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崛起的大国可以选择对现有秩序的逐步参与和改善而获利，原有格局主持者也完全可以通过发展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影响和塑造新崛起者的行为，从而达成面向未来的良性的国际权力转移。
胡锦涛主席访美引发了全球关注，有评论者认为，美国方面的表现反映了美方对华政策思维已告别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敌意思维，开始严肃对待中国作为新全球战略伙伴的可能前景。
关于总体上中美关系的前景，中美两国无论在媒体还是学界，确实存在相当尖锐的消极看法。就美方而言，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猜疑，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崛起，均包含针对美国在亚太存在，甚至全球利益的用意，换言之，中国并非美国事业的全球伙伴，而是类似前苏联的全球潜在对手。这一思维冷战色彩甚浓，基本无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及时代场景的变化，在其表面的激昂言辞之下，实际上暗含着种族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思考，只是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不好言明而已。
就中国学界部分人士而言，对美国意图和对华政策的目标也多有提防，其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所谓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论。这一派看法认为，由于现实主义和地缘战略的零和博弈状态，中国发展必然遭到美国的全面遏制，他们以此解释两国所有领域的现实和未来冲撞。由于历史的恩怨和知识的隔膜，这一看法在中国国内确有相当多拥趸，而且随时会因有关的新闻事件发酵。可以说，“结构性矛盾”的看法折射了中国社会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普遍焦虑。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结构性矛盾的理论源自对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和日美等大国关系的研究，其根本观察尺度是国际权力的转移和国际秩序的演进。无可否认，30年来某种巨大的国际权力的转移正在发生，二战后欧洲传统大国的声音在减弱，中、日、德、印、俄、巴西等新兴国家则在承担日益显著的地区和全球责任，其中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日益凸显地位尤为引人注目。外部世界对这种中国新地位的适应或不适，乃是从军事到经济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得到欧美公众响应的社会原因。
然而，对中美关系持负面前瞻的人们忽略了另一重要历史教训：新国际权力格局形成未必注定是根本冲突的，美国本身的国际权力成长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发展，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主要建造者和维护者的历史表明，新国际权力的崛起不是注定导致首要大国间的殊死搏斗。一方面，新崛起大国可以选择对现有秩序的逐步参与和改善而获利，而另一方面，原有格局主持者及其盟友也完全可能选择通过发展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影响和塑造新崛起者的行为，从而达成面向未来的良性的国际权力转移。
从这个意义来说，就像历史上很多致命的权力斗争起源于某些观念和思想的偏执，在此举世谈论中美关系走向的时分，值得人们再三警惕的是，所谓“结构性矛盾”的理论也许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坏预言，是塑造对方敌意，而不是真正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决定冷战最后结局的年代里，中美关系曾是有效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关系的典范。冷战结束至今，两国国内发展和整个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看到，两国既面临极大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也遇到了不同于历史任何时间的全球环境的变化，这些基本现实要求双方对彼此和世界有全新的认知。今日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具备巨大力量的核大国的关系，两国也共同面临诸多日益紧迫的全球课题，两国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深度嵌入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新现实使得两国在认识和设计政策时，必须也只能通过漫长的努力寻求共赢之道。所以，本次美方的高度热情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现实及潜在国际权力的某种正面看法，而关于共同责任等论题的提出则意味着中方对自身新力量的意识。
从这一意义上看，此次国事访问的确是一个影响会很深远的大事件，它表明两国终于开始超越难以避免的现实冲撞，决心从更深广的全球和历史责任立场看待彼此的关系，以便探索和尝试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和共存的建设性关系。这样的进展本身既是遏制地区危机升级的政策需要，也反映了中美共同应对未来挑战的明确意愿，更是对中美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问题的一个明确答案。
新崛起的大国可以选择对现有秩序的逐步参与和改善而获利，原有格局主持者也完全可以通过发展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影响和塑造新崛起者的行为，从而达成面向未来的良性的国际权力转移。
胡锦涛主席访美引发了全球关注，有评论者认为，美国方面的表现反映了美方对华政策思维已告别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敌意思维，开始严肃对待中国作为新全球战略伙伴的可能前景。
关于总体上中美关系的前景，中美两国无论在媒体还是学界，确实存在相当尖锐的消极看法。就美方而言，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猜疑，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崛起，均包含针对美国在亚太存在，甚至全球利益的用意，换言之，中国并非美国事业的全球伙伴，而是类似前苏联的全球潜在对手。这一思维冷战色彩甚浓，基本无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及时代场景的变化，在其表面的激昂言辞之下，实际上暗含着种族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思考，只是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不好言明而已。
就中国学界部分人士而言，对美国意图和对华政策的目标也多有提防，其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所谓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论。这一派看法认为，由于现实主义和地缘战略的零和博弈状态，中国发展必然遭到美国的全面遏制，他们以此解释两国所有领域的现实和未来冲撞。由于历史的恩怨和知识的隔膜，这一看法在中国国内确有相当多拥趸，而且随时会因有关的新闻事件发酵。可以说，“结构性矛盾”的看法折射了中国社会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普遍焦虑。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结构性矛盾的理论源自对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和日美等大国关系的研究，其根本观察尺度是国际权力的转移和国际秩序的演进。无可否认，30年来某种巨大的国际权力的转移正在发生，二战后欧洲传统大国的声音在减弱，中、日、德、印、俄、巴西等新兴国家则在承担日益显著的地区和全球责任，其中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日益凸显地位尤为引人注目。外部世界对这种中国新地位的适应或不适，乃是从军事到经济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得到欧美公众响应的社会原因。
然而，对中美关系持负面前瞻的人们忽略了另一重要历史教训：新国际权力格局形成未必注定是根本冲突的，美国本身的国际权力成长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发展，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主要建造者和维护者的历史表明，新国际权力的崛起不是注定导致首要大国间的殊死搏斗。一方面，新崛起大国可以选择对现有秩序的逐步参与和改善而获利，而另一方面，原有格局主持者及其盟友也完全可能选择通过发展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影响和塑造新崛起者的行为，从而达成面向未来的良性的国际权力转移。
从这个意义来说，就像历史上很多致命的权力斗争起源于某些观念和思想的偏执，在此举世谈论中美关系走向的时分，值得人们再三警惕的是，所谓“结构性矛盾”的理论也许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坏预言，是塑造对方敌意，而不是真正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决定冷战最后结局的年代里，中美关系曾是有效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关系的典范。冷战结束至今，两国国内发展和整个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看到，两国既面临极大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也遇到了不同于历史任何时间的全球环境的变化，这些基本现实要求双方对彼此和世界有全新的认知。今日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具备巨大力量的核大国的关系，两国也共同面临诸多日益紧迫的全球课题，两国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深度嵌入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新现实使得两国在认识和设计政策时，必须也只能通过漫长的努力寻求共赢之道。所以，本次美方的高度热情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现实及潜在国际权力的某种正面看法，而关于共同责任等论题的提出则意味着中方对自身新力量的意识。
从这一意义上看，此次国事访问的确是一个影响会很深远的大事件，它表明两国终于开始超越难以避免的现实冲撞，决心从更深广的全球和历史责任立场看待彼此的关系，以便探索和尝试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和共存的建设性关系。这样的进展本身既是遏制地区危机升级的政策需要，也反映了中美共同应对未来挑战的明确意愿，更是对中美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问题的一个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