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中国的新航标
——怎样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2014年岁末，“汉语盘点2014”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法”字荣膺中国年度汉字，反映出全社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关注。这一年，必将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镌刻下闪光的历史标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贯穿全会精神的一条主线，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对全面推荐依法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制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精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制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均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
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 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做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个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制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机制保障、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三、提出总目标的意义何在
目标犹如一面旗帜，旗帜高高扬起来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领方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总目标明确，才能汇磅礴之力、收长远之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法治建设新征程，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识的法治航标。这个总目标鲜明回答了我国法制建设将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向党内外、国内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这有利于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任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识，也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各种质疑，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保障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
绪，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一个总抓手来总揽全局、牵引各方，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总目标明确了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它既切中时弊，直指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对症下药，体现了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体现了国家治理总体战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两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实现总目标必须有哪些遵循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已经明确，也就是说，目的地在哪儿，已经“定位”完毕，接下来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正如人们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循交通规则，要看红路灯、走斑马线，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也离不开一些作为遵循的基本“规则”。
为顺利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个重要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重要原则，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法治领域许多重大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强调的是政治保证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是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价值追求问题。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要以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精神支撑问题。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强制力来确保道德底线，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现实选择问题。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实现什么样的法治目标，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为根本遵循，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真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蓝图已绘就，目标在召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就一定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开创法治中国的新境界。
二、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怎样理解法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法制模式，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则必须与本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穿“合脚的鞋”，走自己的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抓住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向国内外明确宣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
一、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其他国家搬过来的，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法治建设艰辛探索的必然产物。
这条道路凝结着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上下求索。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主张变法图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的制度和体制，试图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宪、搞议会民主、搞五权分立等，但都遭到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条道路凝结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办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这条道路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们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深刻转变；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我们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走好这条法治道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懈探索、不断完善。但我们坚信，只要认准前进方向，落实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法治建设就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三、中国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道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沿着一定方向铺开，指引人们到达目的地。作为迈向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经验和原则、任务和要求等，内涵十分丰富。要把握好这条道路，关键是要把握住它的核心要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党的领导，一个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属性和前进方向。
党掌舵领航。在中国，谁能担负起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任呢？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制度奠定基石。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制度基础，我国一切法律法规和相关体制机制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只有适应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法治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们的法治道路才能走稳走好。
理论指引方向。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个法治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搞什么样的法治、怎样搞法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引中国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南针和导航仪。
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东西，也就弄清了这条法治道路与其他国家法治道路的本质区别。
四、怎样走好我们的法治道路
回望过去，走出一条成功的法治道路极为不易；面向未来，继续走好这条道路更加不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按照全会提出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扎扎实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增强道路自信。近年来，法治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争论。敌对势力把法治作为“武器”，大肆宣扬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增强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明确目标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这就明确了中国法治建设往哪推进、怎么推进的问题，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坚守目标不动摇，把握原则不“越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越搞越好。
落实重点任务。这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方面、十六个字，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其中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保障，全民守法是基础。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进公正
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推进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前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改革举措，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开创法治建设的新局面。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嘹亮号角，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法治中国新的丰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法治兴衰的核心问题
——怎样理解党和法治的关系
在中国，讲到依法治国，很多人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另一方面，法治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么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人们普遍认为，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党和法治的关系讲清楚、讲透彻了。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关系，才能确保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一、党和法治的关系为何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党和法治的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法治建设的兴衰成败，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继颁布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后来不太重视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使党的领导也受到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艘航船顺利前行。这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发展的奇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可以说经验有很多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怎样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怎样应对严峻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说到底，一个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始终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二、为何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
在现实生活中，一讲到党和法治的关系，经常有人会说，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要把握好、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作出分析。
要看到，有的人之所以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使人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法治、依法治国都是虚假的，法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法比党大，那就好像党的领导又出了问题，难以实施了。因此在党和法之间不能搞简单的比较。
那么，现实中为什么有人老拿党和法说事，死磕“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呢？究其本质，这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所为，他们纠缠这个问题不放，并不是真为了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而是故意把党和法治对立起来，宣扬“党、法不能两立”，其目的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两者之间是根本一致的。从性质上看，党领导人民干的事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法治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从宗旨上看，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从任务上看，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法治建设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所以说这两者是根本一致、内在统一的。
总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缺一不可。坚持
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同时坚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正如有的群众所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个木鱼需天天敲。”
三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怎样坚持党的领导
在当今中国，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宪法这个根本法看，我国宪法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角度看，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事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脉。
今天，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这个基本方略落到实处，须臾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围绕这根主轴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关键是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党领导立法。就是根据党和国家大局、人民群众意愿，党提出立
法建议，制定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保证执法。就是党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要在党的领导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不断推进行政机关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党支持司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党带头守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宪法法律。要强化各级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强化法治思维，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宪法法律的忠诚之心、敬畏之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法律红线、不得逾越法律底线。
可以说，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关键的是要坚
持党的领导，这样才能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讲、理直气壮地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让人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四、为何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
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柱。现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治理能力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党完成执政任务的可靠保障。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治国
理政最大的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好“中国道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为党攻坚克难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利益诉求如何定分止争，促进公平正义？改革深水区，面对多样实践探索如何划定边界，掌握改革航向？社会深刻变革阶段，面对多变思想观念如何广泛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越是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实现中国富强振兴的征程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力保证，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将逐步变为现实。
四、固国安邦之磐石
——怎样理解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2014年12月4日，13亿多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一天，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各大媒体到各个校园，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加深了对宪法的认识，普遍增强了宪法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个重要论断，明确了宪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全面推进依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深远。
一、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宪者，法也，宪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是由宪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宪法是根本法、是总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最重要的也是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从内涵来看，宪法确立了
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思想基础和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就是贯彻落实宪法中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的过程。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从效力上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据和基础，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国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
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确定了最高准则。从权威上看，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宪法，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说，法治的权威，首先体现为宪法的权威；对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对宪法的遵守。
因此，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依宪治国和“宪政”是一回事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误读。比如，有人认为讲依宪治国，实质上讲的就是“宪政”；还有人认为我们搞法治，最终就是要走西方“宪政”道路；等等。要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弄清依宪治国和“宪政”的关系，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的确，“宪政”这个词，单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就是依据宪法来施政，与依宪治国差别不大。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宪政，初衷也是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搞清这些观点的是非对错，首先要搞清楚“宪政”的来龙去脉，认清有些人宣扬“宪政”的本质所在。
其实，“宪政”这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学理论对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宪政”在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主要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基本内容。因此，西方宣扬的所谓“宪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发展模式，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怎么搞法治，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根植于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历史选择和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是要坚持好、落实好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丢掉了这些根本，盲目地跟着西方所谓“宪政”跑，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程，它们的所谓“宪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问题多多。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西式民主正面临深刻危机，民主制衡演变为权力掣肘，党派博弈绑架国家利益。就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大打“宪政”牌，极力推行它们的“宪政”模式。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都看得很清楚，它们并非真是为其他国家好，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搞乱别国、控制别国，最终维护其霸权地位。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看清西方国家兜售所谓“宪政”的本质，盲目照搬照抄，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反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教训十分惨痛。比如，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特别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当时的西方舆论一致看好。但时过境迁，菲律宾已落到亚洲很多国家后面，
甚至一度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由此可见，对有些人宣扬的所谓“宪政”，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决不能被其“美丽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护好我们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宽广。
三、怎样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力量不仅因其地位崇高，更源于其有效的实施和监督。
我国现行宪法实施30多年来，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但同时也要看到，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
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宪法的效力和权威。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切实加强宪法实施，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得以追究和纠正。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监督制度，宪法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体现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要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等，将原则性要求具体化、程序化，使宪法监督更规范、更有效。
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解释，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精神，对宪法的内容、含义和界限作出说明，它比宪法修改更为灵活，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现在，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更需要运用宪法解释来适应改革需要。要建立完善宪法解释制度，保证宪法解释贯彻落实，同宪法修改等优势互补，与法律解释等同步推进，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强化备案审查机制。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备案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据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累计收到报备案的行政法规502件、地方性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2253件、司法解释189件，对在审查中发现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问题，已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
四、怎样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宪法精神、宪法理念深入人心，宪法权威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形成，宪法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当然，培育和弘扬宪
法精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相比，全社会自觉遵守、维护、运用宪法的意识还需要不断加强。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广泛弘扬宪法精神，在全社会树立起对宪法的信仰和敬畏。
设立国家宪法日。设立纪念宪法的节日，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目的都是增强全社会宪法意识，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公民责任。有的国家把通过、颁布或实施宪法的日子定为国家宪法节，有的国家的宪法日是法定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以悬挂国旗等方式庆祝。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必将进一步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全民宪法观念。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在当今世界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一般都在有关国家公职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正式就职时举行宣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对于加强宪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定程序，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把宪法宣誓制度具体化。今后，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样有利于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党员干部在遵守和维护宪法中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要把宪法作为党员干部教
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宪法意识，培养宪法思维，把宪法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准绳；带头严格依宪法办事，增强依宪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带头推动宪法实施，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同一切破坏宪法权威、践踏宪法尊严的行为作斗争，使宪法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规则和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
宪法至上，法治才有权威和尊严。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才有根基和方向，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走上通衢大道。
五、走进法律体系“2.0时代”
——怎样推进科学民主立法
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随后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立法法实施14年后的首次修改。人们普遍期待，对这部规范立法工作的基本法的修改，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入“2.0时代”。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这是中国立法工作的一个新跨越，标志着立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 、为何说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龙头昂起来，龙才可能腾飞起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立法为“开路先锋”，发挥好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30多年前，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法律园地一片荒芜，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国立法进程不断加快。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0年年底这一历史任务如期完成，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这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随着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总体解决了。那是不是立法工作的使命就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立法进程没有终点。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立法也永无止境。即使是一些法律比较完备的国家，每年也都会新制定或修改一批法律。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重要领域法律法规缺失的问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问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衔接配套不够的问题，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
立法质量亟待提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试想，如果立法先天不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执法、司法、守法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引起不良后果。因此，立法质量直接关系法治的质量，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目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与之相比，目前我们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实际和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提高立法质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立良善之法，根本途径在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努力使我们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
二、怎样防止立法部门化和地方化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听到或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两部法律法规就同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相互“撞车”“打架”，令人无所适从；一些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出台一些与“国法”冲突的“土法”，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横行无阻。这些现象折射出来的，就是立法部门利益化、地方利益化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立法部门利益化、地方利益化问题呢？究其原因，是由于现行立法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宪法确立了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立法法对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的适用规范和备案审查作出了全面规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立法工作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程序。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立法权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要在立法的规划、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要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为更好发挥主导作用、提高立法质量，人大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健全立法专家顾问制度。
加强改进政府立法制度。目前，政府部门承担着大量的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国务院部门还有发布部门规章的权力。必须完善政府部门立法程序，增强部门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在我国，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些较大的市以及民族自治地方都拥有立法权。要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立法文件的效力等级。各立法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立法，既不能超越权限，也不能背离程序。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但目
前我国只有49个较大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市的数量，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三、怎样推进开门立法
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航道法（草案）、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反间谍法（草案）、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广告法（修订草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014年前11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8部法律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期间，共有19512人次在网上提出62315条意见，对草案的修改完善发挥了很大作用。像这样敞开大门立法，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常态。
开门立法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大举措。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着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出更高要求。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立法规律、遵循立法程序，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广泛听取、认真对待各方面的意见和诉求，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体现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利。
健全沟通机制。兼听集思广益，沟通增进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这些都将使立法机关更好了解公众的关注点和诉求。立法协商是对不同诉求进行比较和平衡的重要方式，要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还要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
学者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以更好统筹兼顾社会不同方面利益。
拓展参与途径。广纳民意、广集民智，法律法规才能更接地气、更具民意基础。公开征求意见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后，除公布法律草案初审稿征求意见外，还将公布草案二审稿广泛征求意见，使公众有更多机会发表看法。应积极探索完善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机制，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平台。此外，还要建立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让人们知道哪些意见被采纳了，哪些意见没被采纳、为什么不能采纳，避免“你说你的，我改我的”，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很多有效形式。比如，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发挥代表议案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共有603件代表议案涉及的149个立法项目列入了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
加强组织协调。一部法律，往往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多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必须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要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推进立法精细化。
四、怎样使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2014年8月1日，《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基本法”的条例，从管理体制、投资开放、贸易便利、金融服务、税收管理，到综合监管、法治环境等方面，对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进行了全面的规范。这个条例的施行，为自贸区的改革探索提供有力法治引领和保障，标志着自贸区改革正式进入于法有据、由法推进的新阶段。
说到法治与改革，许多人首先想到二者的矛盾：法治的特点是“立”，有稳定性；改革的特点是“破”，有变动性。但这一破一立之间，更是彼此促进、相互推进的关系。正如古人所讲，“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推进改革离不开法治的规范，法律又要适应改革向前推进的要求，发挥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就是要着眼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立法工作，保证法治建设不偏离正确方向、推进改革不偏离法治轨道。
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改革推进到哪里，立法进程就要及时跟进到哪里，增强立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针对目前立法工作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问题，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分类做好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对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
解决问题的应当及时释法，赋予法律条文更加准确、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加快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公民权利，推动法律体系完善发展。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五年规划确定了68件立法项目，其中新制定20多部法律，修改40多部法律。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依法授权先行先试。对法律立改废释的条件暂不成熟而改革实践又迫切需要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特别授权先行先试，解决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2014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这就为推进司法领域改革提供了法律授权，对保障司法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意义。
“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道“工序”。随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将更加完善，必将为构筑法治中国的宏伟大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六、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怎样推进严格执法
400多年前，明代张居正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古往今来众多史实表明，如果有了法律而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
一、为何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是严格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总体上解决了，执法越来越成为整个法治建设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掉了链子，立法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会对司法和守法带来严重影响。
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到，现在法治领域发生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导致的。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意见和诉求，也更多集中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来。只有严格执法，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把“纸面上的法”真正落实为“行动中的法”，才能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必须严格执法。如果有了法而不严格执法，法律就成了“纸老虎”和“稻草人”，就会失去应有的效力。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
治的信仰。只有坚持严格执法，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律才能发挥治国重器的作用，全社会才能形成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严格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执法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随着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社会就失去了起码的公平公正，就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坚持严格执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群众正当权益，才能彰显公平、伸张正义。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严格执法。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承担的。各级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严格执法，体现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效。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突出，执法不规范、不文明和不作为、不勇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对建设法治政府来说，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二、为何要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一段时期以来，“权力清单”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社会热词。2014年6月，浙江省在其政务服务网站上“晒”出42个省级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成为全国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向社会公开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各省级、市级、县级权力清单正在陆续公布，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所谓权力清单，通俗地说，就好比一份政府对外发布的“菜单”，政府有多少权力，菜单上写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政府不得行使其他权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质上是通过梳理行政权力，解决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对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推进严格执法的基础和前提。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确保各级政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
展工作。
职权法定，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法外无权”，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通过法定化方式确定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边界、机构职责设置与人员配备等，使得政府各项职能从内容到形式、从行为到程序、从决策到执行都符合法律规定。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行职权法定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深化完善这一制度，编制好涵盖各项权力的清单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开，坚决清理法外设定的权力事项，并杜绝违规新设，坚决消除设租寻租空间。
依法履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级政府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积极履职、全面履职、履职到位，为市场发育、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服好务。一方面，属于法定的职责，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另一方面，超出政府法定职能的事项，不得乱作为、滥用权。
规范事权，厘清不同层级政府权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界定不合理、不清晰、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要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间事权。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促进政府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为何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权力，行使决策权是否依法合规，事关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频频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重大决策失误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有的领导“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出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任务。
所谓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指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原则，对重大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也无论事发时责任人是在岗在任，还是升迁调转或退休，都要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大举措，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与以往关于决策追责的规定相比，这一制度的最大亮点在于“终身追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表明，一些重大决策从提出、实施到产生效果时间周期长，决策正确与否短期内难以得到验证，一
旦多年后出现问题，当初参与决策的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或退休或调任，责任已难以认定追究，大多不了了之。“终身追责”犹如为决策者戴上了“紧箍”，督促、警诫其时刻尊重和敬畏决策的法定权限和程序，严格依法进行决策。
现在，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尽快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化，让人们见到成效。要完善责任追究配套制度，实行决策绩效评估机制，科学判断决策失误；建立决策案卷制度，准确识别责任归属；完善决策过错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提高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重大决策严重失误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杜绝违法决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要健全法定程序，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比如，要建立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行政决策在提请决策机关讨论决定前，必须开展内部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不得提交讨论。比如，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一支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积极作用。
四、为何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对于流动个体无照商贩，工商可以管，食品安全部门也可以管，市政城管也能插手，处
罚的时候，“一人违章多家罚”；一旦出现问题要问责的话，谁都可以推脱。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都管都不管”、权责不清楚的问题。
对行政执法者来说，有权必有责，有多大的权就有多大的责。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任务，必须结合实际加以落实。要进一步明确执法责任，全面梳理行政执法依据，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建立健全执法评议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执法人员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执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够被及时发现、纠正、追究。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许多重要新举措，与行政执法责任制一起，成为下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队伍需整合。目前我国行政执法队伍设置过多过细，仅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构就有8万多个、编制135万多名，同一领域、同一事项多头执法，群众戏言“大盖帽满天飞”，容易造成重复检查和处罚，加重企业和群众负担。要加快队伍整合，大幅削减市县两级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执法要有据。严密的程序是公正执法的重要保障。要规范执法操作流程，重点围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
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对执法具体环节和操作步骤作出明确规定，便于执法人员掌握“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加强执法管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所有执法工作有据可查，有效预防随意执法、粗放执法等现象，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裁量求公正。当前，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同事不同罚、选择性执法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为执法人员提供裁量依据。在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基础上，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执法对象悔过态度等情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过罚相当。
素质要提高。一线行政执法人员直接面对基层，其职业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群众利益，关系政府形象。要在队伍管理和人员配备使用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杜绝“临时工执法”现象。科学配置人员编制，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以消除钓鱼执法、创收执法冲动。
五、怎样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某市建委一科长敛财5000多万元、某县煤炭局局长贪腐3亿多元、某市一副处级干部家中搜出上亿现金„„近年来，一起起“小官巨贪”案件引发了社会关注。这一现象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管这种权力是大是小，职位是高是低。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落实严格执法的重点环节。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多层次多领域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加强，对于促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相关监督法律法规不完备、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力度和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完善制度体系。近年来，我们已初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这八个方面分工明确、各有特点，构成了从不同层面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框架，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各种监督力量衔接协调不够、有的监督流于形式。下一步要有效整合监督资源，科学设定监督职责，严密规范监督程序，加强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突出制约重点。近年来反腐实践证明，政府内部涉及财政资金分
一、法治中国的新航标
——怎样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2014年岁末，“汉语盘点2014”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法”字荣膺中国年度汉字，反映出全社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关注。这一年，必将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镌刻下闪光的历史标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贯穿全会精神的一条主线，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对全面推荐依法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制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精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制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均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
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 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做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个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制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机制保障、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三、提出总目标的意义何在
目标犹如一面旗帜，旗帜高高扬起来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领方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总目标明确，才能汇磅礴之力、收长远之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法治建设新征程，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识的法治航标。这个总目标鲜明回答了我国法制建设将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向党内外、国内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这有利于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任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识，也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各种质疑，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保障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
绪，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一个总抓手来总揽全局、牵引各方，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总目标明确了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它既切中时弊，直指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对症下药，体现了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体现了国家治理总体战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两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实现总目标必须有哪些遵循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已经明确，也就是说，目的地在哪儿，已经“定位”完毕，接下来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正如人们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循交通规则，要看红路灯、走斑马线，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也离不开一些作为遵循的基本“规则”。
为顺利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个重要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重要原则，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法治领域许多重大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强调的是政治保证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是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价值追求问题。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要以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精神支撑问题。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强制力来确保道德底线，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现实选择问题。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实现什么样的法治目标，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为根本遵循，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真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蓝图已绘就，目标在召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就一定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开创法治中国的新境界。
二、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怎样理解法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法制模式，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则必须与本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穿“合脚的鞋”，走自己的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抓住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向国内外明确宣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
一、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其他国家搬过来的，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法治建设艰辛探索的必然产物。
这条道路凝结着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上下求索。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主张变法图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的制度和体制，试图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宪、搞议会民主、搞五权分立等，但都遭到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条道路凝结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办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这条道路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们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深刻转变；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我们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走好这条法治道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懈探索、不断完善。但我们坚信，只要认准前进方向，落实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法治建设就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三、中国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道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沿着一定方向铺开，指引人们到达目的地。作为迈向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经验和原则、任务和要求等，内涵十分丰富。要把握好这条道路，关键是要把握住它的核心要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党的领导，一个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属性和前进方向。
党掌舵领航。在中国，谁能担负起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任呢？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制度奠定基石。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制度基础，我国一切法律法规和相关体制机制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只有适应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法治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们的法治道路才能走稳走好。
理论指引方向。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个法治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搞什么样的法治、怎样搞法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引中国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南针和导航仪。
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东西，也就弄清了这条法治道路与其他国家法治道路的本质区别。
四、怎样走好我们的法治道路
回望过去，走出一条成功的法治道路极为不易；面向未来，继续走好这条道路更加不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按照全会提出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扎扎实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增强道路自信。近年来，法治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争论。敌对势力把法治作为“武器”，大肆宣扬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增强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明确目标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这就明确了中国法治建设往哪推进、怎么推进的问题，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坚守目标不动摇，把握原则不“越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越搞越好。
落实重点任务。这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方面、十六个字，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其中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保障，全民守法是基础。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进公正
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推进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前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改革举措，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开创法治建设的新局面。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嘹亮号角，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法治中国新的丰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法治兴衰的核心问题
——怎样理解党和法治的关系
在中国，讲到依法治国，很多人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另一方面，法治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么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人们普遍认为，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党和法治的关系讲清楚、讲透彻了。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关系，才能确保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一、党和法治的关系为何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党和法治的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法治建设的兴衰成败，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继颁布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后来不太重视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使党的领导也受到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艘航船顺利前行。这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发展的奇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可以说经验有很多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怎样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怎样应对严峻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说到底，一个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始终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二、为何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
在现实生活中，一讲到党和法治的关系，经常有人会说，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要把握好、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作出分析。
要看到，有的人之所以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使人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法治、依法治国都是虚假的，法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法比党大，那就好像党的领导又出了问题，难以实施了。因此在党和法之间不能搞简单的比较。
那么，现实中为什么有人老拿党和法说事，死磕“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呢？究其本质，这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所为，他们纠缠这个问题不放，并不是真为了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而是故意把党和法治对立起来，宣扬“党、法不能两立”，其目的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两者之间是根本一致的。从性质上看，党领导人民干的事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法治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从宗旨上看，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从任务上看，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法治建设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所以说这两者是根本一致、内在统一的。
总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缺一不可。坚持
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同时坚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正如有的群众所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个木鱼需天天敲。”
三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怎样坚持党的领导
在当今中国，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宪法这个根本法看，我国宪法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角度看，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事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脉。
今天，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这个基本方略落到实处，须臾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围绕这根主轴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关键是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党领导立法。就是根据党和国家大局、人民群众意愿，党提出立
法建议，制定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保证执法。就是党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要在党的领导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不断推进行政机关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党支持司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党带头守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宪法法律。要强化各级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强化法治思维，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宪法法律的忠诚之心、敬畏之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法律红线、不得逾越法律底线。
可以说，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关键的是要坚
持党的领导，这样才能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讲、理直气壮地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让人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四、为何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
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柱。现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治理能力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党完成执政任务的可靠保障。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治国
理政最大的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好“中国道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为党攻坚克难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利益诉求如何定分止争，促进公平正义？改革深水区，面对多样实践探索如何划定边界，掌握改革航向？社会深刻变革阶段，面对多变思想观念如何广泛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越是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实现中国富强振兴的征程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力保证，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将逐步变为现实。
四、固国安邦之磐石
——怎样理解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2014年12月4日，13亿多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一天，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各大媒体到各个校园，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加深了对宪法的认识，普遍增强了宪法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个重要论断，明确了宪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全面推进依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深远。
一、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宪者，法也，宪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是由宪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宪法是根本法、是总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最重要的也是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从内涵来看，宪法确立了
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思想基础和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就是贯彻落实宪法中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的过程。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从效力上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据和基础，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国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
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确定了最高准则。从权威上看，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宪法，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说，法治的权威，首先体现为宪法的权威；对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对宪法的遵守。
因此，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依宪治国和“宪政”是一回事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误读。比如，有人认为讲依宪治国，实质上讲的就是“宪政”；还有人认为我们搞法治，最终就是要走西方“宪政”道路；等等。要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弄清依宪治国和“宪政”的关系，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的确，“宪政”这个词，单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就是依据宪法来施政，与依宪治国差别不大。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宪政，初衷也是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搞清这些观点的是非对错，首先要搞清楚“宪政”的来龙去脉，认清有些人宣扬“宪政”的本质所在。
其实，“宪政”这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学理论对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宪政”在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主要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基本内容。因此，西方宣扬的所谓“宪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发展模式，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怎么搞法治，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根植于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历史选择和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是要坚持好、落实好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丢掉了这些根本，盲目地跟着西方所谓“宪政”跑，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程，它们的所谓“宪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问题多多。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西式民主正面临深刻危机，民主制衡演变为权力掣肘，党派博弈绑架国家利益。就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大打“宪政”牌，极力推行它们的“宪政”模式。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都看得很清楚，它们并非真是为其他国家好，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搞乱别国、控制别国，最终维护其霸权地位。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看清西方国家兜售所谓“宪政”的本质，盲目照搬照抄，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反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教训十分惨痛。比如，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特别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当时的西方舆论一致看好。但时过境迁，菲律宾已落到亚洲很多国家后面，
甚至一度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由此可见，对有些人宣扬的所谓“宪政”，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决不能被其“美丽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护好我们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宽广。
三、怎样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力量不仅因其地位崇高，更源于其有效的实施和监督。
我国现行宪法实施30多年来，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但同时也要看到，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
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宪法的效力和权威。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切实加强宪法实施，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得以追究和纠正。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监督制度，宪法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体现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要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等，将原则性要求具体化、程序化，使宪法监督更规范、更有效。
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解释，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精神，对宪法的内容、含义和界限作出说明，它比宪法修改更为灵活，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现在，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更需要运用宪法解释来适应改革需要。要建立完善宪法解释制度，保证宪法解释贯彻落实，同宪法修改等优势互补，与法律解释等同步推进，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强化备案审查机制。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备案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据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累计收到报备案的行政法规502件、地方性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2253件、司法解释189件，对在审查中发现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问题，已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
四、怎样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宪法精神、宪法理念深入人心，宪法权威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形成，宪法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当然，培育和弘扬宪
法精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相比，全社会自觉遵守、维护、运用宪法的意识还需要不断加强。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广泛弘扬宪法精神，在全社会树立起对宪法的信仰和敬畏。
设立国家宪法日。设立纪念宪法的节日，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目的都是增强全社会宪法意识，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公民责任。有的国家把通过、颁布或实施宪法的日子定为国家宪法节，有的国家的宪法日是法定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以悬挂国旗等方式庆祝。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必将进一步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全民宪法观念。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在当今世界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一般都在有关国家公职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正式就职时举行宣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对于加强宪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定程序，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把宪法宣誓制度具体化。今后，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样有利于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党员干部在遵守和维护宪法中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要把宪法作为党员干部教
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宪法意识，培养宪法思维，把宪法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准绳；带头严格依宪法办事，增强依宪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带头推动宪法实施，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同一切破坏宪法权威、践踏宪法尊严的行为作斗争，使宪法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规则和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
宪法至上，法治才有权威和尊严。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才有根基和方向，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走上通衢大道。
五、走进法律体系“2.0时代”
——怎样推进科学民主立法
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随后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立法法实施14年后的首次修改。人们普遍期待，对这部规范立法工作的基本法的修改，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入“2.0时代”。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这是中国立法工作的一个新跨越，标志着立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 、为何说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龙头昂起来，龙才可能腾飞起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立法为“开路先锋”，发挥好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30多年前，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法律园地一片荒芜，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国立法进程不断加快。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0年年底这一历史任务如期完成，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这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随着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总体解决了。那是不是立法工作的使命就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立法进程没有终点。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立法也永无止境。即使是一些法律比较完备的国家，每年也都会新制定或修改一批法律。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重要领域法律法规缺失的问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问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衔接配套不够的问题，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
立法质量亟待提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试想，如果立法先天不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执法、司法、守法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引起不良后果。因此，立法质量直接关系法治的质量，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目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与之相比，目前我们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实际和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提高立法质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立良善之法，根本途径在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努力使我们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
二、怎样防止立法部门化和地方化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听到或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两部法律法规就同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相互“撞车”“打架”，令人无所适从；一些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出台一些与“国法”冲突的“土法”，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横行无阻。这些现象折射出来的，就是立法部门利益化、地方利益化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立法部门利益化、地方利益化问题呢？究其原因，是由于现行立法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宪法确立了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立法法对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的适用规范和备案审查作出了全面规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立法工作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程序。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立法权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要在立法的规划、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要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为更好发挥主导作用、提高立法质量，人大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健全立法专家顾问制度。
加强改进政府立法制度。目前，政府部门承担着大量的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国务院部门还有发布部门规章的权力。必须完善政府部门立法程序，增强部门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在我国，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些较大的市以及民族自治地方都拥有立法权。要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立法文件的效力等级。各立法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立法，既不能超越权限，也不能背离程序。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但目
前我国只有49个较大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市的数量，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三、怎样推进开门立法
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航道法（草案）、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反间谍法（草案）、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广告法（修订草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014年前11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8部法律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期间，共有19512人次在网上提出62315条意见，对草案的修改完善发挥了很大作用。像这样敞开大门立法，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常态。
开门立法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大举措。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着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出更高要求。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立法规律、遵循立法程序，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广泛听取、认真对待各方面的意见和诉求，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体现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利。
健全沟通机制。兼听集思广益，沟通增进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这些都将使立法机关更好了解公众的关注点和诉求。立法协商是对不同诉求进行比较和平衡的重要方式，要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还要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
学者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以更好统筹兼顾社会不同方面利益。
拓展参与途径。广纳民意、广集民智，法律法规才能更接地气、更具民意基础。公开征求意见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后，除公布法律草案初审稿征求意见外，还将公布草案二审稿广泛征求意见，使公众有更多机会发表看法。应积极探索完善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机制，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平台。此外，还要建立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让人们知道哪些意见被采纳了，哪些意见没被采纳、为什么不能采纳，避免“你说你的，我改我的”，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很多有效形式。比如，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发挥代表议案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共有603件代表议案涉及的149个立法项目列入了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
加强组织协调。一部法律，往往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多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必须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要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推进立法精细化。
四、怎样使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2014年8月1日，《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基本法”的条例，从管理体制、投资开放、贸易便利、金融服务、税收管理，到综合监管、法治环境等方面，对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进行了全面的规范。这个条例的施行，为自贸区的改革探索提供有力法治引领和保障，标志着自贸区改革正式进入于法有据、由法推进的新阶段。
说到法治与改革，许多人首先想到二者的矛盾：法治的特点是“立”，有稳定性；改革的特点是“破”，有变动性。但这一破一立之间，更是彼此促进、相互推进的关系。正如古人所讲，“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推进改革离不开法治的规范，法律又要适应改革向前推进的要求，发挥对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就是要着眼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立法工作，保证法治建设不偏离正确方向、推进改革不偏离法治轨道。
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改革推进到哪里，立法进程就要及时跟进到哪里，增强立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针对目前立法工作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问题，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分类做好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对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
解决问题的应当及时释法，赋予法律条文更加准确、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加快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公民权利，推动法律体系完善发展。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五年规划确定了68件立法项目，其中新制定20多部法律，修改40多部法律。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依法授权先行先试。对法律立改废释的条件暂不成熟而改革实践又迫切需要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特别授权先行先试，解决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2014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这就为推进司法领域改革提供了法律授权，对保障司法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意义。
“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道“工序”。随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将更加完善，必将为构筑法治中国的宏伟大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六、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怎样推进严格执法
400多年前，明代张居正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古往今来众多史实表明，如果有了法律而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
一、为何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是严格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总体上解决了，执法越来越成为整个法治建设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掉了链子，立法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会对司法和守法带来严重影响。
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到，现在法治领域发生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导致的。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意见和诉求，也更多集中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来。只有严格执法，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把“纸面上的法”真正落实为“行动中的法”，才能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必须严格执法。如果有了法而不严格执法，法律就成了“纸老虎”和“稻草人”，就会失去应有的效力。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
治的信仰。只有坚持严格执法，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律才能发挥治国重器的作用，全社会才能形成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严格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执法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随着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社会就失去了起码的公平公正，就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坚持严格执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群众正当权益，才能彰显公平、伸张正义。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严格执法。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承担的。各级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严格执法，体现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效。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突出，执法不规范、不文明和不作为、不勇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对建设法治政府来说，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二、为何要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一段时期以来，“权力清单”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社会热词。2014年6月，浙江省在其政务服务网站上“晒”出42个省级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成为全国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向社会公开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各省级、市级、县级权力清单正在陆续公布，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所谓权力清单，通俗地说，就好比一份政府对外发布的“菜单”，政府有多少权力，菜单上写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政府不得行使其他权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质上是通过梳理行政权力，解决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对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推进严格执法的基础和前提。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确保各级政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
展工作。
职权法定，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法外无权”，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通过法定化方式确定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边界、机构职责设置与人员配备等，使得政府各项职能从内容到形式、从行为到程序、从决策到执行都符合法律规定。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行职权法定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深化完善这一制度，编制好涵盖各项权力的清单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开，坚决清理法外设定的权力事项，并杜绝违规新设，坚决消除设租寻租空间。
依法履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级政府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积极履职、全面履职、履职到位，为市场发育、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服好务。一方面，属于法定的职责，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另一方面，超出政府法定职能的事项，不得乱作为、滥用权。
规范事权，厘清不同层级政府权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界定不合理、不清晰、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要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间事权。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促进政府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为何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权力，行使决策权是否依法合规，事关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频频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重大决策失误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有的领导“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出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任务。
所谓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指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原则，对重大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也无论事发时责任人是在岗在任，还是升迁调转或退休，都要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大举措，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与以往关于决策追责的规定相比，这一制度的最大亮点在于“终身追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表明，一些重大决策从提出、实施到产生效果时间周期长，决策正确与否短期内难以得到验证，一
旦多年后出现问题，当初参与决策的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或退休或调任，责任已难以认定追究，大多不了了之。“终身追责”犹如为决策者戴上了“紧箍”，督促、警诫其时刻尊重和敬畏决策的法定权限和程序，严格依法进行决策。
现在，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尽快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化，让人们见到成效。要完善责任追究配套制度，实行决策绩效评估机制，科学判断决策失误；建立决策案卷制度，准确识别责任归属；完善决策过错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提高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重大决策严重失误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杜绝违法决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要健全法定程序，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比如，要建立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行政决策在提请决策机关讨论决定前，必须开展内部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不得提交讨论。比如，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一支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积极作用。
四、为何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对于流动个体无照商贩，工商可以管，食品安全部门也可以管，市政城管也能插手，处
罚的时候，“一人违章多家罚”；一旦出现问题要问责的话，谁都可以推脱。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都管都不管”、权责不清楚的问题。
对行政执法者来说，有权必有责，有多大的权就有多大的责。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任务，必须结合实际加以落实。要进一步明确执法责任，全面梳理行政执法依据，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建立健全执法评议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执法人员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执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够被及时发现、纠正、追究。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许多重要新举措，与行政执法责任制一起，成为下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队伍需整合。目前我国行政执法队伍设置过多过细，仅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构就有8万多个、编制135万多名，同一领域、同一事项多头执法，群众戏言“大盖帽满天飞”，容易造成重复检查和处罚，加重企业和群众负担。要加快队伍整合，大幅削减市县两级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执法要有据。严密的程序是公正执法的重要保障。要规范执法操作流程，重点围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
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对执法具体环节和操作步骤作出明确规定，便于执法人员掌握“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加强执法管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所有执法工作有据可查，有效预防随意执法、粗放执法等现象，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裁量求公正。当前，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同事不同罚、选择性执法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为执法人员提供裁量依据。在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基础上，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执法对象悔过态度等情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过罚相当。
素质要提高。一线行政执法人员直接面对基层，其职业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群众利益，关系政府形象。要在队伍管理和人员配备使用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杜绝“临时工执法”现象。科学配置人员编制，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以消除钓鱼执法、创收执法冲动。
五、怎样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某市建委一科长敛财5000多万元、某县煤炭局局长贪腐3亿多元、某市一副处级干部家中搜出上亿现金„„近年来，一起起“小官巨贪”案件引发了社会关注。这一现象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管这种权力是大是小，职位是高是低。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落实严格执法的重点环节。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多层次多领域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加强，对于促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相关监督法律法规不完备、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力度和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完善制度体系。近年来，我们已初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这八个方面分工明确、各有特点，构成了从不同层面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框架，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各种监督力量衔接协调不够、有的监督流于形式。下一步要有效整合监督资源，科学设定监督职责，严密规范监督程序，加强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突出制约重点。近年来反腐实践证明，政府内部涉及财政资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