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西汉的东方朔曾写过一篇赋《答客难》，其译文如下：
有人诘难东方朔道：“苏秦、张仪一旦遇上万乘之主，就能身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如今你修习先王之术，仰慕圣人之义，诵读《诗经》、《尚书》、诸子百家的典籍，不可胜数。甚至将它们写于竹帛上，以致唇腐齿落，烂熟于胸而不能忘怀。好学乐道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了；自以为才智海内无双，可谓博闻强辩了。然而尽心竭力. 旷日持久地侍奉圣明的君主，结果却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按：韩信谢绝项羽派来的说客时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恐怕还是品德上有不足之处吧？连同胞兄弟都无处容身，这是何缘故呢？”东方朔喟然长叹，仰面回应道：“这不是你能完全理解的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岂能一概而论呢？想那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不朝，争权夺利，兵革相战，兼并为十二国，难分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游说之风大行于世。他们身处尊位，内充珍宝，外有粮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如今则不然：圣主德泽流布，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四海相连如同腰带，天下安稳得像倒扣的痰盂。一举一动尽在掌握，贤与不贤如何区分呢？遵天之道，顺地之理，万物皆得其所。所以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天地之大，士民众多，竭尽全力去游说的人就像车轮的辐条齐聚车轴一样，多得不可胜数，被衣食所困，找不到晋身之阶。即使苏秦、张仪与我并存于当世，也当不上掌故那样的小吏，还敢期望成为侍郎吗？所以说时异事异呀。
虽然如此，又怎么可以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诗经》上说：“室内鸣钟，声闻于外，鹤鸣于高地，声闻于天。如果真能修身，何患不荣耀！姜子牙践行仁义，七十二岁见用于文、武二王，终于得以实践他的学说，受封于齐，七百年不绝于祀。这就是士人日夜孜孜不倦，勉力而行不敢懈怠的原因呀。就好像那鹡鸰鸟，边飞翔边鸣叫。《左传》中说：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害怕寒冷而使冬天消失，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险峻而停止其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而改变自己的品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走正道，小人谋私利。《诗经》说：礼义上没有过失，何必在乎人们议论呢？所以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冠冕前有玉旒，是用来遮蔽视线，丝棉塞耳，是为了减弱听觉。视力敏锐却有所不见，听力灵敏却有所不闻。扬大德，赦小过，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弯曲的再直起，但应让他自己去得到。宽舒进而柔和，但应让他自己去求取。揆情度理，应该让他自己去摸索。大概圣人的教化就是如此，想要自己通过努力得到它；得到后，则会聪敏而广大。
当今之贤士，才高无友，寂然独居。上观许由，下视接舆，谋似范蠡，忠类子胥。天下太平之时，与义相符，寡合少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您对我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燕用乐毅为将，秦任李斯为相，郦食其说降齐王，游说如流水，纳谏如转环，所欲必得，功如高山，海内稳定，国家安宁，这是他们遇上了好时势呀。您又何必感到奇怪呢？俗话说，如果以管窥天，以瓢量海，以草撞钟，又怎么能通晓规律. 考究原理、发出音响呢？由是观之，就像耗子袭击狗，小猪咬老虎，只会失败，能有什么功效呢？现在就凭你这样愚钝的人来非难我，要想不受窘，那是不可能的。这足以说明不知通权达变的人终究不能明白真理呀。”
在文中东方朔说明了自己之所以不能取得苏秦、张仪那样的成就，是因为时异事异，自己处于否定竞争机制的时代。同样的缘由，虽然曹操很早就显现出具备天才的演员及天才的军事家(19岁就为作注) 的潜质, 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 但是清平的时势对其不利。在人们的眼中, 他就是个浪荡子(鲁迅说：“纵有成千上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平时不治行业，尽干些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事（如夜闯张让宅第）；而后逢上了乱世, 时势对他这样敢于独立思考, 具有自主创新精神，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人有利, 于是成为了英雄。而曹操还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因此, 英雄造时势, 同时时势造英雄, 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 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
世界日报：美国政坛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在一系列的“魔鬼”电影中，阿诺是一个仅能说“我将再来”、“再见！宝贝”或是“你被毁灭了”等简短台词、且说话带有强烈口音的肌肉男，扮演的是“魔鬼终结者”、“魔鬼毁灭者”、“最后魔鬼英雄”、“魔鬼司令”、及“终极战士”等阳刚十足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移民，娶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甥女，同时也是一位长期表达对政治有强烈企图心的名人。
在2003年夏天以前，阿诺若表达要竞选公职，虽然有可能引起话题讨论，但应不会有太多的选民将他视为政治人物。然而在10月8日的加州州长罢免及补选投票中，他竟然以压倒性的多数击败134位对手，当选全美第一大州的州长，一夕间成为全美的风云人物。究竟是阿诺这位大银幕的英雄创造时势，亦或是加州州政府近年来的能源及财政危机，创造了阿诺这位政坛新星呢？
事实上，阿诺并非第一位由大银幕换跑道成功进入政坛的实例，美国前总统里根亦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并在进军白宫前当选两任的加州州长。比较近期的例子则是影坛硬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因不满自己的餐馆不能扩建，而出马竞选加州小镇卡梅尔的镇长。当然小镇镇长200美元的周薪对他来说是太微薄了，因此作完两年一任后，他就如电影中扮演的“镳客”一般，在任务完成后潇洒地离开。
这几位都是所谓的巨星或是主角，无论在知名度或形象上都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他们竞选公职成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银幕上扮演配角的一些明星，也照样有机会胜选。此外，不单是电影或电视明星能够成功转换跑道进入政坛，美国社会的另一个名人社群一运动员，亦不乏从政实例。
为何电视演员、电影明星、运动选手、甚至球队教练在美国都有成功转进政坛的机会，且大部分的政绩表现还都受到肯定，颇具专业水准？这或许和他们在平时就关心政治，从政后亦相当努力有关。当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刻板印象并不适用于大部分的职业运动选手。除了天赋外，他们的成功通常还包括了团队合作、领导能力、严格训练及高度自我要求。对演员来说，政治本就是表演艺术，他们参政自然驾轻就熟，也很容易培养领袖魅力。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经常会刻意寻找演艺人员及职业运动选手参与公职选举，一来因他们知名度高，先天上就有优势，二来也是后者本身高度意愿及长期的兴趣。我们与其认为阿诺是因为有了戴维斯的罢免案而窜出，成为共和党的英雄，还不如相信他的知名度和意愿，让那些想要扳倒戴维斯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分子趁机提出罢免案，在极短的竞选活动后就将没有政治经历的阿诺推上加州州长的宝座。
究竟是时势造英雄，亦或是英雄造时势？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写于“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发
赵晓
有一个奖，叫“中国经济学奖”，于公元2005年3月24日颁发。
作为“中国经济学奖”的专家委员，我一直关心此奖的评选和颁发。因此尽管这一段忙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如约去参加了这个奖的颁奖活动。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奖项最终顺利地颁发出去，我也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位前辈经济学家的获奖而鼓掌。
这个奖来之不易。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奖，中国当代没有过这样的奖，中国其他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奖。这是直到今天唯一地将“中国”头衔加在某个社会科学之前的奖项。
中国的经济学家非自改革开放始，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家也非自今日始，但奖项却只能自今日始。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伊利诺等经济学“海归”博士、以专门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已经正式开张，其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比改革开放后再提经济学要国际化足足早了70年左右，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至今是研究那段时期物价的最重要资料，其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是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经济的最佳窗口，其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原因再简单不过，“时势造英雄”。而当时的时势，国家以救亡为主，经济以贫困为主，社会以动乱为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可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也不可能奢望有一项奖在前方等待着勤苦探索的经济学家们。
建国后，中国也曾有过优秀的经济学家。我这里略提两个人。一是马寅初，如果当初他的建议能够被人听取并且活到今天，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政策贡献”最大者非其莫属，今天的奖也应该毫无争议地归他。可结果却是马寅初被认为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其人被批倒批臭，其政策建议被弃而不用，直至多生出几亿，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时代到来才被恢复名誉。二是张培刚教授，他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年轻经济学家，兴冲冲从美国哈佛大学回来，意欲效力于国家，如果新中国建国后放得下他一张平静的书桌，让他续写其哈佛《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文新篇章，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一定被他取入囊中。可惜，实际结果却是张老师几十年只能坐守汉江一隅，再难建树。
面对“中国经济奖”的颁布，对比哈佛多位拿诺贝尔奖的同学，不知张培刚教授今日作何感想？！
时势造英雄，建国后的时势不需要经济学，只需要“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需要经济学家们作英雄。
好在经济学家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斗得过市场。市场的规律，发展的规律让时势变化，就象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预想的那样，最终的最终，政治家们如果要造福于民，则终究会走到经济学的殿堂中来，并且谦虚地尊重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并以此造福民
生。
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条路在中国是那样的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上个世纪50-70年代，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蒋硕杰等人在台湾“天高任鸟飞”，建言立功，成功地大力推动台湾进入了经济起飞，台湾渐成为“经济四小龙”之首时，曾师从哈耶克、米德和希克思（这三人后来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同学和同事，同样象张培刚教授一样兴冲冲“海归”报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堃教授（南开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更不能想象“经世济民”„„
惟可欣喜的是，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黑暗、弯曲的年代，也决没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想就在这些倔强的、不怕死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名字：桌炯----中国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 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者之一以及最早反思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最卓越的学者，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并在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甚至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这样闪烁着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多学科光辉思想的文章；孙冶方----中国最早反思计划经济的人之一以及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他在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反思“价值规律”理论，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吴敬琏、刘国光、周叔莲、张卓元、陈吉元等一批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放下行军床”，已经永远地与世长辞了。告别了他们最爱的国家，告别了他们放不下的经济研究，只是在身后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
薛暮桥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他们中的唯一幸存者。今年，薛老已经101岁高龄，许多年轻的记者和经济学学生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曾经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在颁奖现场，我问薛老的女儿薛小和“令尊大人身体如何”，小和淡淡一笑“父亲安安静静什么也不知道象个神仙一样”。那一刻，我心里涌上许多感想，悲喜参半。我想到：感谢上帝，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命运真的比其他社会科学家（如《南方周末》报道的法学家们）好得多，经济学在经济的盛世成了显学，经济学家身逢盛世，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无意中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而我最大的感受是，薛老的获奖，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而后生辈如我们的确要向老一辈们致敬！也许在今后的后生子看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就似乎没有什么，更谈不上对国际学术的“前沿贡献”，但一定不要忘了：正是这些极“土”的人们，象普罗米修斯一样，曾在异常恶劣环境中为中国人盗来火种。那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除薛暮桥外，其他三人马洪年纪更长一些，但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把他和刘国光、吴敬琏看作是一代人。在我眼中，他们是第二代，是承上启下，将普罗米修斯们商品经济思想的火种演变成市场经济的“熊熊大火”、烧掉计划经济并从中生出市场经济火凤凰的一代人。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获奖名至实归，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到达今天的地步，经济学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有许多人抱歉中国经济学家不务正业，喜欢研究政策问题，却忘了“需求决定供给”，今日中国最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政策创新；还有人笑话经济学家们“嘴吧对着领导”，却忘了经济学家从来都是说教者（施蒂格勒语），他们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影响政策，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亦有人不喜经济学家到处演讲，却没有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正是借助于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先进做法传遍了全国，让理念成为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样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创新市场经济思想、启蒙市场经济思想、建构市场经济大厦以及建设市场经济大厦。
从这样的“社会分工和角色”看，中国经济学家其实恰如其分地担当了他们的作用，并始终处在为时代建言的前沿，及时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然而，这样的事业并非几个获奖者所能完全担当的。事实上，他们是优秀的代表，但放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们更象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一样蔚然壮观，迄今为止至少已经经历了四代人的演变历程。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他们活跃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地反思了计划经济，最早地思想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是对于计划经济做出杰出“反思”的一代。第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等，除吴敬琏是少见的“长青树”外，这一代人主要活跃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们是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另外，从人的自然生命和传承关系来看，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是第一代的学生辈。除三位获奖者外，对于这一代人中的杰出者，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于光远、厉以宁以及2004年逝世的董辅礽等。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经济学家的第三代是“构建和推进”的一代，他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活跃至今，并承担着今天中国经济学以及市场创新的大梁，他们的主要贡献便是将第二代人的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和政策构建，推进中国市场建设。这一代人人数众多，其中杰出的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此外，还包括“海归”的林毅夫、张维迎、易纲等优秀经济学家。除少数人外，第三代中的大多数是第二代的学生辈人。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第四代开始活跃，他们将是市场经济“融入和建设”的一代，他们是第三代的学生，或者自海外学成而归，如今分布于高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正进入到中国市场经济大厦砖一瓦地的最后建设过程中，他们的影响还有待形成，他们的使命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和完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后期“基础设施”建构--中国的宪政转型和伦理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中的杨小凯、林毅夫不仅是对国内建设卓有贡献的学者，也是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其中，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国企改革的“竞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杨小凯不仅因他在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上的贡献而彪炳于世，而且因为他在宪政经济学以及市场伦理方面的卓越开拓，已成为第四代经济学家仰慕的对象以及前行的起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经济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奖以及获奖者呢？张维迎教授讲得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冲着获奖去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这个民族的优秀经济学家，只要是深爱着这个国家，就当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最为紧要的问题，并竭尽全力地去推进了国民福利。而获奖，其实是对所有经济学者们的一种激励，尤其是当这次评奖侧重于“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政策方面贡献”时就更是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直至今日，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仍未完成，因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最“需要”的仍然不是最前沿的经济学，而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启蒙以及官员们的起码的尊重。真正对中国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总是能够保证提供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以后转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有效的知识和政策信息，推动中国社会“伟大的复兴”的完成。
关于英雄造时势
历史究竟是怎么一个面目呢？是由人创造的？还是人是被历史创造的呢？也就是说：究竟在历史上有必然性，还是人类有自由的选择权？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从最初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了。等到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就同样的加入了人类行为之中，变成了人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人类不再能摆脱他自己造下来的一些业，造下来的一些因，必须要拿这些因放入他四周围自然一半和自然遭遇里面，做为一个新的向度。人类创下了这些多业，创下了这许多因，人类在将来作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这许多过去的业，这许多过去的因，决定自己新的果和新的缘。这些因和缘已经无法避免，人类也不必避免。可是人类仍经常不断会有自己的意志，会有自己新的决定加入总和。人类自由意志的运用，不是在反抗或是取消历史造成的一些条件，因为历史也并不能够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条件。除了历史因素以外，人类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在这许多因素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图片中，选择他自己的某一种方向。每一个人做他当时当刻应做的选择，群体的人决定就是这许多个别决定和总和，而这些总和又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下一代要做决定时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人类究竟有一半是自己的主人，另一半的主权则属于过去的祖先，或者说，他过去的自己。他为自己播种，他也为自己收获；播种时他有某种程度决定权，收获的时候也有某种决定权。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自由与决定两者亘古未决的争辩之中，一个比较适当的答案。
由这一点演变下去，我们可以不必再有更深的讨论，就可以自然的引导到一个所谓历史有没有定律这一个问题上。既然每一代的人类，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自由决定的意志，也常常有这种自由决定的意志，那么我们不能盼望人类的历史是遵照着某种决定的方向，规定的路线进行，也就是说：寻找永远有效的定律是徒劳的。我们习惯上认为太阳会从东方出，可是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一天，忽然太阳系到了结束的时候，太阳不再从东方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出这个定律，事实上只不过是许多事件屡次出现的叙述而已，这个叙述本身具有一种记发性，可并不具有约束力。假如我们要在历史上追寻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们就必须要假定历史是有决定性的，是有某种决定力量的。可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某一个来源，或者某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就不容易指望有这么一种历史的公式，让我们预见将来一定如何发展。
历史既然不能有一个公式，那么历史岂非不再是科学了吗？把科学假定为寻找公式，寻找定则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事实上科学应该只是一种合理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在历史的研究上，系统的思维和合理的思维是照旧存在的。我们要有系统的在过去演变的许多事实
中间，想办法探索出那些因和缘，排除自然或者其他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看一看人自己造成的是一些什么？而自己造成的这些因素，又影响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追溯这些因和果，他们中间的一些支配的形态和必的形态，但是并不就说这种支配与发展的形态必定会造成某种定理或法则。在我们讨论到因与果的变化形态及配合形态时，还必须要记取前面我们讨论因果关系时曾提到的论点：人类的行为是连续的，人群是广大的。
历史既然只是人类行为的总记录，在这中间截取某一段或孤立某一段作为一个单元，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恐怕不是单单" 兴趣" 一词就可以说明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喜欢拿某一件历史事实菇民这么一个单位，或喜欢拿某一个战争中间这几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若有人竟如此想，那便完全是一种如意的想法，或是无谓的强辩。在切取这种单位，拿几种事情，拿一个时间的长度作为某一件事情的单位时，我们又往往必须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西汉的东方朔曾写过一篇赋《答客难》，其译文如下：
有人诘难东方朔道：“苏秦、张仪一旦遇上万乘之主，就能身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如今你修习先王之术，仰慕圣人之义，诵读《诗经》、《尚书》、诸子百家的典籍，不可胜数。甚至将它们写于竹帛上，以致唇腐齿落，烂熟于胸而不能忘怀。好学乐道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了；自以为才智海内无双，可谓博闻强辩了。然而尽心竭力. 旷日持久地侍奉圣明的君主，结果却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按：韩信谢绝项羽派来的说客时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恐怕还是品德上有不足之处吧？连同胞兄弟都无处容身，这是何缘故呢？”东方朔喟然长叹，仰面回应道：“这不是你能完全理解的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岂能一概而论呢？想那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不朝，争权夺利，兵革相战，兼并为十二国，难分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游说之风大行于世。他们身处尊位，内充珍宝，外有粮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如今则不然：圣主德泽流布，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四海相连如同腰带，天下安稳得像倒扣的痰盂。一举一动尽在掌握，贤与不贤如何区分呢？遵天之道，顺地之理，万物皆得其所。所以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天地之大，士民众多，竭尽全力去游说的人就像车轮的辐条齐聚车轴一样，多得不可胜数，被衣食所困，找不到晋身之阶。即使苏秦、张仪与我并存于当世，也当不上掌故那样的小吏，还敢期望成为侍郎吗？所以说时异事异呀。
虽然如此，又怎么可以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诗经》上说：“室内鸣钟，声闻于外，鹤鸣于高地，声闻于天。如果真能修身，何患不荣耀！姜子牙践行仁义，七十二岁见用于文、武二王，终于得以实践他的学说，受封于齐，七百年不绝于祀。这就是士人日夜孜孜不倦，勉力而行不敢懈怠的原因呀。就好像那鹡鸰鸟，边飞翔边鸣叫。《左传》中说：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害怕寒冷而使冬天消失，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险峻而停止其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而改变自己的品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走正道，小人谋私利。《诗经》说：礼义上没有过失，何必在乎人们议论呢？所以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冠冕前有玉旒，是用来遮蔽视线，丝棉塞耳，是为了减弱听觉。视力敏锐却有所不见，听力灵敏却有所不闻。扬大德，赦小过，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弯曲的再直起，但应让他自己去得到。宽舒进而柔和，但应让他自己去求取。揆情度理，应该让他自己去摸索。大概圣人的教化就是如此，想要自己通过努力得到它；得到后，则会聪敏而广大。
当今之贤士，才高无友，寂然独居。上观许由，下视接舆，谋似范蠡，忠类子胥。天下太平之时，与义相符，寡合少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您对我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燕用乐毅为将，秦任李斯为相，郦食其说降齐王，游说如流水，纳谏如转环，所欲必得，功如高山，海内稳定，国家安宁，这是他们遇上了好时势呀。您又何必感到奇怪呢？俗话说，如果以管窥天，以瓢量海，以草撞钟，又怎么能通晓规律. 考究原理、发出音响呢？由是观之，就像耗子袭击狗，小猪咬老虎，只会失败，能有什么功效呢？现在就凭你这样愚钝的人来非难我，要想不受窘，那是不可能的。这足以说明不知通权达变的人终究不能明白真理呀。”
在文中东方朔说明了自己之所以不能取得苏秦、张仪那样的成就，是因为时异事异，自己处于否定竞争机制的时代。同样的缘由，虽然曹操很早就显现出具备天才的演员及天才的军事家(19岁就为作注) 的潜质, 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 但是清平的时势对其不利。在人们的眼中, 他就是个浪荡子(鲁迅说：“纵有成千上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平时不治行业，尽干些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事（如夜闯张让宅第）；而后逢上了乱世, 时势对他这样敢于独立思考, 具有自主创新精神，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人有利, 于是成为了英雄。而曹操还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因此, 英雄造时势, 同时时势造英雄, 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 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
世界日报：美国政坛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在一系列的“魔鬼”电影中，阿诺是一个仅能说“我将再来”、“再见！宝贝”或是“你被毁灭了”等简短台词、且说话带有强烈口音的肌肉男，扮演的是“魔鬼终结者”、“魔鬼毁灭者”、“最后魔鬼英雄”、“魔鬼司令”、及“终极战士”等阳刚十足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移民，娶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甥女，同时也是一位长期表达对政治有强烈企图心的名人。
在2003年夏天以前，阿诺若表达要竞选公职，虽然有可能引起话题讨论，但应不会有太多的选民将他视为政治人物。然而在10月8日的加州州长罢免及补选投票中，他竟然以压倒性的多数击败134位对手，当选全美第一大州的州长，一夕间成为全美的风云人物。究竟是阿诺这位大银幕的英雄创造时势，亦或是加州州政府近年来的能源及财政危机，创造了阿诺这位政坛新星呢？
事实上，阿诺并非第一位由大银幕换跑道成功进入政坛的实例，美国前总统里根亦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并在进军白宫前当选两任的加州州长。比较近期的例子则是影坛硬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因不满自己的餐馆不能扩建，而出马竞选加州小镇卡梅尔的镇长。当然小镇镇长200美元的周薪对他来说是太微薄了，因此作完两年一任后，他就如电影中扮演的“镳客”一般，在任务完成后潇洒地离开。
这几位都是所谓的巨星或是主角，无论在知名度或形象上都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他们竞选公职成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银幕上扮演配角的一些明星，也照样有机会胜选。此外，不单是电影或电视明星能够成功转换跑道进入政坛，美国社会的另一个名人社群一运动员，亦不乏从政实例。
为何电视演员、电影明星、运动选手、甚至球队教练在美国都有成功转进政坛的机会，且大部分的政绩表现还都受到肯定，颇具专业水准？这或许和他们在平时就关心政治，从政后亦相当努力有关。当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刻板印象并不适用于大部分的职业运动选手。除了天赋外，他们的成功通常还包括了团队合作、领导能力、严格训练及高度自我要求。对演员来说，政治本就是表演艺术，他们参政自然驾轻就熟，也很容易培养领袖魅力。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经常会刻意寻找演艺人员及职业运动选手参与公职选举，一来因他们知名度高，先天上就有优势，二来也是后者本身高度意愿及长期的兴趣。我们与其认为阿诺是因为有了戴维斯的罢免案而窜出，成为共和党的英雄，还不如相信他的知名度和意愿，让那些想要扳倒戴维斯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分子趁机提出罢免案，在极短的竞选活动后就将没有政治经历的阿诺推上加州州长的宝座。
究竟是时势造英雄，亦或是英雄造时势？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写于“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发
赵晓
有一个奖，叫“中国经济学奖”，于公元2005年3月24日颁发。
作为“中国经济学奖”的专家委员，我一直关心此奖的评选和颁发。因此尽管这一段忙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如约去参加了这个奖的颁奖活动。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奖项最终顺利地颁发出去，我也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位前辈经济学家的获奖而鼓掌。
这个奖来之不易。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奖，中国当代没有过这样的奖，中国其他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奖。这是直到今天唯一地将“中国”头衔加在某个社会科学之前的奖项。
中国的经济学家非自改革开放始，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家也非自今日始，但奖项却只能自今日始。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伊利诺等经济学“海归”博士、以专门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已经正式开张，其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比改革开放后再提经济学要国际化足足早了70年左右，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至今是研究那段时期物价的最重要资料，其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是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经济的最佳窗口，其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原因再简单不过，“时势造英雄”。而当时的时势，国家以救亡为主，经济以贫困为主，社会以动乱为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可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也不可能奢望有一项奖在前方等待着勤苦探索的经济学家们。
建国后，中国也曾有过优秀的经济学家。我这里略提两个人。一是马寅初，如果当初他的建议能够被人听取并且活到今天，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政策贡献”最大者非其莫属，今天的奖也应该毫无争议地归他。可结果却是马寅初被认为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其人被批倒批臭，其政策建议被弃而不用，直至多生出几亿，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时代到来才被恢复名誉。二是张培刚教授，他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年轻经济学家，兴冲冲从美国哈佛大学回来，意欲效力于国家，如果新中国建国后放得下他一张平静的书桌，让他续写其哈佛《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文新篇章，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一定被他取入囊中。可惜，实际结果却是张老师几十年只能坐守汉江一隅，再难建树。
面对“中国经济奖”的颁布，对比哈佛多位拿诺贝尔奖的同学，不知张培刚教授今日作何感想？！
时势造英雄，建国后的时势不需要经济学，只需要“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需要经济学家们作英雄。
好在经济学家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斗得过市场。市场的规律，发展的规律让时势变化，就象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预想的那样，最终的最终，政治家们如果要造福于民，则终究会走到经济学的殿堂中来，并且谦虚地尊重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并以此造福民
生。
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条路在中国是那样的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上个世纪50-70年代，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蒋硕杰等人在台湾“天高任鸟飞”，建言立功，成功地大力推动台湾进入了经济起飞，台湾渐成为“经济四小龙”之首时，曾师从哈耶克、米德和希克思（这三人后来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同学和同事，同样象张培刚教授一样兴冲冲“海归”报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堃教授（南开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更不能想象“经世济民”„„
惟可欣喜的是，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黑暗、弯曲的年代，也决没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想就在这些倔强的、不怕死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名字：桌炯----中国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 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者之一以及最早反思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最卓越的学者，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并在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甚至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这样闪烁着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多学科光辉思想的文章；孙冶方----中国最早反思计划经济的人之一以及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他在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反思“价值规律”理论，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吴敬琏、刘国光、周叔莲、张卓元、陈吉元等一批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放下行军床”，已经永远地与世长辞了。告别了他们最爱的国家，告别了他们放不下的经济研究，只是在身后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
薛暮桥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他们中的唯一幸存者。今年，薛老已经101岁高龄，许多年轻的记者和经济学学生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曾经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在颁奖现场，我问薛老的女儿薛小和“令尊大人身体如何”，小和淡淡一笑“父亲安安静静什么也不知道象个神仙一样”。那一刻，我心里涌上许多感想，悲喜参半。我想到：感谢上帝，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命运真的比其他社会科学家（如《南方周末》报道的法学家们）好得多，经济学在经济的盛世成了显学，经济学家身逢盛世，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无意中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而我最大的感受是，薛老的获奖，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而后生辈如我们的确要向老一辈们致敬！也许在今后的后生子看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就似乎没有什么，更谈不上对国际学术的“前沿贡献”，但一定不要忘了：正是这些极“土”的人们，象普罗米修斯一样，曾在异常恶劣环境中为中国人盗来火种。那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除薛暮桥外，其他三人马洪年纪更长一些，但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把他和刘国光、吴敬琏看作是一代人。在我眼中，他们是第二代，是承上启下，将普罗米修斯们商品经济思想的火种演变成市场经济的“熊熊大火”、烧掉计划经济并从中生出市场经济火凤凰的一代人。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获奖名至实归，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到达今天的地步，经济学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有许多人抱歉中国经济学家不务正业，喜欢研究政策问题，却忘了“需求决定供给”，今日中国最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政策创新；还有人笑话经济学家们“嘴吧对着领导”，却忘了经济学家从来都是说教者（施蒂格勒语），他们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影响政策，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亦有人不喜经济学家到处演讲，却没有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正是借助于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先进做法传遍了全国，让理念成为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样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创新市场经济思想、启蒙市场经济思想、建构市场经济大厦以及建设市场经济大厦。
从这样的“社会分工和角色”看，中国经济学家其实恰如其分地担当了他们的作用，并始终处在为时代建言的前沿，及时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然而，这样的事业并非几个获奖者所能完全担当的。事实上，他们是优秀的代表，但放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们更象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一样蔚然壮观，迄今为止至少已经经历了四代人的演变历程。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他们活跃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地反思了计划经济，最早地思想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是对于计划经济做出杰出“反思”的一代。第二代是吴敬琏、刘国光、马洪等，除吴敬琏是少见的“长青树”外，这一代人主要活跃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们是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另外，从人的自然生命和传承关系来看，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是第一代的学生辈。除三位获奖者外，对于这一代人中的杰出者，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于光远、厉以宁以及2004年逝世的董辅礽等。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经济学家的第三代是“构建和推进”的一代，他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活跃至今，并承担着今天中国经济学以及市场创新的大梁，他们的主要贡献便是将第二代人的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和政策构建，推进中国市场建设。这一代人人数众多，其中杰出的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此外，还包括“海归”的林毅夫、张维迎、易纲等优秀经济学家。除少数人外，第三代中的大多数是第二代的学生辈人。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第四代开始活跃，他们将是市场经济“融入和建设”的一代，他们是第三代的学生，或者自海外学成而归，如今分布于高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正进入到中国市场经济大厦砖一瓦地的最后建设过程中，他们的影响还有待形成，他们的使命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和完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后期“基础设施”建构--中国的宪政转型和伦理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中的杨小凯、林毅夫不仅是对国内建设卓有贡献的学者，也是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其中，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国企改革的“竞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杨小凯不仅因他在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上的贡献而彪炳于世，而且因为他在宪政经济学以及市场伦理方面的卓越开拓，已成为第四代经济学家仰慕的对象以及前行的起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经济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奖以及获奖者呢？张维迎教授讲得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冲着获奖去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这个民族的优秀经济学家，只要是深爱着这个国家，就当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最为紧要的问题，并竭尽全力地去推进了国民福利。而获奖，其实是对所有经济学者们的一种激励，尤其是当这次评奖侧重于“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政策方面贡献”时就更是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直至今日，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仍未完成，因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最“需要”的仍然不是最前沿的经济学，而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启蒙以及官员们的起码的尊重。真正对中国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总是能够保证提供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以后转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有效的知识和政策信息，推动中国社会“伟大的复兴”的完成。
关于英雄造时势
历史究竟是怎么一个面目呢？是由人创造的？还是人是被历史创造的呢？也就是说：究竟在历史上有必然性，还是人类有自由的选择权？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从最初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了。等到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就同样的加入了人类行为之中，变成了人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人类不再能摆脱他自己造下来的一些业，造下来的一些因，必须要拿这些因放入他四周围自然一半和自然遭遇里面，做为一个新的向度。人类创下了这些多业，创下了这许多因，人类在将来作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这许多过去的业，这许多过去的因，决定自己新的果和新的缘。这些因和缘已经无法避免，人类也不必避免。可是人类仍经常不断会有自己的意志，会有自己新的决定加入总和。人类自由意志的运用，不是在反抗或是取消历史造成的一些条件，因为历史也并不能够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条件。除了历史因素以外，人类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在这许多因素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图片中，选择他自己的某一种方向。每一个人做他当时当刻应做的选择，群体的人决定就是这许多个别决定和总和，而这些总和又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下一代要做决定时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人类究竟有一半是自己的主人，另一半的主权则属于过去的祖先，或者说，他过去的自己。他为自己播种，他也为自己收获；播种时他有某种程度决定权，收获的时候也有某种决定权。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自由与决定两者亘古未决的争辩之中，一个比较适当的答案。
由这一点演变下去，我们可以不必再有更深的讨论，就可以自然的引导到一个所谓历史有没有定律这一个问题上。既然每一代的人类，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自由决定的意志，也常常有这种自由决定的意志，那么我们不能盼望人类的历史是遵照着某种决定的方向，规定的路线进行，也就是说：寻找永远有效的定律是徒劳的。我们习惯上认为太阳会从东方出，可是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一天，忽然太阳系到了结束的时候，太阳不再从东方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出这个定律，事实上只不过是许多事件屡次出现的叙述而已，这个叙述本身具有一种记发性，可并不具有约束力。假如我们要在历史上追寻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们就必须要假定历史是有决定性的，是有某种决定力量的。可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某一个来源，或者某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就不容易指望有这么一种历史的公式，让我们预见将来一定如何发展。
历史既然不能有一个公式，那么历史岂非不再是科学了吗？把科学假定为寻找公式，寻找定则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事实上科学应该只是一种合理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在历史的研究上，系统的思维和合理的思维是照旧存在的。我们要有系统的在过去演变的许多事实
中间，想办法探索出那些因和缘，排除自然或者其他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看一看人自己造成的是一些什么？而自己造成的这些因素，又影响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追溯这些因和果，他们中间的一些支配的形态和必的形态，但是并不就说这种支配与发展的形态必定会造成某种定理或法则。在我们讨论到因与果的变化形态及配合形态时，还必须要记取前面我们讨论因果关系时曾提到的论点：人类的行为是连续的，人群是广大的。
历史既然只是人类行为的总记录，在这中间截取某一段或孤立某一段作为一个单元，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恐怕不是单单" 兴趣" 一词就可以说明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喜欢拿某一件历史事实菇民这么一个单位，或喜欢拿某一个战争中间这几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若有人竟如此想，那便完全是一种如意的想法，或是无谓的强辩。在切取这种单位，拿几种事情，拿一个时间的长度作为某一件事情的单位时，我们又往往必须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