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经济学家圈_Lucy
脱贫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老革命陈岩石一手建起大风服装厂，解决了几百号人的就业问题。比如达康书记曾一意孤行地一定坚持要在贫困的金山县主要乡镇和县城修路，盘活了一盘死棋。比如祁同伟这个穷孩子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最后经过种种手段当上省公安厅长，带领家乡人鸡犬升天。比如高小琴被赵公子从偏僻的小岛挖掘出来，苦心培养成社交名媛、亿万富姐、杀人不见血的美女蛇。
这其实也相当有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在过去接近四十年里劳苦大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方法。
但是，中国脱贫，代价有多大？
也许你能想到的答案有很多，就拿《人民的名义》里的例子来讲：月牙湖的山清水秀在赵氏帝国的利益前不值一提；大风厂员工一辈子的心血是山水庄园权贵们的玩物；剧中许多革命者后代、曾经的穷人在发迹之后丢失的人性……也许发展是需要代价的，我们的发展哲学也信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人民的名义》中有些小细节中还是反映出来：有一些群体，在脱贫的过程中，是必输无疑的。
比如农村的老人。
可能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小官巨贪”赵德汉那每个月靠三百块钱人民币过活的老娘，或者丁义珍副市长那体弱多病，独自住在千里之外农村的老母亲。李达康、祁同伟这些曾经的穷孩子，他们的父母更是连提也没提到过一句。农民的儿子在京城、省城成家立业，还成了“人上人”，可是老父老母仍然只能待在老家独自生活。这也不奇怪，光明正大挣来的钱送女儿上学、给儿子报补习班已经困难，怎么还能做“把父母接到身边尽孝”这么奢侈的事？
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也太不平衡了，以至于前脚已经迈进了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而后脚仍然带着乡土社会、传统社会框架下几千年一脉相承的生存方式。在如今的农村，常年只有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但凡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的父母多半会这么做，但老人是几乎不会有人管的。
农村人的生存之道一向是“养儿防老”。对于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饭穿衣全靠种地的人来说，多生养就是最好且风险最低的养老保险。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做法几乎一直是有效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剧变，导致大量曾经被期望可以用来“防老”、“养老”的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混得好的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扎根下来，混得不那么好的也再也看不上家乡的小农村，而去县城、乡镇购房安家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一直是经济关系。在农村它更多是隐性的，没有明码标价的。而在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是因为大家敢于把这种经济关系拿到台面上来，把它变成一种显性的，变成一种契约。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谋生技能、退休工资的农村老人，需要依靠子女的“良心”来赡养。传统社会中，多养孩子也就是添双碗筷的事，成本低。父母与儿子住的地方在一起，儿子成家之后种田得来的粮食分一些给父母就能算赡养了，这个难度也不高。而在这个大量年轻人涌向城镇的时代，年轻人自己要吃饭、买房子、养孩子，压力已经太大，被生活所迫而没能力向父母尽孝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的国家是大面积脱贫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无数农民的后代进了工厂，无数农民的后代成了小商贩、暴发户，无数农民的后代成了大学生。但他们的农民父母却享受不到了。《半月谈》杂志曾报道中国大陆农村老人触目惊心的自杀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现象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脱贫形势一片大好之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毕竟从中青年人的角度来说，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够艰难的了，还要再兼顾着父母，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要靠年轻人的。日本在辐射重、污染重的地方会让老年人来工作，因为年轻人长期在这种环境工作会影响健康，甚至导致不孕不育。新加坡大大小小的餐馆随处能看见七八十岁步履蹒跚的老人在收拾残羹剩饭。这也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圈，这更是发达的亚洲国家。
或者，不照顾老人也不完全是缺钱。越是发达的国家，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更是能够显性化。如今许多的独生子女家长能够选择从自身做起，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自己年轻力壮时就早作打算，通过社会上面明码标价的形式，如养老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听起来确实很残酷，也许很无情。但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是，即使血浓于水，即使有再多的情感在里面，无论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关系的本质都仍然是经济关系。
中国大面积脱贫所引发的贫困老人生活悲惨，频频自杀的现象，并不能单纯地视为拜金主义带来的道德缺失、人性沦丧。那是两种经济模式转换过程太快，导致有的人夹在当中，成了国家富裕路上的牺牲品。过去，代际之间强行签订关于赡养的、不成文的经济协议；而现在，许多即将成为老人的人们也能清醒地意识到养老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靠自己、靠市场。
本文作者：经济学家圈_Lucy
脱贫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老革命陈岩石一手建起大风服装厂，解决了几百号人的就业问题。比如达康书记曾一意孤行地一定坚持要在贫困的金山县主要乡镇和县城修路，盘活了一盘死棋。比如祁同伟这个穷孩子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最后经过种种手段当上省公安厅长，带领家乡人鸡犬升天。比如高小琴被赵公子从偏僻的小岛挖掘出来，苦心培养成社交名媛、亿万富姐、杀人不见血的美女蛇。
这其实也相当有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在过去接近四十年里劳苦大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方法。
但是，中国脱贫，代价有多大？
也许你能想到的答案有很多，就拿《人民的名义》里的例子来讲：月牙湖的山清水秀在赵氏帝国的利益前不值一提；大风厂员工一辈子的心血是山水庄园权贵们的玩物；剧中许多革命者后代、曾经的穷人在发迹之后丢失的人性……也许发展是需要代价的，我们的发展哲学也信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人民的名义》中有些小细节中还是反映出来：有一些群体，在脱贫的过程中，是必输无疑的。
比如农村的老人。
可能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小官巨贪”赵德汉那每个月靠三百块钱人民币过活的老娘，或者丁义珍副市长那体弱多病，独自住在千里之外农村的老母亲。李达康、祁同伟这些曾经的穷孩子，他们的父母更是连提也没提到过一句。农民的儿子在京城、省城成家立业，还成了“人上人”，可是老父老母仍然只能待在老家独自生活。这也不奇怪，光明正大挣来的钱送女儿上学、给儿子报补习班已经困难，怎么还能做“把父母接到身边尽孝”这么奢侈的事？
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也太不平衡了，以至于前脚已经迈进了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而后脚仍然带着乡土社会、传统社会框架下几千年一脉相承的生存方式。在如今的农村，常年只有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但凡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的父母多半会这么做，但老人是几乎不会有人管的。
农村人的生存之道一向是“养儿防老”。对于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饭穿衣全靠种地的人来说，多生养就是最好且风险最低的养老保险。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做法几乎一直是有效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剧变，导致大量曾经被期望可以用来“防老”、“养老”的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混得好的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扎根下来，混得不那么好的也再也看不上家乡的小农村，而去县城、乡镇购房安家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一直是经济关系。在农村它更多是隐性的，没有明码标价的。而在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是因为大家敢于把这种经济关系拿到台面上来，把它变成一种显性的，变成一种契约。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谋生技能、退休工资的农村老人，需要依靠子女的“良心”来赡养。传统社会中，多养孩子也就是添双碗筷的事，成本低。父母与儿子住的地方在一起，儿子成家之后种田得来的粮食分一些给父母就能算赡养了，这个难度也不高。而在这个大量年轻人涌向城镇的时代，年轻人自己要吃饭、买房子、养孩子，压力已经太大，被生活所迫而没能力向父母尽孝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的国家是大面积脱贫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无数农民的后代进了工厂，无数农民的后代成了小商贩、暴发户，无数农民的后代成了大学生。但他们的农民父母却享受不到了。《半月谈》杂志曾报道中国大陆农村老人触目惊心的自杀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现象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脱贫形势一片大好之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毕竟从中青年人的角度来说，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够艰难的了，还要再兼顾着父母，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要靠年轻人的。日本在辐射重、污染重的地方会让老年人来工作，因为年轻人长期在这种环境工作会影响健康，甚至导致不孕不育。新加坡大大小小的餐馆随处能看见七八十岁步履蹒跚的老人在收拾残羹剩饭。这也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圈，这更是发达的亚洲国家。
或者，不照顾老人也不完全是缺钱。越是发达的国家，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更是能够显性化。如今许多的独生子女家长能够选择从自身做起，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自己年轻力壮时就早作打算，通过社会上面明码标价的形式，如养老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听起来确实很残酷，也许很无情。但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是，即使血浓于水，即使有再多的情感在里面，无论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关系的本质都仍然是经济关系。
中国大面积脱贫所引发的贫困老人生活悲惨，频频自杀的现象，并不能单纯地视为拜金主义带来的道德缺失、人性沦丧。那是两种经济模式转换过程太快，导致有的人夹在当中，成了国家富裕路上的牺牲品。过去，代际之间强行签订关于赡养的、不成文的经济协议；而现在，许多即将成为老人的人们也能清醒地意识到养老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靠自己、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