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今丁家)一个佃农家里，孕育他的是一位平凡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农家妇女――钟氏。20世纪５０年代成长的青年人，都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过朱德撰写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延安为一个没有名字的母亲开追悼会 1944年2月15日，劳累了一生的朱德母亲钟氏仙逝，享年86岁。由于战争期间的邮路受阻，这个噩耗传到延安已是早春三月了。老家来信说，钟老太太病逝，死得突然，十分安详，没有痛苦。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仍令朱德悲伤不已。他一个人坐在炕头默默地吸烟，眼泪在他刚毅的脸上流淌。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他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悼文《回忆我的母亲》。他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朱德母亲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从中央领导人到广大群众都为钟老太太崇高的品德和无私的精神所感动。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四月份中央机关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上写道：“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兴”；毛泽东同志写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合挽：“教人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负责妇女工作的蔡畅同志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解放区的妇女们向钟太夫人学习，学习她终身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高尚美德。 钟老太太生于1８５8年，祖上是漂泊四方的艺人，到父辈时才定居四川省仪陇县。她嫁给朱德父亲朱世林的时候，朱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住的是被地主废弃的破仓库，以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为生。钟氏进了朱家的大门，在不停地劳作的同时，不停地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她是用毕生最无私、最刻骨铭心的爱，浇灌着儿女岁月而枯竭自己生命的母亲!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当时，朱家三世同堂，十几口人居住在地主丁邱川废弃的一幢破仓屋里，光线昏暗。朱德的姐姐15岁时就出嫁了。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二哥代凤比他大两岁。朱德也按朱家自己这一辈份以代字排名，取名为代珍。作为母亲，钟氏对家庭子女的情感是自发而平凡的。她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然后到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等，样样都少不了。回到家后，又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她的沧桑岁月。朱德后来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母亲时说：“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 朱德说：“没有尽到孝心，让母亲受了苦。” 朱德的童年生活是极其悲苦的。父亲朱世林有四个儿子，由于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有时抽点旱烟、喝点酒，性情暴躁，使朱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很惧怕他。母亲钟氏，性情温顺，为人贤惠，虽然不识字，却明达事理。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亲人就是自己的生母。他常对康克清说：“要问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尽到孝心，让母亲受了苦。” 在旧中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农民，而农民中最苦的又要数农妇。她们除了劳动、生儿育女，没有任何个人权利。朱德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1919年，朱德在滇军(后改为靖国军)担任旅长期间，曾经接全家二十几口人到泸州居住。但是，由于父母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与世长辞，孤单的母亲回家继续劳动。 1943年，朱德在延安收到侄儿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外甥的家信也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过了一年，钟老太太就一声不响地走了。她临终的前几分钟还在锅台做饭，突然觉得不舒服，倒下身就再没有起来。 中国有句名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由于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也由于战争环境，朱德没有时间侍奉老母，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1966年11月，当一位意大利记者问朱德：“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毫不犹豫地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但是，他母亲对他毫无怨言，她支持儿子的事业，并不冀求儿子给家里什么资助。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时，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惟一的所求是在余生能见上儿子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朱德从来延安投奔革命的老乡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挂念家乡年迈的老母。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每月只有五块大洋的薪水，就只好求助往日的同乡挚友。他在抗日前线的山西洪洞县，悄悄地给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岭写信求助。信是这样写的：与岭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杨、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是如此。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收到复我。 此候 近安 朱德 11月29日于晋洪洞战地 戴与岭接信后，当即筹足了200元，送到朱德的家里。这封信现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满纸质朴的语言，体现了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和廉洁清正的高贵品质，也深蕴着朱德牵挂热爱母亲的情深。 母亲留给朱德的宝贵财富 母亲教给朱德勤劳的习惯和生产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不少国家翻译出版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在这部著作里，朱德向她介绍自己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程。他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广为传颂；延安时期，朱德推行“南泥湾政策”，号召军垦屯田；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在中南海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从中看出，朱德走上革命道路后，不管地位怎么变化，热爱劳动勤劳俭朴的习惯从未改变。这源于他母亲的榜样。
母亲教给朱德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朱德同志在回忆母亲时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孩子越多，母亲越苦。朱德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随着弟弟的降生，朱德就失去了吃奶的资格。由于母亲的大半时间忙于家务和种田，便无暇照料孩子们。幼年的朱德，很少能在母亲的怀中和手臂上甜甜蜜蜜地睡上一觉，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整天在土里滚，泥里爬。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沐浴下，他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他回忆说：“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怀着对劳苦农民的同情――朴素的阶级意识，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类似这样的事例，朱德从小耳濡目染，使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不强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有一年除夕，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话家常，共同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盼着全家平安，六畜兴旺、万事如意。哪知地主丁阎王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大门，恶狠狠地说：“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客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丁家!”当晚，朱家被迫分家。祖父母带着大伯等回大，朱德的父母带着朱德的哥哥、弟弟、妹妹去陈家佃种新田。几十年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投身革命以后，继承和发扬了母亲不畏艰难、反抗强暴的优良传统精神。当自己的儿孙们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浅显的语言教育他们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儿孙们渐渐长大了，他又教育他们：“对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把那一行搞好。” 母亲支持朱德走上革命道路。朱德一生，经历了三种不同时代的生活，即满清封建专制主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 据朱德自我介绍，在为寻找新的生活、追求真理而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母亲还是十分赞同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外界交往的密切，朱德的视野也逐渐扩大了。“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力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华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十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 责编 晋 源 )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今丁家)一个佃农家里，孕育他的是一位平凡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农家妇女――钟氏。20世纪５０年代成长的青年人，都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过朱德撰写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延安为一个没有名字的母亲开追悼会 1944年2月15日，劳累了一生的朱德母亲钟氏仙逝，享年86岁。由于战争期间的邮路受阻，这个噩耗传到延安已是早春三月了。老家来信说，钟老太太病逝，死得突然，十分安详，没有痛苦。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仍令朱德悲伤不已。他一个人坐在炕头默默地吸烟，眼泪在他刚毅的脸上流淌。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他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悼文《回忆我的母亲》。他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朱德母亲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从中央领导人到广大群众都为钟老太太崇高的品德和无私的精神所感动。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四月份中央机关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上写道：“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兴”；毛泽东同志写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合挽：“教人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负责妇女工作的蔡畅同志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解放区的妇女们向钟太夫人学习，学习她终身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高尚美德。 钟老太太生于1８５8年，祖上是漂泊四方的艺人，到父辈时才定居四川省仪陇县。她嫁给朱德父亲朱世林的时候，朱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住的是被地主废弃的破仓库，以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为生。钟氏进了朱家的大门，在不停地劳作的同时，不停地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她是用毕生最无私、最刻骨铭心的爱，浇灌着儿女岁月而枯竭自己生命的母亲!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当时，朱家三世同堂，十几口人居住在地主丁邱川废弃的一幢破仓屋里，光线昏暗。朱德的姐姐15岁时就出嫁了。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二哥代凤比他大两岁。朱德也按朱家自己这一辈份以代字排名，取名为代珍。作为母亲，钟氏对家庭子女的情感是自发而平凡的。她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然后到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等，样样都少不了。回到家后，又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她的沧桑岁月。朱德后来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母亲时说：“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 朱德说：“没有尽到孝心，让母亲受了苦。” 朱德的童年生活是极其悲苦的。父亲朱世林有四个儿子，由于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有时抽点旱烟、喝点酒，性情暴躁，使朱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很惧怕他。母亲钟氏，性情温顺，为人贤惠，虽然不识字，却明达事理。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亲人就是自己的生母。他常对康克清说：“要问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尽到孝心，让母亲受了苦。” 在旧中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农民，而农民中最苦的又要数农妇。她们除了劳动、生儿育女，没有任何个人权利。朱德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1919年，朱德在滇军(后改为靖国军)担任旅长期间，曾经接全家二十几口人到泸州居住。但是，由于父母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与世长辞，孤单的母亲回家继续劳动。 1943年，朱德在延安收到侄儿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外甥的家信也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过了一年，钟老太太就一声不响地走了。她临终的前几分钟还在锅台做饭，突然觉得不舒服，倒下身就再没有起来。 中国有句名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由于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也由于战争环境，朱德没有时间侍奉老母，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1966年11月，当一位意大利记者问朱德：“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毫不犹豫地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但是，他母亲对他毫无怨言，她支持儿子的事业，并不冀求儿子给家里什么资助。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时，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惟一的所求是在余生能见上儿子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朱德从来延安投奔革命的老乡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挂念家乡年迈的老母。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每月只有五块大洋的薪水，就只好求助往日的同乡挚友。他在抗日前线的山西洪洞县，悄悄地给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岭写信求助。信是这样写的：与岭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杨、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是如此。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收到复我。 此候 近安 朱德 11月29日于晋洪洞战地 戴与岭接信后，当即筹足了200元，送到朱德的家里。这封信现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满纸质朴的语言，体现了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和廉洁清正的高贵品质，也深蕴着朱德牵挂热爱母亲的情深。 母亲留给朱德的宝贵财富 母亲教给朱德勤劳的习惯和生产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不少国家翻译出版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在这部著作里，朱德向她介绍自己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程。他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广为传颂；延安时期，朱德推行“南泥湾政策”，号召军垦屯田；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在中南海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从中看出，朱德走上革命道路后，不管地位怎么变化，热爱劳动勤劳俭朴的习惯从未改变。这源于他母亲的榜样。
母亲教给朱德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朱德同志在回忆母亲时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孩子越多，母亲越苦。朱德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随着弟弟的降生，朱德就失去了吃奶的资格。由于母亲的大半时间忙于家务和种田，便无暇照料孩子们。幼年的朱德，很少能在母亲的怀中和手臂上甜甜蜜蜜地睡上一觉，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整天在土里滚，泥里爬。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沐浴下，他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他回忆说：“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怀着对劳苦农民的同情――朴素的阶级意识，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类似这样的事例，朱德从小耳濡目染，使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不强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有一年除夕，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话家常，共同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盼着全家平安，六畜兴旺、万事如意。哪知地主丁阎王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大门，恶狠狠地说：“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客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丁家!”当晚，朱家被迫分家。祖父母带着大伯等回大，朱德的父母带着朱德的哥哥、弟弟、妹妹去陈家佃种新田。几十年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投身革命以后，继承和发扬了母亲不畏艰难、反抗强暴的优良传统精神。当自己的儿孙们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浅显的语言教育他们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儿孙们渐渐长大了，他又教育他们：“对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把那一行搞好。” 母亲支持朱德走上革命道路。朱德一生，经历了三种不同时代的生活，即满清封建专制主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 据朱德自我介绍，在为寻找新的生活、追求真理而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母亲还是十分赞同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外界交往的密切，朱德的视野也逐渐扩大了。“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力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华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十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 责编 晋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