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中国的探底和调整应该会比2008年深，会比1997年深，无法再通过推诿逃避或寅吃卯粮就可以轻松过关。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疑问：第一，中国探大底时期会有多痛苦？第二，为什么痛苦期是十年，而不是一两年，三五年？第三中国通过怎样的改革才能走出来？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若发生危机，中国人未来3～5年的生活会痛苦到什么程度？本人借用一位知名企业家的话来回答—中国人的生活未来能够温饱就不错了。 旧平衡无以为继后，必须要寻找新的平衡。这个过程就是先经济金融危机，再经济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改变习惯的过程，适应现实变化的过程，注定不会是舒服的，或者说难免是痛苦的。 重建新平衡 建立物质新平衡的方法有：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低的物质消耗水平；更合理均衡的财富分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包括新能源（潜力最大，能够提供无限干净能源的是氢核聚变）、新材料；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循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和流动环节的损耗，互联网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仅是量变，如果仍不足够再平衡，只能降低中国人均的物质消耗水平，以达成低水平的可持续平衡，如果不主动，就会以危机的方式被动平衡。 然而，一旦涉及更合理均衡的财富分配，难度立刻就上升很多，因为既得利益者一般不会主动让渡利益，而且会千方百计维护甚至强化既得利益。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屡屡碰壁就很具有代表性。 现行医疗体制的最大弊端有两个。第一，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自身开支和基建投资，致使对于医疗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第二，政府投入和市场资源都集中到少数三甲医院，其公共服务性与市场边界混淆不清，医疗资源主要被官员和富人们优先享用，社会公众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或不得不自掏腰包高价购买。 医改提出多年，一直反反复复，屡屡无功而返，找到合理解决方案真那么难吗？本人相信，上天每制造一把锁一定会配一把钥匙，关键在人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找到这把锁的钥匙（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愿不愿意去开这把锁（这把锁锁着本来可能就是他得利）。故此，本人在2008年12月曾撰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医改解决方案，强调解决好七个辩证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关系。第一，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与公共医疗保障的关系中，本人认为，市场能做愿做的让市场承担，市场不愿做的公立医院来做；政府不得干预民营医院的经营管理，民营医院不得分享公共医疗蛋糕。这样既充分调动市场和医保两个资源，又使双方的边界非常清晰，既避免了官员对民营医院寻租，又避免了民营医院窃取公共资源。 第二，在公共投入补供方（医院）还是补需方（患者）的关系上，公立投入除了基本工资和基本医疗条件属于补供方之后，其他投入应当直接补给需方，由医保人根据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选择就医，即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奖金和福利均要通过与别的公立医院竞争得来，这会倒逼公立医院奖勤罚懒，优胜劣汰，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第三，公共投入来源问题，即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财力匹配问题。公共投入不足问题才是医改屡屡进二退三的核心原因。企业和个人上缴了各种税收之后，公共投入的来源毫无疑问主要来自政府投入，世界各国均是如此。另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除对经营者合理的报偿外，其主要收益应当全民共享，划入社保体系最为合理。 最难的显然是第三个关系。它的理顺与政府职能转换、政府财政支出方向密切相关。如果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投资和行政开支，那社保资金难免捉襟见肘。 再平衡绕不开政府 如果中国政府成本降低到国际水平，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实现由现在的“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性变革，则中国社会负担将大大下降，民间活力将大大提高，社会保障来源将大大充实，足够保障下岗公务员的基本生活。这在中国再平衡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然而，幅度如此大的行政体制改革谈何容易。要想行政体制改革成功，需要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出现了一场较大的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楼市崩溃，土地财政破产，政府与民争利难以调和，要捍卫政权必须行政体制改革，倒逼出背水一战的环境。同时，操作中必须巧妙分化改革阻力，使官员们由捍卫共同利益变成利益的竞争者。 本人建议如下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将省级行政单位扩大到50～60个；将市级行政单位全部撤掉；强化县级行政单位；对乡镇行政单位实行民主化。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将中国古代高效率的郡县制和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有效结合起来。在秦汉时，中国行政体系主体实施的是中央、郡、县三级，效率很高，后来随着人口增加，管理难度较大，演变到明代的中央、省、府、县等四级，清朝的省、道、府（厅州）、县五级，机构日益臃肿，效率更加低下，中央对于地方的监督更加困难。当今人口虽然更多，但是随着互联网和交通的高度发达，管理效率惊人升级，管理半径都大大增加，完全可以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减为中央、省、县、乡四级。 在通过减少层级，强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监管的同时，还应自下而上的扩大基层民主，将现在的村级民主直选，上推到乡（镇）级，即对人大代表实现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罢免）乡（镇）长，由乡（镇）人大给政府定职能、定编制和定开支。这不仅可以推动政府职能转化，大大降低乡镇政府成本，还可以有效缓解基层官民矛盾。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再平衡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动荡的。 开锁者最关键 找到钥匙—未来的变革方案还不是最难的，最关键的是，即便找到这把钥匙，交给能开锁的人，他有没有打开这把锁的力量和意志，能否拥有可以安心开锁的外部和平稳定环境。 即便找到了这把钥匙，要打开当今中国的这把锁—可堪称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错综复杂的难题，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威力和耐心…… 安心开锁的国际环境并不容易得到…… 此外，中国官员和民众也尚未做好倒逼改革的精神准备。土地财政虽不像原来那么增长，尚可勉强维系，地王尚能涌现，钱虽难借还能借到。大多数百姓仍能喝酒吃肉，有房有车尚可虚荣，仍然缺乏改变现实中不合理规则的意愿。 因此，倘若中国经济金融发生一次危机，也并非全是坏事，它可以促使国人猛醒，进行再平衡的变革。不过，在政治上树立变革权威，对外能够震慑觊觎，创造出变革时需要的稳定国际环境。这大概需要3～4年的时间。即便启动了改革，由于此再平衡改革的难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30年来的任何一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能用5～6年的时间基本梳理到位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换言之，10年之后，中国人才能品尝变革的成果。 这也算是我对中国能否走出低谷，中国痛苦为何会是10年的回答。（本文经授权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美元复兴十年？中国痛苦十年？》的结语，有删节）
这一轮中国的探底和调整应该会比2008年深，会比1997年深，无法再通过推诿逃避或寅吃卯粮就可以轻松过关。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疑问：第一，中国探大底时期会有多痛苦？第二，为什么痛苦期是十年，而不是一两年，三五年？第三中国通过怎样的改革才能走出来？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若发生危机，中国人未来3～5年的生活会痛苦到什么程度？本人借用一位知名企业家的话来回答—中国人的生活未来能够温饱就不错了。 旧平衡无以为继后，必须要寻找新的平衡。这个过程就是先经济金融危机，再经济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改变习惯的过程，适应现实变化的过程，注定不会是舒服的，或者说难免是痛苦的。 重建新平衡 建立物质新平衡的方法有：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低的物质消耗水平；更合理均衡的财富分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包括新能源（潜力最大，能够提供无限干净能源的是氢核聚变）、新材料；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循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和流动环节的损耗，互联网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仅是量变，如果仍不足够再平衡，只能降低中国人均的物质消耗水平，以达成低水平的可持续平衡，如果不主动，就会以危机的方式被动平衡。 然而，一旦涉及更合理均衡的财富分配，难度立刻就上升很多，因为既得利益者一般不会主动让渡利益，而且会千方百计维护甚至强化既得利益。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屡屡碰壁就很具有代表性。 现行医疗体制的最大弊端有两个。第一，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自身开支和基建投资，致使对于医疗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第二，政府投入和市场资源都集中到少数三甲医院，其公共服务性与市场边界混淆不清，医疗资源主要被官员和富人们优先享用，社会公众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或不得不自掏腰包高价购买。 医改提出多年，一直反反复复，屡屡无功而返，找到合理解决方案真那么难吗？本人相信，上天每制造一把锁一定会配一把钥匙，关键在人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找到这把锁的钥匙（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愿不愿意去开这把锁（这把锁锁着本来可能就是他得利）。故此，本人在2008年12月曾撰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医改解决方案，强调解决好七个辩证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关系。第一，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与公共医疗保障的关系中，本人认为，市场能做愿做的让市场承担，市场不愿做的公立医院来做；政府不得干预民营医院的经营管理，民营医院不得分享公共医疗蛋糕。这样既充分调动市场和医保两个资源，又使双方的边界非常清晰，既避免了官员对民营医院寻租，又避免了民营医院窃取公共资源。 第二，在公共投入补供方（医院）还是补需方（患者）的关系上，公立投入除了基本工资和基本医疗条件属于补供方之后，其他投入应当直接补给需方，由医保人根据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选择就医，即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奖金和福利均要通过与别的公立医院竞争得来，这会倒逼公立医院奖勤罚懒，优胜劣汰，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第三，公共投入来源问题，即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财力匹配问题。公共投入不足问题才是医改屡屡进二退三的核心原因。企业和个人上缴了各种税收之后，公共投入的来源毫无疑问主要来自政府投入，世界各国均是如此。另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除对经营者合理的报偿外，其主要收益应当全民共享，划入社保体系最为合理。 最难的显然是第三个关系。它的理顺与政府职能转换、政府财政支出方向密切相关。如果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投资和行政开支，那社保资金难免捉襟见肘。 再平衡绕不开政府 如果中国政府成本降低到国际水平，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实现由现在的“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性变革，则中国社会负担将大大下降，民间活力将大大提高，社会保障来源将大大充实，足够保障下岗公务员的基本生活。这在中国再平衡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然而，幅度如此大的行政体制改革谈何容易。要想行政体制改革成功，需要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出现了一场较大的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楼市崩溃，土地财政破产，政府与民争利难以调和，要捍卫政权必须行政体制改革，倒逼出背水一战的环境。同时，操作中必须巧妙分化改革阻力，使官员们由捍卫共同利益变成利益的竞争者。 本人建议如下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将省级行政单位扩大到50～60个；将市级行政单位全部撤掉；强化县级行政单位；对乡镇行政单位实行民主化。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将中国古代高效率的郡县制和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有效结合起来。在秦汉时，中国行政体系主体实施的是中央、郡、县三级，效率很高，后来随着人口增加，管理难度较大，演变到明代的中央、省、府、县等四级，清朝的省、道、府（厅州）、县五级，机构日益臃肿，效率更加低下，中央对于地方的监督更加困难。当今人口虽然更多，但是随着互联网和交通的高度发达，管理效率惊人升级，管理半径都大大增加，完全可以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减为中央、省、县、乡四级。 在通过减少层级，强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监管的同时，还应自下而上的扩大基层民主，将现在的村级民主直选，上推到乡（镇）级，即对人大代表实现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罢免）乡（镇）长，由乡（镇）人大给政府定职能、定编制和定开支。这不仅可以推动政府职能转化，大大降低乡镇政府成本，还可以有效缓解基层官民矛盾。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再平衡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动荡的。 开锁者最关键 找到钥匙—未来的变革方案还不是最难的，最关键的是，即便找到这把钥匙，交给能开锁的人，他有没有打开这把锁的力量和意志，能否拥有可以安心开锁的外部和平稳定环境。 即便找到了这把钥匙，要打开当今中国的这把锁—可堪称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错综复杂的难题，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威力和耐心…… 安心开锁的国际环境并不容易得到…… 此外，中国官员和民众也尚未做好倒逼改革的精神准备。土地财政虽不像原来那么增长，尚可勉强维系，地王尚能涌现，钱虽难借还能借到。大多数百姓仍能喝酒吃肉，有房有车尚可虚荣，仍然缺乏改变现实中不合理规则的意愿。 因此，倘若中国经济金融发生一次危机，也并非全是坏事，它可以促使国人猛醒，进行再平衡的变革。不过，在政治上树立变革权威，对外能够震慑觊觎，创造出变革时需要的稳定国际环境。这大概需要3～4年的时间。即便启动了改革，由于此再平衡改革的难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30年来的任何一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能用5～6年的时间基本梳理到位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换言之，10年之后，中国人才能品尝变革的成果。 这也算是我对中国能否走出低谷，中国痛苦为何会是10年的回答。（本文经授权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美元复兴十年？中国痛苦十年？》的结语，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