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在心底的痛
作者：陈小霞
来源：《视野》2004年第09期
我已记不清楚他是我生命中第几位语文老师了，反正不是第一位，也绝不是最后一位。可是每次想到他，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旧日的记忆就像黑白照片一样冒出来，虽然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却格外的醒目，格外的刺眼。
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少说也有八九位了吧！可以说，在我众多熠熠生辉的语文老师中，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位。那个时候，他也就十八九岁的年龄吧，比我现在还小，一个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就只有被分配到我们那种偏远小镇的命运。想像中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有着淡淡的眉和细细的眼，笑起来嘴角弯弯的，眼里闪着柔和的光芒；或者是一个清瘦的老头子，穿着长衫，中山装也可以，口袋边别着两只钢笔，带着一股子文人的酸气和清高，严肃的面容下隐藏着一颗对学生关怀备至的心。然而这一切的想像随着他的到来统统幻灭，首先他不是女的，注定了我不能像歌颂母亲一样去歌颂他；第二他没有那一大把可以津津称道的年龄，他虽然也清瘦，可看起来总让人觉得白嫩了一点儿，少了岁月的印迹。他也绝不会穿着中山装或长衫来上课，因为那样会让人笑掉大牙，最最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我怎么也不能感觉到一丝一毫语文老师特有的儒雅气质。总之，他是属于那种扎到人堆儿里就再也找不着的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把酷爱的语文课仅仅停留在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标准上。
于是，我每天例行公事地听他满头大汗地分析段落大意，看他把教案翻得“啪啪”响只为了念一段我们两秒钟之后就会彻底忘记的中心思想，然后就皱着眉头把他讲得乱七八糟的笔记试着整理出一个头绪来。那一整年的语文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上课的惟一选择就是睡觉，可是他总是喜欢在课桌间的过道里不停地转圈，不知疲倦地监视着我们是不是在看书。眼皮还没来得及耷下来他又转到身边了，所以睡也睡不好。
我的同学们好像也没有几个喜欢他的。下课的时候他喜欢过来和我们套近乎，可我们却不买账，常板着脸说几句不得不应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是懵懂无知的年龄，有时分不清好坏就会坚守着一个立场，偏偏又固执得如石头一般。每个班上总会有几个调皮的学生，我们班也不例外，他们往往以和老师作对为乐，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一般的老师对付这样的学生首先是体罚，譬如打手心、站板凳，更严重的也就是打上一个耳光，再不听话的，用一句文绉绉的话形容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既是“朽木”，也就没人愿再去“雕”了。他一来便学会了这种乡村教师们惯用的伎俩，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今天看来，这不难理解，他有着血气方刚的年龄，再加上急躁的心态也就造就了他火爆的脾气。
记忆中班上每个男生都被他打过，而且不止一次，连那个最最老实的蛀书虫也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挨过他的巴掌。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惟一一个挨过他打的女生，男老师打女学生好像特别的不应该，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所有的人都愤愤不平，连最懦弱的我都站出来说了话，我们
暗地商量要告到教务处去免他的职，可最终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付诸行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打我邻座男生的情景。那个男生的鼻血“叭嗒叭嗒”地滴在我课桌上，我看着那一大滴一大滴的鲜血在我桌面上慢慢模糊成一片，吓得呆在了那里。我本是个不经世事的小女生，在那一刻，忽然对我深爱的老师一职产生了莫名的怀疑，老师可以是这样吗？直到现在，他可以为他的行为找出一千一百个理由，但我对他的谴责仍然不会减少半分。
他的暴力教育终于引发了一件大事。班上有个个子高大的男生叫张东，平时不爱听课但也不爱惹事，老师见他不影响其他人便放任自流了，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意外。他和张东的争执发生于一节语文自习课，那节课张东有些过分地在侃大山，他瞧见了便口气严厉地训斥了几句，得到张东肆无忌惮的顶嘴，于是我听到“啪啪”几个耳光响，我坐得离张东较近，清楚地看见张东的脸刹时红了起来。张东也不是吃素的，这家伙本来就比我们大两岁，平时又神神秘秘的不知在外干什么，张东吃了几耳光后一把拖出抽屉中的书包，一手捂着红肿的脸，一手指着他，恶狠狠地说道：“你给我记住，我会回来的！”说着就往门口走，他也被激怒了，抬脚便向比他还高半头的张东踢去，张东甩了书包冲上去便和他扭打起来。我错愕地看着这一切，嘴巴张得老大，这是怎样的场合和身份啊！半晌，班上的几个干部才如梦初醒劝开了两人。马上就有人去通知了校长，校长几分钟后匆匆赶到了现场，扫了我们一眼，便把他、张东和几个目击者叫到了办公室。我作为目击者之一也踏进了充满火药味的校长办公室。他和张东分别讲了事情的经过，最后双方矛盾的焦点停留在了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张东有没有指着他说那句话，张东戏谑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轻视和嘲笑，坚持说自己没有；而他则面红耳赤地解释，愈慌乱愈说不清楚。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动作和这句话都很重要，它将关系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谁。张东背着校长和他向我们猛眨眼睛，这家伙不怕把事情搞大。校长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几个目击者身上，前面两个男生得到张东的暗示，会意地统一了口风：没有！我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想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喉头的字还没吐出嘴，就被身后同来的哥们拉了一下后襟，听到一个低沉但有力的声音：“别搅进去！说没看见！”我急得眼泪溢满了眼眶，却只得嗫嚅着说：“我……没看见。”我听到他重重叹息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在讨论这件事，多半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在看热闹。只有我笑不出来，有谁知道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那个时候心底所受的煎熬？张东像没事人一样，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向我们挥挥手，伟人告别般离开了学校，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他也一如继往地把我们教到了学期结束。那年，我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语文课上，却在期末时得到个全年级第一的好成绩……
前几日，在我原来那所学校就读的侄女忽然对我说想要转班，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班主任是某某老师，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心突然就痛了起来，往事不自觉地浮现上来，那黑白分明的身影……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痛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减轻的，它会凝固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一辈子跟着你。
今天，当我站在现在的高度去审视十几年前的时光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同学是那么冲动又无知，甚至比当年的他还超过十倍。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是老师，做老师的过程同时也是做学生的过程，老师可以给我们无数的机会，而我们却不肯多给老师一个机会，我们以我们
埋藏在心底的痛
作者：陈小霞
来源：《视野》2004年第09期
我已记不清楚他是我生命中第几位语文老师了，反正不是第一位，也绝不是最后一位。可是每次想到他，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旧日的记忆就像黑白照片一样冒出来，虽然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却格外的醒目，格外的刺眼。
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少说也有八九位了吧！可以说，在我众多熠熠生辉的语文老师中，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位。那个时候，他也就十八九岁的年龄吧，比我现在还小，一个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就只有被分配到我们那种偏远小镇的命运。想像中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有着淡淡的眉和细细的眼，笑起来嘴角弯弯的，眼里闪着柔和的光芒；或者是一个清瘦的老头子，穿着长衫，中山装也可以，口袋边别着两只钢笔，带着一股子文人的酸气和清高，严肃的面容下隐藏着一颗对学生关怀备至的心。然而这一切的想像随着他的到来统统幻灭，首先他不是女的，注定了我不能像歌颂母亲一样去歌颂他；第二他没有那一大把可以津津称道的年龄，他虽然也清瘦，可看起来总让人觉得白嫩了一点儿，少了岁月的印迹。他也绝不会穿着中山装或长衫来上课，因为那样会让人笑掉大牙，最最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我怎么也不能感觉到一丝一毫语文老师特有的儒雅气质。总之，他是属于那种扎到人堆儿里就再也找不着的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把酷爱的语文课仅仅停留在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标准上。
于是，我每天例行公事地听他满头大汗地分析段落大意，看他把教案翻得“啪啪”响只为了念一段我们两秒钟之后就会彻底忘记的中心思想，然后就皱着眉头把他讲得乱七八糟的笔记试着整理出一个头绪来。那一整年的语文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上课的惟一选择就是睡觉，可是他总是喜欢在课桌间的过道里不停地转圈，不知疲倦地监视着我们是不是在看书。眼皮还没来得及耷下来他又转到身边了，所以睡也睡不好。
我的同学们好像也没有几个喜欢他的。下课的时候他喜欢过来和我们套近乎，可我们却不买账，常板着脸说几句不得不应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是懵懂无知的年龄，有时分不清好坏就会坚守着一个立场，偏偏又固执得如石头一般。每个班上总会有几个调皮的学生，我们班也不例外，他们往往以和老师作对为乐，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一般的老师对付这样的学生首先是体罚，譬如打手心、站板凳，更严重的也就是打上一个耳光，再不听话的，用一句文绉绉的话形容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既是“朽木”，也就没人愿再去“雕”了。他一来便学会了这种乡村教师们惯用的伎俩，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今天看来，这不难理解，他有着血气方刚的年龄，再加上急躁的心态也就造就了他火爆的脾气。
记忆中班上每个男生都被他打过，而且不止一次，连那个最最老实的蛀书虫也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挨过他的巴掌。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惟一一个挨过他打的女生，男老师打女学生好像特别的不应该，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所有的人都愤愤不平，连最懦弱的我都站出来说了话，我们
暗地商量要告到教务处去免他的职，可最终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付诸行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打我邻座男生的情景。那个男生的鼻血“叭嗒叭嗒”地滴在我课桌上，我看着那一大滴一大滴的鲜血在我桌面上慢慢模糊成一片，吓得呆在了那里。我本是个不经世事的小女生，在那一刻，忽然对我深爱的老师一职产生了莫名的怀疑，老师可以是这样吗？直到现在，他可以为他的行为找出一千一百个理由，但我对他的谴责仍然不会减少半分。
他的暴力教育终于引发了一件大事。班上有个个子高大的男生叫张东，平时不爱听课但也不爱惹事，老师见他不影响其他人便放任自流了，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意外。他和张东的争执发生于一节语文自习课，那节课张东有些过分地在侃大山，他瞧见了便口气严厉地训斥了几句，得到张东肆无忌惮的顶嘴，于是我听到“啪啪”几个耳光响，我坐得离张东较近，清楚地看见张东的脸刹时红了起来。张东也不是吃素的，这家伙本来就比我们大两岁，平时又神神秘秘的不知在外干什么，张东吃了几耳光后一把拖出抽屉中的书包，一手捂着红肿的脸，一手指着他，恶狠狠地说道：“你给我记住，我会回来的！”说着就往门口走，他也被激怒了，抬脚便向比他还高半头的张东踢去，张东甩了书包冲上去便和他扭打起来。我错愕地看着这一切，嘴巴张得老大，这是怎样的场合和身份啊！半晌，班上的几个干部才如梦初醒劝开了两人。马上就有人去通知了校长，校长几分钟后匆匆赶到了现场，扫了我们一眼，便把他、张东和几个目击者叫到了办公室。我作为目击者之一也踏进了充满火药味的校长办公室。他和张东分别讲了事情的经过，最后双方矛盾的焦点停留在了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张东有没有指着他说那句话，张东戏谑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轻视和嘲笑，坚持说自己没有；而他则面红耳赤地解释，愈慌乱愈说不清楚。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动作和这句话都很重要，它将关系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谁。张东背着校长和他向我们猛眨眼睛，这家伙不怕把事情搞大。校长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几个目击者身上，前面两个男生得到张东的暗示，会意地统一了口风：没有！我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想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喉头的字还没吐出嘴，就被身后同来的哥们拉了一下后襟，听到一个低沉但有力的声音：“别搅进去！说没看见！”我急得眼泪溢满了眼眶，却只得嗫嚅着说：“我……没看见。”我听到他重重叹息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在讨论这件事，多半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在看热闹。只有我笑不出来，有谁知道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那个时候心底所受的煎熬？张东像没事人一样，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向我们挥挥手，伟人告别般离开了学校，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他也一如继往地把我们教到了学期结束。那年，我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语文课上，却在期末时得到个全年级第一的好成绩……
前几日，在我原来那所学校就读的侄女忽然对我说想要转班，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班主任是某某老师，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心突然就痛了起来，往事不自觉地浮现上来，那黑白分明的身影……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痛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减轻的，它会凝固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一辈子跟着你。
今天，当我站在现在的高度去审视十几年前的时光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同学是那么冲动又无知，甚至比当年的他还超过十倍。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是老师，做老师的过程同时也是做学生的过程，老师可以给我们无数的机会，而我们却不肯多给老师一个机会，我们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