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一特征在古代社会尤为明显。在中国古代，以宗法关系构成并维系的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以“户”的形式存在的家庭组织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在财产上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家长与家庭其他成员、夫与妻、亲与子、长与幼、男性家庭成员与女性家庭成员及主人与奴婢之间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父家长对其他家庭成员拥有统治权，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在法律上，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及其支配子女的各种特权受到保护，户同国家和其他人发生赋税、债务、买卖、不动产处置等经济往来关系只能由家长做主。“族”、“户”还被依法赋予连带刑事责任。具有这种属性的家庭的基本等级结构是其他重要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根源，其统治模式是国家统治模式的缩影，其伦理道德理念是其他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家族、家庭制度也是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纲常伦理之所以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基干，儒家学说之所以成为统治思想，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因此，全面审视这类社会实体及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抽象的哲理、理性的思路、精深的学术、感性的心态，彼此血肉相连，无法分割。为了专门化研究的方便，学者们可以将不同形态的精神现象人为地分割为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等。然而，哲学又何尝不是思想、学术、文化？思想又何尝不是哲学、学术、文化？何曾有过一种思想、学术没有哲学的、文化的依托，又何曾有过一种哲学、文化没有经过思想、学术的锤炼？只要大体翻一翻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学者们都强调各自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的区别，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实体，解读的是同一类文本，引用的是同一类材料，只是问题有所不同，侧重有所不同，关怀有所不同而已。由此可见，无论分属何种学科，无论关怀有何差异，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对一个或一类实体作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学术、文化往往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视域必须涉及相关精神现象的各个层面、各种形式和各类载体，不可自设畛域，更不应作茧自缚。
就本然状态而言，各种历史现象都是无法依据现行的学科名目分割解析开来的整体。换言之，任何学科分类只具有相对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具有超越学科的学术视野。以“思想”研究为例，不仅绝大多数人都有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许多人或多或少拥有独自感知的、带有个人特点的概念化、哲理化的思想，而且每一个人的思想通常都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交织在一起。每一个“我”都兼备从“哲思”到“无意识”等各个层面的心智现象，兼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思想成果，这些因素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一个人的心灵，而这样的精神世界是无法单纯以“哲学”、“宗教”、“学术”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给予圆满解释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具有上述特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关于“哲学”的解释只能到“思想”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关于“国家”的解释只能到“政治”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关于“家庭”的解释只能到“社会”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因此，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以问题意识统辖学科意识，将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研究对象自身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决定了强化问题意识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理应重视的是一个客观对象，而不是一个学科名目。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是问题研究，而相关的历史研究更应当强调这一点。“政治”只是众多社会实体及相关历史现象的一个要素，而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一种“政治思想”现象有赖于对这些社会实体及相关历史现象的系统研究。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界定为一种问题研究。换言之，“政治思想史”只是一个专门化研究所设定的客观对象，不是一个主观划分的学科领域，更不应将其视为“政治”、“思想”、“历史”三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叠加、综合。
拓展学术视野也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自身的需要。研究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现象，无论是通史的、断代的，还是群体的、个体的，都必须回答实况、过程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要想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收集广泛的史料，采用众多的视角，考察丰富的史实，形成完整的认识。
实况，即一个个体、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或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及相关历史现象的实际存在状态。追寻、描述、评估实况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而历史研究尤为重视对实况的探索和揭示。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思想史”研究并不等同于“思想发展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旨在全面揭示实况，思想发展史研究则侧重揭示进展，因而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断代思想史研究必须注重揭示实况，以便对这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例如，隋唐政治精神的基础框架是由前代继承下来的，在这个时期，众多儒、道、佛的经典文献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系统展示“隋唐政治思想”的专著中，必须涉及这类历史现象。实际上，任何一种有新意或有特点的经典解读也属于进展的范畴。这就是说，如果只盯住少数著名思想家，反而有可能忽略了一些进展。对实况缺乏全面的认识，也不利于准确评估思想家的历史贡献及一个时代的思想特点。
过程，即一种政治思想由何而来，因何而生，向何而去。历史过程的考察主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现象的问题，通常要涉及各种重要的历史因素，特别是政治状况、经济进展、社会基础、制度背景、文化传统等。过程分析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必须广泛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视角、方法和成果。
意义，即进展、特色和价值。进展，即一种政治思想的超越前人之处，包括扩充、完善、移植、修改、融通、创新等。特色，即一种政治观点、主张或学说的独特、独到之处。价值，包括对一种政治思想的各种角度的价值评估，诸如对错优劣、是非曲直、理论贡献、历史作用、社会影响及其现代意义，等等。意义评估是思想史研究的关注点，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客观、全面、准确的意义评估需要有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对孟子政论的价值判断为例，许多学者认定倡导“民贵君轻”的孟子是“民主”或“反专制”的，他们还断言张扬这类思想的人“寥若晨星”，乃至这类思想遭到专制君权的“压制和围剿”。[2]但是，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尺度考察孟子的制度理念，就会发现他的王道、王制、王政符合“专制政体”的一般规定性。如果仔细考察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孟子阐释“民贵君轻”之前，立君为民、民重于君的思想早已达到理论化的程度。如果系统比较儒、道、墨、法及道教、玄学等重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政论，就会发现，在一定意义上，民重于君是历代著名思想家的共识。如果考察更广泛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许多帝王将相认同乃至赞赏民重君轻的基本思路，他们的一些论述甚至比孟子更精到。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对孟子思想的价值判断建立在更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关史实及分析参见笔者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3]
思想史研究者很容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思想家身上。过分抬高少数著名思想家的历史价值是最常见的弊病之一。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思想成果最初都是由某一个体创造的。但是，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思想成果往往呈现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与此相应，思想的载体也会多种多样。依据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型，即个体提出的主张、政府制订的政策、国家实行的制度、大众认同的价值、全民缔造的文明等。旨在全面揭示实况、分析过程、评估意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全面考察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强化问题意识，拓展学术视野。
综上所述，“思想”与“政治”都具有现象的弥散性和载体的多样性，而“历史研究”属于问题研究范畴。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相当宽泛，内容十分丰富，视角颇为众多。因此，凡是志在有所创见的研究者，都不应让狭隘的学科意识遮蔽自己的学术视野，而应强化问题意识，从特定的问题出发选择课题，并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与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及取材范围。
收稿日期：2011-09-08
作者介绍：张分田，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张分田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我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在隋唐时期步入巅峰状态的。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保持有赖于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富于理性的政治精神。然而，在广义的“思想史”著述中，涉及隋唐政治思想的内容可以用“贫乏”、“浅陋”来形容。就总体规模而言，就连专门化的隋唐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难免“贫乏”、“浅陋”之讥。这就是说，隋唐政治思想原本相当可观，而现有研究却未能充分揭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所偏颇，因而研究领域受到局限，学术视野受到遮蔽，取材范围受到限制。
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前人多有学术性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各种思想现象，都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历史”是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个关键词，对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问题意识的形成、研究对象的设定和取材范围的选择，进而影响视野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
一、“思想”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思想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史之“思想”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只要看一看中外学者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就不难理解这原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可能产生获得公认的严格定义。每一种对“思想”的理解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它属于一种认识性的精神活动。在汉语中，“思想”一词用于指称思忖、思虑、思索、思考、思维、思辨等，它涵盖这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称。
依据认识程度，思想的成果可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直观的、表面的感觉和印象，而理性认识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认识。一般说来，只要一种精神活动达到自觉地认识某种事物的程度，无论其结果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属于广义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所能直接面对的是一些历史上的思想现象的结果，有的保存了一定篇幅的文本，更多的则仅是片段言论。这些思想结果的形成过程大多需要依据间接的实证材料求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史研究实体对象的“思想”，特指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包括形成的观点、提出的主张、表达的观念和论证的学说等。
学者们通常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设定为层次较高的思想成果。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理论、学说。有的甚至主张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思想家的思想。笔者认为，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思想”定义，以便形成对象明确、逻辑自足的思考与阐释。无论出于学术旨趣、问题设定，还是基于学科分化、学术分工，这类做法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试图用任何一种相对狭隘的定义框定学科领域，乃至自设畛域，就会导致许多问题。因此，无论怎样设定具体对象，一个思想史研究者都应当将各种广义的思想现象收入眼底。主要理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根源和基础。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认识。因此，即使旨在解读一种理论、学说，也必须考察其根源和基础。以孟子政治学说研究为例，许多学者夸大“民贵君轻”之论的特异性，甚至断言这是“异端”、“野花”、“绝唱”、“无人企及”，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只要认真地翻检一下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民众重于君主的观念发端甚早，源远流长。它来自对政治现象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认同，乃至成为华夏先民的政治常识。孟子既不是最初的创意者，也不是最佳的阐发者，他更像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的代言人，其贡献在于用精彩的话语阐释了群体性的政治认知。由此可见，如果不广泛地考察相关思想材料，便轻易判定孟子政治学说的本质属性与历史价值，就难免招致失实、浅陋之讥。
其次，思想家的一些“理论”未必不是感性认识。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例，它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也确实具备“理论”乃至“哲学”的形式。但是，这类貌似抽象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程度。在中国古代，只有一些学识浅薄的儒者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且不说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和韩愈等历代名儒都不赞成简单化的人性本善论，就连张载、朱熹等著名理学家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见解是不恰当的。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看，孟子的人性论是相当肤浅的。如果用“全面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来界定理性认识，用“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来界定感性认识，孟子的人性论只能归属于后者。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最后，社会大众的“感知”未必不是理性认识。历史上的社会大众思想成果很难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一些片断。但是，不能据此便断言社会大众的思想统统属于层次不高的感性认识。常识告诉我们：不仅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能力，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为数众多的具备理论思辨能力的人。换言之，一切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创造较高层次的思想成果。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许多民谚、歌谣、警句、口号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乃至哲理性，这便是明证。这类思想成果大多仅留下只言片语，却相当精彩，其中一些足以展示深刻的思考、时代的诉求和普遍的价值，属于一种相对稳定或固化的思想。实际上，这类思想成果的创造者大多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这类思想成果的形成也经历了理性思维的过程。笔者主张，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将这类思想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
顾名思义，“政治思想”即有关政治的思想。依据系统化的程度，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普通人的政治观点、政论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家的政治学说。被文献保存下来的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大多比较零散，许多观点具有自发性或直接感受性。但是，这类记载是研究政治文化和大众心态的重要事实依据。政论家的政治主张通常以政论文章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类主张是一种在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成果，因而大多比较系统，比较深刻。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则是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思想成果。政治学说是思辨的产物，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大多比较完整。一种政治学说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对他们的心理、观点、主张和取向有重大的影响，进而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是一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它不仅直接表现为理论形态，以体现统治意志，还贯彻到国家政治制度和政策法令中，以维护现存秩序，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准则和规范，进而支配、影响其他各种社会意识。
从发生过程看，零散的观点、系统的主张和完整的学说三者构成递进的关系，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而理论化、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演化过程。因此，依据个体思考所达到的高度，可以将人群大体区分为有所感知的普通人、颇有见地的政论家和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三大类别。从互动过程看，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三者交互作用，并无天壤之别。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既是系统的政治主张和完整的政治学说的源泉，又往往是受到一种政治主张或政治学说影响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对其所感知的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大多还能从不同途径获得比较完整的政治知识。因而，普通人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有理性认识的支撑。群体性的政治观点大多与某种政治主张、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说，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往往包含理性的成分，具有思想的属性。实际上，普通人、政论家和思想家的界限也只是大体而言。一些只留下只言片语的“普通人”可能原本应当划入“政论家”乃至“思想家”的范围。他们之所以被研究者忽略或割舍，只是因为其系统的阐释没有留存下来而已。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统统归于低层次的思想成果。因此，只要一种观点被记录在案，就应当纳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中保存相对完整、经过推理判断的观点、理论、学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对象。
是否可以将大众思想列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此，学界多有争论。笔者的观点是：就学术分工而言，剖析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思想现象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但是，思想并非仅仅演绎于精英的头脑。大众思想并非总是滞后的，被给予的，也不仅仅是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的背景和陪衬。主流思想必须由庞大的群体承载，许多思潮并非由精英发端首倡。就像江河湖海一样，大众思想是庞大的水体，社会思潮是涌动的波涛，而精英思想是泛起的浪花。丰富多彩的浪花展示了水体的主要信息，所以，研究它可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忽略了对波涛与水体本身的深入考察，往往会导出皮毛之论。这就是说，即使认识高度哲理化的思想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也必须面对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人类心智现象，其中全面、深入地研究大众思想尤为重要。因此，系统的思想史研究必须将大众思想摆在重要位置。
大量事实表明，用“精英”与“大众”来界定思想层次并不具有可靠性。一些出自普通人的政论往往比某些思想家的玄谈、政论家的说教更切实，更到位，更精辟。大众思想的某些内容可以达到很高的理论层次，甚至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在充分肯定思想家的独特贡献的同时，切忌低估普通群众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更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的疏略而将其弃置一旁。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将社会的普遍精神状况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已经有二三百年了。中外许多著名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但是，从研究现状看，大众思想、共同价值、普遍意识视角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相当薄弱。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学术思路、认识能力和历史资料的局限，现有成果缺乏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思想现象的弥散性和思想载体的多样性，大力拓展、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二、“政治”与政治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政治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却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给这个词下的定义很多，诸如国家事务说、公共权力说、权力关系说、管理众人之事说、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说、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说和统治术说，等等。实际上，就连究竟什么是“国家”、“权力”，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每一种定义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大体说来，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是历史范畴，政治现象与国家相伴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及活动的形式和范围。政治与国家、政权、统治、公共权力、社会管理、政府、法制、法律、社会秩序等现象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现象直接相关联。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参与国家事务，指导国家，确立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活动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一切集团或个人参与政治的根本目的都是力图通过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自己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国家结构表现出来。政治又是各种重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既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中，政治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影响、制约甚至支配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优势群体，特别是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通常也是国家统治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掌握者。这就是说，国家是政治现象的基本形式。各种政治现象都围绕国家政权这个中心展开。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现象，国家问题必然成为历史上各种政治思想所关注的重点。政治学说亦即国家学说。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也应随之确定。但是，国家问题不能包纳所有的政治现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而，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是上层建筑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部分，制约并渗透到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政治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及。它往往主动参与乃至以强制性规范干预各种重要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各种社会现象与政治息息相关，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现象。例如，“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既是一种宗教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在祭祀和征伐被视为国家头等大事的时代，宗教与战争就是最大的政治。孝道本属家庭伦理范畴，而在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时候，道德规范便直接转化为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当人们以“天”、“自然”、“道”、“阴阳”、“气”之类的概念来论证社会公共权威、政治关系及其规范之时，哲学思想就是政治思想。军事、法律、财政、外交等都属于与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范畴。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实际上，就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划分也只在相对意义上成立，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以探究政治的特性、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政治思想家必然将各种相关的社会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而提出系统的解释和全面的论证。政治现象及相关的思想现象具有弥散性，这就要求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设定和取材范围应该与之相应。
就总体成果而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正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的。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政论是典型例证。儒家是以“礼”来概括自己的政治学说的。礼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国家政体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儒家总是以天道、人性、伦理来阐释王道、王制、王政、王者，论证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绝对性，然后以此为前提，进而讨论礼治、仁政等治国之道及礼、乐、刑、政等施政手段。儒家的政治学说几乎涵盖中国古代一切政治现象。其他学派的政治学说大多有与此相类似的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政治思想形成与演化的历史。自先秦以来，政治问题就是诸子百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都将社会与政治统一在一起思索，同一个哲理性命题大多兼顾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因此，重大思想流派及历代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总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几乎找不到“纯哲学”、“纯经济”、“纯伦理”、“纯文学”的踪影。“大一统”、“三纲五常”等命题的贯通性便是典型例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政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内圣外王”的道德思想、“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家国一体”的社会思想、“兵为王之本”的军事思想、“圣人王者立法”的法律思想、“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等，有的原本就是政治命题，有的主要是政治思想，有的与政治思想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现象既可以划归其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划归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政治现象的弥散性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注定人们很难为“政治思想”树立公认的界标，划定独占的领地。无论如何定义“思想”与“政治”，都会留下广袤的、有争议的边缘地带。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当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其取材范围、观察视角、研究方法等，必须超越各种相对狭隘的“政治”定义与“思想”定义的局限。
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强化政治学视角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总是同寓一体，血肉相连，或彼此渗透，或相互依托，或互为因果，或亦此亦彼。因此，政治思想研究必须有凌驾于众多学科的学术关照。如果没有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其他视角的介入，其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反映“政治思想”这头大象的胴体。学科分化是一种现代学术现象。专门化分工的客观需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分科旨在分工，分工旨在合作。不同学科会形成特定的对象、视角、方法、范式，这就产生了学科独立性的问题。一旦学科独立性被放大到不合理的地步，原本积极的学科分工也就极易演化成消极的盲人摸象。在现有学术著述中这种片面性可谓司空见惯。
大量事实提示我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而且与其他领域的观念、理论、学说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过分强调专门化，更不应画地为牢。在确定对象、内容及取材的范围时，研究者应当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
三、“历史”研究是一种问题研究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历史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及其演化历程。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客观对象，还是作为一种学术领域，“历史”都是一个覆盖一切学科领域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P21)这是颇有道理的。作为学科名目，“历史”学科是现代学科体系中诸多“一级学科”之一，而作为研究对象，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毫无争议地专属于某一学科。原因很简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具有单纯学科属性的社会实体和历史现象。兹举若干与“政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例证。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各种社会现象分别划归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如将国家归属政治、家庭归属社会之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属于纯政治、纯经济、纯社会、纯文化的社会实体。以我们每一个人为例，就公民、党派、政见等因素而言，我们是“政治”现象；就父母、子女、长幼等角色而言，我们是“社会”现象；就劳动、消费、投资等行为而言，我们是“经济”现象；就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征而言，我们是“文化”现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把每一个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全面地解释“我”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大到国家、朝廷等政治组织，中到宗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小到君主、臣民等个体角色，所有的社会实体无不具有上述特征。这就是说，不仅通常被归属政治的社会实体都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许多通常被归属经济、社会、文化的社会实体都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充分注意各种社会实体的本然状态，并给予必要的学术观照。
例如，家庭是主要以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共有财产的亲属集团，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家庭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一特征在古代社会尤为明显。在中国古代，以宗法关系构成并维系的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以“户”的形式存在的家庭组织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在财产上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家长与家庭其他成员、夫与妻、亲与子、长与幼、男性家庭成员与女性家庭成员及主人与奴婢之间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父家长对其他家庭成员拥有统治权，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在法律上，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及其支配子女的各种特权受到保护，户同国家和其他人发生赋税、债务、买卖、不动产处置等经济往来关系只能由家长做主。“族”、“户”还被依法赋予连带刑事责任。具有这种属性的家庭的基本等级结构是其他重要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根源，其统治模式是国家统治模式的缩影，其伦理道德理念是其他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家族、家庭制度也是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纲常伦理之所以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基干，儒家学说之所以成为统治思想，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因此，全面审视这类社会实体及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抽象的哲理、理性的思路、精深的学术、感性的心态，彼此血肉相连，无法分割。为了专门化研究的方便，学者们可以将不同形态的精神现象人为地分割为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等。然而，哲学又何尝不是思想、学术、文化？思想又何尝不是哲学、学术、文化？何曾有过一种思想、学术没有哲学的、文化的依托，又何曾有过一种哲学、文化没有经过思想、学术的锤炼？只要大体翻一翻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学者们都强调各自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的区别，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实体，解读的是同一类文本，引用的是同一类材料，只是问题有所不同，侧重有所不同，关怀有所不同而已。由此可见，无论分属何种学科，无论关怀有何差异，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对一个或一类实体作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学术、文化往往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视域必须涉及相关精神现象的各个层面、各种形式和各类载体，不可自设畛域，更不应作茧自缚。
就本然状态而言，各种历史现象都是无法依据现行的学科名目分割解析开来的整体。换言之，任何学科分类只具有相对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具有超越学科的学术视野。以“思想”研究为例，不仅绝大多数人都有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许多人或多或少拥有独自感知的、带有个人特点的概念化、哲理化的思想，而且每一个人的思想通常都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交织在一起。每一个“我”都兼备从“哲思”到“无意识”等各个层面的心智现象，兼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思想成果，这些因素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一个人的心灵，而这样的精神世界是无法单纯以“哲学”、“宗教”、“学术”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给予圆满解释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具有上述特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关于“哲学”的解释只能到“思想”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关于“国家”的解释只能到“政治”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关于“家庭”的解释只能到“社会”之外寻求最重要的答案……因此，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以问题意识统辖学科意识，将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研究对象自身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决定了强化问题意识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理应重视的是一个客观对象，而不是一个学科名目。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是问题研究，而相关的历史研究更应当强调这一点。“政治”只是众多社会实体及相关历史现象的一个要素，而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一种“政治思想”现象有赖于对这些社会实体及相关历史现象的系统研究。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界定为一种问题研究。换言之，“政治思想史”只是一个专门化研究所设定的客观对象，不是一个主观划分的学科领域，更不应将其视为“政治”、“思想”、“历史”三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叠加、综合。
拓展学术视野也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自身的需要。研究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现象，无论是通史的、断代的，还是群体的、个体的，都必须回答实况、过程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要想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收集广泛的史料，采用众多的视角，考察丰富的史实，形成完整的认识。
实况，即一个个体、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或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及相关历史现象的实际存在状态。追寻、描述、评估实况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而历史研究尤为重视对实况的探索和揭示。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思想史”研究并不等同于“思想发展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旨在全面揭示实况，思想发展史研究则侧重揭示进展，因而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断代思想史研究必须注重揭示实况，以便对这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例如，隋唐政治精神的基础框架是由前代继承下来的，在这个时期，众多儒、道、佛的经典文献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系统展示“隋唐政治思想”的专著中，必须涉及这类历史现象。实际上，任何一种有新意或有特点的经典解读也属于进展的范畴。这就是说，如果只盯住少数著名思想家，反而有可能忽略了一些进展。对实况缺乏全面的认识，也不利于准确评估思想家的历史贡献及一个时代的思想特点。
过程，即一种政治思想由何而来，因何而生，向何而去。历史过程的考察主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现象的问题，通常要涉及各种重要的历史因素，特别是政治状况、经济进展、社会基础、制度背景、文化传统等。过程分析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必须广泛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视角、方法和成果。
意义，即进展、特色和价值。进展，即一种政治思想的超越前人之处，包括扩充、完善、移植、修改、融通、创新等。特色，即一种政治观点、主张或学说的独特、独到之处。价值，包括对一种政治思想的各种角度的价值评估，诸如对错优劣、是非曲直、理论贡献、历史作用、社会影响及其现代意义，等等。意义评估是思想史研究的关注点，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客观、全面、准确的意义评估需要有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对孟子政论的价值判断为例，许多学者认定倡导“民贵君轻”的孟子是“民主”或“反专制”的，他们还断言张扬这类思想的人“寥若晨星”，乃至这类思想遭到专制君权的“压制和围剿”。[2]但是，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尺度考察孟子的制度理念，就会发现他的王道、王制、王政符合“专制政体”的一般规定性。如果仔细考察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孟子阐释“民贵君轻”之前，立君为民、民重于君的思想早已达到理论化的程度。如果系统比较儒、道、墨、法及道教、玄学等重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政论，就会发现，在一定意义上，民重于君是历代著名思想家的共识。如果考察更广泛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许多帝王将相认同乃至赞赏民重君轻的基本思路，他们的一些论述甚至比孟子更精到。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对孟子思想的价值判断建立在更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关史实及分析参见笔者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3]
思想史研究者很容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思想家身上。过分抬高少数著名思想家的历史价值是最常见的弊病之一。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思想成果最初都是由某一个体创造的。但是，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思想成果往往呈现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与此相应，思想的载体也会多种多样。依据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型，即个体提出的主张、政府制订的政策、国家实行的制度、大众认同的价值、全民缔造的文明等。旨在全面揭示实况、分析过程、评估意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全面考察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强化问题意识，拓展学术视野。
综上所述，“思想”与“政治”都具有现象的弥散性和载体的多样性，而“历史研究”属于问题研究范畴。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相当宽泛，内容十分丰富，视角颇为众多。因此，凡是志在有所创见的研究者，都不应让狭隘的学科意识遮蔽自己的学术视野，而应强化问题意识，从特定的问题出发选择课题，并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与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及取材范围。
收稿日期：2011-09-08
作者介绍：张分田，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