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该开什么课：哪些东西代表中国的学问
2010年05月24日 10:26:30 来源： 光明日报 编辑： 黄庭满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核心提示：国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光明日报最近就国学院课程体系的编制，结合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国学课程实践，请有关学者，对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再做进一步讨论。
哪些东西代表中国的学问
[新闻背景]在国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科学地编制国学院的课程体系,犹如为电脑编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南昌大学国学院于日前成立,在举行挂牌仪式的同时，还举行了“国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论坛上，南昌大学国学院的课程方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利用论坛午休的间隙,我们邀请了几位学者围绕这张课程表,讨论起来。
主持人(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近几年来不少地方都开办了国学院或国学试验班。该让学生学哪些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史子集,茫茫烟海,究竟该从哪个地方下手?
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院长):黄侃先生说，中国的学问,就那么二十几部书。把这二十几部书烂熟于心,既是专家之学,也是通人之学。黄侃先生的话给我以很大启发。我想,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是黄侃先生所说的那二十几部书,就是经部的《十三经》外加《说文》与《广韵》,史部的“前四史”,子部的《老子》、《庄子》、《荀子》,集部里面的《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再加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现在所谓文史哲的分科,实际上不外乎就是一个学术视角的问题。大家面对的材料与对象,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基于这种考虑,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把这二十几部国学元典安排进去。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梁启超讲的是二十五种。《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六种,这是经部;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七种;子部就是《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五种;集部就是《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胡适之也有书目。都是孩子们的基本入门书目。
程水金:年前,我们到北京去拜访汤一介先生,汇报了南昌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的有关情况,同时也谈到,在国学班的课程设置上,打算开设一些西方元典的精读课程。汤一介先生当即肯定了我们的想法。他说,在21世纪搞国学,一定要把中西打通。
当然,无论是国学元典,还是西学名著,都以精读为主。可以说,我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元典精读。
在武汉大学工作时,就和郭齐勇老师有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现行的大学文科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直奔元典,让他们自己放出眼光,自己得出结论。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开办国学班之前,武汉大学还办过人文班——
郭齐勇:人文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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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著作
2010年04月15日 11:37:0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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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儒学经典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要书目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各种体裁历史著作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
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大国学
2010年04月15日 11:37:0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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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
2008年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季羡林 语）
“大国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学术学科上，无论从历史回溯还是空域观照，远者包括被元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统一的古西域三十六国文化、古尼雅文化，古楼兰文化，近者包括学科创建历史不到百年的西夏学、敦煌学等，都可称为我国‘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或称中国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等排除在汉学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谓“华学”，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尤其是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是国学中的四大金刚，应当成为国学中的显学。 （南柯舟 语）。
国学和谐论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在人文复旦讲坛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陈思和 语）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也可以和谐共生。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南柯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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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发展
2010年04月15日 11:40:45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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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诞生国学。“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与西学的论战。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时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诸子百家”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分流的发展。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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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户口”再受关注
2010年04月14日 16:55:47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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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回应大学四校长有关建议
国学“户口”再受关注
2009年岁尾,光明日报国学版邀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等大学4位校长聚首,讨论国学发展及国学学科建设。其间,校长们亮出鲜明观点:相关部门要给国学“上户口”,换言之,就是要让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获得制度化的合法身份,使国学以“学科 ”面目进入国民教育体制框架之内。(详见2009年12月21日和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大学掌门人身份、“国学”这一逐渐升温的公共话语、突破现有学科格局的大胆设想,都使这次讨论备受读者关注。加之一些媒体相继跟进,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拷问”,使其关注度呈“升温”之势。
坐而论道还需起而行之。“国学学科”建设能否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宏深考量及论证。日前,记者联系到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3位成员: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和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他们既是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各擅胜场的资深学者,又具有国务院学科咨询和学位评议专家身份。应记者之邀,3位专家以“身在此山”与“隔岸观花”的双重视角,从情感、学理到实践的多维向度,对校长们提出的“国学学科”问题进行了回应。
基调:以国学学科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症”
【校长论点回顾】我们假如不能用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东西来表达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中之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仍然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会遇到很大障碍。——顾海良
当前,大学校长们在国学教育实践中,深感缺失制度化的学科保障而带来的种种掣肘。假设真如校长们所愿,国学最终获得“学科”的规范和支撑,国学研究目前的颓势能否得以改观?在传统文化承续和重建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怎样认识国学学科的意义?学科评议组专家们对国学学科建设有何基本态度?
“大师缺席”是曹顺庆教授眼中的学术思想场景,他悲观地对记者说,这是个“无大师时代”。“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学学科的缺失,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曹顺庆看来,今天的古典文化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和背诵元典文本。并且,所用的读本也基本是“古文今译”,这样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不复是文学元典了。他举例说,《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余冠英先生译为“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功夫的,但无论怎样今译,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还有译得更好玩的,“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在后头”。试想,读这样的古文今译,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
曹顺庆进而说,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反观当今,很多中青年学者没有真正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
“告诸往而知来者”,曹顺庆说,“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怎么样才能博古通今?设立国学学科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像曹顺庆一样,具有丰厚历史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晁福林教授,也痛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学被抛弃太多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读不通古文、不了解古汉语”,“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校长们提出建立国学学科的倡议非常有意义,这体现了校长们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忧患意识;同时,这些高校的国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实践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令人钦佩。晁福林希望借助光明日报这个平台,表达对校长们的敬意。
杨国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学校长们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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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院该开什么课：哪些东西代表中国的学问
2010年05月24日 10:26:30 来源： 光明日报 编辑： 黄庭满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核心提示：国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光明日报最近就国学院课程体系的编制，结合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国学课程实践，请有关学者，对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再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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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在国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科学地编制国学院的课程体系,犹如为电脑编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南昌大学国学院于日前成立,在举行挂牌仪式的同时，还举行了“国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论坛上，南昌大学国学院的课程方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利用论坛午休的间隙,我们邀请了几位学者围绕这张课程表,讨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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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院长):黄侃先生说，中国的学问,就那么二十几部书。把这二十几部书烂熟于心,既是专家之学,也是通人之学。黄侃先生的话给我以很大启发。我想,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是黄侃先生所说的那二十几部书,就是经部的《十三经》外加《说文》与《广韵》,史部的“前四史”,子部的《老子》、《庄子》、《荀子》,集部里面的《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再加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现在所谓文史哲的分科,实际上不外乎就是一个学术视角的问题。大家面对的材料与对象,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基于这种考虑,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把这二十几部国学元典安排进去。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梁启超讲的是二十五种。《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六种,这是经部;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七种;子部就是《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五种;集部就是《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胡适之也有书目。都是孩子们的基本入门书目。
程水金:年前,我们到北京去拜访汤一介先生,汇报了南昌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的有关情况,同时也谈到,在国学班的课程设置上,打算开设一些西方元典的精读课程。汤一介先生当即肯定了我们的想法。他说,在21世纪搞国学,一定要把中西打通。
当然,无论是国学元典,还是西学名著,都以精读为主。可以说,我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元典精读。
在武汉大学工作时,就和郭齐勇老师有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现行的大学文科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直奔元典,让他们自己放出眼光,自己得出结论。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开办国学班之前,武汉大学还办过人文班——
郭齐勇:人文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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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著作
2010年04月15日 11:37:0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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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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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
2010年04月15日 11:37:0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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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
2008年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季羡林 语）
“大国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学术学科上，无论从历史回溯还是空域观照，远者包括被元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统一的古西域三十六国文化、古尼雅文化，古楼兰文化，近者包括学科创建历史不到百年的西夏学、敦煌学等，都可称为我国‘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或称中国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等排除在汉学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谓“华学”，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尤其是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是国学中的四大金刚，应当成为国学中的显学。 （南柯舟 语）。
国学和谐论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在人文复旦讲坛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陈思和 语）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也可以和谐共生。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南柯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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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发展
2010年04月15日 11:40:45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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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诞生国学。“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与西学的论战。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时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诸子百家”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分流的发展。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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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14日 16:55:47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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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回应大学四校长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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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岁尾,光明日报国学版邀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等大学4位校长聚首,讨论国学发展及国学学科建设。其间,校长们亮出鲜明观点:相关部门要给国学“上户口”,换言之,就是要让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获得制度化的合法身份,使国学以“学科 ”面目进入国民教育体制框架之内。(详见2009年12月21日和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大学掌门人身份、“国学”这一逐渐升温的公共话语、突破现有学科格局的大胆设想,都使这次讨论备受读者关注。加之一些媒体相继跟进,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拷问”,使其关注度呈“升温”之势。
坐而论道还需起而行之。“国学学科”建设能否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宏深考量及论证。日前,记者联系到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3位成员: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和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他们既是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各擅胜场的资深学者,又具有国务院学科咨询和学位评议专家身份。应记者之邀,3位专家以“身在此山”与“隔岸观花”的双重视角,从情感、学理到实践的多维向度,对校长们提出的“国学学科”问题进行了回应。
基调:以国学学科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症”
【校长论点回顾】我们假如不能用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东西来表达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中之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仍然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会遇到很大障碍。——顾海良
当前,大学校长们在国学教育实践中,深感缺失制度化的学科保障而带来的种种掣肘。假设真如校长们所愿,国学最终获得“学科”的规范和支撑,国学研究目前的颓势能否得以改观?在传统文化承续和重建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怎样认识国学学科的意义?学科评议组专家们对国学学科建设有何基本态度?
“大师缺席”是曹顺庆教授眼中的学术思想场景,他悲观地对记者说,这是个“无大师时代”。“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学学科的缺失,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曹顺庆看来,今天的古典文化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和背诵元典文本。并且,所用的读本也基本是“古文今译”,这样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不复是文学元典了。他举例说,《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余冠英先生译为“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功夫的,但无论怎样今译,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还有译得更好玩的,“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在后头”。试想,读这样的古文今译,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
曹顺庆进而说,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反观当今,很多中青年学者没有真正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
“告诸往而知来者”,曹顺庆说,“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怎么样才能博古通今?设立国学学科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像曹顺庆一样,具有丰厚历史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晁福林教授,也痛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学被抛弃太多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读不通古文、不了解古汉语”,“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校长们提出建立国学学科的倡议非常有意义,这体现了校长们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忧患意识;同时,这些高校的国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实践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令人钦佩。晁福林希望借助光明日报这个平台,表达对校长们的敬意。
杨国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学校长们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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