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启亮
教育评论 2006年05期
基础教育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教育，它应当追求什么样的育人价值和意义，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思考。当全社会在执着地追逐着考试竞争教育的时候，并非专业化的各界人士仅仅基于世俗的教育价值判断，把考试竞争的价值和意义几乎等同于甄选人才、衡量全面发展，乃至评价教育成败来关注。考试竞争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此，谈些肤浅的看法。
一、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采择与描述
从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的视域来看基础教育中的考试竞争，所谓相关问题，主要体现于如何看待考试竞争的问题、采用何种方法支持考试竞争的问题、由考试竞争派生出来的或者以潜隐的方式导致的问题。
人们简单地关注考试结果，以考试结果代替教育价值。尽管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与关注考试结果截然不同的新理念。如关注过程、关注促进学生发展、关注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关注多元评价等等。但是，它们仿佛只是日常的教育和教学的外衣，在进行终结性的教育和教学价值判断时，它们与考试结果比起来就如同虚设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和兴奋都聚焦于考试，聚焦于考试结果，甚至聚焦于表明结果的符号。对学习者而言考多少分、在不同比较群体里排第几名，对群体（班级、学校、县区、市乃至省）而言的多少分以上比率，重点线以上比率，“状元”今年花落谁家等等，像瘟疫一样恣肆地蔓延着，也侵蚀着我们的基础教育。在这样的兴奋聚焦里，没有人追问它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没有人真正关心负载着分数的试卷、试卷背后的教育和教学、创造这试卷和分数的各种不同角色的成人和孩子，他们到底生成了何种社会价值、个人主体的发展价值。在这样的兴奋聚焦里，人们常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却没有人追问更深层也可能更复杂的教育问题，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些即使成功的孩子，他们面前依然有漫长的考试竞争路要走，他们的心理负担并不比那些无辜的失败者更轻松。
人们不理智地以考试训练代替教育教学。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只能有两种：或者是不科学的考试竞争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教学者的教学理念、教学思想真正落后了太多。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唯有坚定地实施素质教育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话，就绝不会有谁死揪补课。事实毋庸置疑，多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尤其是过多地干预了教育又确实不懂教育的家长群体，都坚持认为：要提高教育或教学在考试竞争方面的水平，唯一有效的选择就是加大强度并且延长时间。对此，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考试竞争的价值和意义必定是失落了、滞后了。时下，我们经常看到有关节假日上课或者加班补课的信息，它们来自不同的出发点。重视节假日上课补课的，说是向学生负责，甚至说是为了遏制有
偿家教，替家长分忧解难；制止节假日上课补课的，说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等等。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出发点的信息，看上去是非分明，甚至针锋相对，结果却总是心照不宣地很默契地化解了，而且化解的结果是制止不了。
人们无力地伸张教育正义，以肤浅判断回避考试竞争。可以认为，与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相关的全部教育信息，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关怀生命的教育、自主建构学习、研究性学习、交往互动生成的学习等等，都与上述问题格格不入，但它们在上述问题面前又很难有所作为。其实，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消解考试竞争的霸权，新教育思想就会被异化成教条，教育正义也无以伸张。近年来学校中发生过许多恶性事件，其中不乏青少年儿童的自杀事件。在人们痛心地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极少有人正视他们中多数是因为无聊学习制造的痛苦、考试竞争制造的压力这个不争的事实。当人们悲天悯人地叙说16岁的花季、义愤填膺地责问教师的爱心和责任心何在，或者慈悲地告慰活着的人们要懂得珍惜生命，这样做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近年来，基础教育中雨后春笋般地生出了不少富丽堂皇的名校，而每年高考之后全社会都把溢美之辞慷慨地献给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状元”名人。相比之下，人们对维护城市农民工子弟的基本受教育权力问题的呼吁，人们对考试竞争失败者，对他们的同样付出心血的老师们的理解，不是也很苍白吗？
二、考试竞争的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
在理想的教育与现实的教育之间还存在着很深的文化隔离，消除隔离，实现文化架构，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条件。从人们朴素的主观愿望来判断这里发生的教育事实，可以公允地说，人们既希望善待生命，也不愿意承受考试竞争失败，由此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双向两难困境。也正是因为双向两难，我们才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而且这种判断应当基于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追问意义。我们之所以提出双向两难困境的命题，其实是基于理解。我们采择描述的那些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都具有某些无奈无助的苦衷。所谓的问题，往往具有某些合理性甚至某种必然性。
学生无辜。这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判断。在考试竞争的目标下，学生们享受不到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所应该享受到的精神生活，却又获得了成人们刻意提供的物质生活。于是，他们跟着感觉走，用成人们不情愿的方式释放真实的自我。同时，也不珍惜那些成人们提供的支持。他们多数人凭借着非主体价值观影响下的传统人格，承受着成人们以各种名目向他们提供的围绕着考试竞争的教育。他们基本上是在两难困境中生活，成长起虚假的自主性人格：自主地消费由他人劳动换来的成果，自主地把各种名目的考试竞争异化成人生道路上的阶梯，剔除它们本来的价值并置换成生命未来所必须的符号价值。当考试竞争达到极限的时候，他们会相信同龄人中只有少数人才是能被社会认可的有出息的人，才可能在将来的生活里获得幸福，而多数人是没出息的不幸的人。他们以稚嫩的理性相信了被成人们扭曲了的教育价值观，又无力逃脱永远都存在着的所谓失败者的命运（这是个非此即彼的范畴）。于是，就可能发生教育恶性事件，这类事件是由成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制造的，学生们显然是无辜的受害者。
家长无奈。家长们即使在恶性事件发生后，也很少能真正反省自己。他们执迷不悟地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全都是为了他（或她）好。家长们其实也属无奈，全社会都陷在考试竞争的漩涡里了，明知道这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但随大流拼搏一番至少不留遗憾吧。眼见孩子辛苦却还硬逼他、压他、督促他，理由很简单，哪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幸福。但是，家长们不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体验幸福是主观感受，他人很难替代。希望他幸福未必就能真正让他体验幸福，况且人的未来幸福也的确很难估计预测。另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家长多数不是教育专业人士，倾心于子女教育只能凭借经验，而且往往是旧经验。他们的教育行为往往只能是观念滞后的经验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教育无所适从的重要原因。从接送孩子上学到聘请家教辅导、从不理智地择校到家庭作业监督、支持学校节假日补课等等的投入，其实都在陷教育于尴尬境地！只是家长们的热情终究还是需要些人道主义的体谅。
教师无助。教师乃至学校管理者是最无助的，他们就生存在考试竞争教育的第一线。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所学校一个教师到底有多大的调控能力？当活生生的教育问题发生时，他们又如何能摆脱干系！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会放过教师，升学率上不去当然不能放过教师，学生自杀自然不能说他是自主建构主动生成。当理想的和现实的问题都压下来的时候，教师们的遭遇甚至就不只是双向两难那么清楚了。他既要确保考试竞争年年攀升，还要让每一个学生连补课时间都得公平；他既要适应改不动的考试竞争，还要推进改得动的新思想新理念；他既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向学生负责，既要适应新课程锐意改革还要延续旧教学相对稳定。没有哪个教师不希望学生考试成功，没有哪个教师希望恶性事件发生。如果不是基于责任心和教师伦理，也不会有哪个教师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地补课辅导。因此，即使是在考试竞争的漩流中，人们也都需要理解，需要宽容，需要对他人存一份感激之心。
考试竞争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弄不清选择的必要性。如果人们清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高等教育还将只能满足少数适龄青年而不是多数的话，那么基础教育应该如何定位？毫无疑问，支持着考试竞争的是基础教育的精英化取向，而实践中的精英化取向正在导致教育价值的双重失落，这不仅造成了精英人才培养的严重异化，也使教育目的论精神发生了扭曲。那么，它到底应该淡化还是强化？
僵化的尖子主义的考试竞争，把基础教育窒息在一个精英化的漩涡里，高分名校的狭隘目标和残酷的选拔淘汰，把教学什么和教学为什么都淡化了。当人们执着于考试结果，甚至只是评价符号的时候，它们的社会意义乃至个体成长意义也就失落了。且不说这样的价值失落必然从根本上架空新课程改革的种种努力，即使从它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来说，所造成的伤害都可能是终生的，因为它割裂了学习与生命成长的内在联系。
由于考试竞争中的符号价值凌驾于教育和教学的实际价值之上，所谓精英人才或卓越人才的成才之路，实际上是被异化成了弄块敲门砖或者铺一级进身的阶梯。他们在追逐这异化的异己的目标的时候，也为自己编织着未来前途的风险。他们为此几乎舍弃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基本素质的全部意义，从而经不起失败，耐不得挫折，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恶性事件的重要源头。即使成功了，他们也可能未必热爱这块敲门砖或者这级阶梯，这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精英或卓越人才。他会像对待敲门砖和阶梯一样追逐他的事业，却未必热爱事业，并因此而未必成长卓越。时下常听人们念叨无缘诺贝尔奖的话题，可悲的是念叨者竟然不明白，有缘诺贝尔奖的人热爱的是科学，无缘者热爱的才是获奖。我们无缘获奖的根本原因，正是舍弃了双向价值和意义，只懂得念叨获奖，我们的教育目的论精神因此被扭曲了。在考试竞争教育及其导引的精英化误区的背后，是否正在滋生着一种反平民化思潮呢？而这种思潮是否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人们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甚至鄙视？如此的教育，其目的论还能说不扭曲？其前途还能不暗淡吗？
三、实事求是地面对考试竞争中的基础教育困境
既然是一个双向两难问题，我们就不能只在一个方向上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我们有必要从更直接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针对另一个方向之难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这样的判断与追问，既有局限性，也是倾向于实际可行性的。即使在如此的思路上讨论问题，考试竞争教育也依然是因循的，基于经验论立场的。它坦率地表达的，只是某种不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考试竞争教育，究竟目的何在？实事求是中的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我们主张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哲学立场，绝不是只为着呈现事实，更不是附庸事实，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地去“求是”，是要研究事实，改造事实，并追寻合乎规律性、合乎科学性的事实。就此而论，事实不应只是我们呈现的对象，还应当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和思考的对象。譬如，某大城市高考竞争不如中小城市，这就提供给我们一个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事实，因为凡是未能获得高考计划单列的大城市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事实。然而有人却少见多怪地无病呻吟起来，甚至有些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意味，仅就如何对待事实而论，这里也没有稍稍负责任的研究与思考。由于没能正确地判断事实，结果就引发了一系列因循的教育对策。这些对策，实质性地在比较宽泛的领域里遏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新课程改革，让许多关注我们教育的专业界人士为此感到“痛心”。
实事求是中的“是”，是指规律性或者合乎规律性，“求”是指研究与思考，而科学的发展观必定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考试竞争出类拔萃诚然是发展，但提高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素质难道不是发展？趋向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并且摆脱唯全日制高等教育模式，难道不是更值得倡导的发展？具体地说到考试竞争，乃至于补课等可操作性层面的问题，考试竞争获成功达到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指标？它们与人的发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相关？除了提供给学生一个阶梯一种可能性之外，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如何判断？曾有一位美国的大学校长，在研究了中国高考试卷之后称之谓“捉弄人”的考试，并且说他们学校里的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与来自二、三流大学的研究生，在发展过程中只有二、三个月的差别。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可能有些已经被考试竞争无情淘汰了的学生，如果给他们机会，其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太大差别呢？泰勒在著名的“八年研究”中，不是曾经通过课改实验班学生免试升入大学的规定，证明了他关于“那些特定科目学习达不到要求的中学生，许多依然在大学期间取得成功”的假设吗？那么，我们执着地局限于某些科目的考试，究竟创造的是何种发展价值？
考试竞争教育在加重学生和教师课业负担方面的直接效果是无疑的，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乃至多元智能发展、自主建构学习等等，原来还像是披在教育上的外衣，但在考试竞争的严峻形势下，人们连这外衣也就干脆不披了。这就像足球队聚焦于“临门一脚”，教育只懂得“聚焦”于考试，而且是从娃娃抓起的考试。
以各种各样的考试或模拟考试，以无限增加的做试卷演练来应对考试，如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有效还是无效？我们是否该稍稍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如果足球队只练临门一脚不练其他，如果长跑教练只懂得让运动员从早到晚地跑不练其他，不知道能否算是有效训练？
在学生和教师都不得不忍受沉重课业负担的情势之下，我们真正失落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跳楼自杀的学生与心理压力相关，我们扪心自问过自己与这种压力是何关系吗？我们懂得焦虑、紧张、抑郁、失落、无聊等的心理体验不利于儿童成长，然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否想过？在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我们正酿成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厌恶学校学习的恶果。这些恶果作为潜在的教育风险还在膨胀着，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亡羊补牢？
我们即使不讨论素质教育或新课程理念，只就应对考试竞争来进行局限性讨论，人们似乎谁都没有认真地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超负荷的上课、补课真正有用吗？苏霍姆林斯基曾表示过对补课的异议，而且他确信为差生补课是最不理智的，这与赞科夫主张的对待差生尤其要在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的想法一致。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增加上课时间等同于提高教学质量，由此导致的连效率意识都不讲的现状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以补课为形式的教学现状概括一下，岂不正是在张扬着只有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才可以提高质量的方法理念吗？其实，有少数家长已经悟到“学生应有自己的时间去消化”。个别学生不仅向往自由，厌恶超负荷的上课补课，而且还表达了“希望有时间自己调整、自己安排学习”的愿望，教育何以就不能支持如此的觉醒呢？
四、结语
以考试竞争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步入了精英化的误区，人们执着地追逐考试结果、考试符号，却无视它的价值和意义，死揪上课、补课，甚至以考试训练代替教学。我们迫切需要消解考试竞争在基础教育中的权威性，否则便无从倡导新教育思想，也无以伸张基础教育的正义性。
考试竞争的教育现实和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想，使现实基础教育陷入双向两难困境，理性地来判断两难困境中的考试竞争，可以认为学生无辜、家长无奈、教师无助。若深入地进行意义追问，则可以认为以考试竞争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正在造成课程与教学的双重价值失落，也正在异化着所谓精英人才的成长道路，并导致教育目的论精神的严重扭曲。
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面对两难困境中的考试竞争问题，科学地判断考试竞争成败的事实，求实地解释考试竞争成败的价值。仅就考试竞争自身而言，我们也需要为其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方法科学的、理念先进的教育环境。
作者介绍：杨启亮，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杨启亮
教育评论 2006年05期
基础教育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教育，它应当追求什么样的育人价值和意义，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思考。当全社会在执着地追逐着考试竞争教育的时候，并非专业化的各界人士仅仅基于世俗的教育价值判断，把考试竞争的价值和意义几乎等同于甄选人才、衡量全面发展，乃至评价教育成败来关注。考试竞争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此，谈些肤浅的看法。
一、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采择与描述
从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的视域来看基础教育中的考试竞争，所谓相关问题，主要体现于如何看待考试竞争的问题、采用何种方法支持考试竞争的问题、由考试竞争派生出来的或者以潜隐的方式导致的问题。
人们简单地关注考试结果，以考试结果代替教育价值。尽管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与关注考试结果截然不同的新理念。如关注过程、关注促进学生发展、关注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关注多元评价等等。但是，它们仿佛只是日常的教育和教学的外衣，在进行终结性的教育和教学价值判断时，它们与考试结果比起来就如同虚设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和兴奋都聚焦于考试，聚焦于考试结果，甚至聚焦于表明结果的符号。对学习者而言考多少分、在不同比较群体里排第几名，对群体（班级、学校、县区、市乃至省）而言的多少分以上比率，重点线以上比率，“状元”今年花落谁家等等，像瘟疫一样恣肆地蔓延着，也侵蚀着我们的基础教育。在这样的兴奋聚焦里，没有人追问它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没有人真正关心负载着分数的试卷、试卷背后的教育和教学、创造这试卷和分数的各种不同角色的成人和孩子，他们到底生成了何种社会价值、个人主体的发展价值。在这样的兴奋聚焦里，人们常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却没有人追问更深层也可能更复杂的教育问题，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些即使成功的孩子，他们面前依然有漫长的考试竞争路要走，他们的心理负担并不比那些无辜的失败者更轻松。
人们不理智地以考试训练代替教育教学。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只能有两种：或者是不科学的考试竞争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教学者的教学理念、教学思想真正落后了太多。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唯有坚定地实施素质教育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话，就绝不会有谁死揪补课。事实毋庸置疑，多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尤其是过多地干预了教育又确实不懂教育的家长群体，都坚持认为：要提高教育或教学在考试竞争方面的水平，唯一有效的选择就是加大强度并且延长时间。对此，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考试竞争的价值和意义必定是失落了、滞后了。时下，我们经常看到有关节假日上课或者加班补课的信息，它们来自不同的出发点。重视节假日上课补课的，说是向学生负责，甚至说是为了遏制有
偿家教，替家长分忧解难；制止节假日上课补课的，说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等等。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出发点的信息，看上去是非分明，甚至针锋相对，结果却总是心照不宣地很默契地化解了，而且化解的结果是制止不了。
人们无力地伸张教育正义，以肤浅判断回避考试竞争。可以认为，与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相关的全部教育信息，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关怀生命的教育、自主建构学习、研究性学习、交往互动生成的学习等等，都与上述问题格格不入，但它们在上述问题面前又很难有所作为。其实，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消解考试竞争的霸权，新教育思想就会被异化成教条，教育正义也无以伸张。近年来学校中发生过许多恶性事件，其中不乏青少年儿童的自杀事件。在人们痛心地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极少有人正视他们中多数是因为无聊学习制造的痛苦、考试竞争制造的压力这个不争的事实。当人们悲天悯人地叙说16岁的花季、义愤填膺地责问教师的爱心和责任心何在，或者慈悲地告慰活着的人们要懂得珍惜生命，这样做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近年来，基础教育中雨后春笋般地生出了不少富丽堂皇的名校，而每年高考之后全社会都把溢美之辞慷慨地献给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状元”名人。相比之下，人们对维护城市农民工子弟的基本受教育权力问题的呼吁，人们对考试竞争失败者，对他们的同样付出心血的老师们的理解，不是也很苍白吗？
二、考试竞争的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
在理想的教育与现实的教育之间还存在着很深的文化隔离，消除隔离，实现文化架构，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条件。从人们朴素的主观愿望来判断这里发生的教育事实，可以公允地说，人们既希望善待生命，也不愿意承受考试竞争失败，由此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双向两难困境。也正是因为双向两难，我们才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而且这种判断应当基于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追问意义。我们之所以提出双向两难困境的命题，其实是基于理解。我们采择描述的那些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都具有某些无奈无助的苦衷。所谓的问题，往往具有某些合理性甚至某种必然性。
学生无辜。这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判断。在考试竞争的目标下，学生们享受不到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所应该享受到的精神生活，却又获得了成人们刻意提供的物质生活。于是，他们跟着感觉走，用成人们不情愿的方式释放真实的自我。同时，也不珍惜那些成人们提供的支持。他们多数人凭借着非主体价值观影响下的传统人格，承受着成人们以各种名目向他们提供的围绕着考试竞争的教育。他们基本上是在两难困境中生活，成长起虚假的自主性人格：自主地消费由他人劳动换来的成果，自主地把各种名目的考试竞争异化成人生道路上的阶梯，剔除它们本来的价值并置换成生命未来所必须的符号价值。当考试竞争达到极限的时候，他们会相信同龄人中只有少数人才是能被社会认可的有出息的人，才可能在将来的生活里获得幸福，而多数人是没出息的不幸的人。他们以稚嫩的理性相信了被成人们扭曲了的教育价值观，又无力逃脱永远都存在着的所谓失败者的命运（这是个非此即彼的范畴）。于是，就可能发生教育恶性事件，这类事件是由成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制造的，学生们显然是无辜的受害者。
家长无奈。家长们即使在恶性事件发生后，也很少能真正反省自己。他们执迷不悟地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全都是为了他（或她）好。家长们其实也属无奈，全社会都陷在考试竞争的漩涡里了，明知道这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但随大流拼搏一番至少不留遗憾吧。眼见孩子辛苦却还硬逼他、压他、督促他，理由很简单，哪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幸福。但是，家长们不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体验幸福是主观感受，他人很难替代。希望他幸福未必就能真正让他体验幸福，况且人的未来幸福也的确很难估计预测。另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家长多数不是教育专业人士，倾心于子女教育只能凭借经验，而且往往是旧经验。他们的教育行为往往只能是观念滞后的经验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教育无所适从的重要原因。从接送孩子上学到聘请家教辅导、从不理智地择校到家庭作业监督、支持学校节假日补课等等的投入，其实都在陷教育于尴尬境地！只是家长们的热情终究还是需要些人道主义的体谅。
教师无助。教师乃至学校管理者是最无助的，他们就生存在考试竞争教育的第一线。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所学校一个教师到底有多大的调控能力？当活生生的教育问题发生时，他们又如何能摆脱干系！与考试竞争相关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会放过教师，升学率上不去当然不能放过教师，学生自杀自然不能说他是自主建构主动生成。当理想的和现实的问题都压下来的时候，教师们的遭遇甚至就不只是双向两难那么清楚了。他既要确保考试竞争年年攀升，还要让每一个学生连补课时间都得公平；他既要适应改不动的考试竞争，还要推进改得动的新思想新理念；他既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向学生负责，既要适应新课程锐意改革还要延续旧教学相对稳定。没有哪个教师不希望学生考试成功，没有哪个教师希望恶性事件发生。如果不是基于责任心和教师伦理，也不会有哪个教师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地补课辅导。因此，即使是在考试竞争的漩流中，人们也都需要理解，需要宽容，需要对他人存一份感激之心。
考试竞争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弄不清选择的必要性。如果人们清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高等教育还将只能满足少数适龄青年而不是多数的话，那么基础教育应该如何定位？毫无疑问，支持着考试竞争的是基础教育的精英化取向，而实践中的精英化取向正在导致教育价值的双重失落，这不仅造成了精英人才培养的严重异化，也使教育目的论精神发生了扭曲。那么，它到底应该淡化还是强化？
僵化的尖子主义的考试竞争，把基础教育窒息在一个精英化的漩涡里，高分名校的狭隘目标和残酷的选拔淘汰，把教学什么和教学为什么都淡化了。当人们执着于考试结果，甚至只是评价符号的时候，它们的社会意义乃至个体成长意义也就失落了。且不说这样的价值失落必然从根本上架空新课程改革的种种努力，即使从它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来说，所造成的伤害都可能是终生的，因为它割裂了学习与生命成长的内在联系。
由于考试竞争中的符号价值凌驾于教育和教学的实际价值之上，所谓精英人才或卓越人才的成才之路，实际上是被异化成了弄块敲门砖或者铺一级进身的阶梯。他们在追逐这异化的异己的目标的时候，也为自己编织着未来前途的风险。他们为此几乎舍弃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基本素质的全部意义，从而经不起失败，耐不得挫折，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恶性事件的重要源头。即使成功了，他们也可能未必热爱这块敲门砖或者这级阶梯，这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精英或卓越人才。他会像对待敲门砖和阶梯一样追逐他的事业，却未必热爱事业，并因此而未必成长卓越。时下常听人们念叨无缘诺贝尔奖的话题，可悲的是念叨者竟然不明白，有缘诺贝尔奖的人热爱的是科学，无缘者热爱的才是获奖。我们无缘获奖的根本原因，正是舍弃了双向价值和意义，只懂得念叨获奖，我们的教育目的论精神因此被扭曲了。在考试竞争教育及其导引的精英化误区的背后，是否正在滋生着一种反平民化思潮呢？而这种思潮是否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人们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甚至鄙视？如此的教育，其目的论还能说不扭曲？其前途还能不暗淡吗？
三、实事求是地面对考试竞争中的基础教育困境
既然是一个双向两难问题，我们就不能只在一个方向上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我们有必要从更直接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针对另一个方向之难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追问。这样的判断与追问，既有局限性，也是倾向于实际可行性的。即使在如此的思路上讨论问题，考试竞争教育也依然是因循的，基于经验论立场的。它坦率地表达的，只是某种不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考试竞争教育，究竟目的何在？实事求是中的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我们主张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哲学立场，绝不是只为着呈现事实，更不是附庸事实，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地去“求是”，是要研究事实，改造事实，并追寻合乎规律性、合乎科学性的事实。就此而论，事实不应只是我们呈现的对象，还应当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和思考的对象。譬如，某大城市高考竞争不如中小城市，这就提供给我们一个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事实，因为凡是未能获得高考计划单列的大城市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事实。然而有人却少见多怪地无病呻吟起来，甚至有些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意味，仅就如何对待事实而论，这里也没有稍稍负责任的研究与思考。由于没能正确地判断事实，结果就引发了一系列因循的教育对策。这些对策，实质性地在比较宽泛的领域里遏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新课程改革，让许多关注我们教育的专业界人士为此感到“痛心”。
实事求是中的“是”，是指规律性或者合乎规律性，“求”是指研究与思考，而科学的发展观必定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考试竞争出类拔萃诚然是发展，但提高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素质难道不是发展？趋向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并且摆脱唯全日制高等教育模式，难道不是更值得倡导的发展？具体地说到考试竞争，乃至于补课等可操作性层面的问题，考试竞争获成功达到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指标？它们与人的发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相关？除了提供给学生一个阶梯一种可能性之外，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如何判断？曾有一位美国的大学校长，在研究了中国高考试卷之后称之谓“捉弄人”的考试，并且说他们学校里的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与来自二、三流大学的研究生，在发展过程中只有二、三个月的差别。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可能有些已经被考试竞争无情淘汰了的学生，如果给他们机会，其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太大差别呢？泰勒在著名的“八年研究”中，不是曾经通过课改实验班学生免试升入大学的规定，证明了他关于“那些特定科目学习达不到要求的中学生，许多依然在大学期间取得成功”的假设吗？那么，我们执着地局限于某些科目的考试，究竟创造的是何种发展价值？
考试竞争教育在加重学生和教师课业负担方面的直接效果是无疑的，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乃至多元智能发展、自主建构学习等等，原来还像是披在教育上的外衣，但在考试竞争的严峻形势下，人们连这外衣也就干脆不披了。这就像足球队聚焦于“临门一脚”，教育只懂得“聚焦”于考试，而且是从娃娃抓起的考试。
以各种各样的考试或模拟考试，以无限增加的做试卷演练来应对考试，如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有效还是无效？我们是否该稍稍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如果足球队只练临门一脚不练其他，如果长跑教练只懂得让运动员从早到晚地跑不练其他，不知道能否算是有效训练？
在学生和教师都不得不忍受沉重课业负担的情势之下，我们真正失落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跳楼自杀的学生与心理压力相关，我们扪心自问过自己与这种压力是何关系吗？我们懂得焦虑、紧张、抑郁、失落、无聊等的心理体验不利于儿童成长，然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否想过？在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我们正酿成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厌恶学校学习的恶果。这些恶果作为潜在的教育风险还在膨胀着，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亡羊补牢？
我们即使不讨论素质教育或新课程理念，只就应对考试竞争来进行局限性讨论，人们似乎谁都没有认真地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超负荷的上课、补课真正有用吗？苏霍姆林斯基曾表示过对补课的异议，而且他确信为差生补课是最不理智的，这与赞科夫主张的对待差生尤其要在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的想法一致。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增加上课时间等同于提高教学质量，由此导致的连效率意识都不讲的现状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以补课为形式的教学现状概括一下，岂不正是在张扬着只有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才可以提高质量的方法理念吗？其实，有少数家长已经悟到“学生应有自己的时间去消化”。个别学生不仅向往自由，厌恶超负荷的上课补课，而且还表达了“希望有时间自己调整、自己安排学习”的愿望，教育何以就不能支持如此的觉醒呢？
四、结语
以考试竞争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步入了精英化的误区，人们执着地追逐考试结果、考试符号，却无视它的价值和意义，死揪上课、补课，甚至以考试训练代替教学。我们迫切需要消解考试竞争在基础教育中的权威性，否则便无从倡导新教育思想，也无以伸张基础教育的正义性。
考试竞争的教育现实和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想，使现实基础教育陷入双向两难困境，理性地来判断两难困境中的考试竞争，可以认为学生无辜、家长无奈、教师无助。若深入地进行意义追问，则可以认为以考试竞争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正在造成课程与教学的双重价值失落，也正在异化着所谓精英人才的成长道路，并导致教育目的论精神的严重扭曲。
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面对两难困境中的考试竞争问题，科学地判断考试竞争成败的事实，求实地解释考试竞争成败的价值。仅就考试竞争自身而言，我们也需要为其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方法科学的、理念先进的教育环境。
作者介绍：杨启亮，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