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两则消息颇值得玩味：一则是由CNN报道的，据NAR最新报告称，在截至3月31日的一年中，外国人购买美国地产682亿美元，其中中国买家占18%，每套售价42.5万美元的中值大大超过其它外国买家的27.6万，而且近70%为现金全款；一则是由《法制晚报》报道的，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2年，内地超过八成的高考状元最终被清华和北大录取。不过，高考状元大多都出国留学了，学成后，很少有人回国，近七成已经“流失”海外。这两则消息加在一起，不禁让人对中国产生加速“空心化”的担忧，尽管这两个方面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也足以窥斑见豹。
“空心化”一词最早广泛地出现在产业领域，指的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或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从这个角度上看，产业“空心化”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但我们这里所谓的“空心化”则不是这个意义，它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和发展环境上着眼的，它与“抽空”与“逃离”这两个词关联度极大，这也是权力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表象下必然导向的结果。
有人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结于腐败，这种判断确实抓住了要害。因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奇特组合，必然会让权贵阶层成为主导这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市场经济无疑会充满利益输送的渠道，也让经济无法在规则下运行，在这种前提下，商人拼的不是竞争力而是“能量”，企业创新根本就无从谈起。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从高官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的结合找到现实答案：一个小“煤倒”攀上高官后，经过几年就成了资产数十亿的富翁，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度内，企业是丝毫不会有创新动力的，往往只能在攀龙附凤上孤注一掷了。
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它就不需要真正的人才，这可能是我们国家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仅从这点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状元近七成“流失”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很难实现他们的“中国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志军在法庭上仍然懊悔无法再做“中国梦”了，其实正是由于这类贪官的存在，才让莘莘学子们无法“做梦”。当然，这种现象仅在工程技术领域，而在哲学社会学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学术存在，人才流失也在所难免。
国家之间的竞争终归是人才的竞争，但从我国目前人才流失的状况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人才竞争上早已败下阵来。人才的“空心化”已经出现，并将成为一个对国家未来发展形成严重挈肋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中国的教育状况也每况愈下，北大清华成了国外高校的预科班，从而也加速了人才的流失，使中国人才的“空心化”愈演愈烈。
人才流失的影响终归有一定的迟滞性，而且我们也轻意感受不到，最可怕的当然是资本的流失，因为它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最近关于“鬼城”的报道屡见不鲜，更有报道指仅鄂尔多斯一地，政府就欠债2500亿。与其相映成趣的是，叛国的上个财政年中国人仅在美购房就花去123亿美元。这些购房者究竟以什么人为主，这也许永远都是个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属于“先富起来”的新贵。至于他们是如何富起来的，资金是如何转移出去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秘密。当然，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是合法致富的。
有一份完成于2008年6月的报告曾经在央行网站上刊载，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但最后却不翼而飞，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对这一话题的敏感程度。而在2010年末，《瞭望》新闻周刊在北京、江苏、广东等地采访发现，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但这些话题近年来渐成禁忌，国外的报道也是只言片语，让人无法了解真正的规模。
2012年10月，《华尔街日报》借助中国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和其他经济统计资料分析得出，截至2012年9月份12个月内约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这同时包括合法和非法的资金流出额，相当于前一年中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在我国，转移非法所得、实现化公为私、转移个人财产是资本外流的三个主要原因。资本外流对国际收支、国内税基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除了对我国经济形成危害之外，会严重动摇国人的信心，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现象，《华尔街日报》也似乎调侃中国说：“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
不管是人才流失还是资本流失，它都与腐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但在这种流失的背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则怵目惊心，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日趋增多，其本质在于“抽空”中国的行为仍然在持续进行，这种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在保持着“高速发展”的背后，成果却通过各种“管道”输送给了少部分人，而广大的民众则忍受着环境污染和高房价的危害。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高负债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当“繁荣”的泡沫破裂后，买单的当然是广大的民众，他们收获的可能只有通涨了。
最近，替富人说话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但他却肯定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独特组合方式，看来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还是很不适合的，如果这样的人才流失到西方，倒是能够为所到的国家做一点真正的研究。
造成中国“空心化”的原因当然是腐败，而腐败则与政治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经叫嚣了很多年，但如何建设法治国家却成了社会、学界和官方博弈的话题，并且一直打的不可开交，甚至一度出现“倒宪”的风波。倘若一切问题都要等待危机到来才能化解，那也只能是撞大运了，但这却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宿命。
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毛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毛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
最近的两则消息颇值得玩味：一则是由CNN报道的，据NAR最新报告称，在截至3月31日的一年中，外国人购买美国地产682亿美元，其中中国买家占18%，每套售价42.5万美元的中值大大超过其它外国买家的27.6万，而且近70%为现金全款；一则是由《法制晚报》报道的，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2年，内地超过八成的高考状元最终被清华和北大录取。不过，高考状元大多都出国留学了，学成后，很少有人回国，近七成已经“流失”海外。这两则消息加在一起，不禁让人对中国产生加速“空心化”的担忧，尽管这两个方面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也足以窥斑见豹。
“空心化”一词最早广泛地出现在产业领域，指的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或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从这个角度上看，产业“空心化”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但我们这里所谓的“空心化”则不是这个意义，它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和发展环境上着眼的，它与“抽空”与“逃离”这两个词关联度极大，这也是权力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表象下必然导向的结果。
有人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结于腐败，这种判断确实抓住了要害。因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奇特组合，必然会让权贵阶层成为主导这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市场经济无疑会充满利益输送的渠道，也让经济无法在规则下运行，在这种前提下，商人拼的不是竞争力而是“能量”，企业创新根本就无从谈起。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从高官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的结合找到现实答案：一个小“煤倒”攀上高官后，经过几年就成了资产数十亿的富翁，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度内，企业是丝毫不会有创新动力的，往往只能在攀龙附凤上孤注一掷了。
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它就不需要真正的人才，这可能是我们国家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仅从这点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状元近七成“流失”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很难实现他们的“中国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志军在法庭上仍然懊悔无法再做“中国梦”了，其实正是由于这类贪官的存在，才让莘莘学子们无法“做梦”。当然，这种现象仅在工程技术领域，而在哲学社会学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学术存在，人才流失也在所难免。
国家之间的竞争终归是人才的竞争，但从我国目前人才流失的状况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人才竞争上早已败下阵来。人才的“空心化”已经出现，并将成为一个对国家未来发展形成严重挈肋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中国的教育状况也每况愈下，北大清华成了国外高校的预科班，从而也加速了人才的流失，使中国人才的“空心化”愈演愈烈。
人才流失的影响终归有一定的迟滞性，而且我们也轻意感受不到，最可怕的当然是资本的流失，因为它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最近关于“鬼城”的报道屡见不鲜，更有报道指仅鄂尔多斯一地，政府就欠债2500亿。与其相映成趣的是，叛国的上个财政年中国人仅在美购房就花去123亿美元。这些购房者究竟以什么人为主，这也许永远都是个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属于“先富起来”的新贵。至于他们是如何富起来的，资金是如何转移出去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秘密。当然，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是合法致富的。
有一份完成于2008年6月的报告曾经在央行网站上刊载，题目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但最后却不翼而飞，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对这一话题的敏感程度。而在2010年末，《瞭望》新闻周刊在北京、江苏、广东等地采访发现，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但这些话题近年来渐成禁忌，国外的报道也是只言片语，让人无法了解真正的规模。
2012年10月，《华尔街日报》借助中国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和其他经济统计资料分析得出，截至2012年9月份12个月内约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这同时包括合法和非法的资金流出额，相当于前一年中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在我国，转移非法所得、实现化公为私、转移个人财产是资本外流的三个主要原因。资本外流对国际收支、国内税基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除了对我国经济形成危害之外，会严重动摇国人的信心，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现象，《华尔街日报》也似乎调侃中国说：“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
不管是人才流失还是资本流失，它都与腐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但在这种流失的背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则怵目惊心，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日趋增多，其本质在于“抽空”中国的行为仍然在持续进行，这种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在保持着“高速发展”的背后，成果却通过各种“管道”输送给了少部分人，而广大的民众则忍受着环境污染和高房价的危害。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高负债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当“繁荣”的泡沫破裂后，买单的当然是广大的民众，他们收获的可能只有通涨了。
最近，替富人说话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但他却肯定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独特组合方式，看来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还是很不适合的，如果这样的人才流失到西方，倒是能够为所到的国家做一点真正的研究。
造成中国“空心化”的原因当然是腐败，而腐败则与政治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经叫嚣了很多年，但如何建设法治国家却成了社会、学界和官方博弈的话题，并且一直打的不可开交，甚至一度出现“倒宪”的风波。倘若一切问题都要等待危机到来才能化解，那也只能是撞大运了，但这却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宿命。
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毛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毛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