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反之，只要存在激励机制诱使企业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富足。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到处可见，在合同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很普遍。投资、融资、研发新产品等“产权密集型”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绝对保护、商业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与繁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当权者会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保护产权、打击掠夺活动、促进生产？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自己会侵犯私人财产、掠夺大部分劳动成果、打击生产活动？美国作家曼瑟·奥尔森所著的《权力与繁荣》一书，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
《权力与繁荣》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并称为奥尔森的三部曲。《权力与繁荣》作为奥尔森的最后乐章，从多角度论证获得繁荣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存在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掠夺行为。
在第一章中，奥尔森教授用“流寇”和“坐寇”的互动行为做了很形象的描述。当盘踞一方的“坐寇”消灭掉四处扩张、势力范围大大超过前者的“流寇”时，赢得大众拥戴的往往是“坐寇”。流寇偶尔来抢，得手就离开。坐寇却反复掠夺同样的人。为什么民众宁愿接受“坐寇”的统治？“寇”如何变成“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研究政府的起源。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和平秩序。而此时的“暴力企业家”发现，组织强大的暴力机器进行掠夺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流寇四起、土匪丛生。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失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流寇能抢到的也越来越少。流寇把富裕的地方抢穷是一种“公地悲剧”。任何一帮流寇都不希望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抱着不抢白下抢的心态。聪明的暴力企业家发现，只有垄断了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出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组织最大暴力机器的暴力企业家最终胜出，垄断掠夺权力，保护交保护费的“纳税人”。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是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虽然“成者为王败者寇”这样的故事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但奥尔森强调的
是由“寇”变“王”的诱因和利益机制变化。他提出了涵盖利益与狭隘利益这两个概念。拥有涵盖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那些具有狭隘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机制、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是，当流寇定居下来、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起了变化，坐寇的占领地越富裕，他的收益也越高。因此，坐寇拥有涵盖利益，他掠夺有度，而且不许其它强盗、土匪、黑帮、军阀来掠夺。他积极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创造生产条件，甚至愿意兴修水利、铺路架桥、提供其它公共物品，因为这些活动和有限掠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但同时，通过“罪犯比喻”我们看到政府也有两只手：掠夺之手和扶助之手。当涵盖利益占主导地位时，掠夺之手受到约束，扶助之手积极运作。一旦涵盖利益被狭隘利益取代，扶助的手软，掠夺的手硬。无论如何，政府的手是永远主动出击的手，是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对实际的真实写照。那种希望政府自我约束、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干预时才干预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天真的。
对于专制统治和民主统治，奥尔森首先假设这里的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
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奥尔森将专制向民主的自发转型现象归结于三个关键条件的同时具备：一是那些促使专制政权垮台的人中形成了权力平衡；二是这种权力平衡不会破裂，这就使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行的；三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而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
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
在第三章中，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 “逻辑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易或者不交易的话，我们会自动处于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有效状态中。”
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生坏的事情。战争提供了最简单的帕累托无效结果的例子。当两国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必然存在和平状态下对双方都很有利的情况，例如签订某种和平协定。另一个例子是，尽管穷国和富国的人都会在谈判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很多穷国依然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为了解释这些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的。
奥尔森阐述的关于权力与繁荣关系的许多观点，是很有新意的，且也值得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如何处理好权力与繁荣的关系，做法不尽相同，也不必照搬照套。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行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逐步改革。党的十五大就将政府的职能确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要“通过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增强社会消费的信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围绕着怎样用好权、尽好责，建设为民、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府，各级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责。在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如何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目前仍存在不少差距，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奥尔森的书也许能给我们些借鉴。
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反之，只要存在激励机制诱使企业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富足。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到处可见，在合同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很普遍。投资、融资、研发新产品等“产权密集型”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绝对保护、商业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与繁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当权者会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保护产权、打击掠夺活动、促进生产？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自己会侵犯私人财产、掠夺大部分劳动成果、打击生产活动？美国作家曼瑟·奥尔森所著的《权力与繁荣》一书，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
《权力与繁荣》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并称为奥尔森的三部曲。《权力与繁荣》作为奥尔森的最后乐章，从多角度论证获得繁荣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存在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掠夺行为。
在第一章中，奥尔森教授用“流寇”和“坐寇”的互动行为做了很形象的描述。当盘踞一方的“坐寇”消灭掉四处扩张、势力范围大大超过前者的“流寇”时，赢得大众拥戴的往往是“坐寇”。流寇偶尔来抢，得手就离开。坐寇却反复掠夺同样的人。为什么民众宁愿接受“坐寇”的统治？“寇”如何变成“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研究政府的起源。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和平秩序。而此时的“暴力企业家”发现，组织强大的暴力机器进行掠夺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流寇四起、土匪丛生。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失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流寇能抢到的也越来越少。流寇把富裕的地方抢穷是一种“公地悲剧”。任何一帮流寇都不希望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抱着不抢白下抢的心态。聪明的暴力企业家发现，只有垄断了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出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组织最大暴力机器的暴力企业家最终胜出，垄断掠夺权力，保护交保护费的“纳税人”。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是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虽然“成者为王败者寇”这样的故事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但奥尔森强调的
是由“寇”变“王”的诱因和利益机制变化。他提出了涵盖利益与狭隘利益这两个概念。拥有涵盖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那些具有狭隘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机制、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是，当流寇定居下来、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起了变化，坐寇的占领地越富裕，他的收益也越高。因此，坐寇拥有涵盖利益，他掠夺有度，而且不许其它强盗、土匪、黑帮、军阀来掠夺。他积极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创造生产条件，甚至愿意兴修水利、铺路架桥、提供其它公共物品，因为这些活动和有限掠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但同时，通过“罪犯比喻”我们看到政府也有两只手：掠夺之手和扶助之手。当涵盖利益占主导地位时，掠夺之手受到约束，扶助之手积极运作。一旦涵盖利益被狭隘利益取代，扶助的手软，掠夺的手硬。无论如何，政府的手是永远主动出击的手，是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对实际的真实写照。那种希望政府自我约束、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干预时才干预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天真的。
对于专制统治和民主统治，奥尔森首先假设这里的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
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奥尔森将专制向民主的自发转型现象归结于三个关键条件的同时具备：一是那些促使专制政权垮台的人中形成了权力平衡；二是这种权力平衡不会破裂，这就使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行的；三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而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
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
在第三章中，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 “逻辑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易或者不交易的话，我们会自动处于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有效状态中。”
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生坏的事情。战争提供了最简单的帕累托无效结果的例子。当两国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必然存在和平状态下对双方都很有利的情况，例如签订某种和平协定。另一个例子是，尽管穷国和富国的人都会在谈判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很多穷国依然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为了解释这些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的。
奥尔森阐述的关于权力与繁荣关系的许多观点，是很有新意的，且也值得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如何处理好权力与繁荣的关系，做法不尽相同，也不必照搬照套。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行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逐步改革。党的十五大就将政府的职能确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要“通过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增强社会消费的信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围绕着怎样用好权、尽好责，建设为民、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府，各级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责。在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如何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目前仍存在不少差距，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奥尔森的书也许能给我们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