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首诗是杜甫杜甫《咏怀古迹》中的一篇，写的是诸葛亮。这首有名的七律，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对诸葛亮的评价之高，前所未有，诸葛亮的形象，从此便一劳永逸地在后人的想象之中固定了下来。诗中这句：“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就是把诸葛亮和前人作比较。其中“伊”，指伊尹，商汤的大臣；“吕”，指吕尚，周文王的大臣；“萧”就是汉代第一任丞相萧何；“曹”就是汉代第二任丞相曹参。杜甫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可以与伊尹和吕尚不相上下，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却使萧何和曹参黯然失色。 杜甫写诗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对诸葛亮的独特评价，也不妨视之为文学家的“故作惊人之语”。然而杜甫以文韬武略兼长并美的高标准，指出萧何有所不足，恐怕就不是出自个人的主观臆断了。萧何缺乏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没有攻城略地的赫赫战功，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年追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一班风云人物也都是这么看的。 然而奇怪的是，萧何在刘邦心目中却是头号功臣。汉五年，刘邦已灭项羽，平定天下，即皇帝位，于是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各不相让，吵吵嚷嚷，闹了一年有余。最后刘邦出来裁决，判定萧何的功劳最大，封酂候，食邑八千户。众人不服，都说：“我等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多者身经百余战，少者交锋数十回，功劳大小不等。那萧何从来不参与作战，没有任何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动动嘴皮，发发议论，封赏反而在我等之上，这是什么缘故？”刘邦问：“诸位将军知道打猎吗？”答曰知道。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答曰知道。刘邦就说：“打猎的时候，实际追杀野兽的只是猎狗，然而放纵猎狗，指示野兽踪迹的却是人。诸位将军的才具和业绩，只能追逐猎杀野兽，好比是‘功狗’。至于萧何，却能够发现猎物踪迹，指示捕杀的途径，相当于‘功人’。你们说，‘功狗’和‘功人’的赏赐可以一样吗？再说，诸位都是以单身追随我，最多也就从家里带出两三人；萧何呢？动员全族共计数十人追随我上前线，这个功劳我可不能忘记！”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那班劳苦功高的将士哪里还再敢吭声。 封赏完毕，刘邦又建议评比一个“元功十八人位次”。群臣都说：“曹参历年征战，身受创伤七十余处，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当排名第一。”刘邦还是想让萧何位居第一。关内侯鄂千秋看出皇上的心思，便上前说：“你们的意见都不对。曹参虽然有野战夺地之功，但这只是一时的功劳。萧何就不同了。陛下与项羽相持，长达五年，其间几度丧失军队，只身逃离险境就有多次。萧何还不等陛下指示，便主动地从关中输送人马，补充兵源，常达数万之众；汉军多次面临粮食匮乏的困境，也赖萧何不断地从关中运输军粮到前线。陛下虽然数次丢失关中以东大片土地，而萧何始终保全关中，使之成为陛下可靠的后方基地。这些都是万世的功劳啊！曹参这样的人，有之不多，无之不少。便是缺少一百个曹参这样的人，汉朝又能有什么损失呢？假如没有萧何，即使有一百个曹参也不足以保全汉家天下。总之，一时之功怎么能凌驾于万世之功呢！萧何宜列第一，曹参次之。”刘邦点头称是。于是让萧何独占鳌头，并赐以带剑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趋”也就是低头碎步急走，这是古代下级觐见上级表示尊敬的礼节。 刘邦还额外加封萧何食邑两千户，加上原来的八千户，使萧何得以与曹参、张良并列，成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为什么加封两千户呢？原来，当年刘邦还是沛县泗水亭长的时候，有时要赴秦都咸阳干事。按照秦朝的制度，公务员的差旅费不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内，依惯例由同僚、下属、百姓分担。同僚一般都送三百钱，只有萧何送五百钱。萧何早年的投资，现在刘邦可是连本代利的偿还了。 司马迁对刘邦抬举萧何颇有点不以为然。《史记·淮阴候列传》评论道：如果韩信能够学“黄老之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表现得谦虚一点，那么他对于汉家的功勋可以比拟于周朝的开国功臣周公、召公、吕尚等人。而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仅仅把萧何比作西周辅佐文王、武王的闳夭和散宜生。言外之意，韩信的成就决非萧何所可比拟。司马迁并且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口气说：只是由于韩信、英布被诛，才导致萧何的功勋最为灿烂。那愤愤不平的样子，就差没有直接指着萧何的鼻子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了。 司马迁看得很清楚，刘邦这是在故意扬萧何而抑韩信。 刘邦刚刚称帝，尚未封赏功臣之时，曾经问老部下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到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他自己的答案是善于使用人才：“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之兵，战必胜，功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当今的人杰，我重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缘故。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可见在那时，韩信在刘邦心中的分量，即使不得超过萧何，至少也与萧何不相伯仲。在刘邦的三杰中，张子房精通黄老之学，深知“不伐其功，不矜其能”，功成身退的道理，自然不愿抢当出头鸟。这样看来，有资格有实力和萧何争夺第一座次的只有韩信，哪里轮得到什么曹参！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刘邦非常明白，在他的三杰之中，韩信是最大的危险分子。所以他还不等坐稳皇位，就一门心思急不可耐地下手收拾韩信。刘邦封赏功臣之时，韩信已经以莫须有的谋反罪贬为淮阴侯。当是时，刘邦对韩信的“罚”尚且唯恐不足不重不狠，哪里还谈得上“赏”？实际上，曹参之所以能够与萧何争座位，也是托了韩信的福，沾了韩信的光。曹参何许人也？此人还在前秦王朝为吏之时，就是萧何的下属，终其一生，才具和成就都远在萧何之下，一如萤火之于皓月；在楚汉战争中，曹参不过是刘邦派在韩信身边的副手，或者说是密探，长期随韩信南征北战，也不见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表现。只是韩信如今陡然失势，他的功勋也便顺势一股脑地落到曹参头上，竟然使曹参坐享其成，一夜之间顿成暴发户，有本钱与萧何一争短长。其实君臣都洞若观火，与其说曹参与萧何相争，不如说曹参代表韩信与萧何相争。大伙推荐曹参之时，所提供的一个主要理由居然是“身被七十创”，这是什么理由！这不等于说曹参其实“没有功劳，只有苦劳”么？在表彰萧何的功绩时，刘邦居然不提萧何推荐韩信这件事。以刘邦之聪明伶俐，老谋深算，岂能不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这个功劳至少不比稳定后方、输送人马军需之类来得小吧？既然要褒奖萧何，却又白白放过萧何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只能解释为刘邦存心将韩信打倒，让韩信永世不得翻身。最后刘邦提携萧何而不是曹参，抑韩扬萧之意更是昭然若揭。 问题是，萧何当得起刘邦的如许推崇吗？ 或者如司马迁的看法，萧何当真就不如韩信吗？ 这要看怎么评价了。司马迁的评价，当然很有见地，但显然不是一种对“综合素质”的评价。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似乎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这从他破天荒地为游侠、刺客专门作传可见一斑。以司马迁的标准，总的来说，韩信与项羽相类，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一个毫无疑问的军事天才，一个英雄。以司马迁的标准，萧何肯定不算英雄。其实不论以谁的标准，以什么样的标准，萧何无疑都不能算是英雄。 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萧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是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罢了。如果实在不好说萧何是“英雄”，说他是“豪杰”应当是决不为过的。作为豪杰之士，萧何至少有三个长处：识，智，量。这些特点使萧何超拔于常人庸众之上，甚至也超拔于作为英雄的韩信之上，成为汉初风云人物中的佼佼者。识，也就是见识，眼光。有见识，有眼光，也就能品评，会鉴赏。中国人推崇这种才能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风尘侠妓巨眼识英雄”等等，便是这种传统的典型范例。魏晋时期一度盛行的所谓“人物品藻”的潮流，不过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流风遗韵罢了。中国古人认为，人生在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懂得欣赏。鉴赏，而不是判断；享受，而不是思考——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欣赏的对象包括自然、文物、艺术，也包括各种人物。而一个豪杰之士，所鉴赏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凤毛麟角般的天才或英雄。对于这种天才或英雄，不要着眼他的现在，而要展望他的未来；不是盯住他的现实性，而是瞄准他的可能性。假如一个女子也具有了这种眼光和鉴赏才能，我们就誉之为“女中豪杰”。历史上这种女中豪杰是很多的，比方说卓文君、红拂女、武则天，还有刘邦的妻子吕雉。 说起萧何所赏识的天才或英雄，我们当然首先想起韩信。 韩信墓有一幅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两妇人”指的是“漂母”和吕后，“漂母”赐饭，保存了韩信的生命，吕后设计，断送了韩信的生命，所以说“存亡两妇人”。“一知己”就是萧何。韩信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生死一知己”的意思是一样的。由于萧何的巨眼识才，强力推荐，韩信才得以施展胸中抱负，所以萧何可谓韩信的知己。“萧何月下追韩信”与“伯牙摔琴谢知音”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千古佳话。 鸿门宴之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封地在巴、蜀与汉中地区。刘邦返回巴蜀时，韩信趁机弃楚归汉，随刘邦前行。刘邦“未之奇也”，没觉得韩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不曾重用韩信，只是“拜以为治粟都尉”。主管粮草供给的韩信仍然“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治粟都尉”的职务，使韩信有机会与萧何接触。几次交谈，“何奇之”，看出韩信乃是军事上的全局之才。当日刘邦返回巴蜀，为了迷惑项羽，采纳张良献策，烧毁栈道。此举固然迷惑了项羽，却也给刘邦的部下造成错觉。人人以为刘邦胸无大志，欲苟安一隅，终老巴蜀，遂起他去之心，一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当时仅将军一级的逃亡者就有数十人，然而萧何都没当一回事。听说韩信也挂印而去，萧何顿时大惊失色，也顾不上和刘邦打个招呼，立即策马连夜便追。这就是有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有人报告刘邦，说丞相也逃亡了。刘邦惊怒交集，如失左右手。过一两日，萧何回来见刘邦。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萧何！连你也背叛我！”萧何说：“我怎么敢背叛大王？我是去追赶逃亡者了。”刘邦问：“都追什么人了？”萧何答：“韩信。”刘邦勃然大怒：“将军跑了几十个，都没听说你去给我追回来，你说你去追区区一个韩信，谁信哪？这不是在耍我吗！”萧何说：“那些二三流的将军，随便一抓便是一大把，不值得我萧何去追。只有韩信，‘国士无双’。陛下若要终老汉中，当然无需重用韩信；但陛下若要逐鹿中原，没有韩信万万不可！”一番说辞，打动了刘邦。一番争取，又使刘邦终于拜韩信为“大将军”。 韩信能够施展才华，功成名就，一靠萧何的见识与眼光，二靠萧何的动动嘴皮，发发议论。古人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萧何之赏识韩信，眼光是如此的敏锐，判断是如此的准确，挽留是如此的诚恳，推荐是如此的不遗余力，尽矣，至矣，不可复加矣！作为一个世间“不常有”的“伯乐”，难道竟会逊色于韩信这匹“千里马”？ 不过，萧何所识的最大的英雄，不是韩信，而是刘邦。赏识韩信不难——除了萧何，项羽手下还有一个叫做钟离眜的将军了解韩信的才能，发现刘邦却不容易。西谚有云：仆人眼中无英雄。英雄的仆人与英雄太接近太熟悉了，觉得他与自己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啊，哪来什么英雄气象！拿破仑曾说，他的妻子就从来无法想象这个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的丈夫在战场上居然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神与人太接近了，自身也要被同化为人。由此看来，老乡眼中也无英雄。萧何与刘邦是老乡，要识别刘邦可就难了。更何况刘邦早年实在也没有多少“天子气象”。《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曾经认为“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御驾往东巡游，企图以自己的威严，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扼杀于摇篮之中，此行未果。这说明，那些精明干练的秦朝政府官员，根本就没有看清时势，更没有发现沛县小地方的刘邦竟是未来取代秦皇的“真命天子”。 可是，萧何偏偏发现了、认准了刘邦。 想当初，刘邦出身卑贱，连名字都没有，仅仅是沛县的一个“好酒及色”的小流氓，靠了种种不正当的关系，当了15年“弼马温”般的泗水亭长，在这期间，利用官职之便，没少白吃白喝。萧何居然对刘邦另眼相看，青睐有加，这不是很耐人寻味么？要知道当日的萧何，尽管只是一个“刀笔小吏”，却也不像司马迁所言，庸庸碌碌，“未有奇节”，而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地方政府官员，以至于有人曾经推荐萧何升迁咸阳。像萧何这样一个引人注目、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居然如此看得起刘邦，这只能解释为他早已预感到刘季这小子定非“池中之物”了。刘邦私自放纵囚徒，亡命芒砀山泽，借陈胜起义之机，杀回沛县，萧何毫不犹豫地响应刘邦，正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咸阳一般。沛令被杀，萧何本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可是他一力拥戴刘邦，使一个市井小人和亡命之徒由此成为驰骋反秦战场上的著名的“沛公”。沛公后来一匡天下，建立不朽基业，恐怕早在当初的萧何意料之中了吧！ 智，也就是才智，智慧。所谓“慧眼识英才”，眼光其实是离不开智慧的。眼力或见识只是内在的才智或智慧的外部表征。有才智，方能目光如炬，洞察时势，鉴别英雄；有智慧，方能认识自我，保持清醒，进退有据。会打战，当然是一种本事，一种才能，但这本事或才能仅仅属于“技”的层次；有智慧，则步入“道”的层次。既有才能又有头脑，方能“技进乎道”。萧何始终很有头脑，与韩信大不相同。韩信有时像天才，有时像白痴，需视具体情况而定；成功前还能保持清醒，得意时便糊里糊涂；既没有“大丈夫当如是也”或“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图伟略，又不懂“谦受益，满招损”的立身处世之道。所以韩信充其量只是有“才”，决不能说有“智”。萧何则可谓才智双绝的人物，只是他的才能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 举例来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征秦都咸阳，先于项羽占据咸阳，进居秦宫。当时的刘邦和一干来自穷乡僻壤、久历鞍马劳顿的将士，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由得目眩神夺，意乱情迷，流氓和强盗的本性再也压抑不住，雪崩也似的爆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将士“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好酒及色”的刘邦，此时只顾埋首雕梁画栋的秦宫之中，偎红依翠，浅斟低唱。萧何这时在干什么呢？萧何智慧过人，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一进咸阳，立即带人冲进丞相、御史、太尉等“三公”的官署，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席卷一空，一车一车地运往驻扎在霸上的军营中保存起来。这批簿籍，在刘邦随后以“约法三章”收买民心的过程中功莫大焉。据说这些簿籍中还有一批军事地理档案，后来在楚汉战争中派上大用场。明人李贽评价道，萧何此举，乃是天生丞相材料的标志。 鸿门宴之后，项羽和范增为了限制刘邦，美其名曰“汉王”，封其地曰“关中”，实则把刘邦“发配”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巴蜀地区。又把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员降将，锁住刘邦进军中原的要塞，使刘邦欲动不能，局促如辕下之驹——这正是后人把今天陕西大部分地区和甘肃东部称为“三秦”的由来。项羽的分封方案刚刚出炉，便招来“诸侯不平”，刘邦更是怒不可遏。鸿门宴已经使刘邦丢尽脸面，现在项羽公然欺到头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邦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准备豁出去与项羽拼命。樊哙、周勃、灌婴等亲信以为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都劝刘邦不要轻举妄动，刘邦盛怒之下，哪里听得进去。就连一向有本事让刘邦言听计从的张良，此刻也束手无策。 于是萧何来了。萧何独持异议，语出惊人。原来萧何整理研究了他抢劫来的那些秦朝图书簿籍，发现巴蜀并没有项羽、范增和刘邦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以为巴蜀地区是一片贫穷、闭塞、落后的蛮荒之地，不过想当然而已，其实乃是天大的误会。经过秦国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和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之后，巴蜀已经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后方，有如积累甚丰的大仓库。再者，先是秦并六国，后是群雄反秦，经年征战，烽火连绵，中原地区频频惨遭蹂躏，早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独有巴蜀地区多年来未曾遭受动乱，其发展潜力着实不可估量。所以，经营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萧何并且引经据典：“《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祸’。”上天如此垂顾于您，赐予如此丰厚的礼物，您还不要，可要当心惹出灾祸来！这一番雄辩的利害分析，战略策划，有如后来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指明三分天下的局势，于刘邦好比拨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于是刘邦茅塞顿开，回嗔作喜。试问，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一班将士谋臣，哪一个具有萧何这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仅仅把萧何看作刘邦的后勤部长，未免也太小觑了萧何。 量，也就是器量，气度。富有才智者，不一定就有器量。恰恰相反，正因为有才能，往往使人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项羽是这种人，韩信也是这种人。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已经很是落魄了，可是韩信不但不及时引咎自责，深自收敛，和光同尘，反而继续夸夸其谈，怨天尤人，公然发泄对刘邦的不满。刘邦评比开国十八元勋，别人唯恐落榜，韩信却说羞与周勃、灌婴之辈同列。有一次，韩信去看樊哙，樊哙受宠若惊，口称“大王”，送迎皆行跪拜大礼。韩信非但不感激樊哙，不以樊哙为厚道，却长叹道：“看来我此生只能与樊哙这等人为伍了！”好像樊哙同情韩信、尊重韩信反倒辱没了韩信似的！这就是居功自傲，目无余子，不能容人，没有气度。这等“英雄”的结局，此刻已然可以想见，料必被视为欲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注定死于非命，无人同情，没准还大快人心。 萧何却是有器量的。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萧何完全承担得起。 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索亭之间。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担心后方局势，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有人对萧何说：“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餐风吸露，自顾不暇，却多次派人慰问阁下，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我替阁下拿个主意，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一年，汉将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吕后在朝中用萧何之计，诛杀韩信。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派人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且派士兵五百人、都尉一名，作为相国的卫队。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前来报忧。召平，原来是秦王朝的东陵侯，秦亡之后，沦为平民，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十分甜美，世人誉为“东陵瓜”。召平就以“东陵瓜”自号。这个“东陵瓜”的脑袋，倒是一点也不“木瓜”，他对萧何说：“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征战，而阁下留守朝中，明明不必以身涉险，却无端加封阁下、为阁下增设卫队，这是由于淮阴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增设卫队保护阁下，其实并非恩宠。希望阁下谢绝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这样皇上必定高兴。”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干什么。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又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阁下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总之，刘邦曾经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三次将萧何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然而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居安要思危的道理。开国皇帝莫名其妙地怀疑功臣，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处理这种事情，只可忍气吞声，不必愤愤不平，更不可急于“辩诬”，诉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不动声色，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从容化险为夷，居然幸免于难。对比一下当初刘邦怀疑韩信时，韩信那拙劣无能、紧张兮兮、小里小气的表现，萧何的处理方式，何止高出一筹！没有大智慧，没有大器量，这样的结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萧何的大气或大度，不但表现为对待刘邦的态度，而且表现为对待曹参的行为。曹参本是萧何当年的同僚，两人始终同心辅佐刘邦。在刘邦评“元功十八人”之时，两位元老有了一些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或“敌我矛盾”，所以无伤大雅。萧何与曹参的关系，从来没有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正相反，萧何对曹参一直十分器重。萧何晚年病重，汉惠帝亲自前往探视萧何的病情，当时问起：“阁下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萧何说：“知臣莫过于君。”惠帝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头说：“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现在萧何可以死而无憾了！” 萧何，见识不凡，智慧过人，器量如海。萧何的话毕竟有理，“知臣莫如主”。想必汉高祖刘邦在九泉之下，也会认为将萧何列于开国元勋之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首诗是杜甫杜甫《咏怀古迹》中的一篇，写的是诸葛亮。这首有名的七律，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对诸葛亮的评价之高，前所未有，诸葛亮的形象，从此便一劳永逸地在后人的想象之中固定了下来。诗中这句：“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就是把诸葛亮和前人作比较。其中“伊”，指伊尹，商汤的大臣；“吕”，指吕尚，周文王的大臣；“萧”就是汉代第一任丞相萧何；“曹”就是汉代第二任丞相曹参。杜甫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可以与伊尹和吕尚不相上下，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却使萧何和曹参黯然失色。 杜甫写诗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对诸葛亮的独特评价，也不妨视之为文学家的“故作惊人之语”。然而杜甫以文韬武略兼长并美的高标准，指出萧何有所不足，恐怕就不是出自个人的主观臆断了。萧何缺乏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没有攻城略地的赫赫战功，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年追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一班风云人物也都是这么看的。 然而奇怪的是，萧何在刘邦心目中却是头号功臣。汉五年，刘邦已灭项羽，平定天下，即皇帝位，于是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各不相让，吵吵嚷嚷，闹了一年有余。最后刘邦出来裁决，判定萧何的功劳最大，封酂候，食邑八千户。众人不服，都说：“我等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多者身经百余战，少者交锋数十回，功劳大小不等。那萧何从来不参与作战，没有任何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动动嘴皮，发发议论，封赏反而在我等之上，这是什么缘故？”刘邦问：“诸位将军知道打猎吗？”答曰知道。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答曰知道。刘邦就说：“打猎的时候，实际追杀野兽的只是猎狗，然而放纵猎狗，指示野兽踪迹的却是人。诸位将军的才具和业绩，只能追逐猎杀野兽，好比是‘功狗’。至于萧何，却能够发现猎物踪迹，指示捕杀的途径，相当于‘功人’。你们说，‘功狗’和‘功人’的赏赐可以一样吗？再说，诸位都是以单身追随我，最多也就从家里带出两三人；萧何呢？动员全族共计数十人追随我上前线，这个功劳我可不能忘记！”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那班劳苦功高的将士哪里还再敢吭声。 封赏完毕，刘邦又建议评比一个“元功十八人位次”。群臣都说：“曹参历年征战，身受创伤七十余处，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当排名第一。”刘邦还是想让萧何位居第一。关内侯鄂千秋看出皇上的心思，便上前说：“你们的意见都不对。曹参虽然有野战夺地之功，但这只是一时的功劳。萧何就不同了。陛下与项羽相持，长达五年，其间几度丧失军队，只身逃离险境就有多次。萧何还不等陛下指示，便主动地从关中输送人马，补充兵源，常达数万之众；汉军多次面临粮食匮乏的困境，也赖萧何不断地从关中运输军粮到前线。陛下虽然数次丢失关中以东大片土地，而萧何始终保全关中，使之成为陛下可靠的后方基地。这些都是万世的功劳啊！曹参这样的人，有之不多，无之不少。便是缺少一百个曹参这样的人，汉朝又能有什么损失呢？假如没有萧何，即使有一百个曹参也不足以保全汉家天下。总之，一时之功怎么能凌驾于万世之功呢！萧何宜列第一，曹参次之。”刘邦点头称是。于是让萧何独占鳌头，并赐以带剑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趋”也就是低头碎步急走，这是古代下级觐见上级表示尊敬的礼节。 刘邦还额外加封萧何食邑两千户，加上原来的八千户，使萧何得以与曹参、张良并列，成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为什么加封两千户呢？原来，当年刘邦还是沛县泗水亭长的时候，有时要赴秦都咸阳干事。按照秦朝的制度，公务员的差旅费不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内，依惯例由同僚、下属、百姓分担。同僚一般都送三百钱，只有萧何送五百钱。萧何早年的投资，现在刘邦可是连本代利的偿还了。 司马迁对刘邦抬举萧何颇有点不以为然。《史记·淮阴候列传》评论道：如果韩信能够学“黄老之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表现得谦虚一点，那么他对于汉家的功勋可以比拟于周朝的开国功臣周公、召公、吕尚等人。而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仅仅把萧何比作西周辅佐文王、武王的闳夭和散宜生。言外之意，韩信的成就决非萧何所可比拟。司马迁并且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口气说：只是由于韩信、英布被诛，才导致萧何的功勋最为灿烂。那愤愤不平的样子，就差没有直接指着萧何的鼻子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了。 司马迁看得很清楚，刘邦这是在故意扬萧何而抑韩信。 刘邦刚刚称帝，尚未封赏功臣之时，曾经问老部下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到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他自己的答案是善于使用人才：“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之兵，战必胜，功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当今的人杰，我重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缘故。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可见在那时，韩信在刘邦心中的分量，即使不得超过萧何，至少也与萧何不相伯仲。在刘邦的三杰中，张子房精通黄老之学，深知“不伐其功，不矜其能”，功成身退的道理，自然不愿抢当出头鸟。这样看来，有资格有实力和萧何争夺第一座次的只有韩信，哪里轮得到什么曹参！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刘邦非常明白，在他的三杰之中，韩信是最大的危险分子。所以他还不等坐稳皇位，就一门心思急不可耐地下手收拾韩信。刘邦封赏功臣之时，韩信已经以莫须有的谋反罪贬为淮阴侯。当是时，刘邦对韩信的“罚”尚且唯恐不足不重不狠，哪里还谈得上“赏”？实际上，曹参之所以能够与萧何争座位，也是托了韩信的福，沾了韩信的光。曹参何许人也？此人还在前秦王朝为吏之时，就是萧何的下属，终其一生，才具和成就都远在萧何之下，一如萤火之于皓月；在楚汉战争中，曹参不过是刘邦派在韩信身边的副手，或者说是密探，长期随韩信南征北战，也不见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表现。只是韩信如今陡然失势，他的功勋也便顺势一股脑地落到曹参头上，竟然使曹参坐享其成，一夜之间顿成暴发户，有本钱与萧何一争短长。其实君臣都洞若观火，与其说曹参与萧何相争，不如说曹参代表韩信与萧何相争。大伙推荐曹参之时，所提供的一个主要理由居然是“身被七十创”，这是什么理由！这不等于说曹参其实“没有功劳，只有苦劳”么？在表彰萧何的功绩时，刘邦居然不提萧何推荐韩信这件事。以刘邦之聪明伶俐，老谋深算，岂能不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这个功劳至少不比稳定后方、输送人马军需之类来得小吧？既然要褒奖萧何，却又白白放过萧何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只能解释为刘邦存心将韩信打倒，让韩信永世不得翻身。最后刘邦提携萧何而不是曹参，抑韩扬萧之意更是昭然若揭。 问题是，萧何当得起刘邦的如许推崇吗？ 或者如司马迁的看法，萧何当真就不如韩信吗？ 这要看怎么评价了。司马迁的评价，当然很有见地，但显然不是一种对“综合素质”的评价。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似乎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这从他破天荒地为游侠、刺客专门作传可见一斑。以司马迁的标准，总的来说，韩信与项羽相类，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一个毫无疑问的军事天才，一个英雄。以司马迁的标准，萧何肯定不算英雄。其实不论以谁的标准，以什么样的标准，萧何无疑都不能算是英雄。 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萧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是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罢了。如果实在不好说萧何是“英雄”，说他是“豪杰”应当是决不为过的。作为豪杰之士，萧何至少有三个长处：识，智，量。这些特点使萧何超拔于常人庸众之上，甚至也超拔于作为英雄的韩信之上，成为汉初风云人物中的佼佼者。识，也就是见识，眼光。有见识，有眼光，也就能品评，会鉴赏。中国人推崇这种才能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风尘侠妓巨眼识英雄”等等，便是这种传统的典型范例。魏晋时期一度盛行的所谓“人物品藻”的潮流，不过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流风遗韵罢了。中国古人认为，人生在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懂得欣赏。鉴赏，而不是判断；享受，而不是思考——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欣赏的对象包括自然、文物、艺术，也包括各种人物。而一个豪杰之士，所鉴赏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凤毛麟角般的天才或英雄。对于这种天才或英雄，不要着眼他的现在，而要展望他的未来；不是盯住他的现实性，而是瞄准他的可能性。假如一个女子也具有了这种眼光和鉴赏才能，我们就誉之为“女中豪杰”。历史上这种女中豪杰是很多的，比方说卓文君、红拂女、武则天，还有刘邦的妻子吕雉。 说起萧何所赏识的天才或英雄，我们当然首先想起韩信。 韩信墓有一幅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两妇人”指的是“漂母”和吕后，“漂母”赐饭，保存了韩信的生命，吕后设计，断送了韩信的生命，所以说“存亡两妇人”。“一知己”就是萧何。韩信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生死一知己”的意思是一样的。由于萧何的巨眼识才，强力推荐，韩信才得以施展胸中抱负，所以萧何可谓韩信的知己。“萧何月下追韩信”与“伯牙摔琴谢知音”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千古佳话。 鸿门宴之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封地在巴、蜀与汉中地区。刘邦返回巴蜀时，韩信趁机弃楚归汉，随刘邦前行。刘邦“未之奇也”，没觉得韩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不曾重用韩信，只是“拜以为治粟都尉”。主管粮草供给的韩信仍然“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治粟都尉”的职务，使韩信有机会与萧何接触。几次交谈，“何奇之”，看出韩信乃是军事上的全局之才。当日刘邦返回巴蜀，为了迷惑项羽，采纳张良献策，烧毁栈道。此举固然迷惑了项羽，却也给刘邦的部下造成错觉。人人以为刘邦胸无大志，欲苟安一隅，终老巴蜀，遂起他去之心，一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当时仅将军一级的逃亡者就有数十人，然而萧何都没当一回事。听说韩信也挂印而去，萧何顿时大惊失色，也顾不上和刘邦打个招呼，立即策马连夜便追。这就是有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有人报告刘邦，说丞相也逃亡了。刘邦惊怒交集，如失左右手。过一两日，萧何回来见刘邦。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萧何！连你也背叛我！”萧何说：“我怎么敢背叛大王？我是去追赶逃亡者了。”刘邦问：“都追什么人了？”萧何答：“韩信。”刘邦勃然大怒：“将军跑了几十个，都没听说你去给我追回来，你说你去追区区一个韩信，谁信哪？这不是在耍我吗！”萧何说：“那些二三流的将军，随便一抓便是一大把，不值得我萧何去追。只有韩信，‘国士无双’。陛下若要终老汉中，当然无需重用韩信；但陛下若要逐鹿中原，没有韩信万万不可！”一番说辞，打动了刘邦。一番争取，又使刘邦终于拜韩信为“大将军”。 韩信能够施展才华，功成名就，一靠萧何的见识与眼光，二靠萧何的动动嘴皮，发发议论。古人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萧何之赏识韩信，眼光是如此的敏锐，判断是如此的准确，挽留是如此的诚恳，推荐是如此的不遗余力，尽矣，至矣，不可复加矣！作为一个世间“不常有”的“伯乐”，难道竟会逊色于韩信这匹“千里马”？ 不过，萧何所识的最大的英雄，不是韩信，而是刘邦。赏识韩信不难——除了萧何，项羽手下还有一个叫做钟离眜的将军了解韩信的才能，发现刘邦却不容易。西谚有云：仆人眼中无英雄。英雄的仆人与英雄太接近太熟悉了，觉得他与自己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啊，哪来什么英雄气象！拿破仑曾说，他的妻子就从来无法想象这个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的丈夫在战场上居然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神与人太接近了，自身也要被同化为人。由此看来，老乡眼中也无英雄。萧何与刘邦是老乡，要识别刘邦可就难了。更何况刘邦早年实在也没有多少“天子气象”。《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曾经认为“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御驾往东巡游，企图以自己的威严，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扼杀于摇篮之中，此行未果。这说明，那些精明干练的秦朝政府官员，根本就没有看清时势，更没有发现沛县小地方的刘邦竟是未来取代秦皇的“真命天子”。 可是，萧何偏偏发现了、认准了刘邦。 想当初，刘邦出身卑贱，连名字都没有，仅仅是沛县的一个“好酒及色”的小流氓，靠了种种不正当的关系，当了15年“弼马温”般的泗水亭长，在这期间，利用官职之便，没少白吃白喝。萧何居然对刘邦另眼相看，青睐有加，这不是很耐人寻味么？要知道当日的萧何，尽管只是一个“刀笔小吏”，却也不像司马迁所言，庸庸碌碌，“未有奇节”，而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地方政府官员，以至于有人曾经推荐萧何升迁咸阳。像萧何这样一个引人注目、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居然如此看得起刘邦，这只能解释为他早已预感到刘季这小子定非“池中之物”了。刘邦私自放纵囚徒，亡命芒砀山泽，借陈胜起义之机，杀回沛县，萧何毫不犹豫地响应刘邦，正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咸阳一般。沛令被杀，萧何本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可是他一力拥戴刘邦，使一个市井小人和亡命之徒由此成为驰骋反秦战场上的著名的“沛公”。沛公后来一匡天下，建立不朽基业，恐怕早在当初的萧何意料之中了吧！ 智，也就是才智，智慧。所谓“慧眼识英才”，眼光其实是离不开智慧的。眼力或见识只是内在的才智或智慧的外部表征。有才智，方能目光如炬，洞察时势，鉴别英雄；有智慧，方能认识自我，保持清醒，进退有据。会打战，当然是一种本事，一种才能，但这本事或才能仅仅属于“技”的层次；有智慧，则步入“道”的层次。既有才能又有头脑，方能“技进乎道”。萧何始终很有头脑，与韩信大不相同。韩信有时像天才，有时像白痴，需视具体情况而定；成功前还能保持清醒，得意时便糊里糊涂；既没有“大丈夫当如是也”或“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图伟略，又不懂“谦受益，满招损”的立身处世之道。所以韩信充其量只是有“才”，决不能说有“智”。萧何则可谓才智双绝的人物，只是他的才能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 举例来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征秦都咸阳，先于项羽占据咸阳，进居秦宫。当时的刘邦和一干来自穷乡僻壤、久历鞍马劳顿的将士，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由得目眩神夺，意乱情迷，流氓和强盗的本性再也压抑不住，雪崩也似的爆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将士“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好酒及色”的刘邦，此时只顾埋首雕梁画栋的秦宫之中，偎红依翠，浅斟低唱。萧何这时在干什么呢？萧何智慧过人，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一进咸阳，立即带人冲进丞相、御史、太尉等“三公”的官署，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席卷一空，一车一车地运往驻扎在霸上的军营中保存起来。这批簿籍，在刘邦随后以“约法三章”收买民心的过程中功莫大焉。据说这些簿籍中还有一批军事地理档案，后来在楚汉战争中派上大用场。明人李贽评价道，萧何此举，乃是天生丞相材料的标志。 鸿门宴之后，项羽和范增为了限制刘邦，美其名曰“汉王”，封其地曰“关中”，实则把刘邦“发配”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巴蜀地区。又把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员降将，锁住刘邦进军中原的要塞，使刘邦欲动不能，局促如辕下之驹——这正是后人把今天陕西大部分地区和甘肃东部称为“三秦”的由来。项羽的分封方案刚刚出炉，便招来“诸侯不平”，刘邦更是怒不可遏。鸿门宴已经使刘邦丢尽脸面，现在项羽公然欺到头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邦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准备豁出去与项羽拼命。樊哙、周勃、灌婴等亲信以为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都劝刘邦不要轻举妄动，刘邦盛怒之下，哪里听得进去。就连一向有本事让刘邦言听计从的张良，此刻也束手无策。 于是萧何来了。萧何独持异议，语出惊人。原来萧何整理研究了他抢劫来的那些秦朝图书簿籍，发现巴蜀并没有项羽、范增和刘邦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以为巴蜀地区是一片贫穷、闭塞、落后的蛮荒之地，不过想当然而已，其实乃是天大的误会。经过秦国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和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之后，巴蜀已经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后方，有如积累甚丰的大仓库。再者，先是秦并六国，后是群雄反秦，经年征战，烽火连绵，中原地区频频惨遭蹂躏，早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独有巴蜀地区多年来未曾遭受动乱，其发展潜力着实不可估量。所以，经营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萧何并且引经据典：“《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祸’。”上天如此垂顾于您，赐予如此丰厚的礼物，您还不要，可要当心惹出灾祸来！这一番雄辩的利害分析，战略策划，有如后来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指明三分天下的局势，于刘邦好比拨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于是刘邦茅塞顿开，回嗔作喜。试问，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一班将士谋臣，哪一个具有萧何这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仅仅把萧何看作刘邦的后勤部长，未免也太小觑了萧何。 量，也就是器量，气度。富有才智者，不一定就有器量。恰恰相反，正因为有才能，往往使人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项羽是这种人，韩信也是这种人。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已经很是落魄了，可是韩信不但不及时引咎自责，深自收敛，和光同尘，反而继续夸夸其谈，怨天尤人，公然发泄对刘邦的不满。刘邦评比开国十八元勋，别人唯恐落榜，韩信却说羞与周勃、灌婴之辈同列。有一次，韩信去看樊哙，樊哙受宠若惊，口称“大王”，送迎皆行跪拜大礼。韩信非但不感激樊哙，不以樊哙为厚道，却长叹道：“看来我此生只能与樊哙这等人为伍了！”好像樊哙同情韩信、尊重韩信反倒辱没了韩信似的！这就是居功自傲，目无余子，不能容人，没有气度。这等“英雄”的结局，此刻已然可以想见，料必被视为欲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注定死于非命，无人同情，没准还大快人心。 萧何却是有器量的。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萧何完全承担得起。 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索亭之间。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担心后方局势，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有人对萧何说：“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餐风吸露，自顾不暇，却多次派人慰问阁下，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我替阁下拿个主意，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一年，汉将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吕后在朝中用萧何之计，诛杀韩信。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派人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且派士兵五百人、都尉一名，作为相国的卫队。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前来报忧。召平，原来是秦王朝的东陵侯，秦亡之后，沦为平民，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十分甜美，世人誉为“东陵瓜”。召平就以“东陵瓜”自号。这个“东陵瓜”的脑袋，倒是一点也不“木瓜”，他对萧何说：“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征战，而阁下留守朝中，明明不必以身涉险，却无端加封阁下、为阁下增设卫队，这是由于淮阴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增设卫队保护阁下，其实并非恩宠。希望阁下谢绝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这样皇上必定高兴。”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干什么。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又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阁下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总之，刘邦曾经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三次将萧何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然而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居安要思危的道理。开国皇帝莫名其妙地怀疑功臣，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处理这种事情，只可忍气吞声，不必愤愤不平，更不可急于“辩诬”，诉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不动声色，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从容化险为夷，居然幸免于难。对比一下当初刘邦怀疑韩信时，韩信那拙劣无能、紧张兮兮、小里小气的表现，萧何的处理方式，何止高出一筹！没有大智慧，没有大器量，这样的结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萧何的大气或大度，不但表现为对待刘邦的态度，而且表现为对待曹参的行为。曹参本是萧何当年的同僚，两人始终同心辅佐刘邦。在刘邦评“元功十八人”之时，两位元老有了一些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或“敌我矛盾”，所以无伤大雅。萧何与曹参的关系，从来没有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正相反，萧何对曹参一直十分器重。萧何晚年病重，汉惠帝亲自前往探视萧何的病情，当时问起：“阁下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萧何说：“知臣莫过于君。”惠帝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头说：“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现在萧何可以死而无憾了！” 萧何，见识不凡，智慧过人，器量如海。萧何的话毕竟有理，“知臣莫如主”。想必汉高祖刘邦在九泉之下，也会认为将萧何列于开国元勋之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