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碰撞
第一章 中西两种文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世界范围之内，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中国文化独树一臶，也是世界四大人类文明中硕果仅存、流传至今的一个。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历史上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洪水大旱、灾害连年；但是仍然能够五千年一脉相承，长盛不衰，实在可称为世界第一大奇迹。 中国文化较之与周边国家的先进与优越，在整个东南亚以至南亚的部分，长久以来遥遥领先。比起已经湮灭的其他古代文明，中央帝国的统治者也就滋长了傲视天下、目空一切的骄气与傲气。尽管这在外人的眼里，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
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公元1792年（即乾隆57年）9月，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8个月零25天时先到达澳门），并于1793年（即乾隆58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原定于9月10日觐见）。马戛尔尼（George dzMacartney，1737—1806），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俄公使，英国印度殖民地的马得拉斯总督。
马戛尔尼前来中国的名义是庆贺乾隆皇帝80寿辰。而实际上，是希望绕过保守的广东地方官，直接与中国皇帝谈判，要求开放通商口岸，扩大中英贸易。他带来了英国国王给大清国皇帝的正式外交信件：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
2、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
3、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
4、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在得到准许后他们将尽量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
5、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
6、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shen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马戛尔尼对于这次使命信心十足，他动身以前在日记中写道：“使中国人留下强烈影响并非难事。”但是他未能料到，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了。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当时对世界还茫然地一无所知。自以为是地认为英国人的跨洋远道而来，只是为了观光上国，向大清表示臣服，因而视马戛尔尼们为“四夷”之外的“英夷”，居高临下地以对待藩国之礼来接待。乾隆不但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全部要求，还拒绝了他未曾提出的要求：不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理由据说是因为“红毛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叩头大礼，“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的“圣眷隆恩”，仅仅只是特别地施惠于马
戛尔尼使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即当年只有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当他听到这个小小的英国人居然会说汉语时，不禁十分惊奇。他大感兴趣地把这个生着一头金黄卷发，高鼻梁蓝眼珠的西洋小帅哥叫过来，让他靠在“龙膝”上抚摸，不免心中大感惊异，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当时在马戛尔尼使团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小斯当东虽然天资聪颖，在来中国的旅途中学会了简单的汉语，但是他对能够靠在“龙膝”旁的“皇恩浩荡”毫无兴趣。48年后，斯当东成为下院议院，在英国讨论有关与中国开战的议案时，他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作为答复，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下了一道御旨：“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ji)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chen kun)。朕披阅表文，词意肫(zhun)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
度？”“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特此敕谕。”
英国人在严密的监视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从那里登上舰船前往杭州。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心里异常气愤：“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而乾隆皇帝这时才松了一口气，随即派出专使日夜兼程去各地传达他的命令：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触英夷，违者严惩。
当马戛尔尼到达广州时，他们见到了一支“欢送”的军队。这支军队按照皇帝的命令向英国人展示他们雄壮的军威，枪戟林立、刀利弓强。英国人作为回应，也做了分列式行进。双方都怀有戒心地互相打量。马戛尔尼认定这支手持大刀长矛，身背强弓硬弩的军队不堪一击。而中国人在向乾隆提交的奏折中说，英夷走路步履僵硬，膝盖不易弯曲，“一旦仆地，极难起身”。
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他命令舰队转道澳门回国。他未能完成他的商业使命，未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只好怏怏而返。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也因此错失了
一次在近代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融入世界的机会。
英国人走了，大清国皇帝彻底放下了心，他又可以恢复到原来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去了。他不知道大清王朝已经坐到了火山口上，这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二、“跪拜”后面的交锋——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
英国人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国家主权平等观念，是中国朝廷从未见过的新问题。多少年来中国朝廷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天朝上国”，高人一等。实际上，马戛尔尼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当马戛尔尼见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情景时，他对于陈腐的官场繁文缛节、三叩九拜的觐见朝拜、油污的长辨和落后肮脏的生活习惯，傲慢地感到蔑视和可笑。这类小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僚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他们开始认为要去见一个文化先进而气质高雅的民族，但当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这个大帝国时，在这个外表花团锦簇、强盛富贵的王朝的背面，看到了孔雀美丽羽毛后面的秃屁股，就不由得像那些海盗船长或低级的商人看待非洲
部落里的人一样：蔑视和怜悯。
有英国人评论说：“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优越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在他们的眼里，去中国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英国时搭乘的巴布亚人是没有任何区分的。”
在听到无论怎样暗示、劝说和引诱，马戛尔尼还是不肯双膝下跪以后，乾隆皇帝不由得大为不快，这是明显违背藩国朝觐“上国”礼仪惯例的举动，他由此认定英国人是桀骜不驯的“蛮夷化外”之邦。随后当马戛尔尼极力通过展示带来的礼物，表明英国是比中国更为先进的国家时，这更加让乾隆皇帝和大清皇族们心中感到非常的恼怒。在哪里还会有比“天朝上国”更为优秀的东西呢？
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英国的装有悬浮弹簧的马车的优越性，他在旅行中吃够了中国马车的苦头，以为中国人必定对装有减震弹簧的英国马车大感兴趣。但是，他没有能够使王公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够使人乘坐舒服的弹簧车上，王公大臣们的目光却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王公大臣围着车夫的座位反复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这个高高的座位应该是皇帝坐的，因为这座椅装饰华丽，
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才能坐。但是马车车厢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他们最后认为车内的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因为只有她们才需要车门和窗帘，以免让人看见尊容。对英国人其后的解释，大臣们感到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允许车夫把后背和屁股对着皇帝呢？他要是放屁怎么办？岂不是亵渎天子，有欺君之罪？
但是，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他们带来的地球仪时，王公大臣们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已经不是迷惑，而是怒不可遏了：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的这么小？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占据地球仪的大部分，而英国才应该龟缩在地球仪的一个角落才对。
马戛尔尼本来还准备在圆明园进行一次示范表演，那就是他们想用来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丁维提天体运行仪。正当英国人全力以赴的准备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
头脑清醒的马戛尔尼知道他们在北京待不长了。 他站在已经毫无用处的天体运行仪前面，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即使能够展示，中国人也很可能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古怪，可有什么
用呢？”
英国人在整理行装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英国弹簧马车”被无遮无盖地弃臵一边，但是一只精美的水晶大吊灯已经不见了。
两个强大的帝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方面，要求中国增加通商口岸，减低税率，并允许英国派出公使常驻中国。清政府对这些今天看来完全合理的要求全部拒绝，并且一如既往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这从它自己的立场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大清的统治者认为一切都很好，简直完美到白璧无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以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尽管做法有些前后不一致。当自鸣钟之类的精巧的机械玩意儿没有起作用以后，他们就改用了军舰和大炮。
英国人曾经成功地用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引诱了非洲人，这次他们开始还想用那样的方法，用精巧的机械如钟表之类来引诱这个东方的国家。这次他们诱惑的代价非常昂贵，可能花费了不少金钱，但做法是一样的，只是结果不同。那就是：他们没有能诱惑中国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在马戛尔尼动身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中国人极端迷信，当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这一点在他们到达当地的时候完全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讨厌新鲜事物，马戛尔尼认为这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中国人拒绝承认不同于他们的西方文化。大清国认为他们有权表现出拒绝的态度。
落在英国人身上的骄傲目光，也帮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了自己。对社会与对个人一样，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别人。他们每发现一点差别，就会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然后是：“为什么我不是那样？”
但是，大清的皇族从不考虑这些问题，尽善尽美的中央帝国不需要考虑这种无用的、甚至是可笑的问题。
事实上，马戛尔尼在对大清皇帝高谈阔论“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鸡同鸭讲”，大清皇帝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且自以为不必知道这些闻所未闻的“国际贸易”。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定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那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为了英国的利益，他要得到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让全欧洲的买主垂涎三尺。遗憾的是他从中国人那里却没有看出对西方丝毫羡慕的表示。他说：“几
乎不可能让中国皇帝相信，扩大外国商品的进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大清皇族拒绝贸易带来的好处，当然也就等于拒绝了以英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三、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对中国人从满腔的热情转到极端的蔑视。但是当马戛尔尼回到英国以后，他同斯当东爵士（就是小斯当东的爸爸，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副使）一起，用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把中国的问题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
就像托克维尔评论美国一样，马戛尔尼对他的中国之旅作了深入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算得上诚实。他说：“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有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清楚，甚至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中国这面镜子，镜子把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让他们知道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而英国人在为中国社会具有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时，也在
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思考，不过他的“思考”为中国人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马戛尔尼对中国做出了评价和预言，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盛世”背面的败亡之兆。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他说：“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
“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所以无可避免地“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他预言：中国将吃苦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船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而且更严重的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但是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
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是“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从而，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原来，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康乾盛世”，与马戛尔尼们眼中的“康乾盛世”是完全不同的。
在看到自高自傲的中华帝国像一潭死水一般停滞不前时，英国人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他们看到，在中国，任何人除了做政府希望和允许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应该待下去的地方。当他们看到中国惟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在中国，“个人”没有丝毫活动的空间。他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没有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臵，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生存。他们了解到商人在中国受到极端的蔑视和压制，而商人对英国人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中国这种对停滞的顽固坚持，对前进运动的
强烈抵制时，他们就更为理解和重视个人主义，知道竞争与革新就是西方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
而那个当年的西洋小帅哥斯当东也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面目。
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们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要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会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下院议员们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了对中国宣战的决议，英国内阁因为英国商人“在中国不受人尊敬”而命令海军舰
队出发，开始大打一场令中国皇帝屈辱之极的战争。（48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此时，道光皇帝在位。）
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和学者自然对马戛尔尼有另外的评价。上面介绍的当然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言，但是，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
第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没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令我们现在感到痛心的是，当时大清的皇族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种运动和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他们喜欢一切都不要改变，而不仅仅是对他们从未见过的国际贸易。只是因为要稳定屁股下面的龙椅，他们就对所有事物都本能地感到害怕，担心小小的改变也会带来连锁反应，从而会危及到他们的统治，甚至连新鲜空气也会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一方面极端喜欢英国的精巧机械，如自鸣钟之类，把这些东西放在客厅里向客人和同僚来炫耀。另一方面又将其斥之为“奇技淫巧”、“毫末技艺”。
也有个别的思想先驱者，如龚自珍，虽然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但是在封建帝王可以因一己之私而不惜天下生灵涂炭的情况下，纵然降了人才，又有什么用处？
一、中国文人头顶的紧箍咒
孙嘉淦gan（1683—1753），山西兴县人，是清朝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幼小时家境贫寒，靠上山打柴维持生计。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官清正，政声很好。他曾经对雍正皇帝上书，请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实际上是针对雍正兴大狱，滥杀无辜的行为不满，结果险些被杀头。后来他又对乾隆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端书”，锋芒十分尖锐。他针对皇帝一言堂，令人不敢说话的状况，居然语带讥锋地说：“上愈智而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这样一个敢于直言的官吏，在中国的官场上是十分难得的。
但是从康熙中期开始，文网越束越紧，文祸越来越惨烈，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中国封建王朝一向有“犯忌”的传统，一句话不留神就会大祸临头。到了清朝尤甚，这个外来政权对于汉民族的一举一动都怀有高度的戒心。
《长生殿》是一出从爱情角度演绎唐明皇和杨玉环故事的杂剧。康熙读了其中雷海青“骂贼”的一折，疑心作者是在借古讽今，于是将洪升革去了国子监监生的功名，交刑部下狱，施以严刑拷打折磨。孔尚任写的《桃花扇》，剧中有两句台词：“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龟头。”康熙疑心他是“诽谤朝政”，革去功名放逐回
家。满族大臣鼎晋丰因为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康熙就认定他诽谤满清贵族不通文墨、附庸风雅而锒铛入狱。还算康熙手下留情，这三人保住了一条命。
以后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说大臣徐骏的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下旨把作者“斩立决”。
雍正搞起文字狱来更是变本加厉，他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写过大量反清文字，雍正除了下诏斥责吕留良这个死人以外，还下令满汉臣工给吕留良“议罪”。“议罪”议到最后就是将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从棺材里掘出来戮尸，戮完尸后还嫌不能解恨，又下诏“灭族”，把吕留良的亲友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
到了乾隆一朝，文字狱更是连续不断，他在位60年，但是文字狱案件总数超过140件以上。乾隆斩草除根的决心比他的爷爷、老爸都要大得多，初登大宝便大开杀戒以示决心。他的手段也要比他爷爷、老爸高明得多。他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他要永容、纪昀yun（就是今天在荧屏上不断出现的纪晓岚）领衔编撰四库全书，剔除或者删改那些被怀疑有反清思想，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书籍。他还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
之书，把查处禁书的力度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被列到“禁书”名单之内的书，一律焚烧毁版。经过数十年的查禁运动，十几万部图书被删改乃至被销毁。这个做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吓得读书人人人自危，纷纷钻进故纸堆。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瑰宝，开篇就借空空道人之口洗清自己说：“虽有些指奸责佞ning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也可以想见到作者曹雪芹在“压力锅”里面小心翼翼的复杂心理。
结果孙嘉淦到后来被文字狱吓破了胆，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为了自保，他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还写了“事君笃du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其无名”的自戒。虽然他位高权重至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是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大臣学士文人因文字狱遭到横祸，杀头灭族，最后竟然被吓得“惊惧而亡”。
二、大清王朝的“汉奸”标准
郭嵩涛（1818—1891年），湖南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他是湖南湘阴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读书人。在太平天国的军队从广东攻入湖南时，他说服曾国藩和左宗棠办团练，
为创建湘军出谋划策。后来他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到过上海，见到了西方的种种新东西，由此大开眼界。从此以后便接受新思潮，留心洋务。他曾在同治二年署理广东巡抚，但是因为与总督瑞麟意见不合而去职。在光绪元年又出任福建按察使。他也是当时公认的洋务、维新派健将。
郭嵩涛一直认为，中国举国上下，对洋务能够懂得一些，并能够潜心于此的人，实在是太过稀少了。他曾感叹：“中国以一泱泱大国，与洋人通商二百多年，交兵缔约也已二十多年，却始终找不出一位通晓洋事和各国文字的人。”所以他大力开办洋务学校，一心想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中国最早有三所外国语学校：广州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和京师同文馆。他主办了其中广州的两所，京师同文馆也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开办的。
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给他署礼部左侍郎的身份，派他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驻外使节常驻外国。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节，还附带有一个屈辱的使命。1875年，有位英国译员在云南被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是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中，向清廷提出严苛的要求：中国不仅要赔偿白银20万两，还必须派专使赴英道歉。郭嵩涛知道这件差事不好做，本来心里实在不愿意去，但是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召见，他只好
硬着头皮接受。想不到临行时，朝廷又派副使刘锡鸿与他同行，而刘享有“密折奏事”的特权，显然是对他不放心。这时的大清皇朝中，王公大臣们对洋人的态度，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劣则喜”的水平。在他们的眼中，郭嵩涛以极力主张洋务已经属于标新立异，令人侧目。而此时，他居然背弃“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之道，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去赔礼道歉，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更有一些人已经制造好“汉奸”的帽子，准备随时扣在他的头上。
郭嵩涛是个当时难得的有新思想的人。他到任后，处处留心外国的长处，写了不少奏疏，建议国内采择施行。郭嵩涛在伦敦住了三年，除公务外，还到过动物园、天文台、皇家学会、科学家俱乐部、邮电局、大英博物馆参观访问。他还看过科学演示，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新兴的声光电化装臵。郭嵩涛到伦敦郊外科学院博物馆参观后，在日记中记载：“取人手足指骨及诸鸟骨兽骨，下至鱼虫，以观其用，其理皆同。盖自腕骨歧分为五，亦各分五节，与鸟兽无异……”他在日记中还提到：“轻气、养气合成水”，并加注：“养气重于轻气八倍”，这里的“轻”与“养”，就是现在所称的“氢”与“氧”。
郭嵩涛在任期间曾大力协调安排中国海军派出的留学生，把刘步蟾等三人直接派往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实
习，并获准军官伙食和床位待遇。他在出使外国的日子里，对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认识更加深刻并深感忧虑。这位“二品大员”把他在西方的见闻写成一书，名为《使西记程》，提出一些开明的治国之道，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发展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并随即将书稿寄回国内，提请总理衙门刊印发行。
结果是他未曾料到的，满朝哗然。满朝王公大臣强烈反对印行这本书，并要求将他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副使刘锡鸿又上密折给慈禧，说郭嵩涛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听音乐屡屡取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这就是大清国的“汉奸标准”。以此荒唐的“三罪”，清政府即刻下令把郭嵩涛撤职并立即“回国待罪”，改派曾纪泽接任清国驻英法公使，《使西记程》一书还未发行便遭慈禧太后下诏毁版。郭嵩涛在“汉奸”的骂声中回国，终老湖南老家。
郭嵩涛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感慨地说道：“盖尝读书观礼，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
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
他暮年时感叹：“身世苍茫成感喟KUI，盛衰反复与谁论？”又抱有一点希望，“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我们对他的事迹已经很熟悉了。鸦片战争时期，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慈等共同提倡经世致用学。他虽然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并不能向皇帝实话实说，只能用“以后中原将无可筹之饷，亦无可用之兵”的言词来打动皇帝，这是皇帝的切身利益。他的下场同样也很悲惨。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九月被“革职查办”，次年五月，道光帝御批“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封建帝王们始终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不论什么社会，如果自我封闭、停滞不前，那就接近寿终正寝了。这与我们在今天的荧屏上看到的“皇上圣明”是完全两样的。可惜，自清末以来，虽然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对这种情况有了切肤之痛，才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并付诸实施。
三、中国人走过了令人痛心的历史弯路
马戛尔尼访华未能实现的目标，在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战争实现了。在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凭借坚船利炮，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的权威，第一次遭到重大打击，大清朝颜面扫地，再也无法牢牢禁锢中国的门户。“雄伟的废墟”轰然倒塌，中国从此对世界敞开了大门，“对外开放”。虽然是无可奈何，带着耻辱的“开放”。然而这一次战败，并未使大多数中国人警醒，中国人依旧在昏暗中沉睡。中国社会依然像一艘巨大而破旧、四处漏水的海船，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慢吞吞地随波逐流，既没意识到也完全不理会世界历史在加速向前发展。
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通州大败的惨痛使中国人如大梦方醒，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使他们意识到：僧格林沁麾下使用弓箭长矛的“蒙古铁骑”尽管英勇无比，无论如何也是敌不过“洋夷”毛瑟枪的。于是有了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始于1860年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奏折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他们训练“新军”代替腐朽的绿营兵，花费巨款买进先进武器装备部队。在李鸿章亲自操办下，建立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这就是著名的北洋舰
队。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富国强兵。
鸦片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清政府面临生死存亡，不得不对人民放松了一些控制。
在这以前，中国人不要说自己办工厂了，连子女兄弟分家的事情都要经过官府批准，否则“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在封建社会也没有“私人财产”，只有家族财产，是“小公无私”。到了1890年，李鸿章亲自主持开办“上海织布局”，前后花费14年，办一个纺织厂要经过皇帝亲自批准才成。湖南士绅集资计划开办轮船公司，“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臵造”，后来郭嵩涛亲自出面，又写信给李鸿章请求帮办，轮船公司依然是办不成。一直到了1904年，清政府才准许“百姓”开办工商业等企业。
然而直到这时候，中国人仍然一相情愿地认为，我们只在“器物”层面上比西方落后，所以只要学习他们的“器物”就成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也学着开纺织工厂，办轮船公司，办铁路公司，军队也使用“洋枪洋炮”等等就行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之学”依然要优于西方。所以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且这口号被广泛地认可。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年）7月，日本突然出
兵朝鲜，并向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国的陆军失利于平壤，海军失利于黄海。当年10月，日军又分海陆两路进攻中国东北。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11月7日攻陷了已经没有一兵一卒的大连、旅顺，在城内烧杀掠抢。驻守大连的清兵早已望风而逃，无影无踪了。也就是在11月7日的同一天，北京紫禁城内正在张灯结彩、大吹大擂，庆祝大清国皇太后慈禧的“万寿吉日”。内务府的帐本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清廷为此“万寿吉日”大典花费白银1000万两。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为白银50万两。慈禧太后的一个生日，过掉了一支海军舰队。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就是要让外国人“瞧瞧咱们大清国的气派”，“以后就不敢欺负咱们了”。但结果是日本人更加看不起清廷，日本海军次年二月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3月日本陆军占领牛庄、营口、田庄台，于是清廷承认战败，遂有马关之辱。
这个倒霉的差事落到了李鸿章头上，使他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一点疑问，为什么总是他一个人在各种条约上签字？为什么总是他一个人在卖国？事实是，也不是没有换过人，但是结果更遭，清廷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办“外交”的人，还得他来收拾烂摊子。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中国人可谓创痛直入骨髓。清廷一向不把日本人看成“洋人”，自傲的泱泱中国竟然被一个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的东邻岛国小邦打败。事实上，在“洋务运动”中，新建的中国陆军的装备当时并不劣于日军，而北洋舰队由李鸿章一手操办，共有战舰25艘，其中有铁甲舰9艘。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折合白银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
在黄海大战时，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比1，清军装备能力遥遥领先。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英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的护甲厚也达9.5英寸。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英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就火炮而言，北洋舰队也占有优势。清朝政府敢于下决心对日宣战，正是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坚船利炮”，腰杆子硬。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战争的结果却恰恰
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成堆的银子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当时就有人发出疑问：“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显然，坚船利炮的背后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存在。
追究日本由弱变强，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方的技术，而且吸纳了西方的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中国国土的事情，使有过同样经历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实施“海禁”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就宣布了“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
困守在刘公岛的大清国北洋海军遭遇覆灭之灾的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大将的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劝降，但没有一句劝说的话。虽写于百年之前，但是依然值得百年之后的国人细读深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
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位日本海军司令与自己的对手大谈战争胜负、国家衰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早已经明白：军队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自身的强大，而不在于徒有其表的“坚船利炮”。
一百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步步推进，当今不但是中国，可以说全世界都被卷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轨道，无论你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已经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互相影响是如此方便，鼠标轻轻一点，世界顿在眼前。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任何国家或民族，今天要是谁还认为可以臵身于这一潮流之外，还认为可以关上大门，那就完全是想要退回到落后的封建社会，这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加入WTO，中国人进行了漫长而又艰苦的谈判，而主要的议题依然还是200多年以前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那八个字。但是不同的是，以前是马戛尔尼们不辞辛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恭
恭敬敬地请我们加入，“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而现在是我们要写申请打报告下保证，他们考察过以后才批准我们加入罢了。事过境迁，清华大学历史系蒋教授用两句话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
历史跟中国人开了一个无情的大玩笑，拐了一个二百多年的大弯子之后，又拐回来了。
第三章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真正走向世界
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碰撞
第一章 中西两种文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世界范围之内，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中国文化独树一臶，也是世界四大人类文明中硕果仅存、流传至今的一个。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历史上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洪水大旱、灾害连年；但是仍然能够五千年一脉相承，长盛不衰，实在可称为世界第一大奇迹。 中国文化较之与周边国家的先进与优越，在整个东南亚以至南亚的部分，长久以来遥遥领先。比起已经湮灭的其他古代文明，中央帝国的统治者也就滋长了傲视天下、目空一切的骄气与傲气。尽管这在外人的眼里，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
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公元1792年（即乾隆57年）9月，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8个月零25天时先到达澳门），并于1793年（即乾隆58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原定于9月10日觐见）。马戛尔尼（George dzMacartney，1737—1806），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俄公使，英国印度殖民地的马得拉斯总督。
马戛尔尼前来中国的名义是庆贺乾隆皇帝80寿辰。而实际上，是希望绕过保守的广东地方官，直接与中国皇帝谈判，要求开放通商口岸，扩大中英贸易。他带来了英国国王给大清国皇帝的正式外交信件：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
2、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
3、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
4、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在得到准许后他们将尽量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
5、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
6、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shen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马戛尔尼对于这次使命信心十足，他动身以前在日记中写道：“使中国人留下强烈影响并非难事。”但是他未能料到，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了。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当时对世界还茫然地一无所知。自以为是地认为英国人的跨洋远道而来，只是为了观光上国，向大清表示臣服，因而视马戛尔尼们为“四夷”之外的“英夷”，居高临下地以对待藩国之礼来接待。乾隆不但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全部要求，还拒绝了他未曾提出的要求：不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理由据说是因为“红毛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叩头大礼，“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的“圣眷隆恩”，仅仅只是特别地施惠于马
戛尔尼使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即当年只有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当他听到这个小小的英国人居然会说汉语时，不禁十分惊奇。他大感兴趣地把这个生着一头金黄卷发，高鼻梁蓝眼珠的西洋小帅哥叫过来，让他靠在“龙膝”上抚摸，不免心中大感惊异，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当时在马戛尔尼使团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小斯当东虽然天资聪颖，在来中国的旅途中学会了简单的汉语，但是他对能够靠在“龙膝”旁的“皇恩浩荡”毫无兴趣。48年后，斯当东成为下院议院，在英国讨论有关与中国开战的议案时，他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作为答复，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下了一道御旨：“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ji)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chen kun)。朕披阅表文，词意肫(zhun)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
度？”“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特此敕谕。”
英国人在严密的监视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从那里登上舰船前往杭州。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心里异常气愤：“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而乾隆皇帝这时才松了一口气，随即派出专使日夜兼程去各地传达他的命令：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触英夷，违者严惩。
当马戛尔尼到达广州时，他们见到了一支“欢送”的军队。这支军队按照皇帝的命令向英国人展示他们雄壮的军威，枪戟林立、刀利弓强。英国人作为回应，也做了分列式行进。双方都怀有戒心地互相打量。马戛尔尼认定这支手持大刀长矛，身背强弓硬弩的军队不堪一击。而中国人在向乾隆提交的奏折中说，英夷走路步履僵硬，膝盖不易弯曲，“一旦仆地，极难起身”。
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他命令舰队转道澳门回国。他未能完成他的商业使命，未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只好怏怏而返。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也因此错失了
一次在近代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融入世界的机会。
英国人走了，大清国皇帝彻底放下了心，他又可以恢复到原来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去了。他不知道大清王朝已经坐到了火山口上，这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二、“跪拜”后面的交锋——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
英国人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国家主权平等观念，是中国朝廷从未见过的新问题。多少年来中国朝廷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天朝上国”，高人一等。实际上，马戛尔尼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当马戛尔尼见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情景时，他对于陈腐的官场繁文缛节、三叩九拜的觐见朝拜、油污的长辨和落后肮脏的生活习惯，傲慢地感到蔑视和可笑。这类小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僚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他们开始认为要去见一个文化先进而气质高雅的民族，但当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这个大帝国时，在这个外表花团锦簇、强盛富贵的王朝的背面，看到了孔雀美丽羽毛后面的秃屁股，就不由得像那些海盗船长或低级的商人看待非洲
部落里的人一样：蔑视和怜悯。
有英国人评论说：“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优越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在他们的眼里，去中国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英国时搭乘的巴布亚人是没有任何区分的。”
在听到无论怎样暗示、劝说和引诱，马戛尔尼还是不肯双膝下跪以后，乾隆皇帝不由得大为不快，这是明显违背藩国朝觐“上国”礼仪惯例的举动，他由此认定英国人是桀骜不驯的“蛮夷化外”之邦。随后当马戛尔尼极力通过展示带来的礼物，表明英国是比中国更为先进的国家时，这更加让乾隆皇帝和大清皇族们心中感到非常的恼怒。在哪里还会有比“天朝上国”更为优秀的东西呢？
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英国的装有悬浮弹簧的马车的优越性，他在旅行中吃够了中国马车的苦头，以为中国人必定对装有减震弹簧的英国马车大感兴趣。但是，他没有能够使王公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够使人乘坐舒服的弹簧车上，王公大臣们的目光却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王公大臣围着车夫的座位反复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这个高高的座位应该是皇帝坐的，因为这座椅装饰华丽，
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才能坐。但是马车车厢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他们最后认为车内的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因为只有她们才需要车门和窗帘，以免让人看见尊容。对英国人其后的解释，大臣们感到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允许车夫把后背和屁股对着皇帝呢？他要是放屁怎么办？岂不是亵渎天子，有欺君之罪？
但是，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他们带来的地球仪时，王公大臣们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已经不是迷惑，而是怒不可遏了：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的这么小？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占据地球仪的大部分，而英国才应该龟缩在地球仪的一个角落才对。
马戛尔尼本来还准备在圆明园进行一次示范表演，那就是他们想用来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丁维提天体运行仪。正当英国人全力以赴的准备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
头脑清醒的马戛尔尼知道他们在北京待不长了。 他站在已经毫无用处的天体运行仪前面，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即使能够展示，中国人也很可能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古怪，可有什么
用呢？”
英国人在整理行装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英国弹簧马车”被无遮无盖地弃臵一边，但是一只精美的水晶大吊灯已经不见了。
两个强大的帝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方面，要求中国增加通商口岸，减低税率，并允许英国派出公使常驻中国。清政府对这些今天看来完全合理的要求全部拒绝，并且一如既往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这从它自己的立场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大清的统治者认为一切都很好，简直完美到白璧无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以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尽管做法有些前后不一致。当自鸣钟之类的精巧的机械玩意儿没有起作用以后，他们就改用了军舰和大炮。
英国人曾经成功地用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引诱了非洲人，这次他们开始还想用那样的方法，用精巧的机械如钟表之类来引诱这个东方的国家。这次他们诱惑的代价非常昂贵，可能花费了不少金钱，但做法是一样的，只是结果不同。那就是：他们没有能诱惑中国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在马戛尔尼动身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中国人极端迷信，当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这一点在他们到达当地的时候完全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讨厌新鲜事物，马戛尔尼认为这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中国人拒绝承认不同于他们的西方文化。大清国认为他们有权表现出拒绝的态度。
落在英国人身上的骄傲目光，也帮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了自己。对社会与对个人一样，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别人。他们每发现一点差别，就会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然后是：“为什么我不是那样？”
但是，大清的皇族从不考虑这些问题，尽善尽美的中央帝国不需要考虑这种无用的、甚至是可笑的问题。
事实上，马戛尔尼在对大清皇帝高谈阔论“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鸡同鸭讲”，大清皇帝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且自以为不必知道这些闻所未闻的“国际贸易”。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定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那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为了英国的利益，他要得到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让全欧洲的买主垂涎三尺。遗憾的是他从中国人那里却没有看出对西方丝毫羡慕的表示。他说：“几
乎不可能让中国皇帝相信，扩大外国商品的进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大清皇族拒绝贸易带来的好处，当然也就等于拒绝了以英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三、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对中国人从满腔的热情转到极端的蔑视。但是当马戛尔尼回到英国以后，他同斯当东爵士（就是小斯当东的爸爸，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副使）一起，用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把中国的问题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
就像托克维尔评论美国一样，马戛尔尼对他的中国之旅作了深入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算得上诚实。他说：“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有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清楚，甚至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中国这面镜子，镜子把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让他们知道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而英国人在为中国社会具有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时，也在
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思考，不过他的“思考”为中国人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马戛尔尼对中国做出了评价和预言，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盛世”背面的败亡之兆。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他说：“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
“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所以无可避免地“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他预言：中国将吃苦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船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而且更严重的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但是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
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是“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从而，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原来，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康乾盛世”，与马戛尔尼们眼中的“康乾盛世”是完全不同的。
在看到自高自傲的中华帝国像一潭死水一般停滞不前时，英国人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他们看到，在中国，任何人除了做政府希望和允许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应该待下去的地方。当他们看到中国惟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在中国，“个人”没有丝毫活动的空间。他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没有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臵，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生存。他们了解到商人在中国受到极端的蔑视和压制，而商人对英国人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中国这种对停滞的顽固坚持，对前进运动的
强烈抵制时，他们就更为理解和重视个人主义，知道竞争与革新就是西方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
而那个当年的西洋小帅哥斯当东也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面目。
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们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要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会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下院议员们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了对中国宣战的决议，英国内阁因为英国商人“在中国不受人尊敬”而命令海军舰
队出发，开始大打一场令中国皇帝屈辱之极的战争。（48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此时，道光皇帝在位。）
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和学者自然对马戛尔尼有另外的评价。上面介绍的当然是西方人的一家之言，但是，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
第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没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令我们现在感到痛心的是，当时大清的皇族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种运动和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他们喜欢一切都不要改变，而不仅仅是对他们从未见过的国际贸易。只是因为要稳定屁股下面的龙椅，他们就对所有事物都本能地感到害怕，担心小小的改变也会带来连锁反应，从而会危及到他们的统治，甚至连新鲜空气也会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一方面极端喜欢英国的精巧机械，如自鸣钟之类，把这些东西放在客厅里向客人和同僚来炫耀。另一方面又将其斥之为“奇技淫巧”、“毫末技艺”。
也有个别的思想先驱者，如龚自珍，虽然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但是在封建帝王可以因一己之私而不惜天下生灵涂炭的情况下，纵然降了人才，又有什么用处？
一、中国文人头顶的紧箍咒
孙嘉淦gan（1683—1753），山西兴县人，是清朝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幼小时家境贫寒，靠上山打柴维持生计。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官清正，政声很好。他曾经对雍正皇帝上书，请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实际上是针对雍正兴大狱，滥杀无辜的行为不满，结果险些被杀头。后来他又对乾隆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端书”，锋芒十分尖锐。他针对皇帝一言堂，令人不敢说话的状况，居然语带讥锋地说：“上愈智而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这样一个敢于直言的官吏，在中国的官场上是十分难得的。
但是从康熙中期开始，文网越束越紧，文祸越来越惨烈，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中国封建王朝一向有“犯忌”的传统，一句话不留神就会大祸临头。到了清朝尤甚，这个外来政权对于汉民族的一举一动都怀有高度的戒心。
《长生殿》是一出从爱情角度演绎唐明皇和杨玉环故事的杂剧。康熙读了其中雷海青“骂贼”的一折，疑心作者是在借古讽今，于是将洪升革去了国子监监生的功名，交刑部下狱，施以严刑拷打折磨。孔尚任写的《桃花扇》，剧中有两句台词：“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龟头。”康熙疑心他是“诽谤朝政”，革去功名放逐回
家。满族大臣鼎晋丰因为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康熙就认定他诽谤满清贵族不通文墨、附庸风雅而锒铛入狱。还算康熙手下留情，这三人保住了一条命。
以后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说大臣徐骏的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下旨把作者“斩立决”。
雍正搞起文字狱来更是变本加厉，他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写过大量反清文字，雍正除了下诏斥责吕留良这个死人以外，还下令满汉臣工给吕留良“议罪”。“议罪”议到最后就是将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从棺材里掘出来戮尸，戮完尸后还嫌不能解恨，又下诏“灭族”，把吕留良的亲友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
到了乾隆一朝，文字狱更是连续不断，他在位60年，但是文字狱案件总数超过140件以上。乾隆斩草除根的决心比他的爷爷、老爸都要大得多，初登大宝便大开杀戒以示决心。他的手段也要比他爷爷、老爸高明得多。他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他要永容、纪昀yun（就是今天在荧屏上不断出现的纪晓岚）领衔编撰四库全书，剔除或者删改那些被怀疑有反清思想，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书籍。他还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
之书，把查处禁书的力度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被列到“禁书”名单之内的书，一律焚烧毁版。经过数十年的查禁运动，十几万部图书被删改乃至被销毁。这个做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吓得读书人人人自危，纷纷钻进故纸堆。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瑰宝，开篇就借空空道人之口洗清自己说：“虽有些指奸责佞ning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也可以想见到作者曹雪芹在“压力锅”里面小心翼翼的复杂心理。
结果孙嘉淦到后来被文字狱吓破了胆，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为了自保，他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还写了“事君笃du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其无名”的自戒。虽然他位高权重至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是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大臣学士文人因文字狱遭到横祸，杀头灭族，最后竟然被吓得“惊惧而亡”。
二、大清王朝的“汉奸”标准
郭嵩涛（1818—1891年），湖南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他是湖南湘阴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读书人。在太平天国的军队从广东攻入湖南时，他说服曾国藩和左宗棠办团练，
为创建湘军出谋划策。后来他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到过上海，见到了西方的种种新东西，由此大开眼界。从此以后便接受新思潮，留心洋务。他曾在同治二年署理广东巡抚，但是因为与总督瑞麟意见不合而去职。在光绪元年又出任福建按察使。他也是当时公认的洋务、维新派健将。
郭嵩涛一直认为，中国举国上下，对洋务能够懂得一些，并能够潜心于此的人，实在是太过稀少了。他曾感叹：“中国以一泱泱大国，与洋人通商二百多年，交兵缔约也已二十多年，却始终找不出一位通晓洋事和各国文字的人。”所以他大力开办洋务学校，一心想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中国最早有三所外国语学校：广州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和京师同文馆。他主办了其中广州的两所，京师同文馆也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开办的。
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给他署礼部左侍郎的身份，派他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驻外使节常驻外国。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节，还附带有一个屈辱的使命。1875年，有位英国译员在云南被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是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中，向清廷提出严苛的要求：中国不仅要赔偿白银20万两，还必须派专使赴英道歉。郭嵩涛知道这件差事不好做，本来心里实在不愿意去，但是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召见，他只好
硬着头皮接受。想不到临行时，朝廷又派副使刘锡鸿与他同行，而刘享有“密折奏事”的特权，显然是对他不放心。这时的大清皇朝中，王公大臣们对洋人的态度，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劣则喜”的水平。在他们的眼中，郭嵩涛以极力主张洋务已经属于标新立异，令人侧目。而此时，他居然背弃“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之道，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去赔礼道歉，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更有一些人已经制造好“汉奸”的帽子，准备随时扣在他的头上。
郭嵩涛是个当时难得的有新思想的人。他到任后，处处留心外国的长处，写了不少奏疏，建议国内采择施行。郭嵩涛在伦敦住了三年，除公务外，还到过动物园、天文台、皇家学会、科学家俱乐部、邮电局、大英博物馆参观访问。他还看过科学演示，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新兴的声光电化装臵。郭嵩涛到伦敦郊外科学院博物馆参观后，在日记中记载：“取人手足指骨及诸鸟骨兽骨，下至鱼虫，以观其用，其理皆同。盖自腕骨歧分为五，亦各分五节，与鸟兽无异……”他在日记中还提到：“轻气、养气合成水”，并加注：“养气重于轻气八倍”，这里的“轻”与“养”，就是现在所称的“氢”与“氧”。
郭嵩涛在任期间曾大力协调安排中国海军派出的留学生，把刘步蟾等三人直接派往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实
习，并获准军官伙食和床位待遇。他在出使外国的日子里，对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认识更加深刻并深感忧虑。这位“二品大员”把他在西方的见闻写成一书，名为《使西记程》，提出一些开明的治国之道，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发展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并随即将书稿寄回国内，提请总理衙门刊印发行。
结果是他未曾料到的，满朝哗然。满朝王公大臣强烈反对印行这本书，并要求将他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副使刘锡鸿又上密折给慈禧，说郭嵩涛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听音乐屡屡取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这就是大清国的“汉奸标准”。以此荒唐的“三罪”，清政府即刻下令把郭嵩涛撤职并立即“回国待罪”，改派曾纪泽接任清国驻英法公使，《使西记程》一书还未发行便遭慈禧太后下诏毁版。郭嵩涛在“汉奸”的骂声中回国，终老湖南老家。
郭嵩涛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感慨地说道：“盖尝读书观礼，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
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
他暮年时感叹：“身世苍茫成感喟KUI，盛衰反复与谁论？”又抱有一点希望，“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我们对他的事迹已经很熟悉了。鸦片战争时期，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慈等共同提倡经世致用学。他虽然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并不能向皇帝实话实说，只能用“以后中原将无可筹之饷，亦无可用之兵”的言词来打动皇帝，这是皇帝的切身利益。他的下场同样也很悲惨。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九月被“革职查办”，次年五月，道光帝御批“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封建帝王们始终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不论什么社会，如果自我封闭、停滞不前，那就接近寿终正寝了。这与我们在今天的荧屏上看到的“皇上圣明”是完全两样的。可惜，自清末以来，虽然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对这种情况有了切肤之痛，才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并付诸实施。
三、中国人走过了令人痛心的历史弯路
马戛尔尼访华未能实现的目标，在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战争实现了。在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凭借坚船利炮，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的权威，第一次遭到重大打击，大清朝颜面扫地，再也无法牢牢禁锢中国的门户。“雄伟的废墟”轰然倒塌，中国从此对世界敞开了大门，“对外开放”。虽然是无可奈何，带着耻辱的“开放”。然而这一次战败，并未使大多数中国人警醒，中国人依旧在昏暗中沉睡。中国社会依然像一艘巨大而破旧、四处漏水的海船，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慢吞吞地随波逐流，既没意识到也完全不理会世界历史在加速向前发展。
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通州大败的惨痛使中国人如大梦方醒，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使他们意识到：僧格林沁麾下使用弓箭长矛的“蒙古铁骑”尽管英勇无比，无论如何也是敌不过“洋夷”毛瑟枪的。于是有了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始于1860年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奏折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他们训练“新军”代替腐朽的绿营兵，花费巨款买进先进武器装备部队。在李鸿章亲自操办下，建立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这就是著名的北洋舰
队。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富国强兵。
鸦片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清政府面临生死存亡，不得不对人民放松了一些控制。
在这以前，中国人不要说自己办工厂了，连子女兄弟分家的事情都要经过官府批准，否则“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在封建社会也没有“私人财产”，只有家族财产，是“小公无私”。到了1890年，李鸿章亲自主持开办“上海织布局”，前后花费14年，办一个纺织厂要经过皇帝亲自批准才成。湖南士绅集资计划开办轮船公司，“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臵造”，后来郭嵩涛亲自出面，又写信给李鸿章请求帮办，轮船公司依然是办不成。一直到了1904年，清政府才准许“百姓”开办工商业等企业。
然而直到这时候，中国人仍然一相情愿地认为，我们只在“器物”层面上比西方落后，所以只要学习他们的“器物”就成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也学着开纺织工厂，办轮船公司，办铁路公司，军队也使用“洋枪洋炮”等等就行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之学”依然要优于西方。所以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且这口号被广泛地认可。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年）7月，日本突然出
兵朝鲜，并向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国的陆军失利于平壤，海军失利于黄海。当年10月，日军又分海陆两路进攻中国东北。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11月7日攻陷了已经没有一兵一卒的大连、旅顺，在城内烧杀掠抢。驻守大连的清兵早已望风而逃，无影无踪了。也就是在11月7日的同一天，北京紫禁城内正在张灯结彩、大吹大擂，庆祝大清国皇太后慈禧的“万寿吉日”。内务府的帐本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清廷为此“万寿吉日”大典花费白银1000万两。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为白银50万两。慈禧太后的一个生日，过掉了一支海军舰队。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就是要让外国人“瞧瞧咱们大清国的气派”，“以后就不敢欺负咱们了”。但结果是日本人更加看不起清廷，日本海军次年二月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3月日本陆军占领牛庄、营口、田庄台，于是清廷承认战败，遂有马关之辱。
这个倒霉的差事落到了李鸿章头上，使他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一点疑问，为什么总是他一个人在各种条约上签字？为什么总是他一个人在卖国？事实是，也不是没有换过人，但是结果更遭，清廷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办“外交”的人，还得他来收拾烂摊子。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中国人可谓创痛直入骨髓。清廷一向不把日本人看成“洋人”，自傲的泱泱中国竟然被一个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的东邻岛国小邦打败。事实上，在“洋务运动”中，新建的中国陆军的装备当时并不劣于日军，而北洋舰队由李鸿章一手操办，共有战舰25艘，其中有铁甲舰9艘。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折合白银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
在黄海大战时，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比1，清军装备能力遥遥领先。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英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的护甲厚也达9.5英寸。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英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就火炮而言，北洋舰队也占有优势。清朝政府敢于下决心对日宣战，正是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坚船利炮”，腰杆子硬。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战争的结果却恰恰
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成堆的银子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当时就有人发出疑问：“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显然，坚船利炮的背后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存在。
追究日本由弱变强，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方的技术，而且吸纳了西方的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中国国土的事情，使有过同样经历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实施“海禁”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就宣布了“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
困守在刘公岛的大清国北洋海军遭遇覆灭之灾的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大将的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劝降，但没有一句劝说的话。虽写于百年之前，但是依然值得百年之后的国人细读深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
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位日本海军司令与自己的对手大谈战争胜负、国家衰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早已经明白：军队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自身的强大，而不在于徒有其表的“坚船利炮”。
一百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步步推进，当今不但是中国，可以说全世界都被卷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轨道，无论你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已经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互相影响是如此方便，鼠标轻轻一点，世界顿在眼前。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任何国家或民族，今天要是谁还认为可以臵身于这一潮流之外，还认为可以关上大门，那就完全是想要退回到落后的封建社会，这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加入WTO，中国人进行了漫长而又艰苦的谈判，而主要的议题依然还是200多年以前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那八个字。但是不同的是，以前是马戛尔尼们不辞辛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恭
恭敬敬地请我们加入，“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而现在是我们要写申请打报告下保证，他们考察过以后才批准我们加入罢了。事过境迁，清华大学历史系蒋教授用两句话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
历史跟中国人开了一个无情的大玩笑，拐了一个二百多年的大弯子之后，又拐回来了。
第三章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