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在你的翻译工作中，戈宝权先生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高莽：戈宝权先生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20世纪50年代初，高莽从东北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作为翻译人员，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一般的编辑到主编，1989年离休。期间，翻译工作给高莽带了许多苦难和思索。
南方都市报：你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的情况吗？
高莽：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过去我只是从文学作品中、电影中和报刊上知道苏联。记得莱蒙托夫写的《莫斯科全景》一文曾使我着迷。很想看到那里的克列姆林宫，看到红场，看到列宁墓。第一次见到独具特色的大教堂，听到那悠悠的钟声，看到匆匆忙忙的行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里的大街宽阔，广场上耸立着各种历史人物的纪念碑。街上的汽车都是国产的。那时对苏联、对莫斯科充满幻想、充满希望，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那时，我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苏联人盛情、真挚、友好。
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生活。
俄罗斯人朴实直爽，文化修养高。这可能与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高峰对人们的影响分不开。俄罗斯民族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南方都市报：20世纪50年代，你多次随中国代表团访苏，又多次参加接待苏联代表团，可曾发现两国人士之间有不同的观点？
高莽：那时，苏联是老大哥，处处向苏联学习，交谈以友好为主。但也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比如，1955年10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率团来中国。有一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接待了他。茅盾当时兼任《译文》杂志的主编，他提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苏尔科夫作为苏联作家，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界领导人物，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抱有很大的成见，他就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海明威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另外，《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渔夫在大海里与鱼搏斗的情形，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这个小说对青年读者会有负面影响。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翻译工作中，戈宝权先生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高莽：戈宝权先生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20世纪50年代初，高莽从东北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作为翻译人员，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一般的编辑到主编，1989年离休。期间，翻译工作给高莽带了许多苦难和思索。
南方都市报：你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的情况吗？
高莽：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过去我只是从文学作品中、电影中和报刊上知道苏联。记得莱蒙托夫写的《莫斯科全景》一文曾使我着迷。很想看到那里的克列姆林宫，看到红场，看到列宁墓。第一次见到独具特色的大教堂，听到那悠悠的钟声，看到匆匆忙忙的行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里的大街宽阔，广场上耸立着各种历史人物的纪念碑。街上的汽车都是国产的。那时对苏联、对莫斯科充满幻想、充满希望，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那时，我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苏联人盛情、真挚、友好。
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生活。
俄罗斯人朴实直爽，文化修养高。这可能与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高峰对人们的影响分不开。俄罗斯民族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南方都市报：20世纪50年代，你多次随中国代表团访苏，又多次参加接待苏联代表团，可曾发现两国人士之间有不同的观点？
高莽：那时，苏联是老大哥，处处向苏联学习，交谈以友好为主。但也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比如，1955年10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率团来中国。有一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接待了他。茅盾当时兼任《译文》杂志的主编，他提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苏尔科夫作为苏联作家，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界领导人物，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抱有很大的成见，他就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海明威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另外，《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渔夫在大海里与鱼搏斗的情形，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这个小说对青年读者会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