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佛禅
徐文明 著
第一章 玉出昆岗丽生金 谪向人间历苦辛
一、谪仙降临
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在江南西路临江府，一声惊蛰般的啼哭震碎了人们的焦灼与担心，一个新的生命顺利诞生了，时任临江军判官的临川人王益的续房吴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震憾千古的王安石。后人将王安石出生之地号为“维崧堂”。
王家在临川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直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才于陈尧咨榜中进士，又过了十五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安石之父王益又于蔡齐榜中进士。据王安石自述，他的父辈还有数人在曾在南唐为官，然而可能官职不高，故未能留名史册。王贯之官至尚书主客郎中，是王家最早腾达的人。
王安石的祖父名王用之，为卫尉寺丞，祖母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因使上下和睦，内外相饬，妇德之彰，可歌可诗。谢氏受舅、夫之荣，享子孙之禄，后寿至九十而终，是王家寿命最长者。
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虽未显拔，在当时也算是有地位的人，后世有人将王安石的成分定为中小地主，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事实上王家在临川却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以此标准，倒应该划入贫雇房，算是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由于家无田产，王益外出做官，只能是携家带口，东奔西走，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生活，按照时下的说法，算是标准的工薪族，而且夫妻双方还有一人下岗。当然，如果王益脑子“灵活”一点，家里是不应该受穷的，谁见现在正处级以上的领导家为衣食犯愁了？此公却偏偏是个死脑筋，算得上是古代的“孔繁森”，堪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一毫不贪，当时官吏的俸禄微薄，王家人多口众，生活当然算不上富裕。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为抚州金溪人，其家在临川三十里外的乌石冈，所居之处又有柘冈。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书史，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又擅长阴阳数术之学，堪为有见识、有学问、有修养的乡间妇人。伯父吴敏，以淳化三年（992）成进士，其后二子芮、蒙亦登高科。吴家在金溪堪称望族，家大业大，文章之华，道德之光，莫此为盛。后来王安石又娶了吴敏的孙女，两家算是亲上加亲，世谊深厚。
吴氏好学强记，天性慈让，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待人至厚，自奉甚薄。她是王益的续弦，前房遗有二子，安仁、安道，她对两个长子之爱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至后来子孙长大，根本不知道她是后母。虽然家中不富，她却对前来投奔自己的穷亲贫友解衣推食，毫不吝惜，虽然因此弄得自家衣食不继，仍然毫无怨色。
吴氏的母亲黄氏喜阴阳数术，她从小耳濡目染，对其中的奥妙倒也并不陌生。一举生男，对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她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此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从孩子的相貌生辰来看也是如此。也许是出于母亲的偏爱，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能来历不凡，但到底来自何处，她也算不清楚，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她知道丈夫是一个正统的儒者，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因此未曾向他说起。
王益壮年丧妻，二子孤弱，自觉十分不幸，然新妇少艾温婉，又来自远近知名的金溪吴家，使他淡化了心中的伤痛，如今又有一子，不由意下大慰。仕途艰难，他知道自己这样在朝中无人撑腰的书生无论多么有才华，也不会出人头地。他也无意飞黄腾达，只想造福一方，抑豪强，扶贫弱，让这个社会稍微公平一点，此外略尽人子、人父之责，照顾好一家老小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儿子，他还是满怀期望的。南人由于归化较晚，在大宋朝是没什么地位的，据说太祖还在宫中立了一方“南人不得为相”的石碑，此事虽真假难辨，但太祖对南人有疑忌还是真的，南人转事大宋的陶穀、徐铉颇受猜忌乃至凌辱也是公开的秘密。象王益这样家中有人曾在南唐为官的人是很难上升到高层的。但时代在变，天下一统已经几十年了，南人的地位也在一步步提高，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能够凭自己的才华宣力朝廷，获得父祖不可能获得的荣耀。
王家客居外乡，王益又疾恶如仇，当地的豪强大族都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走，因此除了一些同僚下人外，前来相贺的人并不多。令门下惊奇的是，老爷淳然儒士，不交僧道，却有一个道士前来祝贺。这位道士不是别人，正是与王安石的一生都有关联的李士宁。
李士宁出处不明，有人说他早就二三百岁了，人问年寿，他总是笑而不言，其道术神通，确有过人之处。由于黄氏同样精于道术，故李士宁与吴家素有往来，经常出入吴家，人不为怪。吴氏自小就认识李士宁，目睹其异，听说他来造访，不由喜出望外，心道这回可以解除疑团了。王益虽然不大乐意，但李士宁毕竟是吴家的旧交，算是他的长辈，也不愿违背刚刚为自己生子的少妻的心愿，就依夫人之意，将其请入内室，让他看一看这个小儿子是何来历，命相如何，看他说些什么，就当听一次故事。
王氏夫妇都期待地望着李士宁，李士宁却沉吟不语。王益虽然不信，却不能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命运，见李士宁不说话，不由心中一紧，不知是儿子命运不佳还是老道士现编故事。吴氏更是着急，虽然产后虚弱，对儿子命运的关注却让她精神顿起，催促李士宁赶紧说话。
李士宁说出一番话，惊得不信鬼神的王益也都目瞪口呆。原来王家麟儿果非凡胎，竟是天上的狐仙降世。王益摇头不肯相信，吴氏却信之不疑，更道生产之日，仿佛看到一只獾儿掠过窗前，大概就是神狐的影子，叫作狐儿不好听，干脆孩子的小名就叫“獾儿”得了，叫一个贱名也好养活（据郑景望《蒙斋笔谈》，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故小字獾郎）。
以上一段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敷演出来的一个故事，不必深信。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的野狐，见于蔡京之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蔡絛称他先闻之于当时著名的道士、号称“小王先生”的王仔昔，他本不肯相信，后又从他父亲蔡京那里得到了证实，道是此说亦出于李士宁。此事真假不必深究，但也表明后人对王安石的爱戴。人们总习惯将人间的杰出人物说成天外来客，以证明其来历不凡，成功有本。蔡氏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神狐，一是为了借神化王安石来抬高自己，由于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亲弟弟，是故蔡氏总是以王安石事业精神的传人自居；二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貌丑心灵的来由，蔡絛由此大发了一番感慨，道是王安石禽兽其形，圣贤其中，比那些人面兽心、外表漂亮而内里肮脏的人强多了；三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这样的大圣贤为何无后，按照王仔昔的解释，天上的神狐是不应该在人间有后代的。
这些解释当然都是十分荒唐的。王安石的功业经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的前身是神是兽没什么关系。然而由于他的具有神秘主义传统的外家血统，他一生又与李士宁等道士关系密切，后人为他编排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也是不足为奇的。
前身及天神的成分不足为贵，但现实的出身还是非常重要的。王安石出身于一个正直、善良、好学、重视修养的家庭，对他后来的品格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他出身于无田无产的中下官僚之家，少历贫苦，不仅使他一生节俭，还决定了他永远的平民立场。更由于此，他知道生计艰难，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才是治国的第一目标，利本身就是义，与那些世家大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只知道空谈仁义道德的达官贵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安石父为孔孟之徒，母为道教术士，似乎和佛教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王安石是一个南人，他所在的江西本是禅宗马祖一系的大本营，南方一直都有崇奉佛教的传统，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以为证，而五代时期的南唐更是以崇佛著称。王安石自言他的父辈曾有人在南朝为官，无论是家族还是环境，都不容他对佛教一无所知。幼年的王安石，在南方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渐渐成长起来，他那幼小的心灵已然悄悄受到佛法的浸润和滋养。
二、少年漂泊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初任建安主簿，后判临江军，出领新淦县，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王安石这段时间一直随父迁行，四处漂泊，萍踪不定。
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是青原行思的故乡，也是他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因此这里就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道场。青原行思是六祖惠能（638—713）的大弟子之一，俗姓刘，据说他最初参拜六祖时便问道：“当何所务，则不落阶级？”六祖反问他：“汝曾作么？”他答道：“圣谛亦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他时大悟：“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这是禅宗一贯的教学方法，不是直接回答学人的疑问，而是启发诱导，让学者自己悟道，自己说出答案。行思初问如何修行，才能避免上下分别等二见（阶级），因为佛教是主张远离分别心的。六祖不答，反问你做过什么。佛教主张无心无为，若有造作，即是业行，要受轮回报应，因此行思回答圣谛（真谛，超世间的最高真理）也不求，也就是一切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行思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无心无为，当然无有阶级可落，不必硬性追求不落阶级。行思悟道之后不久，便返回故乡，在青原山静居寺修行弘法，直至去世。
行思后来又收了一个出色的弟子，即石头希迁（700—790）。希迁原为六祖最小的弟子，算是行思的小师弟。由于六祖入灭时希迁只有十四岁，因此还无法完全领略六祖的旨意，他在老师去世前问此后该怎么办，六祖让他“寻思去”，因此六祖去世之后，他便留在宝林山天天苦思冥想，以此“寻思”悟道，结果却一无所获。大师兄见他整天紧绉眉头，苦思不已，便告诉他老师的意思是说让他到庐陵青原山去寻找师兄行思，不是让他整天胡思乱想。希迁这才明白，赶紧去拜见行思，终于悟道得法。石头希迁一系后来流传甚久，下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青原一支主要靠石头一系承当。
当时王安石不过六七岁，还无法领略禅宗的奥妙，他是否游历过行思说法的青原山，静居寺静穆的气氛是否影响他幼小的心灵也不得而知，但他后来与云门宗关系密切，也许有幼年居住庐陵的渊源。
王益曾宦游四川，但具体时间难以确考。据《四川省名宦志》记载：“王益，荆公之父，祥符间，任新繁，修学校，礼师儒，与梅挚等唱和诗赋最多。”然而这一时间肯定是错的，因为王益祥符八年始中进士，时年二十二，而祥符一共只有九年，其判临江军时就已经到了天禧中，知新繁肯定在此后。
《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长安西去四川道上的梓橦有一个神祠，素称灵异，已然为官的士大夫路过这里，如果得风雨送行，必然位至宰相；欲考进士的举子路过，得风雨相送，必然得中状元，据说自古以来，历试不爽。有一个王提刑路过，正好赶上风雨大作，王提刑心中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必然位至宰辅，结果直到身赴黄泉，也未能应验。是不是这一传说失灵了呢？其实不然，原来那天时年八九岁的王安石正随父西行入蜀，风雨所送者是王安石，而不是王提刑。
这个故事很有趣，其真伪不必深考，只是说明王安石八九岁时曾经随父入蜀。王安石八岁时为仁宗天圣六年（1028），表明王益宦蜀是在天圣年间而非祥符。王益在蜀，兴修学校，崇师敬儒，颇有政绩，又与名士梅挚相互唱和，吟诗作赋，文名甚盛。
王益在四川任知县的时间也不长，由于他政绩卓著，远近称颂，终于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殿中丞、韶州知府，时在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刚好十岁。
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路，说起这里，了解佛教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这里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弘法传道之地，是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之一，也是后来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派，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禅宗可谓佛祖的嫡传，其第一代祖师便是在释迦牟尼继任佛教领袖的大迦叶，其后又在印度传到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本在印度弘法，由于其师般若多罗悬记他于中土有缘，便于百岁之际又漂洋渡海，到达广州，此时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即刘宋王朝的末期。达摩后来北上，在嵩山、洛阳一带传法，在少林寺收下了弟子慧可，从此便产生了中国禅宗。达摩在印度为二十八祖，在中土则为第一代祖师，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第六代便是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一带），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县），虽然父亲早死，唯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却又天生慧根，一闻便悟。他在二十四岁时凭借一首偈语战胜了学问满腹的师兄神秀，独得五祖真传，带着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离开黄梅，不料却被贪图祖师之位的同门到处追踪，他只得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于三十岁时到达韶州宝林山曹候溪隐居。后来又有人发现他的行踪，他只能又离开这里跑到怀州、惠州一带的山林里躲避，直到三十九岁时才重回宝林山，在此正式传法授禅，使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曹源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韶州对于禅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已经十岁的王安石开始懂事了。他少时便好读书，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又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发生了兴趣，更让他惊奇的则是当地浓厚的佛教传统。六祖惠能的真身为什么能够保存至今？为什么常人一死就会腐烂发臭，而六祖死后数百年仍然栩栩如生呢？这一问题，就连博学多识的父亲也无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倒是母亲不以为然，道是这也没什么新鲜，道门中还有肉身成圣、尸解为仙的功夫，比佛教还要高明。
韶州的风俗也使少不更事的王安石颇感新奇。他虽然刚满十岁，可走过的地方已经不少，江西、京城、长安、四川、岭南，俨然是老江湖了。虽然北宋前期二程一类的道学家们还未得势，可长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传统早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定势，男女公然相互往来还是不多见的。王益便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士，他对子女也严格贯输男女有别的理念。可是韶州的风俗不然，男男女女公然在路上亲热，当然他们并不是夫妻。
原来韶州一地汉人并不占多数，六祖本人虽然生长在南方，却是标准的北方血统，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蛮夷，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就连六祖本人在最初拜见五祖时也被视为蛮夷，五祖问道你不过是一个獦獠，来求什么佛，六祖却反问五祖，我虽然是一个獦獠，身份与和尚有别，佛性有何差别。五祖见他利根如是，便答应收他为徒。当然五祖并不是瞧不起少数民族，而是故意设问，考试一下六祖的素质。六祖得法回到南方，大弘佛法，对南方的开化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百越蛮貊之地，毒虫改性，瘴气为销，猜悍之风变，膻腥之食绝，移风易俗，功莫大焉。然而正道不久，邪执易生，欲乐天然，贞固待修，在六祖入灭数百年后，广南的风俗又恢复了原貌，甚至连佛教界都受了影响。
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定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看新郎，一见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装，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皆大欢喜。
男女自由恋爱倒是好风俗，不过嫁给僧人就比较奇怪了。看来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时，世俗也在极力化佛教，广南的佛教就已经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实上，这些经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个光头之外，已经没什么佛教味了。这一方面是民风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出卖度牒，和尚也自然职业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钱买度牒，买度牒的人也未必是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税罢了，这正是朝廷所允许的。
韶州为六祖说法之处，应当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它亦处在广南路，其周边地区怕是仍有此类恶俗。以往的官员大多以为民风使然，不加干预，王益却觉得不可忍受，严令男女不得相戏于道路，有犯者严惩。王益所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结婚等现象不得而知，既然连男女相戏都不允许，怕是更要禁绝此类恶俗了。王益的禁令并非为佛教而发，他只是从儒家和风化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在客观上也整肃了六祖道场的风气，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恢复佛教尊严是有利的。不过王益连男女自由恋爱都禁止，将淳朴、自然的民风视为有伤风化，这反映了儒家的偏见和蛮横。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于王安石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浑厚精深，还开始学习诗书，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王安石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这表明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他早年学习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诗文，其文学才华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后天艰苦的努力，《宋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这种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风易俗，政绩显著；王安石在此地勤习诗文，兼学佛书。韶州成了他们漂泊中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还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响会更大。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明道二年（1033）返回故乡，因为王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
三、回归故里
父亲的去世让王益悲痛欲绝，他是一个孝子，往年任职时都带上父母，以便朝夕侍养，直到远赴四川时才将父母送归故里，因为那里路途太远，他不想让父母受颠泊之苦。王安石却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老人了。吴氏虽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还隐着一分安慰，因为她可以乘机回娘家看看了。
虽说是老家，王安石却没什么印象，因为他几乎没回来过，出生、成长都在外地。临川三年，其实王安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里风光秀丽，满目芳菲，碧波荡漾，青山妩媚，美好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任性纵志，在父亲没心思管他的情况下，他度过了一段自由、潇洒的时光。
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述了这段生活：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
十三岁的王安石已经进入一个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相反，他对这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严格依照儒家的规范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开始厌烦，对于父亲严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厌倦贫穷，希望能够过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诗弄文、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希望籍此飞黄腾达，博得富贵荣华。孔孟在他心目中非但不是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了讥笑的对象。
王安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符合身心发育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外祖父家的环境有关。吴畋虽然只是一个处士，吴敏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一门三进士，风光无限。吴家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自信、富足、潇洒、现实，这种样式也许是更符合人性的。比照后日的王安石，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少年才子，一个追求美与自由、渴望富贵与腾达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然而，这里面也隐藏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文章诗赋是用于博取轩冕的，诗人的唯美自在与达官的追求富贵是难于统一的，现实容易走向庸俗，潇洒难以避免放纵，延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苏东坡式、甚至柳永一类的王安石，而不会有后来的圣贤王安石与改革家王安石。
究竟什么样的王安石更好，恐怕也很难做价值判断。假如只有诗人王安石，他对当时及历史的震撼就不会如此宏大，他既不会被比作孔子，也不会被骂成王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这段王安石的“弯路”使人看到他性情的另一面，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王安石，一个倔强任性的王安石，一个具有反传统气质的王安石。
这段时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他自己不好意思道及的公开的秘密。儒家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的，中国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羞于承认与爱人的感情，王安石也不能例外。在他陶醉于外祖父家“幽花媚草”之美的时候，在静观“黄蜂白蝶参差飞”的时候，他肯定还注意到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解语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表妹吴氏。他与夫人一生感情甚笃，这段时间的朦胧的感觉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二人琴瑟相谐的基石。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王安石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反叛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与当时的制度有关，他父亲的三年守制期结束了，他也只好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开始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天涯孤旅了。
四、初至江宁
景祐三年（1036），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离不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象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个巨大的收获，结识了终生的良友曾巩（1019—1083）。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与王安石算是同乡，但由于王安石很少在家，因此未能相识，二人相遇京城，一见如故。曾巩有《寄王介甫》一诗记述二人的初遇：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栋榦，度量弃樗栎。振辔行尚早，分首学堧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已远，遗经窜墙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闢。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胡然蕴环堵，不救谋者惑。… …
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他既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文学家，又是一个终身不改的纯粹儒士。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一起吃饭，一起谈古论今，无所不言，毫不防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巩是来京城应试的，但他的文学才华不见赏拔，只能与王安石分手，落魄而归。其年冬天，他读到了王安石寄来的文章，大为称赏，以为其文汪洋恣肆，如临东海；春色满目，如跻泰岳。观其议论纵横，大匠难裁，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曾巩并不是一个乱发议论的人，也不会盲目吹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对王安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表明其文学才华确实非同凡响。当然，曾巩也对王安石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期待，以为在距周公、孔子越来越远，百家竞起、大道凌迟之时，他不应该只是关注文章小道，而是应当兴遗经、振儒道，继孟韩之志，救斯世之弊。
这次与曾巩的会见也对王安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自己锐意文章、轻蔑儒术的行为进行反思。次年春天，王益被任命为江宁通判，王安石又跟随父亲到建康赴任。
在长江中流的采石矶上，望着滔滔东去、奔腾不息的江水，他不禁想起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又望着西下的落日，想到一天又这么过去了，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么？想想曾子固只比自己年长两岁，却早立大志，锐意进取，为国为家，勇挑重担，自己却只想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还象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少年之时不努力，将来穷老之时怎么过呢？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象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婚丧庆吊之类的活动，而是天天在家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以至于屋里生了虫子。他读书也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象契和后稷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宽广，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好学之时，王家又大难临头，他的父亲、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 ，先子泯没予谁依！
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年突然去世对王安石一家无异是灭顶之灾。因为全家只靠王益的俸禄生活，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失去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弃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知道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致于过早辞世的，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跨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五、早年学术
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的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又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五年时光，因此肯定会受到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目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他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先大夫述》称他十七岁时曾以文干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詠，张詠奇之，对其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之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了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也可见其确有文学成就。
王安石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又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在文学上很早就已经取得可观了成就。前述曾巩对他的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王安石早年的文学兹不多言，更重要的是他的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主要是受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西川过远，法又不许携亲，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辄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薄时，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孔目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赶紧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任韶州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且将他们当日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叛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成为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他的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他后来不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其施政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无异还受到曾巩的启发，在金陵求学时又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王安石早年最重要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李通叔哀词并序》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
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从二兄入学为诸生，常感古人汲汲于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为涂之人而已邪？为此忧惧。既而遇通叔于诸生间，望其容，而色睟然类君子，即而与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则予放心不求而归，邪气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为文，则一本于古，华虚荡肆之学，盖未尝接于其心，诚有以开予者。予得而友之，忧惧释然，作《太阿》诗贻之，道气类之而同合也。通叔亦作《双松》诗，道气类之，同而期之久也，以为报。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唯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为多。… …
王安石认为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一以贯之，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其长兄安仁常甫的影响。安仁七岁好学，不苛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襄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1017），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一起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1037）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1040）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敦颐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1036），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与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噤不敢言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敦颐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
王安石与佛禅
徐文明 著
第一章 玉出昆岗丽生金 谪向人间历苦辛
一、谪仙降临
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在江南西路临江府，一声惊蛰般的啼哭震碎了人们的焦灼与担心，一个新的生命顺利诞生了，时任临江军判官的临川人王益的续房吴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震憾千古的王安石。后人将王安石出生之地号为“维崧堂”。
王家在临川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直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才于陈尧咨榜中进士，又过了十五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安石之父王益又于蔡齐榜中进士。据王安石自述，他的父辈还有数人在曾在南唐为官，然而可能官职不高，故未能留名史册。王贯之官至尚书主客郎中，是王家最早腾达的人。
王安石的祖父名王用之，为卫尉寺丞，祖母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因使上下和睦，内外相饬，妇德之彰，可歌可诗。谢氏受舅、夫之荣，享子孙之禄，后寿至九十而终，是王家寿命最长者。
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虽未显拔，在当时也算是有地位的人，后世有人将王安石的成分定为中小地主，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事实上王家在临川却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以此标准，倒应该划入贫雇房，算是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由于家无田产，王益外出做官，只能是携家带口，东奔西走，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生活，按照时下的说法，算是标准的工薪族，而且夫妻双方还有一人下岗。当然，如果王益脑子“灵活”一点，家里是不应该受穷的，谁见现在正处级以上的领导家为衣食犯愁了？此公却偏偏是个死脑筋，算得上是古代的“孔繁森”，堪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一毫不贪，当时官吏的俸禄微薄，王家人多口众，生活当然算不上富裕。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为抚州金溪人，其家在临川三十里外的乌石冈，所居之处又有柘冈。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书史，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又擅长阴阳数术之学，堪为有见识、有学问、有修养的乡间妇人。伯父吴敏，以淳化三年（992）成进士，其后二子芮、蒙亦登高科。吴家在金溪堪称望族，家大业大，文章之华，道德之光，莫此为盛。后来王安石又娶了吴敏的孙女，两家算是亲上加亲，世谊深厚。
吴氏好学强记，天性慈让，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待人至厚，自奉甚薄。她是王益的续弦，前房遗有二子，安仁、安道，她对两个长子之爱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至后来子孙长大，根本不知道她是后母。虽然家中不富，她却对前来投奔自己的穷亲贫友解衣推食，毫不吝惜，虽然因此弄得自家衣食不继，仍然毫无怨色。
吴氏的母亲黄氏喜阴阳数术，她从小耳濡目染，对其中的奥妙倒也并不陌生。一举生男，对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她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此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从孩子的相貌生辰来看也是如此。也许是出于母亲的偏爱，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能来历不凡，但到底来自何处，她也算不清楚，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她知道丈夫是一个正统的儒者，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因此未曾向他说起。
王益壮年丧妻，二子孤弱，自觉十分不幸，然新妇少艾温婉，又来自远近知名的金溪吴家，使他淡化了心中的伤痛，如今又有一子，不由意下大慰。仕途艰难，他知道自己这样在朝中无人撑腰的书生无论多么有才华，也不会出人头地。他也无意飞黄腾达，只想造福一方，抑豪强，扶贫弱，让这个社会稍微公平一点，此外略尽人子、人父之责，照顾好一家老小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儿子，他还是满怀期望的。南人由于归化较晚，在大宋朝是没什么地位的，据说太祖还在宫中立了一方“南人不得为相”的石碑，此事虽真假难辨，但太祖对南人有疑忌还是真的，南人转事大宋的陶穀、徐铉颇受猜忌乃至凌辱也是公开的秘密。象王益这样家中有人曾在南唐为官的人是很难上升到高层的。但时代在变，天下一统已经几十年了，南人的地位也在一步步提高，等儿子长大的时候，也许能够凭自己的才华宣力朝廷，获得父祖不可能获得的荣耀。
王家客居外乡，王益又疾恶如仇，当地的豪强大族都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走，因此除了一些同僚下人外，前来相贺的人并不多。令门下惊奇的是，老爷淳然儒士，不交僧道，却有一个道士前来祝贺。这位道士不是别人，正是与王安石的一生都有关联的李士宁。
李士宁出处不明，有人说他早就二三百岁了，人问年寿，他总是笑而不言，其道术神通，确有过人之处。由于黄氏同样精于道术，故李士宁与吴家素有往来，经常出入吴家，人不为怪。吴氏自小就认识李士宁，目睹其异，听说他来造访，不由喜出望外，心道这回可以解除疑团了。王益虽然不大乐意，但李士宁毕竟是吴家的旧交，算是他的长辈，也不愿违背刚刚为自己生子的少妻的心愿，就依夫人之意，将其请入内室，让他看一看这个小儿子是何来历，命相如何，看他说些什么，就当听一次故事。
王氏夫妇都期待地望着李士宁，李士宁却沉吟不语。王益虽然不信，却不能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命运，见李士宁不说话，不由心中一紧，不知是儿子命运不佳还是老道士现编故事。吴氏更是着急，虽然产后虚弱，对儿子命运的关注却让她精神顿起，催促李士宁赶紧说话。
李士宁说出一番话，惊得不信鬼神的王益也都目瞪口呆。原来王家麟儿果非凡胎，竟是天上的狐仙降世。王益摇头不肯相信，吴氏却信之不疑，更道生产之日，仿佛看到一只獾儿掠过窗前，大概就是神狐的影子，叫作狐儿不好听，干脆孩子的小名就叫“獾儿”得了，叫一个贱名也好养活（据郑景望《蒙斋笔谈》，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故小字獾郎）。
以上一段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敷演出来的一个故事，不必深信。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的野狐，见于蔡京之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蔡絛称他先闻之于当时著名的道士、号称“小王先生”的王仔昔，他本不肯相信，后又从他父亲蔡京那里得到了证实，道是此说亦出于李士宁。此事真假不必深究，但也表明后人对王安石的爱戴。人们总习惯将人间的杰出人物说成天外来客，以证明其来历不凡，成功有本。蔡氏将王安石说成天上神狐，一是为了借神化王安石来抬高自己，由于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亲弟弟，是故蔡氏总是以王安石事业精神的传人自居；二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貌丑心灵的来由，蔡絛由此大发了一番感慨，道是王安石禽兽其形，圣贤其中，比那些人面兽心、外表漂亮而内里肮脏的人强多了；三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这样的大圣贤为何无后，按照王仔昔的解释，天上的神狐是不应该在人间有后代的。
这些解释当然都是十分荒唐的。王安石的功业经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的前身是神是兽没什么关系。然而由于他的具有神秘主义传统的外家血统，他一生又与李士宁等道士关系密切，后人为他编排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也是不足为奇的。
前身及天神的成分不足为贵，但现实的出身还是非常重要的。王安石出身于一个正直、善良、好学、重视修养的家庭，对他后来的品格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他出身于无田无产的中下官僚之家，少历贫苦，不仅使他一生节俭，还决定了他永远的平民立场。更由于此，他知道生计艰难，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才是治国的第一目标，利本身就是义，与那些世家大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只知道空谈仁义道德的达官贵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安石父为孔孟之徒，母为道教术士，似乎和佛教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王安石是一个南人，他所在的江西本是禅宗马祖一系的大本营，南方一直都有崇奉佛教的传统，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以为证，而五代时期的南唐更是以崇佛著称。王安石自言他的父辈曾有人在南朝为官，无论是家族还是环境，都不容他对佛教一无所知。幼年的王安石，在南方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渐渐成长起来，他那幼小的心灵已然悄悄受到佛法的浸润和滋养。
二、少年漂泊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初任建安主簿，后判临江军，出领新淦县，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王安石这段时间一直随父迁行，四处漂泊，萍踪不定。
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是青原行思的故乡，也是他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因此这里就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道场。青原行思是六祖惠能（638—713）的大弟子之一，俗姓刘，据说他最初参拜六祖时便问道：“当何所务，则不落阶级？”六祖反问他：“汝曾作么？”他答道：“圣谛亦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他时大悟：“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这是禅宗一贯的教学方法，不是直接回答学人的疑问，而是启发诱导，让学者自己悟道，自己说出答案。行思初问如何修行，才能避免上下分别等二见（阶级），因为佛教是主张远离分别心的。六祖不答，反问你做过什么。佛教主张无心无为，若有造作，即是业行，要受轮回报应，因此行思回答圣谛（真谛，超世间的最高真理）也不求，也就是一切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行思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无心无为，当然无有阶级可落，不必硬性追求不落阶级。行思悟道之后不久，便返回故乡，在青原山静居寺修行弘法，直至去世。
行思后来又收了一个出色的弟子，即石头希迁（700—790）。希迁原为六祖最小的弟子，算是行思的小师弟。由于六祖入灭时希迁只有十四岁，因此还无法完全领略六祖的旨意，他在老师去世前问此后该怎么办，六祖让他“寻思去”，因此六祖去世之后，他便留在宝林山天天苦思冥想，以此“寻思”悟道，结果却一无所获。大师兄见他整天紧绉眉头，苦思不已，便告诉他老师的意思是说让他到庐陵青原山去寻找师兄行思，不是让他整天胡思乱想。希迁这才明白，赶紧去拜见行思，终于悟道得法。石头希迁一系后来流传甚久，下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青原一支主要靠石头一系承当。
当时王安石不过六七岁，还无法领略禅宗的奥妙，他是否游历过行思说法的青原山，静居寺静穆的气氛是否影响他幼小的心灵也不得而知，但他后来与云门宗关系密切，也许有幼年居住庐陵的渊源。
王益曾宦游四川，但具体时间难以确考。据《四川省名宦志》记载：“王益，荆公之父，祥符间，任新繁，修学校，礼师儒，与梅挚等唱和诗赋最多。”然而这一时间肯定是错的，因为王益祥符八年始中进士，时年二十二，而祥符一共只有九年，其判临江军时就已经到了天禧中，知新繁肯定在此后。
《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长安西去四川道上的梓橦有一个神祠，素称灵异，已然为官的士大夫路过这里，如果得风雨送行，必然位至宰相；欲考进士的举子路过，得风雨相送，必然得中状元，据说自古以来，历试不爽。有一个王提刑路过，正好赶上风雨大作，王提刑心中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必然位至宰辅，结果直到身赴黄泉，也未能应验。是不是这一传说失灵了呢？其实不然，原来那天时年八九岁的王安石正随父西行入蜀，风雨所送者是王安石，而不是王提刑。
这个故事很有趣，其真伪不必深考，只是说明王安石八九岁时曾经随父入蜀。王安石八岁时为仁宗天圣六年（1028），表明王益宦蜀是在天圣年间而非祥符。王益在蜀，兴修学校，崇师敬儒，颇有政绩，又与名士梅挚相互唱和，吟诗作赋，文名甚盛。
王益在四川任知县的时间也不长，由于他政绩卓著，远近称颂，终于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殿中丞、韶州知府，时在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刚好十岁。
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路，说起这里，了解佛教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这里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弘法传道之地，是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之一，也是后来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派，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禅宗可谓佛祖的嫡传，其第一代祖师便是在释迦牟尼继任佛教领袖的大迦叶，其后又在印度传到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本在印度弘法，由于其师般若多罗悬记他于中土有缘，便于百岁之际又漂洋渡海，到达广州，此时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即刘宋王朝的末期。达摩后来北上，在嵩山、洛阳一带传法，在少林寺收下了弟子慧可，从此便产生了中国禅宗。达摩在印度为二十八祖，在中土则为第一代祖师，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第六代便是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一带），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县），虽然父亲早死，唯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却又天生慧根，一闻便悟。他在二十四岁时凭借一首偈语战胜了学问满腹的师兄神秀，独得五祖真传，带着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离开黄梅，不料却被贪图祖师之位的同门到处追踪，他只得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于三十岁时到达韶州宝林山曹候溪隐居。后来又有人发现他的行踪，他只能又离开这里跑到怀州、惠州一带的山林里躲避，直到三十九岁时才重回宝林山，在此正式传法授禅，使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曹源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韶州对于禅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已经十岁的王安石开始懂事了。他少时便好读书，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又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发生了兴趣，更让他惊奇的则是当地浓厚的佛教传统。六祖惠能的真身为什么能够保存至今？为什么常人一死就会腐烂发臭，而六祖死后数百年仍然栩栩如生呢？这一问题，就连博学多识的父亲也无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倒是母亲不以为然，道是这也没什么新鲜，道门中还有肉身成圣、尸解为仙的功夫，比佛教还要高明。
韶州的风俗也使少不更事的王安石颇感新奇。他虽然刚满十岁，可走过的地方已经不少，江西、京城、长安、四川、岭南，俨然是老江湖了。虽然北宋前期二程一类的道学家们还未得势，可长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传统早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定势，男女公然相互往来还是不多见的。王益便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士，他对子女也严格贯输男女有别的理念。可是韶州的风俗不然，男男女女公然在路上亲热，当然他们并不是夫妻。
原来韶州一地汉人并不占多数，六祖本人虽然生长在南方，却是标准的北方血统，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蛮夷，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就连六祖本人在最初拜见五祖时也被视为蛮夷，五祖问道你不过是一个獦獠，来求什么佛，六祖却反问五祖，我虽然是一个獦獠，身份与和尚有别，佛性有何差别。五祖见他利根如是，便答应收他为徒。当然五祖并不是瞧不起少数民族，而是故意设问，考试一下六祖的素质。六祖得法回到南方，大弘佛法，对南方的开化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百越蛮貊之地，毒虫改性，瘴气为销，猜悍之风变，膻腥之食绝，移风易俗，功莫大焉。然而正道不久，邪执易生，欲乐天然，贞固待修，在六祖入灭数百年后，广南的风俗又恢复了原貌，甚至连佛教界都受了影响。
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定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看新郎，一见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装，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皆大欢喜。
男女自由恋爱倒是好风俗，不过嫁给僧人就比较奇怪了。看来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时，世俗也在极力化佛教，广南的佛教就已经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实上，这些经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个光头之外，已经没什么佛教味了。这一方面是民风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出卖度牒，和尚也自然职业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钱买度牒，买度牒的人也未必是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税罢了，这正是朝廷所允许的。
韶州为六祖说法之处，应当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它亦处在广南路，其周边地区怕是仍有此类恶俗。以往的官员大多以为民风使然，不加干预，王益却觉得不可忍受，严令男女不得相戏于道路，有犯者严惩。王益所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结婚等现象不得而知，既然连男女相戏都不允许，怕是更要禁绝此类恶俗了。王益的禁令并非为佛教而发，他只是从儒家和风化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在客观上也整肃了六祖道场的风气，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恢复佛教尊严是有利的。不过王益连男女自由恋爱都禁止，将淳朴、自然的民风视为有伤风化，这反映了儒家的偏见和蛮横。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于王安石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浑厚精深，还开始学习诗书，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王安石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这表明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他早年学习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诗文，其文学才华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后天艰苦的努力，《宋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这种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风易俗，政绩显著；王安石在此地勤习诗文，兼学佛书。韶州成了他们漂泊中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还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响会更大。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明道二年（1033）返回故乡，因为王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
三、回归故里
父亲的去世让王益悲痛欲绝，他是一个孝子，往年任职时都带上父母，以便朝夕侍养，直到远赴四川时才将父母送归故里，因为那里路途太远，他不想让父母受颠泊之苦。王安石却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老人了。吴氏虽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还隐着一分安慰，因为她可以乘机回娘家看看了。
虽说是老家，王安石却没什么印象，因为他几乎没回来过，出生、成长都在外地。临川三年，其实王安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里风光秀丽，满目芳菲，碧波荡漾，青山妩媚，美好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任性纵志，在父亲没心思管他的情况下，他度过了一段自由、潇洒的时光。
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述了这段生活：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
十三岁的王安石已经进入一个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相反，他对这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严格依照儒家的规范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开始厌烦，对于父亲严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厌倦贫穷，希望能够过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诗弄文、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希望籍此飞黄腾达，博得富贵荣华。孔孟在他心目中非但不是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了讥笑的对象。
王安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符合身心发育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外祖父家的环境有关。吴畋虽然只是一个处士，吴敏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一门三进士，风光无限。吴家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自信、富足、潇洒、现实，这种样式也许是更符合人性的。比照后日的王安石，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少年才子，一个追求美与自由、渴望富贵与腾达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然而，这里面也隐藏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文章诗赋是用于博取轩冕的，诗人的唯美自在与达官的追求富贵是难于统一的，现实容易走向庸俗，潇洒难以避免放纵，延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苏东坡式、甚至柳永一类的王安石，而不会有后来的圣贤王安石与改革家王安石。
究竟什么样的王安石更好，恐怕也很难做价值判断。假如只有诗人王安石，他对当时及历史的震撼就不会如此宏大，他既不会被比作孔子，也不会被骂成王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这段王安石的“弯路”使人看到他性情的另一面，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王安石，一个倔强任性的王安石，一个具有反传统气质的王安石。
这段时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他自己不好意思道及的公开的秘密。儒家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的，中国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羞于承认与爱人的感情，王安石也不能例外。在他陶醉于外祖父家“幽花媚草”之美的时候，在静观“黄蜂白蝶参差飞”的时候，他肯定还注意到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解语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表妹吴氏。他与夫人一生感情甚笃，这段时间的朦胧的感觉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二人琴瑟相谐的基石。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王安石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反叛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与当时的制度有关，他父亲的三年守制期结束了，他也只好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开始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天涯孤旅了。
四、初至江宁
景祐三年（1036），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离不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象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个巨大的收获，结识了终生的良友曾巩（1019—1083）。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与王安石算是同乡，但由于王安石很少在家，因此未能相识，二人相遇京城，一见如故。曾巩有《寄王介甫》一诗记述二人的初遇：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栋榦，度量弃樗栎。振辔行尚早，分首学堧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已远，遗经窜墙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闢。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胡然蕴环堵，不救谋者惑。… …
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他既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文学家，又是一个终身不改的纯粹儒士。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一起吃饭，一起谈古论今，无所不言，毫不防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巩是来京城应试的，但他的文学才华不见赏拔，只能与王安石分手，落魄而归。其年冬天，他读到了王安石寄来的文章，大为称赏，以为其文汪洋恣肆，如临东海；春色满目，如跻泰岳。观其议论纵横，大匠难裁，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曾巩并不是一个乱发议论的人，也不会盲目吹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对王安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表明其文学才华确实非同凡响。当然，曾巩也对王安石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期待，以为在距周公、孔子越来越远，百家竞起、大道凌迟之时，他不应该只是关注文章小道，而是应当兴遗经、振儒道，继孟韩之志，救斯世之弊。
这次与曾巩的会见也对王安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自己锐意文章、轻蔑儒术的行为进行反思。次年春天，王益被任命为江宁通判，王安石又跟随父亲到建康赴任。
在长江中流的采石矶上，望着滔滔东去、奔腾不息的江水，他不禁想起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又望着西下的落日，想到一天又这么过去了，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么？想想曾子固只比自己年长两岁，却早立大志，锐意进取，为国为家，勇挑重担，自己却只想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还象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少年之时不努力，将来穷老之时怎么过呢？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象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婚丧庆吊之类的活动，而是天天在家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以至于屋里生了虫子。他读书也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象契和后稷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宽广，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好学之时，王家又大难临头，他的父亲、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 ，先子泯没予谁依！
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年突然去世对王安石一家无异是灭顶之灾。因为全家只靠王益的俸禄生活，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失去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弃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知道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致于过早辞世的，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跨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五、早年学术
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的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又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五年时光，因此肯定会受到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目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他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先大夫述》称他十七岁时曾以文干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詠，张詠奇之，对其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之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了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也可见其确有文学成就。
王安石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又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在文学上很早就已经取得可观了成就。前述曾巩对他的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王安石早年的文学兹不多言，更重要的是他的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主要是受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西川过远，法又不许携亲，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辄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薄时，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孔目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赶紧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任韶州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且将他们当日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叛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成为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他的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他后来不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其施政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无异还受到曾巩的启发，在金陵求学时又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王安石早年最重要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李通叔哀词并序》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
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从二兄入学为诸生，常感古人汲汲于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为涂之人而已邪？为此忧惧。既而遇通叔于诸生间，望其容，而色睟然类君子，即而与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则予放心不求而归，邪气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为文，则一本于古，华虚荡肆之学，盖未尝接于其心，诚有以开予者。予得而友之，忧惧释然，作《太阿》诗贻之，道气类之而同合也。通叔亦作《双松》诗，道气类之，同而期之久也，以为报。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唯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为多。… …
王安石认为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一以贯之，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其长兄安仁常甫的影响。安仁七岁好学，不苛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襄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1017），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一起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1037）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1040）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敦颐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1036），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与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噤不敢言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敦颐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