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以后，“某某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成为流行的幽默语。其实，一不高兴，就要让别人后果很严重，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有实力；第二，有睚眦必报的豪迈气概。除此之外，一般人生气，一般也就没有什么后果。比如我在敲打这些字时，我在广州白云机场，飞机又晚点了，我也不高兴，但是，航空公司根本不可能因为我的不高兴而有什么后果，只是我自己憋屈罢了。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航空公司有问题，我已受过一层伤害，再因此而生气，那还不是双重的伤害？
但是，我不是一个修养很高的人，我还要常常生气。比如，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甚嚣尘上的时候，我正在为一件事生气。我的一个学生，在某一个学校教书，校长想占她的便宜，她说“不”，结果是校长给她穿一双又一双没完没了的小鞋。她没有办法，想调走摆脱，到另一个学校去工作。找了好多关系，花了很多钱，那个学校终于同意接收她，可是等她提出要调走，她的那位下流校长用下流的眼神洋洋得意地看着她，也对她说了一个“不”——“不”放你，你走不了。
她无奈，只好继续穿着无尽的小鞋屈辱地在原来的学校呆下去。半年以后，校长打听到那个准备要她的学校已经调入新的人，不再要她了，校长把她叫去，还是用下流的眼神得意洋洋地看着她，又对她说了一个“不”——现在“不”要你了，你马上走。
她当然无路可走。
所以，我当时想的问题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不同。他们想的是中国可以对国际社会说“不”，我想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对主宰我们命运的身边的哪怕一个小科长说“不”？如果我们对小科长都不能说“不”，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出的那个气壮山河的“不”声，到底是谁发出的？
其实，康翁的话还可以作一项重要或者说是极必要的补充。即是，我们往往发现，有不少人不是因别人的缺点而生气，而是因别人的优点而生气。
别人比他好，他生气，别人比他强，他生气，别人比他有实力，他生气，别人比他文明，比他进步，比他发达，他都生气。如果这样的别人再指出他的缺点，给他一些建议，他就更生气了——他认为别人干涉了他的自主和权利。
这是一种过度防御心理，是一种受害者心理，以至于受虐狂心理。
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普遍，却也常见，但一般心理学家似乎都不曾注意过。倒是韩非子说过这类事：一个郑国人家中的围墙塌了一角，邻居劝他早日修好，以免为盗贼所乘。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后来果然因此家中失窃。此时这个郑人不恨贼，不恨己，偏偏恨邻人，甚至疑心指出他家围墙有缺口的邻人就是贼。真是极奇怪的心理。
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老是用怀疑、惧怕、敌意的眼光看他人，看他国，看他族，会有好的心境吗？会有好的环境吗？会有好的未来吗？别人又会怎样看他呢？
现在，《中国不高兴》又锣鼓喧天地推出了。有人说这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人说这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发大财，这我就不说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总是以“中国”的名义说话呢？动不动就中国如何如何，谁给他们的代表权的呢？比如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人，我们好歹也是公民吧？我们没有推荐你们代表我们啊！说句实在话，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中国”交给这几个十几年前没脑子十几年后又极具商业头脑的垃圾贩卖者。
一边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大发其财，一边损害民族的判断力，侮辱人民的良知，还动不动就绑架“中国”，俨然以全国人民的代言人身份代表中国说话，是可恶，还是可笑？
当《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我问他们的话是：在中国，有几个人可以对身边掌握权力的“自己人”说不呢？现在，我想问他们的是：中国不高兴，谁的中国？你们的吗？你不高兴，吓唬谁呢？谁的后果很严重呢？
缺少对自己缺点的认知和承认，对一切正当和合理的批评和建议报以仇恨，最终，不但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且还无端地造成普遍的恶意与仇恨。
只有魔鬼才在人与人之间播撒和制造仇恨，并利用这种仇恨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奉劝某些人，不要动不动就把我们神圣的“中国”二字当成商标盗用，把“中国”印在你们制造的垃圾上，蒙骗消费者。
《天下无贼》以后，“某某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成为流行的幽默语。其实，一不高兴，就要让别人后果很严重，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有实力；第二，有睚眦必报的豪迈气概。除此之外，一般人生气，一般也就没有什么后果。比如我在敲打这些字时，我在广州白云机场，飞机又晚点了，我也不高兴，但是，航空公司根本不可能因为我的不高兴而有什么后果，只是我自己憋屈罢了。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航空公司有问题，我已受过一层伤害，再因此而生气，那还不是双重的伤害？
但是，我不是一个修养很高的人，我还要常常生气。比如，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甚嚣尘上的时候，我正在为一件事生气。我的一个学生，在某一个学校教书，校长想占她的便宜，她说“不”，结果是校长给她穿一双又一双没完没了的小鞋。她没有办法，想调走摆脱，到另一个学校去工作。找了好多关系，花了很多钱，那个学校终于同意接收她，可是等她提出要调走，她的那位下流校长用下流的眼神洋洋得意地看着她，也对她说了一个“不”——“不”放你，你走不了。
她无奈，只好继续穿着无尽的小鞋屈辱地在原来的学校呆下去。半年以后，校长打听到那个准备要她的学校已经调入新的人，不再要她了，校长把她叫去，还是用下流的眼神得意洋洋地看着她，又对她说了一个“不”——现在“不”要你了，你马上走。
她当然无路可走。
所以，我当时想的问题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不同。他们想的是中国可以对国际社会说“不”，我想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对主宰我们命运的身边的哪怕一个小科长说“不”？如果我们对小科长都不能说“不”，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出的那个气壮山河的“不”声，到底是谁发出的？
其实，康翁的话还可以作一项重要或者说是极必要的补充。即是，我们往往发现，有不少人不是因别人的缺点而生气，而是因别人的优点而生气。
别人比他好，他生气，别人比他强，他生气，别人比他有实力，他生气，别人比他文明，比他进步，比他发达，他都生气。如果这样的别人再指出他的缺点，给他一些建议，他就更生气了——他认为别人干涉了他的自主和权利。
这是一种过度防御心理，是一种受害者心理，以至于受虐狂心理。
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普遍，却也常见，但一般心理学家似乎都不曾注意过。倒是韩非子说过这类事：一个郑国人家中的围墙塌了一角，邻居劝他早日修好，以免为盗贼所乘。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后来果然因此家中失窃。此时这个郑人不恨贼，不恨己，偏偏恨邻人，甚至疑心指出他家围墙有缺口的邻人就是贼。真是极奇怪的心理。
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老是用怀疑、惧怕、敌意的眼光看他人，看他国，看他族，会有好的心境吗？会有好的环境吗？会有好的未来吗？别人又会怎样看他呢？
现在，《中国不高兴》又锣鼓喧天地推出了。有人说这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人说这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发大财，这我就不说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总是以“中国”的名义说话呢？动不动就中国如何如何，谁给他们的代表权的呢？比如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人，我们好歹也是公民吧？我们没有推荐你们代表我们啊！说句实在话，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中国”交给这几个十几年前没脑子十几年后又极具商业头脑的垃圾贩卖者。
一边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大发其财，一边损害民族的判断力，侮辱人民的良知，还动不动就绑架“中国”，俨然以全国人民的代言人身份代表中国说话，是可恶，还是可笑？
当《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我问他们的话是：在中国，有几个人可以对身边掌握权力的“自己人”说不呢？现在，我想问他们的是：中国不高兴，谁的中国？你们的吗？你不高兴，吓唬谁呢？谁的后果很严重呢？
缺少对自己缺点的认知和承认，对一切正当和合理的批评和建议报以仇恨，最终，不但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且还无端地造成普遍的恶意与仇恨。
只有魔鬼才在人与人之间播撒和制造仇恨，并利用这种仇恨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奉劝某些人，不要动不动就把我们神圣的“中国”二字当成商标盗用，把“中国”印在你们制造的垃圾上，蒙骗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