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伴妈妈”任丽在陪着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记者 陈露/图）
“童伴妈妈”，这是一个饱含苦心的公益项目。它企盼用有组织的服务，来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妈妈”们说：希望“以后会好一点，好到这个职业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佛门乡禹王庙村的杨丽琼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来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那一天她很紧张，她甚至记不起那间办公室门牌上写的名字。还有十几个人和她一起，她们等在会议室里，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们都是女的，而这是一场要成为几十个孩子“妈妈”的面试。
同一时间，东观镇火光村的任丽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门，来到镇上，同样是参加一场面试。
召唤她们的是同一个新词，“童伴妈妈”。要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找一个“妈妈”的消息，通过一张张村头的大字报和村委的广播，传播开来。
“童伴妈妈”真名“童伴计划”，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牵手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国公益研究院，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项目。
此项目目前已经在四川省的100个农村建立起来，下一步将会往贵州扩展，尤其是毕节地区。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
四岁的喜文骑着一辆四轮自行车，其中左边的轮子已经掉了。他的妈妈在他两个月时离开了。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
杨丽琼打开“童伴计划”专门的QQ群给南方周末记者看，“这个孩子很可怜……能怎么帮帮他？”。
100位“妈妈”，最大的五十来岁，最小的二十出头。各自负责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的理解，她们比旁人多一份直观的感触。“留守儿童”，这不是新闻里的一个词语，也不是遥远农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的孩子。
在成为“妈妈”之前，吴家店村唐晓艳当了八年幼儿园老师。在她眼中，留守儿童和爸妈在身边的孩子之间，有一道清晰的划分。“有爸妈在身边的，干净些，听话些。”
另一位“妈妈”彭丽懂得“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是啥滋味”。她的妈妈11岁离开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种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岁孩子的妈妈，她仍记得。
杨丽琼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边老乡把孩子留在村里，独自外出打工的百态。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做保安和钟点工。稍好一点的，就是上面一点的管理。每个月拿着从两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资。”她称这些老乡为“候鸟”。“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寒暑假时，老乡们就把他们接到深圳，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就不敢想这事，两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当上了“妈妈”，她又看到了候鸟牵挂的这头——留在家里孩子的样子。
粗细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条条长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砾路上爬行。路不宽，这是通往杨丽琼所在村子的山路。山与山之间就是沟，沟里面住着老百姓。后来山体滑坡严重，政府出资一部分，在山顶上建了“新农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来。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妈妈在广东”，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儿童。他接触“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是“看新闻看的”。他觉得留守儿童“没啥”。他的爸爸妈妈每年会回来一次。
在杨丽琼眼里，周鑫鑫已经是“条件不错的留守儿童了”。村里情况复杂，她不得不作出倾斜。对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会和他聊聊天，跟踪他的情况，确保他没出问题。
雨豪才是杨丽琼关注的重点。
他今年十岁，五年级在读，出生十个月爸爸因抢劫被判十五年，妈妈顶着“外出打工”的名义，从此音讯全无。雨豪还有一个姐姐，雨霞，15岁，读初三，考试总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着自己的78岁爷爷、80岁奶奶一起生活。经济来源表上列着，“孤儿津贴”“阳光奖学金”“精准扶贫”“低保”，一家四口人靠着各种扶持生活。
他们没有能力住进新农村住房去。破瓦房摇摇晃晃，从屋的这头可以直接看到那头的屋外，墙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谓的卧室，只有一张床，一盏电灯。打开，可以看见灯周围的蜘蛛网。墙壁上贴着姐姐的奖状。门上，留着雨豪去年写下的“知识改变命运”。
杨丽琼看着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内向，叛逆，自尊心强。“你说他，他会很难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对爸爸妈妈没有概念。被问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就抬头看看爷爷，再看看奶奶，然后低下头。
杨丽琼觉得，雨豪的样子和缺乏母爱关系重大。他的姐姐乐观，上进，是因为比雨豪享受母爱的时间长。姐姐平时爱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妈妈时，这个15岁的女孩才会叹气，“唉，习惯了就好了”。她说长大了想当老师，也“还是想再去找找妈妈”。
杨丽琼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项相关规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们享受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杨发现“孤儿津贴”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却没有。一个月三百多块钱，对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询问为何姐姐没有，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报上去了，“先都报上，报上再说”。可
是政府补贴是死的，“有时候杯水车薪”，她还在努力为姐弟寻找社会力量，团体的帮助。
妈妈生下孩子就离开的例子，村里还有不少。“我们这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家里经济担子落到一个女人肩上的时候，她们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来的“妈妈”
毕节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觉得，“必须有所行动了”。
他们从2015年6月份开始调研留守儿童问题，还找到中国公益研究院寻求理论支持。发现这在社会公益组织的议题里，是一个“老”课题。组织留守儿童的夏令营、为留守儿童输送爱心物资、为留守儿童寄宿学校派遣义工等，公益组织做过诸多尝试。但刘文奎始终觉得，“留守儿童所需要的不单单是物质方面。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物质缺乏的表象之下，他们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经过了半年的调研、研究，“童伴计划”破茧而出——为每一个村子的儿童选一个“妈妈”，重点关注留守儿童。
刘文奎拿着“童伴计划”的项目找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双方一拍即合。在这个每年有近2400万外出务工人员，245万18岁以下留守儿童的省份，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已开展了10年。这十年，留守的群体名字从“留守学生”变成“留守儿童”，从零星的媒体报道上升到国家政策扶持，但有些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从乡镇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儿童项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计划”或许可以解决。在刘文奎的描述里，“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她的背后将站着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级项目办公室以及专家团队”。简言之，这是一个结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项目。
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妈妈”的选拔上。刘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对“童伴妈妈”有过很多设想：不错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个“孩子王”。但问题是，在农村，这样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几经商讨，他们定下了选拔“妈妈”的六条标准：“爱孩子，热爱儿童福利服务工作；高中及以上学历；年龄19-55周岁；无犯罪记录；掌握汉语及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当地文化；能保证合理的工作时间，村支书、主任、文书和大学生村官不做推荐，村委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小老师和医生可纳入推荐范围，最好是专职人员”。
杨丽琼和任丽都符合，她们因此敲响了面试的门。
最终，100位“妈妈”产生，她们被集体培训三天。
“妈妈”们的“好难啊”
在工作走上正轨之前，“妈妈”们需要先对村里留守儿童的情况进行一轮普查，这也是她们向村民介绍“我是谁”的机会，这花了她们两个半月的时间。
两个半月走下来，让她们意识到，“好难啊”，现实与当初的想象“差别太大喽”。
她们挨家挨户地去询问孩子的相关信息。可孩子是流动的。有些是户口在，但人从出生就没回来过；有些是人在，但户口被爸妈迁走了；这还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妈妈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讲，要想问到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能给我家带来什么？”一圈摸底工作做下来，她们更加深了共识，“现在的人是比较现实的，会直接问是否有什么新的补助那些”。
这也是高坪区项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希望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会问你为啥他家娃娃有那么多补助，我家的娃娃就没有？”因此，谢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们把那些特别困难的留守儿童的故事收集起来，隐去名字，挂到网上。“社会力量是带有个人喜好的，他想帮助谁就帮助谁，大家不好说什么。”
在回答完自己会尽力帮孩子多争取帮助后，“你们是查户口的吗？”这个问题在离异单亲，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见。
“农村还是……没有办法像城里人那样，能够理性地对待离婚。”杨丽琼笑得有些无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来的秘密。
实在搞不定了，妈妈们会去找村委会主任来当救兵，“孩子的信息总得知道哇”。
两个多月摸底工作结束，面对着各自村子从二十多到一百多个的留守儿童，妈妈们开始了工作。但问题又接踵而至：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个家来回一个多小时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顾过来这么多留守儿童，当一个村子所有留守儿童“共同监护人”的想法，很难现实起来。
更严峻的是，她们错过了一些孩子愿意开口与人交流的机会——10岁以上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再与他人说什么了。他们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度过了十年。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他们内向、敏感，即使面对一个会对他们笑，会对他们好的“妈妈”，也会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在身边，我的妈妈却不在？”和孩子们熟了后，这是童伴妈妈最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面对不让孩子吃校门口卖的五毛钱的零食的问题，她们有信心比爷爷奶奶教育得好。爷爷奶奶说的是“你不许吃”；而“妈妈”能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吃了会让你的肚子里长虫子”。
但是面对“自己的妈妈为何不在”的问题，她们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够用了。
“对于留守娃娃，我们只能说尽力让他开心一点，没法解决根上的问题。亲妈妈的陪伴，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时候，她们会产生无力感。
这也是“童伴计划”项目在舆论两极中的质疑声：“难解留守儿童亲情之渴”。
对于这样的问题，共青团四川省委一位负责人也考虑了很久。“留守儿童是一个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说把服务做得更好。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做，总比不做好”。
过年的时候，高坪的十个村十位“妈妈”都开展了一个活动：“有爱不孤单，牵手过大年”。让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在任丽的记忆里，很多父母为了这个活动都晚走了几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两人三足”“运气球”的游戏伴随着笑声开展。笑着笑着，很多父母都开始抹眼泪了。大家就那么笑着、哭着，感谢任丽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丽记得很清楚。“八是发”，是出门的好日子。很多父母会选择在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车。她们也开始了工作。
“童伴妈妈”们希望，“以后会好一点，好到这个职业不再被需要”。
（为保护留守儿童隐私，文中所提留守儿童名字皆为化名）
决策参考
从十年社区经验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缺乏的是心灵的陪伴。“童伴计划”通过招聘“妈妈”，填补了留守儿童陪伴上的空白，是挺好的尝试。在实际过程中，除了需要注意可能会引起孩子困惑，还需要让他们的父母更意识到自己养育陪伴孩子的责任，并更有意识地去引导他们有效沟通，以及由此开始的内在家庭关系的健康发展。
建议人：王颖 映诺社区 发展机构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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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zero责任编辑:总策划：王巍 总统筹：杨和平 策划统筹:吕宗恕 苏永通 责任编辑：苏永通 吕宗恕 李楠 冯飞 何海宁 朱又可 冯翔 戴志勇
“童伴妈妈”任丽在陪着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记者 陈露/图）
“童伴妈妈”，这是一个饱含苦心的公益项目。它企盼用有组织的服务，来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妈妈”们说：希望“以后会好一点，好到这个职业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佛门乡禹王庙村的杨丽琼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来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那一天她很紧张，她甚至记不起那间办公室门牌上写的名字。还有十几个人和她一起，她们等在会议室里，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们都是女的，而这是一场要成为几十个孩子“妈妈”的面试。
同一时间，东观镇火光村的任丽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门，来到镇上，同样是参加一场面试。
召唤她们的是同一个新词，“童伴妈妈”。要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找一个“妈妈”的消息，通过一张张村头的大字报和村委的广播，传播开来。
“童伴妈妈”真名“童伴计划”，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牵手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国公益研究院，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项目。
此项目目前已经在四川省的100个农村建立起来，下一步将会往贵州扩展，尤其是毕节地区。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
四岁的喜文骑着一辆四轮自行车，其中左边的轮子已经掉了。他的妈妈在他两个月时离开了。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
杨丽琼打开“童伴计划”专门的QQ群给南方周末记者看，“这个孩子很可怜……能怎么帮帮他？”。
100位“妈妈”，最大的五十来岁，最小的二十出头。各自负责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的理解，她们比旁人多一份直观的感触。“留守儿童”，这不是新闻里的一个词语，也不是遥远农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的孩子。
在成为“妈妈”之前，吴家店村唐晓艳当了八年幼儿园老师。在她眼中，留守儿童和爸妈在身边的孩子之间，有一道清晰的划分。“有爸妈在身边的，干净些，听话些。”
另一位“妈妈”彭丽懂得“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是啥滋味”。她的妈妈11岁离开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种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岁孩子的妈妈，她仍记得。
杨丽琼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边老乡把孩子留在村里，独自外出打工的百态。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做保安和钟点工。稍好一点的，就是上面一点的管理。每个月拿着从两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资。”她称这些老乡为“候鸟”。“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寒暑假时，老乡们就把他们接到深圳，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就不敢想这事，两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当上了“妈妈”，她又看到了候鸟牵挂的这头——留在家里孩子的样子。
粗细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条条长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砾路上爬行。路不宽，这是通往杨丽琼所在村子的山路。山与山之间就是沟，沟里面住着老百姓。后来山体滑坡严重，政府出资一部分，在山顶上建了“新农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来。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妈妈在广东”，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儿童。他接触“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是“看新闻看的”。他觉得留守儿童“没啥”。他的爸爸妈妈每年会回来一次。
在杨丽琼眼里，周鑫鑫已经是“条件不错的留守儿童了”。村里情况复杂，她不得不作出倾斜。对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会和他聊聊天，跟踪他的情况，确保他没出问题。
雨豪才是杨丽琼关注的重点。
他今年十岁，五年级在读，出生十个月爸爸因抢劫被判十五年，妈妈顶着“外出打工”的名义，从此音讯全无。雨豪还有一个姐姐，雨霞，15岁，读初三，考试总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着自己的78岁爷爷、80岁奶奶一起生活。经济来源表上列着，“孤儿津贴”“阳光奖学金”“精准扶贫”“低保”，一家四口人靠着各种扶持生活。
他们没有能力住进新农村住房去。破瓦房摇摇晃晃，从屋的这头可以直接看到那头的屋外，墙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谓的卧室，只有一张床，一盏电灯。打开，可以看见灯周围的蜘蛛网。墙壁上贴着姐姐的奖状。门上，留着雨豪去年写下的“知识改变命运”。
杨丽琼看着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内向，叛逆，自尊心强。“你说他，他会很难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对爸爸妈妈没有概念。被问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就抬头看看爷爷，再看看奶奶，然后低下头。
杨丽琼觉得，雨豪的样子和缺乏母爱关系重大。他的姐姐乐观，上进，是因为比雨豪享受母爱的时间长。姐姐平时爱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妈妈时，这个15岁的女孩才会叹气，“唉，习惯了就好了”。她说长大了想当老师，也“还是想再去找找妈妈”。
杨丽琼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项相关规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们享受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杨发现“孤儿津贴”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却没有。一个月三百多块钱，对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询问为何姐姐没有，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报上去了，“先都报上，报上再说”。可
是政府补贴是死的，“有时候杯水车薪”，她还在努力为姐弟寻找社会力量，团体的帮助。
妈妈生下孩子就离开的例子，村里还有不少。“我们这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家里经济担子落到一个女人肩上的时候，她们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来的“妈妈”
毕节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觉得，“必须有所行动了”。
他们从2015年6月份开始调研留守儿童问题，还找到中国公益研究院寻求理论支持。发现这在社会公益组织的议题里，是一个“老”课题。组织留守儿童的夏令营、为留守儿童输送爱心物资、为留守儿童寄宿学校派遣义工等，公益组织做过诸多尝试。但刘文奎始终觉得，“留守儿童所需要的不单单是物质方面。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物质缺乏的表象之下，他们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经过了半年的调研、研究，“童伴计划”破茧而出——为每一个村子的儿童选一个“妈妈”，重点关注留守儿童。
刘文奎拿着“童伴计划”的项目找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双方一拍即合。在这个每年有近2400万外出务工人员，245万18岁以下留守儿童的省份，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已开展了10年。这十年，留守的群体名字从“留守学生”变成“留守儿童”，从零星的媒体报道上升到国家政策扶持，但有些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从乡镇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儿童项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计划”或许可以解决。在刘文奎的描述里，“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她的背后将站着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级项目办公室以及专家团队”。简言之，这是一个结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项目。
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妈妈”的选拔上。刘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对“童伴妈妈”有过很多设想：不错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个“孩子王”。但问题是，在农村，这样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几经商讨，他们定下了选拔“妈妈”的六条标准：“爱孩子，热爱儿童福利服务工作；高中及以上学历；年龄19-55周岁；无犯罪记录；掌握汉语及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当地文化；能保证合理的工作时间，村支书、主任、文书和大学生村官不做推荐，村委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小老师和医生可纳入推荐范围，最好是专职人员”。
杨丽琼和任丽都符合，她们因此敲响了面试的门。
最终，100位“妈妈”产生，她们被集体培训三天。
“妈妈”们的“好难啊”
在工作走上正轨之前，“妈妈”们需要先对村里留守儿童的情况进行一轮普查，这也是她们向村民介绍“我是谁”的机会，这花了她们两个半月的时间。
两个半月走下来，让她们意识到，“好难啊”，现实与当初的想象“差别太大喽”。
她们挨家挨户地去询问孩子的相关信息。可孩子是流动的。有些是户口在，但人从出生就没回来过；有些是人在，但户口被爸妈迁走了；这还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妈妈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讲，要想问到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能给我家带来什么？”一圈摸底工作做下来，她们更加深了共识，“现在的人是比较现实的，会直接问是否有什么新的补助那些”。
这也是高坪区项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希望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会问你为啥他家娃娃有那么多补助，我家的娃娃就没有？”因此，谢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们把那些特别困难的留守儿童的故事收集起来，隐去名字，挂到网上。“社会力量是带有个人喜好的，他想帮助谁就帮助谁，大家不好说什么。”
在回答完自己会尽力帮孩子多争取帮助后，“你们是查户口的吗？”这个问题在离异单亲，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见。
“农村还是……没有办法像城里人那样，能够理性地对待离婚。”杨丽琼笑得有些无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来的秘密。
实在搞不定了，妈妈们会去找村委会主任来当救兵，“孩子的信息总得知道哇”。
两个多月摸底工作结束，面对着各自村子从二十多到一百多个的留守儿童，妈妈们开始了工作。但问题又接踵而至：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个家来回一个多小时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顾过来这么多留守儿童，当一个村子所有留守儿童“共同监护人”的想法，很难现实起来。
更严峻的是，她们错过了一些孩子愿意开口与人交流的机会——10岁以上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再与他人说什么了。他们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度过了十年。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他们内向、敏感，即使面对一个会对他们笑，会对他们好的“妈妈”，也会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在身边，我的妈妈却不在？”和孩子们熟了后，这是童伴妈妈最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面对不让孩子吃校门口卖的五毛钱的零食的问题，她们有信心比爷爷奶奶教育得好。爷爷奶奶说的是“你不许吃”；而“妈妈”能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吃了会让你的肚子里长虫子”。
但是面对“自己的妈妈为何不在”的问题，她们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够用了。
“对于留守娃娃，我们只能说尽力让他开心一点，没法解决根上的问题。亲妈妈的陪伴，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时候，她们会产生无力感。
这也是“童伴计划”项目在舆论两极中的质疑声：“难解留守儿童亲情之渴”。
对于这样的问题，共青团四川省委一位负责人也考虑了很久。“留守儿童是一个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说把服务做得更好。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做，总比不做好”。
过年的时候，高坪的十个村十位“妈妈”都开展了一个活动：“有爱不孤单，牵手过大年”。让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在任丽的记忆里，很多父母为了这个活动都晚走了几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两人三足”“运气球”的游戏伴随着笑声开展。笑着笑着，很多父母都开始抹眼泪了。大家就那么笑着、哭着，感谢任丽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丽记得很清楚。“八是发”，是出门的好日子。很多父母会选择在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车。她们也开始了工作。
“童伴妈妈”们希望，“以后会好一点，好到这个职业不再被需要”。
（为保护留守儿童隐私，文中所提留守儿童名字皆为化名）
决策参考
从十年社区经验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缺乏的是心灵的陪伴。“童伴计划”通过招聘“妈妈”，填补了留守儿童陪伴上的空白，是挺好的尝试。在实际过程中，除了需要注意可能会引起孩子困惑，还需要让他们的父母更意识到自己养育陪伴孩子的责任，并更有意识地去引导他们有效沟通，以及由此开始的内在家庭关系的健康发展。
建议人：王颖 映诺社区 发展机构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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