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可行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稳定增长视角的中国人口最优出生率研究
12
王会宗，张凤兵
（1.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摘
济南250100；2.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要：过多或过少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为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应确定一个合理的人口数量变
化速度。在研究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就业人口数量与出生率的关系，推算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新常态”所需的最优出生率，并与现实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要在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应当转变人口政策，放松“全面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控制，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从而为我国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最优出生率中图分类号：F061. 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011/j.cnki.jjwt.2016.03.006
文章编号：1004－972X （2016）03－0030－06
一、引言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人口数量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过高或过低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为中国的快速“赶超式”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人口发展呈
“高出生率、现出由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新特点。2013
2012年我国1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
人，多年来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趋于消失，最终将导致未来中国面
“减速关”。临经济发展的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已成为事关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经济
与社会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为了使人口数量能
收稿日期：2015－12－14
够更加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我国已经对人口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
一政策措施是否切实可行呢？本文试图以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找出一个能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合理人口增长速度，并对目前我国的人口政策进行审视和判断。
二、人口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自马尔萨斯时代人口问题开始进入理论界和决策层视野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观点主要分为两种。
（一）人口数量增长抑制经济增长此类观点认为，由于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会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进而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1］
就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15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学术团队）资助项目（IFYT12075）作者简介：王会宗（1977—），男，河北肃宁人，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
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
张凤兵（1979—），男，山东博兴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理论。
30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为而生
，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新增的人口最终无法由其生产的生活资料来养活，最后人口数量的
增加只有通过“贫困和罪恶”所抑制。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2］预言，由于人口爆炸会导致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
［3］
下去。马寅初（1957）以当时中国人口状况为基础，分析了人口与资金积累、粮食生产等因素的关
工资率的不断上升，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
要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王颖等（2010）［15］认为，人口红利未必导致经济增长，虽然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许多条件的制约。胡伟华（2011）［16］认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但是并不显著。
虽然以上文献观点各异，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要靠事实来检验，人口政策也应当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而适时调整。本文将以历年公开统计数据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找到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出生率与就业人口数量的关系；推算为保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当前我国人口的最优出生率。
三、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根据本文研究思路，在对出生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我们首先要理清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口通过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这两种要素投入方式参与经济运行。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暂时忽略两种要素投入方式的差别，将人口数量看作是一个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支持的整体要素，而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直接体现为就业人口数量及其变化。本文假定在满足经典的C －D 生产函数的条件下来考察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即：
β
Y t =AK αt L t μ
（1）
“非控制不可”系，最后得出了我国的人口的结论。
（二）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与促进作用并存
此类观点认为，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作用，而人口质量的提高不但能够抵消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甚至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等因素促使技术进步，进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长。
［4］
凯恩斯（1936）认为，人口数量缩减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人口数量的增长则会刺激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1961b 、1961c ）［5－7］认为，动作用。舒尔茨（1961a 、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人类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稀缺的矛盾。
［8］
库兹涅茨（1973）提出“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贝克尔等（1999）［9］认为，要使人口数量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就要使分工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增加高于人口增长导致的生产效率降低。
2004）［10－11］等认为，李建民、王金营（2000，若
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人口控制，中国经济将会“马尔萨斯陷阱”陷入的泥沼之中；但若生育率迅速下降至低生育率水平，也会产生“双刃剑”的作用，即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而长期内的生育率超低水平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
［12］
效应。蔡昉（2001）认为，人口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就其影响方式而言，人口不仅可以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
［13］
经济发展。王谦和郭震威（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从提高人均GDP 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
［14］
目标是不合适的。王德文（2007）认为，人口的低增长会在长期引起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以及老龄化速度加快，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将诱发
K t 与L t 分别为第t 年的总产出、Y t 、式中，物质
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口数量；A 为技术因素（暂时假定其外生给定），μ为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样本数据
鉴于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考虑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78年至2013年作为研究时期；同时，为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将选取不同指数将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
1. 总产出（Y t ）
通常情况下，一国国民经济的整体产出可用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或者国民生产总值（GNP ）来衡量。鉴于GDP 不包含国外的资本和劳务且更符合国民经济的实际水平，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产出
31
指标。为消除通货膨胀不良的影响，我们以1978年
为基期，将历年GDP 数据进行折算，具体公式为：
GDP
ˑ 100实际GDP =
GDP 指数2. 物质资本存量（K t ）
物质资本存量是在一定时点上能够用于生产的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通常指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规模，
固定资产存量。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没
有直接可用的数据，我们需要根据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对该项指标的数值进推算。根据前人研究的经验，我们采用了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在1951年创立的永续盘存法对该项指标的数值进行了测算，其基本公式为：
K t =I t +（1－δt ）K t －1
（2）
K t 与K t －1分别为第t 年和第t －1年的实式中，
I t 为第t 年当年的物际物质资本（固定资产）存量，质资本投资，δt 则表示第t 年的物质资本折旧率。
GI t
，令I t =经过系列推导可将式（2）转化为：PIF t K t =K t －1（1－δt ）+
GI t PIF t
（3）
的资本存量作为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即设定K 0为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
（2）物质资本折旧率δt 。王小鲁（2000）［20］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统一采用5%的折旧率；宋海岩等（2003）
则在假设物质资本的物理折旧率
采用官方公布的名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的基础上，
［22］
义折旧率3. 6%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
［18］
“折旧额=GDP －国民收邹至庄（1993）采用公式。依据以往研究的经验，入+补贴－间接税”并考
虑到简化数据计算，本文统一采用了5%的资本折旧率。
（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F t 。我国在1992年后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而相关研究在此之前的数据或采用其他指数代替，或自己
［21］
进行核算。张军和章元（2003）直接采用上海市数据来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宋海岩等（2003）［22］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贺菊煌（1992）通过积累指数来得到固定资产投资
［18］
价格指数；邹至庄（Chow ，1993）则首先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积累指数测算了积累隐含平减指数，然后再运用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对各期的积累则采用回归拟合与年鉴公布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获得。Hsueh 和Li （1999）在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下，
通过每年固定资产统计报告，核算出1952－1995年的直接投资缩减指数（价格指数）。根据所掌握资料，我们认为此数据最为可信，因此本文将采用这一数据；1995年以后则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这两部分原始数据的基期设定为1978年后进行折算（即令197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00）。
GDP 指数、此外，以上历年名义GDP 、名义固定
1995年后折算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资产投资GI t 、
格指数、就业人口数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
（三）实证检验
由于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不但不会改变
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能消除样本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本文对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均采用了对数化的方法进行处理。将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下式：
ln Y t =ln A +αln K t +βln L t +μ
（4）
［24］
［17］
GI t 为第t 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PIF t 式中，
则为第t 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根据式（3），对δt 与PIF t 等3物质资本存量进行测算，需要对K 0、个值进行确定（GI t 数据可直接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得）。（1）基期物质资本存量K 0。学者通常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及研究需要来设定初始值K 0通常为1952年或1978年，但采用不同的基期年份，
［17］
方法进行推算的结果存在差异。贺菊煌（1992）在资本平均增长率相等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迭代的方法推算出1952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为946亿元1993）［18］则推（1990年不变价格）；邹至庄（Chow ，
算195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1750亿元（1952年不变价格）；唐志宏（1999）
［19］
额进行了平减处理；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
［23］
采用不断优
化生产函数逐步提高拟合度的方法测算出中国
1953年资本存量为1800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
［20］
王小鲁（2000）将1952年资本存量设为1600亿
［21］
元（1952年不变价格）；张军和章元（2003）估计1952年全国的资本存量为673亿元（1952年不变价
格，不包含土地）。由于永续存盘法对资本存量初始值的选择十分敏感，所用数据需要有一个足够长的历史序列；根据研究时间段选择，本文将采用邹至
［18］
的研究结果，庄（Chow ，1993）采用1978年年末32
根据式（4），利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7. 1进行
回归，得到表1所示结果。
表1
Variable C ln K ln L Ｒ－squared Adjusted Ｒ－squared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
Std. Error 1. 3759400. 0278500. 147250
t －Statistic －7. 1232699. 8335129. 837210
Prob. 0. 00000. 00000. 0000700. 65840. 000000
KIＲt =c +dKIＲt －1+μ2（7）
Coefficient －9. 8011920. 2738651. 448529
KIＲt 与KIＲt －1分别为第t 期与第t －1期其中，
的实际物质资本（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率，μ2为其随机误差项。
根据式（6）、式（7）及计算得到的实际总产出增
长率与实际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数据，利用Eviews 6. 0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Variable C YIＲ（－1）Ｒ－squared D －W stat
Coefficient 1. 9807780. 633281
0. 9769930. 975598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各指标均在0. 0000的
2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拟合优度高（Ｒ与调整的Ｒ均大于0. 97），模型整体在0. 00000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F 检验，回归效果显著，可得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ln Y t =－9. 8011921. 448529ln L t
+0. 273865ln K t
+（5）
2
YIＲ自回归结果
Std. Error 1. 0032920. 137837
t －Statistic 1. 9742794. 594411
Prob. 0. 05700. 000121. 108610. 000064
0. 3974611. 636377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式（5）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数量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人口数量提高1%可以使得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约1. 44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是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
（四）预测：最优出生率的确定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口数与平均人口数量之比，它反映了人口的出生水平。本文所指的最优出生率，就是能使未来就业人口恰好达到经济增长所需人口数量的当年人口出生率。
根据式（5）所反映的关系，我们可以在预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物质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得到历年满足未来经济增长需求的就业人口数量，从而推测出恰好满足未来经济增长需求的出生率即当年的最优出生率；最后，将最优出生率与实际出生率进行比较，从而对现有的人口政策做出评价。
1. 就业人口数量预测现有研究经常用年均GDP 增长率来预测未来的GDP 水平，此方法过于简单而难以反映真实的GDP 增长状况。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以历年实际GDP 水平为基础，建立一个实际GDP 的增长速度的自回归模型，在预测未来实际GDP 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对未来的GDP 水平做出预测；同理，我们可对实际物质资本存量K 进行预测。根据以上思路，本文分别建立实际GDP 增长率与实际物质资本存量K 增长率的自回归模型，即：
TIP t =a +bYIＲt －1+μ1
（6）
表3
Variable C Y （－1）Ｒ－squared D －W stat
Coefficient 1. 0777150. 943176
KIＲ自回归结果
Std. Error 0. 5763370. 047806
t －Statistic 1. 86993819. 72904
Prob. 0. 07070. 0000389. 23490. 000000
0. 9240331. 513420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表2与表3的回归结果，可分别得到YIＲ与KIＲ的自回归关系如下：
YIＲt =1. 980778+0. 633281YIＲt －1KIＲt =1. 077715+0. 943176KIＲt －1
（8）（9）
根据式（5）、式（8）和式（9），我们可预测未来20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物质资本存量及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就业人口数量如表4所示。
表4
年份[***********][***********][***********][***********]20322033
物质资本投资与就业人口预测经济增长、
实际GDP 水平（Y ）实际固定资产存量（K ）就业人口（L ）
总量（亿元）增速（%）总量（亿元）增速（%）单位：万人23100. 763. 40537593. 5318. 0273722. 4024055. 164. 13634754. 9818. 0773467. 6225161. 024. 60749798. 7118. 1273433. 6426391. 914. 89886051. 7318. 1773536. 8427732. 315. 081047464. 2918. 2273725. 3629173. 595. 201238727. 1618. 2673966. 7530711. 625. 271465410. 9918. 3074240. 6532345. 305. 321734132. 0418. 3474534. 2234075. 605. 352052749. 1318. 3774839. 4235904. 955. 372430597. 8518. 4175151. 2037836. 825. 382878768. 9418. 4475466. 4039875. 535. 393410439. 3218. 4775783. 0942026. 025. 394041265. 6418. 5076100. 0944293. 765. 404789852. 2518. 5276416. 6946684. 745. 405678307. 5918. 5576732. 5149205. 355. 406732905. 8118. 5777047. 3551862. 435. 407984873. 5318. 5977361. 1154663. 265. 409471325. 3718. 6277673. 7857615. 515. 4011236376. 4718. 6477985. 4160727. 325. 4013332465. 5518. 6578296. 05
YIＲt 与YIＲt －1分别为第t 期与第t －1式（6）中，
期的实际总产出（实际GDP ）增长率，μ1为其随机误差项。
2. 最优出生率确定
如果不考虑死亡等意外因素，某一年的就业人口数量应为：
33
L t =L t －1+新参加就业人口数－退休人数（10）由于我国规定18岁为成年60岁退休，我们可
以将式（10）转化为：
L t =L t －1+总人口数t －18g 出生率t －18－总人口
（11）数t －60g 出生率t －60
于是，某年的人口出生率为：
出生率t =
I t +18－L t +17+总人口数t －42g 出生率t －42
总人口数t
（12）
本文存在两个假设前提：技术水平外生给定；忽略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或不考虑人力资本问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技术水平变化日新月异，我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有目共睹；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投入要素。也就是说，技术与人力资本是事关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与质量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技术与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人，低出生率带来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很可能会因人才匮乏而延缓技术进步，并带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减缓甚至停滞，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性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存在这两个前提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过去已实施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确定的范围与程度更大、更深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我们应当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进步水平；改变以往“粗放式”的劳动力使用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长期的人口政策宣传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已悄然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整体素质仍然不高以及高素质群体生育意愿明显降低的现实下，继续进行人口政策调整，逐步放松原有的计划生育“单独二胎”控制，在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已经是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从而证明了我国目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当，“全然，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性过程
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应在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措施，以推动政策落实。
参考文献：
［1］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7.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2］丹尼斯·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
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类困境的研究报告［17.
［3］J ］.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张友仁. 马寅初的生平与学术［
2014（2）.
［4］. 北京：北京出版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
2008：124－128. 社，
［5］. 长春：吉西奥多·W ·舒尔茨. 教育的经济价值［M ］
1982：130. 林人民出版社，
［6］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 The Amer-［27］
最优出生率是使未来就业人口恰好达到经济增
长所需人口数量的当年出生率，根据式（12）及表4所示2022－2031年所预测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需要的就业人口数，得到2004－2013年的出生率即为最优出生率，如表5所示。
表5
年份
[***********][***********]2013
最优出生率预测与比较
预测最优出生率
14. 05
17. 7214. 9015. 6514. 7914. 6816. 1115. 6815. 9114. 66
单位：ɢ
现实出生率12. 2912. 4012. 0912. 1012. 1411. 9511. 9011. 9312. 1012. 08
现实与预测差距
－1. 76
－5. 32－2. 81－3. 55－2. 65－2. 73－4. 21－3. 75－3. 81－2. 58
1960－1969年人口变动异常，为保证预测注：因特殊经济状况，
“自然增长率”数据的准确性，此阶段出生率数据用人口代替；1960－1969年人口总数与“自然增长率”数据以及2004－2013年人口总《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与实际出生率数据来自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表4，即便在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的情况下，要维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就业人口数量也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出
［25］
“人口红利”现了下降现象，正在逐步消失；根据表5，与所推测的最优出生率相比较，我国人口的现实出生率已经远远低于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更替水
平；若考虑死亡率因素，现实出生率与最优出生率水平的差距有可能更大。在现有人口政策下，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萎缩趋势日渐明显，在导致消费不足和社会负担加重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活力不足的压力，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甚至停滞；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民
［26］
工荒”现象已经为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基于上述分析，适时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34
ican Economic Ｒeview，1961，51（1）：1－17.
［7］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repl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1961，51（5）：1035－1039．［8］. 北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M ］
1986：21－23. 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BECKEＲG S ，EDWAＲDL G ，KEVIN M.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1999，89（2）：145－149.
［10］王金营. 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李建民，
J ］. 中国人口科学，2000（1）：8－16. 析［
［11］王金营. 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分析
［J ］. 南方人口，2004（3）：1－6.
M ］. 北京：社会科学［12］蔡昉. 2001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2001：54－57. 文献出版社，
［13］——王谦，郭震威.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2001（1）：20－23. J ］. 人口研究，与胡鞍钢博士商榷［
［14］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
J ］. 中国人口科学，2007（1）：45－52. 经济增长［
［15］将正华.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王颖，佟健，
［J ］. 人口研究，2010（5）：28－34.
J ］. 西［16］胡伟华. 内蒙古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2011（6）：79－83. 北人口，
［17］.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贺菊煌. 我国资产的估算［J ］
1992（8）：24－27. 究，
［18］CHOW G C.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8）：810－842.
［19］. 经济研究，1999唐志宏. 中国平均利润率的估算［J ］
（5）：61－65.
J ］. 经［20］王小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
2000（7）：3－15. 济研究，
J ］. 经济研［21］张军，章元. 对中国资本存量K 的再估计［
2003（7）：35－43. 究，
［22］宋海岩，刘淄楠，蒋萍，等. 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
J ］. 世界经济文汇，2003（1）：44－56. 因素的分析［
［23］李治国，唐国兴. 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
—J ］. 经济研究，2003—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型—（2）：34－42.
［24］HSUEH ，T T ，LI Q. China ’s national income ，1952－1995
［M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611.
［25］孙早，刘李华. 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杜国亮，
—. 经济问—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 ］影响—
2014（5）：59－64. 题，
［26］王慧敏，马千惠. 基于供求关系视角的“民工荒”成因
J ］. 经济问题，2014（10）：87－90. 分析［
“单独二孩”［27］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乔晓春. 从
J ］. 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的选择［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
A Ｒesearchon the Optimal Birth Ｒatefor China ’s Population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the Steady Economic Growth WANG Hui －zong 1，ZHANG Feng －bing 2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China ）
Abstract ：Excess or insufficient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hinder a country ’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in a reasonabl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birth rate ，calculates the optimal birth rate that needed to sustain a certain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real birth rate.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o maintain a certain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population policy should be shifted and the existing birth control should be relaxed ，and the birth should be properly improved ，which provid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Key words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steady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optimal birth rate
（责任编辑：杨国玉）
35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可行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稳定增长视角的中国人口最优出生率研究
12
王会宗，张凤兵
（1.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摘
济南250100；2.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要：过多或过少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为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应确定一个合理的人口数量变
化速度。在研究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就业人口数量与出生率的关系，推算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新常态”所需的最优出生率，并与现实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要在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应当转变人口政策，放松“全面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控制，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从而为我国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最优出生率中图分类号：F061. 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011/j.cnki.jjwt.2016.03.006
文章编号：1004－972X （2016）03－0030－06
一、引言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人口数量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过高或过低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为中国的快速“赶超式”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人口发展呈
“高出生率、现出由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新特点。2013
2012年我国1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
人，多年来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趋于消失，最终将导致未来中国面
“减速关”。临经济发展的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已成为事关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经济
与社会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为了使人口数量能
收稿日期：2015－12－14
够更加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我国已经对人口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
一政策措施是否切实可行呢？本文试图以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找出一个能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合理人口增长速度，并对目前我国的人口政策进行审视和判断。
二、人口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自马尔萨斯时代人口问题开始进入理论界和决策层视野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观点主要分为两种。
（一）人口数量增长抑制经济增长此类观点认为，由于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会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进而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1］
就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15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学术团队）资助项目（IFYT12075）作者简介：王会宗（1977—），男，河北肃宁人，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
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
张凤兵（1979—），男，山东博兴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理论。
30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为而生
，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新增的人口最终无法由其生产的生活资料来养活，最后人口数量的
增加只有通过“贫困和罪恶”所抑制。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2］预言，由于人口爆炸会导致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
［3］
下去。马寅初（1957）以当时中国人口状况为基础，分析了人口与资金积累、粮食生产等因素的关
工资率的不断上升，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
要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王颖等（2010）［15］认为，人口红利未必导致经济增长，虽然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许多条件的制约。胡伟华（2011）［16］认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但是并不显著。
虽然以上文献观点各异，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要靠事实来检验，人口政策也应当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而适时调整。本文将以历年公开统计数据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找到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出生率与就业人口数量的关系；推算为保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当前我国人口的最优出生率。
三、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根据本文研究思路，在对出生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我们首先要理清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口通过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这两种要素投入方式参与经济运行。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暂时忽略两种要素投入方式的差别，将人口数量看作是一个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支持的整体要素，而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直接体现为就业人口数量及其变化。本文假定在满足经典的C －D 生产函数的条件下来考察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即：
β
Y t =AK αt L t μ
（1）
“非控制不可”系，最后得出了我国的人口的结论。
（二）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与促进作用并存
此类观点认为，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作用，而人口质量的提高不但能够抵消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甚至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等因素促使技术进步，进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长。
［4］
凯恩斯（1936）认为，人口数量缩减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人口数量的增长则会刺激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1961b 、1961c ）［5－7］认为，动作用。舒尔茨（1961a 、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人类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稀缺的矛盾。
［8］
库兹涅茨（1973）提出“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贝克尔等（1999）［9］认为，要使人口数量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就要使分工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增加高于人口增长导致的生产效率降低。
2004）［10－11］等认为，李建民、王金营（2000，若
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人口控制，中国经济将会“马尔萨斯陷阱”陷入的泥沼之中；但若生育率迅速下降至低生育率水平，也会产生“双刃剑”的作用，即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而长期内的生育率超低水平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
［12］
效应。蔡昉（2001）认为，人口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就其影响方式而言，人口不仅可以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
［13］
经济发展。王谦和郭震威（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从提高人均GDP 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
［14］
目标是不合适的。王德文（2007）认为，人口的低增长会在长期引起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以及老龄化速度加快，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将诱发
K t 与L t 分别为第t 年的总产出、Y t 、式中，物质
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口数量；A 为技术因素（暂时假定其外生给定），μ为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样本数据
鉴于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考虑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78年至2013年作为研究时期；同时，为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将选取不同指数将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
1. 总产出（Y t ）
通常情况下，一国国民经济的整体产出可用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或者国民生产总值（GNP ）来衡量。鉴于GDP 不包含国外的资本和劳务且更符合国民经济的实际水平，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产出
31
指标。为消除通货膨胀不良的影响，我们以1978年
为基期，将历年GDP 数据进行折算，具体公式为：
GDP
ˑ 100实际GDP =
GDP 指数2. 物质资本存量（K t ）
物质资本存量是在一定时点上能够用于生产的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通常指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规模，
固定资产存量。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没
有直接可用的数据，我们需要根据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对该项指标的数值进推算。根据前人研究的经验，我们采用了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在1951年创立的永续盘存法对该项指标的数值进行了测算，其基本公式为：
K t =I t +（1－δt ）K t －1
（2）
K t 与K t －1分别为第t 年和第t －1年的实式中，
I t 为第t 年当年的物际物质资本（固定资产）存量，质资本投资，δt 则表示第t 年的物质资本折旧率。
GI t
，令I t =经过系列推导可将式（2）转化为：PIF t K t =K t －1（1－δt ）+
GI t PIF t
（3）
的资本存量作为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即设定K 0为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
（2）物质资本折旧率δt 。王小鲁（2000）［20］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统一采用5%的折旧率；宋海岩等（2003）
则在假设物质资本的物理折旧率
采用官方公布的名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的基础上，
［22］
义折旧率3. 6%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
［18］
“折旧额=GDP －国民收邹至庄（1993）采用公式。依据以往研究的经验，入+补贴－间接税”并考
虑到简化数据计算，本文统一采用了5%的资本折旧率。
（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F t 。我国在1992年后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而相关研究在此之前的数据或采用其他指数代替，或自己
［21］
进行核算。张军和章元（2003）直接采用上海市数据来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宋海岩等（2003）［22］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贺菊煌（1992）通过积累指数来得到固定资产投资
［18］
价格指数；邹至庄（Chow ，1993）则首先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积累指数测算了积累隐含平减指数，然后再运用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对各期的积累则采用回归拟合与年鉴公布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获得。Hsueh 和Li （1999）在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下，
通过每年固定资产统计报告，核算出1952－1995年的直接投资缩减指数（价格指数）。根据所掌握资料，我们认为此数据最为可信，因此本文将采用这一数据；1995年以后则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这两部分原始数据的基期设定为1978年后进行折算（即令197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00）。
GDP 指数、此外，以上历年名义GDP 、名义固定
1995年后折算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资产投资GI t 、
格指数、就业人口数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
（三）实证检验
由于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不但不会改变
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能消除样本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本文对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均采用了对数化的方法进行处理。将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下式：
ln Y t =ln A +αln K t +βln L t +μ
（4）
［24］
［17］
GI t 为第t 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PIF t 式中，
则为第t 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根据式（3），对δt 与PIF t 等3物质资本存量进行测算，需要对K 0、个值进行确定（GI t 数据可直接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得）。（1）基期物质资本存量K 0。学者通常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及研究需要来设定初始值K 0通常为1952年或1978年，但采用不同的基期年份，
［17］
方法进行推算的结果存在差异。贺菊煌（1992）在资本平均增长率相等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迭代的方法推算出1952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为946亿元1993）［18］则推（1990年不变价格）；邹至庄（Chow ，
算195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1750亿元（1952年不变价格）；唐志宏（1999）
［19］
额进行了平减处理；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
［23］
采用不断优
化生产函数逐步提高拟合度的方法测算出中国
1953年资本存量为1800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
［20］
王小鲁（2000）将1952年资本存量设为1600亿
［21］
元（1952年不变价格）；张军和章元（2003）估计1952年全国的资本存量为673亿元（1952年不变价
格，不包含土地）。由于永续存盘法对资本存量初始值的选择十分敏感，所用数据需要有一个足够长的历史序列；根据研究时间段选择，本文将采用邹至
［18］
的研究结果，庄（Chow ，1993）采用1978年年末32
根据式（4），利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7. 1进行
回归，得到表1所示结果。
表1
Variable C ln K ln L Ｒ－squared Adjusted Ｒ－squared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
Std. Error 1. 3759400. 0278500. 147250
t －Statistic －7. 1232699. 8335129. 837210
Prob. 0. 00000. 00000. 0000700. 65840. 000000
KIＲt =c +dKIＲt －1+μ2（7）
Coefficient －9. 8011920. 2738651. 448529
KIＲt 与KIＲt －1分别为第t 期与第t －1期其中，
的实际物质资本（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率，μ2为其随机误差项。
根据式（6）、式（7）及计算得到的实际总产出增
长率与实际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数据，利用Eviews 6. 0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Variable C YIＲ（－1）Ｒ－squared D －W stat
Coefficient 1. 9807780. 633281
0. 9769930. 975598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各指标均在0. 0000的
2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拟合优度高（Ｒ与调整的Ｒ均大于0. 97），模型整体在0. 00000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F 检验，回归效果显著，可得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ln Y t =－9. 8011921. 448529ln L t
+0. 273865ln K t
+（5）
2
YIＲ自回归结果
Std. Error 1. 0032920. 137837
t －Statistic 1. 9742794. 594411
Prob. 0. 05700. 000121. 108610. 000064
0. 3974611. 636377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式（5）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数量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人口数量提高1%可以使得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约1. 44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是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
（四）预测：最优出生率的确定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口数与平均人口数量之比，它反映了人口的出生水平。本文所指的最优出生率，就是能使未来就业人口恰好达到经济增长所需人口数量的当年人口出生率。
根据式（5）所反映的关系，我们可以在预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物质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得到历年满足未来经济增长需求的就业人口数量，从而推测出恰好满足未来经济增长需求的出生率即当年的最优出生率；最后，将最优出生率与实际出生率进行比较，从而对现有的人口政策做出评价。
1. 就业人口数量预测现有研究经常用年均GDP 增长率来预测未来的GDP 水平，此方法过于简单而难以反映真实的GDP 增长状况。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以历年实际GDP 水平为基础，建立一个实际GDP 的增长速度的自回归模型，在预测未来实际GDP 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对未来的GDP 水平做出预测；同理，我们可对实际物质资本存量K 进行预测。根据以上思路，本文分别建立实际GDP 增长率与实际物质资本存量K 增长率的自回归模型，即：
TIP t =a +bYIＲt －1+μ1
（6）
表3
Variable C Y （－1）Ｒ－squared D －W stat
Coefficient 1. 0777150. 943176
KIＲ自回归结果
Std. Error 0. 5763370. 047806
t －Statistic 1. 86993819. 72904
Prob. 0. 07070. 0000389. 23490. 000000
0. 9240331. 513420
F －statistic Prob （F －statistic ）
根据表2与表3的回归结果，可分别得到YIＲ与KIＲ的自回归关系如下：
YIＲt =1. 980778+0. 633281YIＲt －1KIＲt =1. 077715+0. 943176KIＲt －1
（8）（9）
根据式（5）、式（8）和式（9），我们可预测未来20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物质资本存量及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就业人口数量如表4所示。
表4
年份[***********][***********][***********][***********]20322033
物质资本投资与就业人口预测经济增长、
实际GDP 水平（Y ）实际固定资产存量（K ）就业人口（L ）
总量（亿元）增速（%）总量（亿元）增速（%）单位：万人23100. 763. 40537593. 5318. 0273722. 4024055. 164. 13634754. 9818. 0773467. 6225161. 024. 60749798. 7118. 1273433. 6426391. 914. 89886051. 7318. 1773536. 8427732. 315. 081047464. 2918. 2273725. 3629173. 595. 201238727. 1618. 2673966. 7530711. 625. 271465410. 9918. 3074240. 6532345. 305. 321734132. 0418. 3474534. 2234075. 605. 352052749. 1318. 3774839. 4235904. 955. 372430597. 8518. 4175151. 2037836. 825. 382878768. 9418. 4475466. 4039875. 535. 393410439. 3218. 4775783. 0942026. 025. 394041265. 6418. 5076100. 0944293. 765. 404789852. 2518. 5276416. 6946684. 745. 405678307. 5918. 5576732. 5149205. 355. 406732905. 8118. 5777047. 3551862. 435. 407984873. 5318. 5977361. 1154663. 265. 409471325. 3718. 6277673. 7857615. 515. 4011236376. 4718. 6477985. 4160727. 325. 4013332465. 5518. 6578296. 05
YIＲt 与YIＲt －1分别为第t 期与第t －1式（6）中，
期的实际总产出（实际GDP ）增长率，μ1为其随机误差项。
2. 最优出生率确定
如果不考虑死亡等意外因素，某一年的就业人口数量应为：
33
L t =L t －1+新参加就业人口数－退休人数（10）由于我国规定18岁为成年60岁退休，我们可
以将式（10）转化为：
L t =L t －1+总人口数t －18g 出生率t －18－总人口
（11）数t －60g 出生率t －60
于是，某年的人口出生率为：
出生率t =
I t +18－L t +17+总人口数t －42g 出生率t －42
总人口数t
（12）
本文存在两个假设前提：技术水平外生给定；忽略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或不考虑人力资本问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技术水平变化日新月异，我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有目共睹；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投入要素。也就是说，技术与人力资本是事关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与质量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技术与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人，低出生率带来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很可能会因人才匮乏而延缓技术进步，并带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减缓甚至停滞，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性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存在这两个前提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过去已实施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确定的范围与程度更大、更深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我们应当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进步水平；改变以往“粗放式”的劳动力使用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长期的人口政策宣传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已悄然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整体素质仍然不高以及高素质群体生育意愿明显降低的现实下，继续进行人口政策调整，逐步放松原有的计划生育“单独二胎”控制，在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已经是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从而证明了我国目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当，“全然，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性过程
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应在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措施，以推动政策落实。
参考文献：
［1］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7.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2］丹尼斯·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
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类困境的研究报告［17.
［3］J ］.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张友仁. 马寅初的生平与学术［
2014（2）.
［4］. 北京：北京出版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
2008：124－128. 社，
［5］. 长春：吉西奥多·W ·舒尔茨. 教育的经济价值［M ］
1982：130. 林人民出版社，
［6］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 The Amer-［27］
最优出生率是使未来就业人口恰好达到经济增
长所需人口数量的当年出生率，根据式（12）及表4所示2022－2031年所预测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需要的就业人口数，得到2004－2013年的出生率即为最优出生率，如表5所示。
表5
年份
[***********][***********]2013
最优出生率预测与比较
预测最优出生率
14. 05
17. 7214. 9015. 6514. 7914. 6816. 1115. 6815. 9114. 66
单位：ɢ
现实出生率12. 2912. 4012. 0912. 1012. 1411. 9511. 9011. 9312. 1012. 08
现实与预测差距
－1. 76
－5. 32－2. 81－3. 55－2. 65－2. 73－4. 21－3. 75－3. 81－2. 58
1960－1969年人口变动异常，为保证预测注：因特殊经济状况，
“自然增长率”数据的准确性，此阶段出生率数据用人口代替；1960－1969年人口总数与“自然增长率”数据以及2004－2013年人口总《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与实际出生率数据来自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表4，即便在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的情况下，要维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就业人口数量也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出
［25］
“人口红利”现了下降现象，正在逐步消失；根据表5，与所推测的最优出生率相比较，我国人口的现实出生率已经远远低于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更替水
平；若考虑死亡率因素，现实出生率与最优出生率水平的差距有可能更大。在现有人口政策下，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萎缩趋势日渐明显，在导致消费不足和社会负担加重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活力不足的压力，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甚至停滞；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民
［26］
工荒”现象已经为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基于上述分析，适时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34
ican Economic Ｒeview，1961，51（1）：1－17.
［7］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repl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1961，51（5）：1035－1039．［8］. 北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M ］
1986：21－23. 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BECKEＲG S ，EDWAＲDL G ，KEVIN M.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1999，89（2）：145－149.
［10］王金营. 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李建民，
J ］. 中国人口科学，2000（1）：8－16. 析［
［11］王金营. 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分析
［J ］. 南方人口，2004（3）：1－6.
M ］. 北京：社会科学［12］蔡昉. 2001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2001：54－57. 文献出版社，
［13］——王谦，郭震威.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2001（1）：20－23. J ］. 人口研究，与胡鞍钢博士商榷［
［14］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
J ］. 中国人口科学，2007（1）：45－52. 经济增长［
［15］将正华.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王颖，佟健，
［J ］. 人口研究，2010（5）：28－34.
J ］. 西［16］胡伟华. 内蒙古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2011（6）：79－83. 北人口，
［17］.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贺菊煌. 我国资产的估算［J ］
1992（8）：24－27. 究，
［18］CHOW G C.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8）：810－842.
［19］. 经济研究，1999唐志宏. 中国平均利润率的估算［J ］
（5）：61－65.
J ］. 经［20］王小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
2000（7）：3－15. 济研究，
J ］. 经济研［21］张军，章元. 对中国资本存量K 的再估计［
2003（7）：35－43. 究，
［22］宋海岩，刘淄楠，蒋萍，等. 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
J ］. 世界经济文汇，2003（1）：44－56. 因素的分析［
［23］李治国，唐国兴. 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
—J ］. 经济研究，2003—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型—（2）：34－42.
［24］HSUEH ，T T ，LI Q. China ’s national income ，1952－1995
［M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611.
［25］孙早，刘李华. 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杜国亮，
—. 经济问—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 ］影响—
2014（5）：59－64. 题，
［26］王慧敏，马千惠. 基于供求关系视角的“民工荒”成因
J ］. 经济问题，2014（10）：87－90. 分析［
“单独二孩”［27］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乔晓春. 从
J ］. 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的选择［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
A Ｒesearchon the Optimal Birth Ｒatefor China ’s Population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the Steady Economic Growth WANG Hui －zong 1，ZHANG Feng －bing 2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China ）
Abstract ：Excess or insufficient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hinder a country ’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in a reasonabl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birth rate ，calculates the optimal birth rate that needed to sustain a certain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real birth rate.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o maintain a certain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population policy should be shifted and the existing birth control should be relaxed ，and the birth should be properly improved ，which provid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Key words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steady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optimal birth rate
（责任编辑：杨国玉）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