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的经典小说《边城》，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不断地被发掘，被重新解读。如当笔者重读《边城》时，对其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和新的发现。 一、《边城》没有牧歌般唯美和理想化的结局 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是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作者表明了这篇小说不是只有美和爱。小说的结局并不是“大团圆”，而是一个未定的结果，老大的死，“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老船夫郁郁而终，而翠翠则在无边的孤独等待中度日。这些凄凉的因素使得《边城》不再具有牧歌的唯美和理想化，深深的无奈与伤感渗透了全文。 小说本身就在一种不断的预示中展开，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一种不安不祥的预感和不断的抗争中度过： 翠翠总是担心爷爷会去世，她经常胡思乱想，想到这里她就害怕起来，锐声地喊着他的祖父，爷爷不上岸来，她就忽然哭起来了。 老船夫是个典型的纯朴苗族农民，他亲眼目睹了翠翠父母亲的悲剧，他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照顾翠翠，他希望翠翠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最终他在磨坊和渡船的无声比较中郁郁而终。 大老天保总在担心翠翠不接受自己的爱情，他对日后生活做了这样的设想，比如“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后来决定退出这场争斗，却不幸淹死。 二老傩送是一个浪漫、聪慧、善良的主人公，他和翠翠的爱情最终因为大老的去世而告一段落，并且最终决定出走――逃避这段命运。 老船夫的赤贫使得他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但老船夫也有抗争，当顺顺他们冷漠地对待老船夫时，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湘西被作者塑造成看似仙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然而即使作者抱有这样的初衷，作品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太多现实的痕迹。 二、《边城》中的人性不完全是善和美 当笔者再一次审阅《边城》，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时，发现《边城》中的人性，也许并不都是善与美的。我们发现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寨中人故意歪曲二老的意思传达给老船夫，但二老并不说穿。从而引发老人的负罪感，不断地旁敲侧击，使得老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不久后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即使是这样残酷的事件，人物仍旧能用这样平缓的语调说出来，不由让人感到刺骨的寒意。 甚至大老的死因，也被刻意地连接在老船夫和翠翠身上，因此“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而二老，虽然对翠翠仍旧一往情深，却一直认为“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他弄死的”。 三、《边城》中的世界不是世外桃源 牧歌的确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但残酷现实的描写是不适用于牧歌的。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势利地看待生活，以及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这成为老人最关心也最无奈的问题。 船总凭借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仗义的性格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他希望不断巩固这种地位，他希望通过二老和员外王团总女儿的联姻，使家道更加殷实；他看不起老船夫一家。实际上，穷人已经不只是被富人看不起，当普通的市民谈论起二老的婚事时也显出势利的观念。《边城》中这些残酷的现实因素已经超出了牧歌的范围。虽然沈从文为了保持作品的唯美笔调，动用了很多手段，他努力使得叙述的口吻平静充满美感，控制人物命运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而涉及到悲苦的故事情节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但这正是矛盾所在，作品中叙述的事件的残酷性和作者努力想维持的平静，形成了十分激烈的对抗。《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现实资源的匮乏。 总之，《边城》并不是一首人性美的牧歌。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先生在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沈从文的寂寞》文章中说：“提起《边城》和沈先生的许多其他作品，人们往往愿意和‘牧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有一半是误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牧歌的调子，所写的多设计自然美和爱情，这也有点近似牧歌。但就本质来说，和中世纪的田园诗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样恬静无为。有人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误解（沈先生在《桃源与沅州》中就把来到桃源访幽探胜的‘风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 所以，也许这是一场误会，一场美妙的误会，不过我想，正是因为观点的撞击，更会迸发更精彩的火花吧。重读《边城》，无论对笔者，对同仁，对笔者的新一轮课文教学，对学生理解名著都会有新的帮助！
沈从文先生的经典小说《边城》，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不断地被发掘，被重新解读。如当笔者重读《边城》时，对其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和新的发现。 一、《边城》没有牧歌般唯美和理想化的结局 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是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作者表明了这篇小说不是只有美和爱。小说的结局并不是“大团圆”，而是一个未定的结果，老大的死，“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老船夫郁郁而终，而翠翠则在无边的孤独等待中度日。这些凄凉的因素使得《边城》不再具有牧歌的唯美和理想化，深深的无奈与伤感渗透了全文。 小说本身就在一种不断的预示中展开，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一种不安不祥的预感和不断的抗争中度过： 翠翠总是担心爷爷会去世，她经常胡思乱想，想到这里她就害怕起来，锐声地喊着他的祖父，爷爷不上岸来，她就忽然哭起来了。 老船夫是个典型的纯朴苗族农民，他亲眼目睹了翠翠父母亲的悲剧，他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照顾翠翠，他希望翠翠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最终他在磨坊和渡船的无声比较中郁郁而终。 大老天保总在担心翠翠不接受自己的爱情，他对日后生活做了这样的设想，比如“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后来决定退出这场争斗，却不幸淹死。 二老傩送是一个浪漫、聪慧、善良的主人公，他和翠翠的爱情最终因为大老的去世而告一段落，并且最终决定出走――逃避这段命运。 老船夫的赤贫使得他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但老船夫也有抗争，当顺顺他们冷漠地对待老船夫时，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湘西被作者塑造成看似仙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然而即使作者抱有这样的初衷，作品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太多现实的痕迹。 二、《边城》中的人性不完全是善和美 当笔者再一次审阅《边城》，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时，发现《边城》中的人性，也许并不都是善与美的。我们发现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寨中人故意歪曲二老的意思传达给老船夫，但二老并不说穿。从而引发老人的负罪感，不断地旁敲侧击，使得老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不久后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即使是这样残酷的事件，人物仍旧能用这样平缓的语调说出来，不由让人感到刺骨的寒意。 甚至大老的死因，也被刻意地连接在老船夫和翠翠身上，因此“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而二老，虽然对翠翠仍旧一往情深，却一直认为“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他弄死的”。 三、《边城》中的世界不是世外桃源 牧歌的确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但残酷现实的描写是不适用于牧歌的。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势利地看待生活，以及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这成为老人最关心也最无奈的问题。 船总凭借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仗义的性格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他希望不断巩固这种地位，他希望通过二老和员外王团总女儿的联姻，使家道更加殷实；他看不起老船夫一家。实际上，穷人已经不只是被富人看不起，当普通的市民谈论起二老的婚事时也显出势利的观念。《边城》中这些残酷的现实因素已经超出了牧歌的范围。虽然沈从文为了保持作品的唯美笔调，动用了很多手段，他努力使得叙述的口吻平静充满美感，控制人物命运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而涉及到悲苦的故事情节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但这正是矛盾所在，作品中叙述的事件的残酷性和作者努力想维持的平静，形成了十分激烈的对抗。《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现实资源的匮乏。 总之，《边城》并不是一首人性美的牧歌。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先生在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沈从文的寂寞》文章中说：“提起《边城》和沈先生的许多其他作品，人们往往愿意和‘牧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有一半是误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牧歌的调子，所写的多设计自然美和爱情，这也有点近似牧歌。但就本质来说，和中世纪的田园诗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样恬静无为。有人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误解（沈先生在《桃源与沅州》中就把来到桃源访幽探胜的‘风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 所以，也许这是一场误会，一场美妙的误会，不过我想，正是因为观点的撞击，更会迸发更精彩的火花吧。重读《边城》，无论对笔者，对同仁，对笔者的新一轮课文教学，对学生理解名著都会有新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