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卷第7期2010年7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Soc.Sci）Vol.31No.7
Jul.2010
近代东北土匪的嬗变
李延哲，高
（吉林师范大学
洋
１３６０００）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匪患遍及全国，成为时代痼疾。其中东北的绿林力量因其涌现了众多近代摘要：
军阀而名声大噪，为国人所熟悉。对近代东北的绿林武装选取有代表性的择要介绍，可以厘清东北“匪”的发展与蜕变脉络。大浪淘沙，时代越向前，社会越发展，那些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力量就势必从土匪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土匪群体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本来就不多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安定而被历史所淘汰。
关键词：近代东北；土匪群体；军阀；嬗变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１５－０３
里藏身”，即脚挽马蹬，身体藏在马腹一侧，将头从马项下探出，准确地射击目标。
又如三姓“金匪”唐殿荣，麇集部下三万之众，唐氏不仅本人身怀绝技，且“日搜其部下而训练之，人人有命中之技”。唐部纪律严明，不扰商民，其劫掠专以俄人为目的。一次处分两名私劫粮商的部众，“别令二人押送出沟。既出沟，押者植立，遥指前途曰：‘汝二人行矣，至所指处即为汝界，吾任汝行矣。’二人欣然前行，方及所指处，双枪并发，二人
［５］
仆矣。”
唐殿荣除劫掠俄人外，还占据向为“金匪”所聚之金沟。“金匪”亦是土匪的一种别称，缘于早期土匪多出于私采金
《鸡林旧闻录》载：“吉林匪患始于前清咸丰之季，矿的民众。
见于章奏者，皆称‘金匪’。”可见“金匪”是对土匪的早期称呼，而早期土匪从采金工人分化出来的当不在少数。金匪中最著名的就是占据夹皮沟金矿数十年的韩边外祖孙（韩效忠、韩登举）。从咸丰年间开始，韩氏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既采掘金矿，也开垦土地，此外还栽参养鹿，伐木捕鱼，经营地方工商业，在曾经的穷边荒漠中别开世界，管理民众，自成一套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实际上代行了地方政府的职能。韩氏武装力量有地方产业支持，因而不需劫掠，反而保卫地方产业，其性质更类似于乡勇。但韩家作为一种绿林势力，与各地的匪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且其采金行为前期因清廷封禁令的存在而受排斥，因而在未受招抚之前，官府视其为匪，曾加以进剿。韩氏极盛时其势力范围以夹皮沟为中
［６］
心，“东西八百余里，南北五六百里”，俨然成一独立王国，不但官府奈何他不得，连俄日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其颇为忌
１８８０年以后清政府改剿为抚，终于承认了韩氏武装的合惮。
法性。韩氏武装力量后在甲午抗日、庚子拒俄以及中日“间岛”问题交涉时都起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凸显了爱国主义精神。韩登举后积功累升至参将。
如唐、韩所部虽啸聚徒众，称霸一方，保持独立王国，但各有经济来源，并不主动攻击官府，因而在复杂和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政府的默许乃至招抚，最终摘掉了“匪”的帽子。对于那些具有反政府性质或祸害乡里性质严重的匪部，则非用军队剿灭不可。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一度在东北大量练兵。数量众多的官军驻扎东北，对土匪起到了弹
-15-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大体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社会矛盾尖锐，总会有“以暴力从事抢劫和袭击
［１］
出现。当这种劫掠行为出现在部落、民族、国家活动的人”
之间的时候，即是战争。而如果这些劫掠出现在同族之内，那么劫掠者也就成了“匪”。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匪患遍及全国，成为时代痼疾。其中东北的绿林力量因其涌现了众多近代军阀而名声大噪，为国人所熟悉。这些被官方所称之为“匪”的各种武装，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其中有保境安民的，也有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有与官府势不两立的，也有若即若离乃至接受招抚的。其历史定位和评价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对近代东北的绿林武装选取有代表性的择要介绍，可以厘清东北“匪”的发展与蜕变脉络。
一、红胡子、马贼与金匪
清代以来，官方文牍习惯称东北的土匪为“马贼”，而民间则颇具特色地称之为“胡子”、“红胡子”。《鸡林旧闻录》收录了关于“红胡子”这一称呼起源的三种说法：一是早年土匪多用土枪，枪口有塞，系以红绒一绺，射击时去其塞并衔之于口，远望之仿佛红须，故有此名；第二种说法是当时匪人行劫，多有戴假胡须以恐吓人；第三种说法是当时俄国流放罪人，多在边界，往往越界勾结匪人劫掠，以俄人多须而红，故称“红胡子”。
的称呼当与东北绿林喜骑马出行有关。东北地“马贼”
区中部是大平原，适于骑马活动，乘马可以增强机动性，有利于提高马贼的作战能力，所以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２］。１８６１年，王五领导农民起义时，亦宣传“有人愿意入伙，给他一匹马、一杆枪，到处有仇报仇，
［３］
有冤报冤。”对于绿林草莽而言，骑术与枪法是两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多年悍匪，尤其是头目，必然是骑射双绝的人物。曹保明考证马贼在新人入伙的“过堂”时采用的一种仪式：“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咣’的一声，那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有没有尿裤
［４］
子。如能挺住就叫‘挺硬’，可以入伙。”胡匪枪法之好可见一斑。著名爱国将领马占山早年落草，混迹绿林，传说其骑射技术精湛，激战中骑在狂奔的马背上任意自如，可以“蹬
压、震慑的作用。随着官军在对外战争中的大量损耗，土匪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二、从土匪到军阀
清末东北地区三次遭受战火蹂躏，即甲午中日战争，庚子拒俄之役，以及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在日俄战争中，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干脆袖手旁观，任由日俄两军蹂躏辽东的大好河山。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方糜烂，田园荒芜，民众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流民和溃散的兵卒成为土匪的来源，战争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破坏又使得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这一时期成为土匪活动的高潮时期。对于辽河两岸来说，匪患尤其明显。苦于应付的清政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剿抚兼施。在复杂的形势下，各路土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分化。部分土匪在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招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为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这里面最为典型的是张作霖。张出身贫寒，成年后曾参军，在宋庆的毅军当过哨长，退伍后辗转为匪，并陆续笼络了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为其结拜兄弟，势力逐渐扩大。１９０２年，盛京将军增祺采纳廖彭的建议，成立“南路辽河两岸招抚局”
，开办招抚事宜。张作霖看准时机，准备投效，接受招安。张氏利用增祺家眷由关内赶赴奉天的机会，
中途拦截，将眷属和护卫全部扣押，但并不冒犯，并故意表示亲近，传达出欲受招抚的愿望。张作霖的恭敬与谦虚赢得了增祺夫人以及随员的好感，遂保证向增祺建议收编张部。张的计策成功，增祺在听过了夫人和随员的报告后，经过考虑，将
张部收编为省防营［７］
。从此张作霖结束了土匪生涯，
反过来替官府出力，陆续消灭了辽西的若干股土匪。张也一步步高升，最终凭借麾下的武装和个人的权谋，在风云变幻之际取得军政大权，成为雄踞一方的军阀、“东北王”、北洋政府最后一位最高统治者。
冯德麟也是由匪向官转型的代表。冯德麟，又名麟阁，字阁忱（阁臣），少年为匪，其势力在庚子前后发展起来，在
众多匪帮中实力最厚，地位举足轻重。日俄战争中，
冯部助日攻俄，在首山一役中抄袭俄军后路，立下功劳，得到日军赏识。战后日本军事当局电请清政府将冯部收编重用，冯德麟遂成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民国建立后曾任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奉天军务帮办等职。曾为其部下的张海鹏、汲金纯等人也都成为有名的军阀。张海鹏曾任洮辽镇守使，汲金纯曾任热河都统。
随着各路土匪的分化，这一时期的匪患由高潮逐渐走向低落。那些不被官府接受或不肯接受招抚的，则面临来自官方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不能自保而终被消灭。仅被招安
后的张作霖部剿灭的匪帮就有锦西红螺蚬的苑四、
苑五，古城子的常铭新，蒙古泡字陈述尧，以及金凌宝、大海河子、小海河子、高升、金生、牙签、脑袋瓜子等大小股匪。辽中的杜立三，独树一帜，纠合徒众上千人，不肯受招抚。张作霖利用杜的同宗叔父杜泮林，欺骗说官府欲招抚杜部，请杜会晤。杜立三在叔父亲笔信的邀请下决定赴会，却不料正中张的诡计，被就地处决。杜的部下受到分化，分别被剿灭、逃散和
投降［８］
。
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期，东北政局趋向于稳定，较少受战争波及，地方势力渐次统一于奉系军阀旗帜之下。较为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减少土匪活动的土壤，同时官方比较集中力量对土匪进行清剿，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匪患仍在，但其规-16-
模和影响却小得多。直到“九一八”事变，地方大乱，形势为之一变。
三、土匪与抗日
“九一八”的炮声使历史发展偏离了它应有的轨迹。抗
战的大幕徐徐拉开，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对于东北土匪而言，也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
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绝大多数土匪参加到了抗日活
动之中，例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清）、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
（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
白龙等［９］
。这些积年惯匪基本有自己的武装，一旦被收编，很
快可以投入战斗。更重要的是，
绿林生涯使他们战斗经历丰富，平日积累的骑射技术可以很好地发挥在对日作战中。此
外，土匪大多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善于通过游击作战与敌人周旋。
战火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秩序，在社会动荡不安中，土匪蜂拥而起，纷纷参加抗日。至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５８县绿林抗日武装约１５００余支，其中较大的队伍１３０余支，近１０万人。吉林省绿林武装多如牛毛，遍布各地，各部人数多少不一，总人数当在五万人以上。黑龙江省绿林抗日队伍基本随马占山部行动，分为哈海线和齐嫩线两个活动地区，共约４万人［１０］。这些绿林武装有的被各部队收编，有的独自行动，分别对日伪军给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例如李海青招抚土匪五千余人，几次收复扶余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高鹏振联合各股土匪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转战于辽西，曾攻克新民县城。在中东路东段一带，宫长海号召各路土匪共同抗日，其中袁海龙的抗日队伍曾攻克五常县城，组建县政府。
更为著名的是活动于辽西辽南的“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兵力不足，于是勾结大汉奸凌印清，拉拢土匪，组织伪军。凌印清利用东北民众自卫军的名义招摇撞骗，将项、张所部收编为第一师。张海天、项青山发现凌破坏抗战、阴谋卖国，遂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络，准备消灭凌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３日，张海天、项青山、蔡宝山、盖中华等在三道沟擒获凌印清及日本顾问仓冈繁太郎等１６人，后来分别予以处决。此后项青山被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老北风”张海天为第二路军司令，盖中华为第三路军司令。不久，项青山又改任第二路军司令，“老北风”为副司令。项青山部此后多次阻击日军，并一度以不多的兵力反攻营口，迫使准备进攻锦州的日军第二师团回援。张海天等活动在辽南铁路沿线，屡屡袭击日军交通线。
在民族危亡之际，各路绿林好汉高举抗日旗帜，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其英勇行为值得肯定。但绿林武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普遍存在着种种弱点和缺点，具体表现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缺乏整体观念和长远打算。同时各帮林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匪股立山头，抢地盘，互相火并；有的恶习不改，依旧扰民，危害群众。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
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１１］
这样的武装因为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越发孤立，并因此而动摇，胜则啸聚蜂起，败则一蹶不振，其后续性不强。绿林武装的种种弱点和
缺点受其历史发展传统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残酷的对日斗争要求抗日队伍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在艰苦环境下长期斗争的顽强性。绿林武装很难具备这样的思想和组织条件，也就难以坚持长期抗战。所以兴盛一时的土匪抗日力量，在经过一个短暂的高峰期后，纷纷走向没落。有的退进关内，如项青山部；有的叛变投敌；还有的被击溃、消灭。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
即使是抗战时期与日寇为敌的土匪，也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抗战的进步性，这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具有动
摇性、扰民的野蛮性，这是消极的。抗战胜利后，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爱国心的胡匪早已“金盆洗手”，不在属于“匪”的范畴；而仍操旧业的土匪则褪去了进步的色彩，完全是野蛮、落后、消极的代表了。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派遣２万干部和１０万战士迅速挺进东北，与原东北抗日联军回合，创建东北根据地。东北原日伪残留的各种势力出于反共本性，纷纷组织武装，抗拒解放。国民党方面为防止东北这一战略要地被共产党抢占，也派遣大批军政人员赶往东北各地，网罗日伪残余、土匪恶霸，给于各种名义，组织反共武装。累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匪伪势力的名目有
“地下军”、“先遣军”、“光复军”、“宣抚师”、“挺进军”、“义勇军”、“保安军”、“救国军”等等，名目达３７种，先后加委的正副“总司令”“、总指挥”３２名，“军长”
３３名，“师长”１５８名［１２］
。如任土匪头目姜鹏飞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关铁良为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谢文东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华堂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曹兴武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尚其悦为东北行营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一军军长、程玉堤为先遣军第十五路军军长等等［１３］。至１９４５年末，东北土匪人数在１０万人左右。
这些顽固势力匪性不改，为害一方，因多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和收编，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是政治土匪。政治土匪泛滥，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匪活动的一大特点。典型如谢文东、李华堂等。谢文东，１９３４年领导农民抗日自卫军举行轰动中外的“土龙山暴动”，击毙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后来成为东北杭日联军第八军军长。李华堂，完达山地区惯匪头目，所部曾被东北军李杜部收编为九十六团一营。东北沦陷后，李华堂率领队伍参加抗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谢、李二人皆在１９３９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逆境的时候，投降日寇，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东北光复后，二人分别组织军队，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在北满三江平原一带活动，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
此时的土匪政治上极端反动，烧杀劫掠，制造恐怖，破
坏生产和交通。匪患成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危害，
剿匪成为新生的东北解放区当务之急。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开始，由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在南满，经过两个月的
战斗，共歼匪一万五千余人［１４］
。１９４６年２月，三五九旅调入北满，协同合江军区剿匪，经过穷追不舍的缠斗，终于在１１月将谢、李匪部消灭，谢文东被正法，李文堂被击毙。截至１９４６年３月末，在东北全区内共进行较大规模战斗２１２次，毙伤俘土匪７８４９５人，缴获长枪２５５００支，短枪９１１支，轻重高射机枪６１８挺，炮５２门，收复被土匪盘踞的城镇１１８
座［１５］。到１９４７年夏季，东北土匪累计被消灭十万余人［１６］。为彻底肃清残匪，民主政府继续开展了捉匪首，挖匪根，清查
户口，查验路条的群众性剿匪斗争。到１９４９年３月，东北的土匪被彻底消灭。
从古至今，绿林土匪的前景，要么被消灭，要么转变为政府军。近代东北土匪为号召人心，有时提出“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
的口号。也确有少数土匪队伍能保持较为严明的纪律，其中佼佼者更在外敌入侵时奋勇抵抗，为国家民族
立下功勋，这些人是
“匪”中的楷模，其爱国行为已超越了出于经济目的为匪的意义，得到政府的承认，是时代的进步者。当然化身为官的匪首未必都进步，但大浪淘沙，时代越向前，社会越发展，那些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力量就势必从土匪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土匪群体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本来就不多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安定而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以现代化方式谋求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东北的历史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东北的土匪活动是这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的一个侧面。土匪源起于古代的绿林，受时代的激荡而兴盛一时，又因时代的大变迁而终于消亡，也以独特的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曲折和最终进步。———————————————————
参考文献：
〔1〕E.J.Hobsbawm.Bandit[M].Harmondsworth，1969.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
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5.77.〔3〕佟冬.中国东北史（第五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64.
〔4〕曹保明.论中国东北马贼的信仰体系[J].民间文化旅游杂
志，2001(2)：97.
〔5〕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鸡林旧闻录》[M].吉林文史出版
社，1986.99.
〔6〕李柏.吉林省地方志从书（31）《桦甸县志》[M].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1995.816.
〔7〕〔8〕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A].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总第六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31~147.
〔9〕〔11〕王化一.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A].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总第九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34~
146.
〔10〕孔令波.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考[J].军事历史研究，2009
（3）：76~87.
〔12〕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关于东北三年来公安工作报告
[R].
〔13〕高乐才.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匪问题[J].民国档案，
1992(3)：108.
〔14〕〔15〕朱建华，赵英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
剿匪斗争[J].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86（1）：84.
〔16〕民主联军发言人指出东北战局根本变化[A].东北日报
社.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1946.7~1947.6[C].东北书店印行，1947.328.
（责任编辑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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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卷第7期2010年7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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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北土匪的嬗变
李延哲，高
（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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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匪患遍及全国，成为时代痼疾。其中东北的绿林力量因其涌现了众多近代摘要：
军阀而名声大噪，为国人所熟悉。对近代东北的绿林武装选取有代表性的择要介绍，可以厘清东北“匪”的发展与蜕变脉络。大浪淘沙，时代越向前，社会越发展，那些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力量就势必从土匪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土匪群体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本来就不多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安定而被历史所淘汰。
关键词：近代东北；土匪群体；军阀；嬗变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１５－０３
里藏身”，即脚挽马蹬，身体藏在马腹一侧，将头从马项下探出，准确地射击目标。
又如三姓“金匪”唐殿荣，麇集部下三万之众，唐氏不仅本人身怀绝技，且“日搜其部下而训练之，人人有命中之技”。唐部纪律严明，不扰商民，其劫掠专以俄人为目的。一次处分两名私劫粮商的部众，“别令二人押送出沟。既出沟，押者植立，遥指前途曰：‘汝二人行矣，至所指处即为汝界，吾任汝行矣。’二人欣然前行，方及所指处，双枪并发，二人
［５］
仆矣。”
唐殿荣除劫掠俄人外，还占据向为“金匪”所聚之金沟。“金匪”亦是土匪的一种别称，缘于早期土匪多出于私采金
《鸡林旧闻录》载：“吉林匪患始于前清咸丰之季，矿的民众。
见于章奏者，皆称‘金匪’。”可见“金匪”是对土匪的早期称呼，而早期土匪从采金工人分化出来的当不在少数。金匪中最著名的就是占据夹皮沟金矿数十年的韩边外祖孙（韩效忠、韩登举）。从咸丰年间开始，韩氏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既采掘金矿，也开垦土地，此外还栽参养鹿，伐木捕鱼，经营地方工商业，在曾经的穷边荒漠中别开世界，管理民众，自成一套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实际上代行了地方政府的职能。韩氏武装力量有地方产业支持，因而不需劫掠，反而保卫地方产业，其性质更类似于乡勇。但韩家作为一种绿林势力，与各地的匪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且其采金行为前期因清廷封禁令的存在而受排斥，因而在未受招抚之前，官府视其为匪，曾加以进剿。韩氏极盛时其势力范围以夹皮沟为中
［６］
心，“东西八百余里，南北五六百里”，俨然成一独立王国，不但官府奈何他不得，连俄日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其颇为忌
１８８０年以后清政府改剿为抚，终于承认了韩氏武装的合惮。
法性。韩氏武装力量后在甲午抗日、庚子拒俄以及中日“间岛”问题交涉时都起了保家卫国的作用，凸显了爱国主义精神。韩登举后积功累升至参将。
如唐、韩所部虽啸聚徒众，称霸一方，保持独立王国，但各有经济来源，并不主动攻击官府，因而在复杂和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政府的默许乃至招抚，最终摘掉了“匪”的帽子。对于那些具有反政府性质或祸害乡里性质严重的匪部，则非用军队剿灭不可。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一度在东北大量练兵。数量众多的官军驻扎东北，对土匪起到了弹
-15-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大体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社会矛盾尖锐，总会有“以暴力从事抢劫和袭击
［１］
出现。当这种劫掠行为出现在部落、民族、国家活动的人”
之间的时候，即是战争。而如果这些劫掠出现在同族之内，那么劫掠者也就成了“匪”。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匪患遍及全国，成为时代痼疾。其中东北的绿林力量因其涌现了众多近代军阀而名声大噪，为国人所熟悉。这些被官方所称之为“匪”的各种武装，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其中有保境安民的，也有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有与官府势不两立的，也有若即若离乃至接受招抚的。其历史定位和评价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对近代东北的绿林武装选取有代表性的择要介绍，可以厘清东北“匪”的发展与蜕变脉络。
一、红胡子、马贼与金匪
清代以来，官方文牍习惯称东北的土匪为“马贼”，而民间则颇具特色地称之为“胡子”、“红胡子”。《鸡林旧闻录》收录了关于“红胡子”这一称呼起源的三种说法：一是早年土匪多用土枪，枪口有塞，系以红绒一绺，射击时去其塞并衔之于口，远望之仿佛红须，故有此名；第二种说法是当时匪人行劫，多有戴假胡须以恐吓人；第三种说法是当时俄国流放罪人，多在边界，往往越界勾结匪人劫掠，以俄人多须而红，故称“红胡子”。
的称呼当与东北绿林喜骑马出行有关。东北地“马贼”
区中部是大平原，适于骑马活动，乘马可以增强机动性，有利于提高马贼的作战能力，所以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２］。１８６１年，王五领导农民起义时，亦宣传“有人愿意入伙，给他一匹马、一杆枪，到处有仇报仇，
［３］
有冤报冤。”对于绿林草莽而言，骑术与枪法是两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多年悍匪，尤其是头目，必然是骑射双绝的人物。曹保明考证马贼在新人入伙的“过堂”时采用的一种仪式：“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咣’的一声，那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有没有尿裤
［４］
子。如能挺住就叫‘挺硬’，可以入伙。”胡匪枪法之好可见一斑。著名爱国将领马占山早年落草，混迹绿林，传说其骑射技术精湛，激战中骑在狂奔的马背上任意自如，可以“蹬
压、震慑的作用。随着官军在对外战争中的大量损耗，土匪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二、从土匪到军阀
清末东北地区三次遭受战火蹂躏，即甲午中日战争，庚子拒俄之役，以及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在日俄战争中，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干脆袖手旁观，任由日俄两军蹂躏辽东的大好河山。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方糜烂，田园荒芜，民众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流民和溃散的兵卒成为土匪的来源，战争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破坏又使得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这一时期成为土匪活动的高潮时期。对于辽河两岸来说，匪患尤其明显。苦于应付的清政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剿抚兼施。在复杂的形势下，各路土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分化。部分土匪在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招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为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这里面最为典型的是张作霖。张出身贫寒，成年后曾参军，在宋庆的毅军当过哨长，退伍后辗转为匪，并陆续笼络了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为其结拜兄弟，势力逐渐扩大。１９０２年，盛京将军增祺采纳廖彭的建议，成立“南路辽河两岸招抚局”
，开办招抚事宜。张作霖看准时机，准备投效，接受招安。张氏利用增祺家眷由关内赶赴奉天的机会，
中途拦截，将眷属和护卫全部扣押，但并不冒犯，并故意表示亲近，传达出欲受招抚的愿望。张作霖的恭敬与谦虚赢得了增祺夫人以及随员的好感，遂保证向增祺建议收编张部。张的计策成功，增祺在听过了夫人和随员的报告后，经过考虑，将
张部收编为省防营［７］
。从此张作霖结束了土匪生涯，
反过来替官府出力，陆续消灭了辽西的若干股土匪。张也一步步高升，最终凭借麾下的武装和个人的权谋，在风云变幻之际取得军政大权，成为雄踞一方的军阀、“东北王”、北洋政府最后一位最高统治者。
冯德麟也是由匪向官转型的代表。冯德麟，又名麟阁，字阁忱（阁臣），少年为匪，其势力在庚子前后发展起来，在
众多匪帮中实力最厚，地位举足轻重。日俄战争中，
冯部助日攻俄，在首山一役中抄袭俄军后路，立下功劳，得到日军赏识。战后日本军事当局电请清政府将冯部收编重用，冯德麟遂成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民国建立后曾任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奉天军务帮办等职。曾为其部下的张海鹏、汲金纯等人也都成为有名的军阀。张海鹏曾任洮辽镇守使，汲金纯曾任热河都统。
随着各路土匪的分化，这一时期的匪患由高潮逐渐走向低落。那些不被官府接受或不肯接受招抚的，则面临来自官方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不能自保而终被消灭。仅被招安
后的张作霖部剿灭的匪帮就有锦西红螺蚬的苑四、
苑五，古城子的常铭新，蒙古泡字陈述尧，以及金凌宝、大海河子、小海河子、高升、金生、牙签、脑袋瓜子等大小股匪。辽中的杜立三，独树一帜，纠合徒众上千人，不肯受招抚。张作霖利用杜的同宗叔父杜泮林，欺骗说官府欲招抚杜部，请杜会晤。杜立三在叔父亲笔信的邀请下决定赴会，却不料正中张的诡计，被就地处决。杜的部下受到分化，分别被剿灭、逃散和
投降［８］
。
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期，东北政局趋向于稳定，较少受战争波及，地方势力渐次统一于奉系军阀旗帜之下。较为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减少土匪活动的土壤，同时官方比较集中力量对土匪进行清剿，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匪患仍在，但其规-16-
模和影响却小得多。直到“九一八”事变，地方大乱，形势为之一变。
三、土匪与抗日
“九一八”的炮声使历史发展偏离了它应有的轨迹。抗
战的大幕徐徐拉开，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对于东北土匪而言，也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
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绝大多数土匪参加到了抗日活
动之中，例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清）、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
（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
白龙等［９］
。这些积年惯匪基本有自己的武装，一旦被收编，很
快可以投入战斗。更重要的是，
绿林生涯使他们战斗经历丰富，平日积累的骑射技术可以很好地发挥在对日作战中。此
外，土匪大多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善于通过游击作战与敌人周旋。
战火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秩序，在社会动荡不安中，土匪蜂拥而起，纷纷参加抗日。至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５８县绿林抗日武装约１５００余支，其中较大的队伍１３０余支，近１０万人。吉林省绿林武装多如牛毛，遍布各地，各部人数多少不一，总人数当在五万人以上。黑龙江省绿林抗日队伍基本随马占山部行动，分为哈海线和齐嫩线两个活动地区，共约４万人［１０］。这些绿林武装有的被各部队收编，有的独自行动，分别对日伪军给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例如李海青招抚土匪五千余人，几次收复扶余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高鹏振联合各股土匪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转战于辽西，曾攻克新民县城。在中东路东段一带，宫长海号召各路土匪共同抗日，其中袁海龙的抗日队伍曾攻克五常县城，组建县政府。
更为著名的是活动于辽西辽南的“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兵力不足，于是勾结大汉奸凌印清，拉拢土匪，组织伪军。凌印清利用东北民众自卫军的名义招摇撞骗，将项、张所部收编为第一师。张海天、项青山发现凌破坏抗战、阴谋卖国，遂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络，准备消灭凌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３日，张海天、项青山、蔡宝山、盖中华等在三道沟擒获凌印清及日本顾问仓冈繁太郎等１６人，后来分别予以处决。此后项青山被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老北风”张海天为第二路军司令，盖中华为第三路军司令。不久，项青山又改任第二路军司令，“老北风”为副司令。项青山部此后多次阻击日军，并一度以不多的兵力反攻营口，迫使准备进攻锦州的日军第二师团回援。张海天等活动在辽南铁路沿线，屡屡袭击日军交通线。
在民族危亡之际，各路绿林好汉高举抗日旗帜，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其英勇行为值得肯定。但绿林武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普遍存在着种种弱点和缺点，具体表现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缺乏整体观念和长远打算。同时各帮林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匪股立山头，抢地盘，互相火并；有的恶习不改，依旧扰民，危害群众。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
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１１］
这样的武装因为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越发孤立，并因此而动摇，胜则啸聚蜂起，败则一蹶不振，其后续性不强。绿林武装的种种弱点和
缺点受其历史发展传统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残酷的对日斗争要求抗日队伍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在艰苦环境下长期斗争的顽强性。绿林武装很难具备这样的思想和组织条件，也就难以坚持长期抗战。所以兴盛一时的土匪抗日力量，在经过一个短暂的高峰期后，纷纷走向没落。有的退进关内，如项青山部；有的叛变投敌；还有的被击溃、消灭。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
即使是抗战时期与日寇为敌的土匪，也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抗战的进步性，这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具有动
摇性、扰民的野蛮性，这是消极的。抗战胜利后，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爱国心的胡匪早已“金盆洗手”，不在属于“匪”的范畴；而仍操旧业的土匪则褪去了进步的色彩，完全是野蛮、落后、消极的代表了。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派遣２万干部和１０万战士迅速挺进东北，与原东北抗日联军回合，创建东北根据地。东北原日伪残留的各种势力出于反共本性，纷纷组织武装，抗拒解放。国民党方面为防止东北这一战略要地被共产党抢占，也派遣大批军政人员赶往东北各地，网罗日伪残余、土匪恶霸，给于各种名义，组织反共武装。累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匪伪势力的名目有
“地下军”、“先遣军”、“光复军”、“宣抚师”、“挺进军”、“义勇军”、“保安军”、“救国军”等等，名目达３７种，先后加委的正副“总司令”“、总指挥”３２名，“军长”
３３名，“师长”１５８名［１２］
。如任土匪头目姜鹏飞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关铁良为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谢文东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华堂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曹兴武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尚其悦为东北行营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一军军长、程玉堤为先遣军第十五路军军长等等［１３］。至１９４５年末，东北土匪人数在１０万人左右。
这些顽固势力匪性不改，为害一方，因多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和收编，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是政治土匪。政治土匪泛滥，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匪活动的一大特点。典型如谢文东、李华堂等。谢文东，１９３４年领导农民抗日自卫军举行轰动中外的“土龙山暴动”，击毙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后来成为东北杭日联军第八军军长。李华堂，完达山地区惯匪头目，所部曾被东北军李杜部收编为九十六团一营。东北沦陷后，李华堂率领队伍参加抗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谢、李二人皆在１９３９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逆境的时候，投降日寇，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东北光复后，二人分别组织军队，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在北满三江平原一带活动，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
此时的土匪政治上极端反动，烧杀劫掠，制造恐怖，破
坏生产和交通。匪患成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危害，
剿匪成为新生的东北解放区当务之急。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开始，由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在南满，经过两个月的
战斗，共歼匪一万五千余人［１４］
。１９４６年２月，三五九旅调入北满，协同合江军区剿匪，经过穷追不舍的缠斗，终于在１１月将谢、李匪部消灭，谢文东被正法，李文堂被击毙。截至１９４６年３月末，在东北全区内共进行较大规模战斗２１２次，毙伤俘土匪７８４９５人，缴获长枪２５５００支，短枪９１１支，轻重高射机枪６１８挺，炮５２门，收复被土匪盘踞的城镇１１８
座［１５］。到１９４７年夏季，东北土匪累计被消灭十万余人［１６］。为彻底肃清残匪，民主政府继续开展了捉匪首，挖匪根，清查
户口，查验路条的群众性剿匪斗争。到１９４９年３月，东北的土匪被彻底消灭。
从古至今，绿林土匪的前景，要么被消灭，要么转变为政府军。近代东北土匪为号召人心，有时提出“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
的口号。也确有少数土匪队伍能保持较为严明的纪律，其中佼佼者更在外敌入侵时奋勇抵抗，为国家民族
立下功勋，这些人是
“匪”中的楷模，其爱国行为已超越了出于经济目的为匪的意义，得到政府的承认，是时代的进步者。当然化身为官的匪首未必都进步，但大浪淘沙，时代越向前，社会越发展，那些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力量就势必从土匪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土匪群体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本来就不多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安定而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以现代化方式谋求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东北的历史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东北的土匪活动是这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的一个侧面。土匪源起于古代的绿林，受时代的激荡而兴盛一时，又因时代的大变迁而终于消亡，也以独特的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曲折和最终进步。———————————————————
参考文献：
〔1〕E.J.Hobsbawm.Bandit[M].Harmondsworth，1969.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
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5.77.〔3〕佟冬.中国东北史（第五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64.
〔4〕曹保明.论中国东北马贼的信仰体系[J].民间文化旅游杂
志，2001(2)：97.
〔5〕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鸡林旧闻录》[M].吉林文史出版
社，1986.99.
〔6〕李柏.吉林省地方志从书（31）《桦甸县志》[M].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1995.816.
〔7〕〔8〕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A].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总第六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31~147.
〔9〕〔11〕王化一.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A].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总第九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34~
146.
〔10〕孔令波.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考[J].军事历史研究，2009
（3）：76~87.
〔12〕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关于东北三年来公安工作报告
[R].
〔13〕高乐才.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匪问题[J].民国档案，
1992(3)：108.
〔14〕〔15〕朱建华，赵英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
剿匪斗争[J].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86（1）：84.
〔16〕民主联军发言人指出东北战局根本变化[A].东北日报
社.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1946.7~1947.6[C].东北书店印行，1947.328.
（责任编辑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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