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列女传》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
在此就选其《列女传 》作简要介绍。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作者本人。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因此说，《后汉书》并不是范晔一人所写。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
在这个封建纲常伦理业已形成，妇女地位已然失去在三代时期或者更远一点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崇高地位”。她们沦为男人的附庸品，三从七出之名，今日看来仍有余迹可寻。虽然汉朝有过吕雉、窦漪房 卫子夫、邓绥等。但是那只是在特殊的时期，所谓的政治权利中心的一时之异。若是女性执掌朝纲，那些所谓忠胄之士未尝不仰天痛哭，甚至以头抢地耳。
时人大多视之亦高呼“此乃忠义之士！”；文人雅士三五成群，痛心疾首一番；平民只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只要家中有米，锅中有粮即可。
因此，在这个如此“忠君”的社会里，女人被记入史册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如此，《列女传》就显得很是让人尊敬了！
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成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期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
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安定人皇甫规的妻子，不知道是姓什么的人家的女儿。当初，皇甫规在原妻子去世后，再娶了她。皇甫规的妻子文章写得好，而且擅长草书。时常代皇甫规应对书信、奏记等，众人都为她精于文章书法而感到惊异。皇甫规去世时，她还年轻，而且容貌美丽。后来，董卓做了相国，闻听她美名，于是用一百辆有帷幕障蔽专供贵妇乘坐的车。二十匹马，大量的奴婢钱帛作为聘礼．要娶她为妻。皇甫规的妻子却身穿便服来到董卓的府门前，跪着陈述，请求董卓不要这样做，言辞十分悲切。董卓竟命令左右侍从全都拔出刀来将她围住，并对她说：“我的权威政令，可以使四海随风而从，难道还不能够让一个妇人听话吗?’皇甫规的妻子知道董卓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站起身来大骂董卓道：“你这个羌胡的后代，毒害了天下还不满足吗!我的先辈，廉洁的德行一代传一代。皇甫规是文武双全的上才，是汉朝的忠臣，你自己不也是做过听他使唤的部下吗?现在竟胆敢对你上司的夫人要实施无礼的举动吗？董卓将车拉进庭院中，把皇甫规的妻子的头悬绑在车辕的前端横木上；用鞭和扑不停地抽打她。她向手里拿着刑具（拍抽她）的人叫道：“怎么不打重些?快点把我打死是对我的恩惠。她最后被打死在车下。后人摹画她的画像，称她为“礼宗”。
这样的女子，令人敬佩但又是如此让人无奈。女子在古时就像是货物一样是可以“估价”的，相互转赠以期交厚。好像女子在遇到如此事情之时，列女是要一死以表心志。最后换来世人的几句夸奖，赞叹甚至视其为典型，写进书中以便后人观瞻。自此以后，真真是烈女不断。如果按此标准那么下面这一位就不能算是列女但仍被写入列女传。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察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蔡文姬（约177年~？），名琰，字昭姬，汉族，东汉末年陈留（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蔡文姬字昭姬，为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蔡文姬的父亲蔡
邕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是曹操的挚友和老师。生在这样的家庭，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可惜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却生儿育女。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想到恩师蔡邕对自己的教诲，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文姬归汉后，嫁给了董祀，并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刘向《列女传》以行为道德为标准，将上古以来至西汉的女性分为七种类别，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其中前六种类别是正面意义上的，后一种类别是负面意义上的。《后汉书•列女传》没有明确的分类，然其选择女性入传的标准大体亦是依刘向《列女传》为范本的，且其传序言“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可见也是以某一种道德品行为准则的。详加区分，则见出二者在女性群体上的选取偏废。
《后汉书•列女传》的女性群体中，最具有人格光彩和悲剧意味的当属“节义”和“才辨”两类，前者承袭了刘向的传统，后者斯为新变。“节义”类女性群体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所占的比列相当之大，十七位女性里有七位可划归其中，她们分别是：周郁妻，庞淯母、许升妻、孝女曹娥、皇甫规妻、盛道妻、孝女叔先雄。
处于刘宋之际的范晔则显现出大得多的宽容和温和。班昭与马伦、蔡文姬两类气质不同、道德迥异的女性均被收归《后汉书•列女传》，由此见出范晔之于女性审美观照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这自然与魏晋以来“越名教以任自然”的社会风气使然——正统的儒家思想形态一定程度受到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挑战。老庄式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文化人格被推崇开来——范晔自身也正是受此种风气熏养而在个性上显得傲岸不羁、风流狂放，并最终为此而殒命。作为儒家思想结构基础的儒家礼教受到质疑，自然也波及到了女性观层面，以及对于女性的审美观照层面，因而马伦对于丈夫的抵触和反驳不再被作为父权社会的立法者们（范晔之流）认为是有违夫妇之道的，蔡文姬一嫁再嫁的伦理瑕疵也不遮盖其文学才华上的大光异彩。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以一种难得一见的胸襟和气度包容了女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依然只是被观赏的，依然没有获得从家庭走入封建父权社会的秩序结构中。
女性可悲可叹的事情不会就在古代发生，只要是父权家长制下的社会，女性被定义必于闺房和厨房相连。现在社会男女机制正在出现裂痕，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有追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
浅谈《列女传》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
在此就选其《列女传 》作简要介绍。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作者本人。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因此说，《后汉书》并不是范晔一人所写。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
在这个封建纲常伦理业已形成，妇女地位已然失去在三代时期或者更远一点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崇高地位”。她们沦为男人的附庸品，三从七出之名，今日看来仍有余迹可寻。虽然汉朝有过吕雉、窦漪房 卫子夫、邓绥等。但是那只是在特殊的时期，所谓的政治权利中心的一时之异。若是女性执掌朝纲，那些所谓忠胄之士未尝不仰天痛哭，甚至以头抢地耳。
时人大多视之亦高呼“此乃忠义之士！”；文人雅士三五成群，痛心疾首一番；平民只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只要家中有米，锅中有粮即可。
因此，在这个如此“忠君”的社会里，女人被记入史册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如此，《列女传》就显得很是让人尊敬了！
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成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期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
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安定人皇甫规的妻子，不知道是姓什么的人家的女儿。当初，皇甫规在原妻子去世后，再娶了她。皇甫规的妻子文章写得好，而且擅长草书。时常代皇甫规应对书信、奏记等，众人都为她精于文章书法而感到惊异。皇甫规去世时，她还年轻，而且容貌美丽。后来，董卓做了相国，闻听她美名，于是用一百辆有帷幕障蔽专供贵妇乘坐的车。二十匹马，大量的奴婢钱帛作为聘礼．要娶她为妻。皇甫规的妻子却身穿便服来到董卓的府门前，跪着陈述，请求董卓不要这样做，言辞十分悲切。董卓竟命令左右侍从全都拔出刀来将她围住，并对她说：“我的权威政令，可以使四海随风而从，难道还不能够让一个妇人听话吗?’皇甫规的妻子知道董卓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站起身来大骂董卓道：“你这个羌胡的后代，毒害了天下还不满足吗!我的先辈，廉洁的德行一代传一代。皇甫规是文武双全的上才，是汉朝的忠臣，你自己不也是做过听他使唤的部下吗?现在竟胆敢对你上司的夫人要实施无礼的举动吗？董卓将车拉进庭院中，把皇甫规的妻子的头悬绑在车辕的前端横木上；用鞭和扑不停地抽打她。她向手里拿着刑具（拍抽她）的人叫道：“怎么不打重些?快点把我打死是对我的恩惠。她最后被打死在车下。后人摹画她的画像，称她为“礼宗”。
这样的女子，令人敬佩但又是如此让人无奈。女子在古时就像是货物一样是可以“估价”的，相互转赠以期交厚。好像女子在遇到如此事情之时，列女是要一死以表心志。最后换来世人的几句夸奖，赞叹甚至视其为典型，写进书中以便后人观瞻。自此以后，真真是烈女不断。如果按此标准那么下面这一位就不能算是列女但仍被写入列女传。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察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蔡文姬（约177年~？），名琰，字昭姬，汉族，东汉末年陈留（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蔡文姬字昭姬，为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蔡文姬的父亲蔡
邕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是曹操的挚友和老师。生在这样的家庭，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可惜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却生儿育女。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想到恩师蔡邕对自己的教诲，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文姬归汉后，嫁给了董祀，并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刘向《列女传》以行为道德为标准，将上古以来至西汉的女性分为七种类别，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其中前六种类别是正面意义上的，后一种类别是负面意义上的。《后汉书•列女传》没有明确的分类，然其选择女性入传的标准大体亦是依刘向《列女传》为范本的，且其传序言“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可见也是以某一种道德品行为准则的。详加区分，则见出二者在女性群体上的选取偏废。
《后汉书•列女传》的女性群体中，最具有人格光彩和悲剧意味的当属“节义”和“才辨”两类，前者承袭了刘向的传统，后者斯为新变。“节义”类女性群体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所占的比列相当之大，十七位女性里有七位可划归其中，她们分别是：周郁妻，庞淯母、许升妻、孝女曹娥、皇甫规妻、盛道妻、孝女叔先雄。
处于刘宋之际的范晔则显现出大得多的宽容和温和。班昭与马伦、蔡文姬两类气质不同、道德迥异的女性均被收归《后汉书•列女传》，由此见出范晔之于女性审美观照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这自然与魏晋以来“越名教以任自然”的社会风气使然——正统的儒家思想形态一定程度受到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挑战。老庄式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文化人格被推崇开来——范晔自身也正是受此种风气熏养而在个性上显得傲岸不羁、风流狂放，并最终为此而殒命。作为儒家思想结构基础的儒家礼教受到质疑，自然也波及到了女性观层面，以及对于女性的审美观照层面，因而马伦对于丈夫的抵触和反驳不再被作为父权社会的立法者们（范晔之流）认为是有违夫妇之道的，蔡文姬一嫁再嫁的伦理瑕疵也不遮盖其文学才华上的大光异彩。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以一种难得一见的胸襟和气度包容了女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依然只是被观赏的，依然没有获得从家庭走入封建父权社会的秩序结构中。
女性可悲可叹的事情不会就在古代发生，只要是父权家长制下的社会，女性被定义必于闺房和厨房相连。现在社会男女机制正在出现裂痕，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有追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