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当前，我国的教育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对别国经验的借鉴上，对本国的教育变革历史沿革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通过对我国从夏王朝到近代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中的十一次重大教育变革事件的梳理，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变革的特点，并探讨了它们对今天的教育变革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40—02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加大了教育变革的力度，对教育变革的实践和研究正在各个层面热烈地进行着。 当前，我国的教育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对别国经验的借鉴上，对本国的教育变革历史沿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就我国古代教育变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它们的特点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一、中国古代教育变革的重大事件 如果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去考察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发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发展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在从夏王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段有几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有十一次意义比较重大、影响比较深远的教育变革大事。 1.我国的教育发源很早，相传五帝时就有了现在解释为用来宣讲教令的学校——“成均”。但现在一般认为如同《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里提到：“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设西序为小学”那样，真正的学校形成于夏代称为“序”的机构。《礼记·王制》里也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1]，指出夏代把以前只具有比较单一的养老敬老功能的“序”改变成可以兼教习射的教育机构。 2.西周在继承夏商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使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受社会发展和西周社会特有的宗法制度的影响，形成了政教合一、官师不分、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和职责都比较分明、比较完善的学校组织体系；建立了相对严格的视学制度；确定了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的教学内容。这样，西周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紧密联系、合为一体，“以‘化民成俗’为旨归的西周社会教育化制度代代相袭，堪称中国古代教化之源，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统治力量的衰微和频繁的战乱，造成西周宗法制社会形态逐渐解体、“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逐渐消亡、学术挣脱官府的控制向民间扩散，同时，由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孔子为代表的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纷纷开办私学，促使教育从国家行政中分离出来，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许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 4.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在继续执行秦王朝几百年间形成的一些有效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统一了文字，立博士、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3]来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采取“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推行以“昌明法度、匡正异俗”为目的的社会教化活动，使秦王朝的官吏教育及相应的法制教育开展得很有声势，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秦始皇在执政的最后四五年里，妄图恢复西周以前“学在官府”的局面，又颁布“挟书令”并“焚书坑儒”、采取禁止私学的政策，使普通教育活动受到很大的摧残。 5.在汉初休养生息、恢复了国力之后，西汉惠帝废除“挟书令”、文帝允许开办私学、武帝采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选地主子弟去学儒家经典”[4]，把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结合起来，开创了以儒取士的察举制。这些变革不仅使汉代的文教模式成为后世之基础，也促使了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 6.由于受战乱及士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也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曹丕努力恢复儒学的地位，本着“以经学贡士”的原则，废除察举制，设立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沿用了三百多年。 7.公元606年，在九品中正制衰落的情况下，隋炀帝杨广设立进士科考，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以后的1300年，历代王朝竞相沿袭并对这一制度不断完善。 8.唐代将孔子神圣化，重新确立了儒术的正统地位，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增加了考试科目，编《五经正义》作为学习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武则天虽然崇信佛教而不重视儒学，但“创立了皇帝亲自考试录取进士的殿试制度，加强了皇帝对选官用人的控制”[4]，并开创了至今还在使用的糊名考试的方法来保证考试的公平。这样，在唐代，中国古代教育“完成了古代‘养士’和‘取士’之道合而为一的理想”[5]。 9.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的策略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除继续抬高儒学的地位、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外，还倡行理学，将理学作为教学指导思想，放宽了学生进入官学读书的资格限制，并在官学系统中设立了武学与画学；大力发展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对其管理也更加规范化。宋代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兴学”时创立了“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社会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地方官学的经费问题，扩大了教育面”[6]。 10.元代在宋代“三舍法”的基础上，采用“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进行考察和管理，完善了学籍管理制度。还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满足了促进国内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的需要。元代还进一步完善了学田制，通过它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表现出官学化的倾向。 11.明朝和清朝前期进一步发展了社学制度，广泛设立学校，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衔接紧密的学制系统。但由于在教育思想上以理学思想为正统，强化了科举制，把八股文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还大兴“文字狱”，使教育内容逐渐空疏无用，同时，因为控制的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中国古代教育的路越走越窄。
摘 要：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当前，我国的教育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对别国经验的借鉴上，对本国的教育变革历史沿革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通过对我国从夏王朝到近代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中的十一次重大教育变革事件的梳理，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变革的特点，并探讨了它们对今天的教育变革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40—02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加大了教育变革的力度，对教育变革的实践和研究正在各个层面热烈地进行着。 当前，我国的教育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对别国经验的借鉴上，对本国的教育变革历史沿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就我国古代教育变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它们的特点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一、中国古代教育变革的重大事件 如果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去考察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发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发展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在从夏王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段有几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有十一次意义比较重大、影响比较深远的教育变革大事。 1.我国的教育发源很早，相传五帝时就有了现在解释为用来宣讲教令的学校——“成均”。但现在一般认为如同《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里提到：“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设西序为小学”那样，真正的学校形成于夏代称为“序”的机构。《礼记·王制》里也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1]，指出夏代把以前只具有比较单一的养老敬老功能的“序”改变成可以兼教习射的教育机构。 2.西周在继承夏商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使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受社会发展和西周社会特有的宗法制度的影响，形成了政教合一、官师不分、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和职责都比较分明、比较完善的学校组织体系；建立了相对严格的视学制度；确定了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的教学内容。这样，西周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紧密联系、合为一体，“以‘化民成俗’为旨归的西周社会教育化制度代代相袭，堪称中国古代教化之源，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统治力量的衰微和频繁的战乱，造成西周宗法制社会形态逐渐解体、“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逐渐消亡、学术挣脱官府的控制向民间扩散，同时，由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孔子为代表的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纷纷开办私学，促使教育从国家行政中分离出来，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许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 4.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在继续执行秦王朝几百年间形成的一些有效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统一了文字，立博士、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3]来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采取“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推行以“昌明法度、匡正异俗”为目的的社会教化活动，使秦王朝的官吏教育及相应的法制教育开展得很有声势，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秦始皇在执政的最后四五年里，妄图恢复西周以前“学在官府”的局面，又颁布“挟书令”并“焚书坑儒”、采取禁止私学的政策，使普通教育活动受到很大的摧残。 5.在汉初休养生息、恢复了国力之后，西汉惠帝废除“挟书令”、文帝允许开办私学、武帝采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选地主子弟去学儒家经典”[4]，把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结合起来，开创了以儒取士的察举制。这些变革不仅使汉代的文教模式成为后世之基础，也促使了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 6.由于受战乱及士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也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曹丕努力恢复儒学的地位，本着“以经学贡士”的原则，废除察举制，设立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沿用了三百多年。 7.公元606年，在九品中正制衰落的情况下，隋炀帝杨广设立进士科考，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以后的1300年，历代王朝竞相沿袭并对这一制度不断完善。 8.唐代将孔子神圣化，重新确立了儒术的正统地位，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增加了考试科目，编《五经正义》作为学习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武则天虽然崇信佛教而不重视儒学，但“创立了皇帝亲自考试录取进士的殿试制度，加强了皇帝对选官用人的控制”[4]，并开创了至今还在使用的糊名考试的方法来保证考试的公平。这样，在唐代，中国古代教育“完成了古代‘养士’和‘取士’之道合而为一的理想”[5]。 9.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的策略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除继续抬高儒学的地位、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外，还倡行理学，将理学作为教学指导思想，放宽了学生进入官学读书的资格限制，并在官学系统中设立了武学与画学；大力发展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对其管理也更加规范化。宋代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兴学”时创立了“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社会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地方官学的经费问题，扩大了教育面”[6]。 10.元代在宋代“三舍法”的基础上，采用“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进行考察和管理，完善了学籍管理制度。还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满足了促进国内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的需要。元代还进一步完善了学田制，通过它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表现出官学化的倾向。 11.明朝和清朝前期进一步发展了社学制度，广泛设立学校，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衔接紧密的学制系统。但由于在教育思想上以理学思想为正统，强化了科举制，把八股文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还大兴“文字狱”，使教育内容逐渐空疏无用，同时，因为控制的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中国古代教育的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