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毛泽东有过两个设想。 第一个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今，已因三峡工程而实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库建设的登峰造极之作。 第二个则是毛泽东在1952年10月提出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跨流域调水。而随着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水资源的日益紧缺，中国适合建设大型水库的区域正在日益萎缩。在这种背景下，多年来跨流域调水一直被认为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举措。 然而，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这些宏大工程，不断引发公众关于其科学性、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激烈讨论。 它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吗?我们需要怎样的跨流域调水? “西线调水”要上马了吗? 2011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家王光谦有关雅鲁藏布江调水入新疆的说法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他在中科院科学媒介中心组织的座谈会上表示，这个调水方案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顺着青藏铁路到青海省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新疆。 在记者希望证实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时，中科院相关人士回应说：王光谦院士在这一座谈会上的发言代表他的全部态度，不再接受相关采访。 所谓“西线调水”主要是指从长江上游乃至源头引水到西北地区，解决当地的用水问题。王光谦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西线调水”乃是目前中国跨流域调水最大的悬念。一旦启动，它就将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东线之后，中国下一个“水利世纪工程”。是否需要西线调水、如何从西线调水，其影响及关注度不亚于当年的三峡和南水北调。 目前“西线调水”主要有两类规划：一是“大西线”，即将雅鲁藏布江等青藏高原水系引人大西北。 王光谦的雅鲁藏布江北上计划与以往不同的，就在于它似乎得到了国家一些部门层面的认可。他当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西线调水思路。 另一种则是“小调水”：从长江上游引水至黄河上游。在此前国务院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即规定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引水人黄河上游”。 然而，由于巨大的投入以及未可知的后果，原规划在2010年开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至今仍处在前期工作阶段。据记者此前了解，中央在2009年就没有下达每年5000万元的前期经费。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告诉记者，目前有关雅鲁藏布江北上的说法并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他主持多项国家级水资源规划，并担任“全国水中长期供求计划”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等重要职务。 王浩说，虽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具体方案仍未定稿，但其基本原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并未改变。按照这一原则，需要将大渡河、雅砻江、通天河三个水系先后调到黄河。该过程就需要实行几十年。 王浩解释说，按照经济性来讲这是最佳选择，而且可以覆盖黄河全流域。“这些全都完成后，再有需要，才是调雅鲁藏布江的水。现在看来，大西线调水既没可能，又没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以“藏水北调”方案闻名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传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眼下，从新疆的发展水平来看，跨流域调水还可以缓一缓。” 陈传友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藏水北调”，即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引水，经过隧道进入青海。对于王光谦计划得到国家一些部门层面认可的说法，他强调说：“学者们把自己想做的或正在研究中的想法，提前说出来，作为科学研究，是没问题的。” 最后的无奈办法 此外，有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在采用“高性能计算机与数据模拟”方式对“大西线”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以检验这一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经该院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高性能计算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圣中向记者证实，虽然确有相关课题，但并无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 他说，“跨流域跨水系的在线调度方案评价系统”是该院在2007年底完全自主研发的系统，主要是工程、经济方面预测，取代以往人工圈上作业的方式。 此前，已有多位专家及单位将自己制作的西线调水方案送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进行测试，其中包括最早呼吁大西线工程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 不过，目前在这些西线调水方案中，还没有出现比较完美的测试结果。西线调水早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方案，至今已有数十套大小调水计划。 从这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线调水”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一个具体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进行与否，存在一系列的判断准则，包括经济准则、效率准则、工程准则等。”王浩表示，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通常是先考虑节水，然后是其他方法，比如当地水的利用。这两种方法的边际成本都上升到很高的情况以后，才考虑最后一个手段：跨流域调水。 “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疆节水的边际成本很高了，才能考虑跨流域调水。”王浩认为，目前新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利用率低：几乎是全国最差的，它一边调水，就会一边浪费。 只有新疆的用水效率已达到同类地区的中上水平，才可以考虑调水。“新疆的农业，五六块钱弄来一方水，产出效益是3块钱，基本靠吃国家补贴来发展。”王浩说，从雅鲁藏布江调水，1立方米要50至60元。 除了经济成本的核算，跨流域调水也要看工程技术的可行性。比如现在从西藏向黄河调水计划的几条路线都需要建立800米高坝，而目前全球的技术极限是300米。“眼下的工作基础还不够深入，如果将来勘测到更好的线路，比如修300米高的坝就行，而且黄河用水效率也很高了，这时才能谈藏水北调。”王浩说。 “要从全盘的水安全考虑，跨流域调水是最后一个杀手锏。要像防止战争那样，防止跨流域调水。”王浩指出，中国不少地区在缺水的同时，还存在大量浪费。跨流域调水则是最为无奈的方法：拆东墙补西墙耗资巨大，又易引发巨大的地方利益博弈，以及生态、移民等难题。 事实上，王浩曾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项目，并主持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专项“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该项研究系统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目标、合理调水范围和调水规模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参数。 司局长如何调动省委书记 跨流域调水的准则虽然清晰，但并不能确保跨流域调水工程充分发挥效益。 在已经建成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中，如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用水增长比预期有所降低，难以达到原定的用水负荷。“引黄济青”建成后，青岛则出现了一般年份不缺水，甚至调水工程达不到设计规模的情况。 “当时建设正是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需水增长很快，于是把这个规律
简单外延了，没想到工程建成以后，需水缓慢增长。早期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比如引黄入青、引黄入晋，往往在论证时，对受水区的需求预测偏大。”王浩认为，这个偏差目前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在中国对于用水需求的预测，在技术方面已不存在障碍。 对于跨流域调水而言，如何在工程推进中及完成后协调、权衡各方利益，才是最大的挑战。有业内专家曾指出，“引黄济青”达不到设计规模只是假象：在青岛这样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受水区内，宁肯超采地下水、牺牲环境用水也尽量少用外调水。 “实际上，青岛引黄河的水相当便宜，才1块多钱，比南水北调的水要便宜多了，它都舍不得用。因为引来的水还是没有青岛市内的当地水便宜。”在王浩看来，这是地方利益造成的，而且南水北调未来也可能会陷入“外调水与本地水资源无法统一调配”的困境。 “从国家的角度看，把长江丰水地区的水调过来，是要替代华北地区受水区严重超采地下水及生态大破坏的趋势。”他说，“国家是这个目的，但是地方并不那样想，南水北调的水贵，地下水便宜，只管地方上一时的需要和利益，意图拼命超采地下水。把南水北调的水作为备用水源。而实际上，应该把南水北调的水作为主力水源，把地下水作为战略备用。” 王浩认为，要保证南水北调工程发挥效益，首先是强令地下水封井，还得要求外调水的百分之几应优先用完，“现在没有这种比例的规定，也就没有压力。但很快会出台相关政令，比如南水北调2014年通水以后，要求受水区用掉60％以上的外调水。” 陈传友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水价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南水北调通水以后，也要提高地下水的水价。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还没开始，未来都要做。”王浩认为，越来越多巨型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对现有水资源管理体系发出挑战。 比如南水北调中线涉及到121个县、44个城市，原有的管理体系并不能解决统一调度问题。这其中既涉及到外调水和本地水的利用排序的问题，也包括几百座闸门统一调度保持稳定水面线等。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推进了三峡水库和南水北调两个世纪工程。而如今，如何用其他方法解决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经记者了解，名为“江河湖库水系连通”的项目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它希望通过建立“水网”、统一调剂水资源。不过，它仍然面临着种种博弈。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流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司局级干部。区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省委书记，等于是司局长和省委书记圈到一个屋里谈话，经常谈不到一块去。而且一个司局级干部如何去调动省委书记?”王浩说，在流域管理的基础上，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才是出路。
对于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毛泽东有过两个设想。 第一个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今，已因三峡工程而实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库建设的登峰造极之作。 第二个则是毛泽东在1952年10月提出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跨流域调水。而随着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水资源的日益紧缺，中国适合建设大型水库的区域正在日益萎缩。在这种背景下，多年来跨流域调水一直被认为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举措。 然而，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这些宏大工程，不断引发公众关于其科学性、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激烈讨论。 它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吗?我们需要怎样的跨流域调水? “西线调水”要上马了吗? 2011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家王光谦有关雅鲁藏布江调水入新疆的说法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他在中科院科学媒介中心组织的座谈会上表示，这个调水方案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顺着青藏铁路到青海省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新疆。 在记者希望证实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时，中科院相关人士回应说：王光谦院士在这一座谈会上的发言代表他的全部态度，不再接受相关采访。 所谓“西线调水”主要是指从长江上游乃至源头引水到西北地区，解决当地的用水问题。王光谦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西线调水”乃是目前中国跨流域调水最大的悬念。一旦启动，它就将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东线之后，中国下一个“水利世纪工程”。是否需要西线调水、如何从西线调水，其影响及关注度不亚于当年的三峡和南水北调。 目前“西线调水”主要有两类规划：一是“大西线”，即将雅鲁藏布江等青藏高原水系引人大西北。 王光谦的雅鲁藏布江北上计划与以往不同的，就在于它似乎得到了国家一些部门层面的认可。他当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西线调水思路。 另一种则是“小调水”：从长江上游引水至黄河上游。在此前国务院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即规定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引水人黄河上游”。 然而，由于巨大的投入以及未可知的后果，原规划在2010年开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至今仍处在前期工作阶段。据记者此前了解，中央在2009年就没有下达每年5000万元的前期经费。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告诉记者，目前有关雅鲁藏布江北上的说法并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他主持多项国家级水资源规划，并担任“全国水中长期供求计划”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等重要职务。 王浩说，虽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具体方案仍未定稿，但其基本原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并未改变。按照这一原则，需要将大渡河、雅砻江、通天河三个水系先后调到黄河。该过程就需要实行几十年。 王浩解释说，按照经济性来讲这是最佳选择，而且可以覆盖黄河全流域。“这些全都完成后，再有需要，才是调雅鲁藏布江的水。现在看来，大西线调水既没可能，又没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以“藏水北调”方案闻名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传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眼下，从新疆的发展水平来看，跨流域调水还可以缓一缓。” 陈传友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藏水北调”，即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引水，经过隧道进入青海。对于王光谦计划得到国家一些部门层面认可的说法，他强调说：“学者们把自己想做的或正在研究中的想法，提前说出来，作为科学研究，是没问题的。” 最后的无奈办法 此外，有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在采用“高性能计算机与数据模拟”方式对“大西线”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以检验这一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经该院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高性能计算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圣中向记者证实，虽然确有相关课题，但并无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 他说，“跨流域跨水系的在线调度方案评价系统”是该院在2007年底完全自主研发的系统，主要是工程、经济方面预测，取代以往人工圈上作业的方式。 此前，已有多位专家及单位将自己制作的西线调水方案送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进行测试，其中包括最早呼吁大西线工程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 不过，目前在这些西线调水方案中，还没有出现比较完美的测试结果。西线调水早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方案，至今已有数十套大小调水计划。 从这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线调水”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一个具体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进行与否，存在一系列的判断准则，包括经济准则、效率准则、工程准则等。”王浩表示，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通常是先考虑节水，然后是其他方法，比如当地水的利用。这两种方法的边际成本都上升到很高的情况以后，才考虑最后一个手段：跨流域调水。 “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疆节水的边际成本很高了，才能考虑跨流域调水。”王浩认为，目前新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利用率低：几乎是全国最差的，它一边调水，就会一边浪费。 只有新疆的用水效率已达到同类地区的中上水平，才可以考虑调水。“新疆的农业，五六块钱弄来一方水，产出效益是3块钱，基本靠吃国家补贴来发展。”王浩说，从雅鲁藏布江调水，1立方米要50至60元。 除了经济成本的核算，跨流域调水也要看工程技术的可行性。比如现在从西藏向黄河调水计划的几条路线都需要建立800米高坝，而目前全球的技术极限是300米。“眼下的工作基础还不够深入，如果将来勘测到更好的线路，比如修300米高的坝就行，而且黄河用水效率也很高了，这时才能谈藏水北调。”王浩说。 “要从全盘的水安全考虑，跨流域调水是最后一个杀手锏。要像防止战争那样，防止跨流域调水。”王浩指出，中国不少地区在缺水的同时，还存在大量浪费。跨流域调水则是最为无奈的方法：拆东墙补西墙耗资巨大，又易引发巨大的地方利益博弈，以及生态、移民等难题。 事实上，王浩曾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项目，并主持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专项“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该项研究系统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目标、合理调水范围和调水规模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参数。 司局长如何调动省委书记 跨流域调水的准则虽然清晰，但并不能确保跨流域调水工程充分发挥效益。 在已经建成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中，如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用水增长比预期有所降低，难以达到原定的用水负荷。“引黄济青”建成后，青岛则出现了一般年份不缺水，甚至调水工程达不到设计规模的情况。 “当时建设正是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需水增长很快，于是把这个规律
简单外延了，没想到工程建成以后，需水缓慢增长。早期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比如引黄入青、引黄入晋，往往在论证时，对受水区的需求预测偏大。”王浩认为，这个偏差目前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在中国对于用水需求的预测，在技术方面已不存在障碍。 对于跨流域调水而言，如何在工程推进中及完成后协调、权衡各方利益，才是最大的挑战。有业内专家曾指出，“引黄济青”达不到设计规模只是假象：在青岛这样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受水区内，宁肯超采地下水、牺牲环境用水也尽量少用外调水。 “实际上，青岛引黄河的水相当便宜，才1块多钱，比南水北调的水要便宜多了，它都舍不得用。因为引来的水还是没有青岛市内的当地水便宜。”在王浩看来，这是地方利益造成的，而且南水北调未来也可能会陷入“外调水与本地水资源无法统一调配”的困境。 “从国家的角度看，把长江丰水地区的水调过来，是要替代华北地区受水区严重超采地下水及生态大破坏的趋势。”他说，“国家是这个目的，但是地方并不那样想，南水北调的水贵，地下水便宜，只管地方上一时的需要和利益，意图拼命超采地下水。把南水北调的水作为备用水源。而实际上，应该把南水北调的水作为主力水源，把地下水作为战略备用。” 王浩认为，要保证南水北调工程发挥效益，首先是强令地下水封井，还得要求外调水的百分之几应优先用完，“现在没有这种比例的规定，也就没有压力。但很快会出台相关政令，比如南水北调2014年通水以后，要求受水区用掉60％以上的外调水。” 陈传友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水价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南水北调通水以后，也要提高地下水的水价。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还没开始，未来都要做。”王浩认为，越来越多巨型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对现有水资源管理体系发出挑战。 比如南水北调中线涉及到121个县、44个城市，原有的管理体系并不能解决统一调度问题。这其中既涉及到外调水和本地水的利用排序的问题，也包括几百座闸门统一调度保持稳定水面线等。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推进了三峡水库和南水北调两个世纪工程。而如今，如何用其他方法解决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经记者了解，名为“江河湖库水系连通”的项目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它希望通过建立“水网”、统一调剂水资源。不过，它仍然面临着种种博弈。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流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司局级干部。区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省委书记，等于是司局长和省委书记圈到一个屋里谈话，经常谈不到一块去。而且一个司局级干部如何去调动省委书记?”王浩说，在流域管理的基础上，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