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他被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书写经典无数，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106年前的冬日，贫病交加的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于一个破旧的火车站。
在这之前，他抛弃了财富和地位，家庭和亲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离家出走。
你了解他谜一样的人生吗？你走进过他的浩瀚文学世界吗？
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就像鲁迅之于中国
托尔斯泰临去世前十日，亦即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身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此前，他已经快速读完了该书的第一卷，他之所以随身携带，或许表明了他打算继续阅读，或是重新阅读。
的确，托尔斯泰的文学篇章里，总是少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陪伴”。两位作家生前或许没有想到，他们颇具前瞻性的思想，正喻示了当今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不同面向。以托尔斯泰曾曾孙弗拉基米尔的理解，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暗与痛苦，托尔斯泰守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诸如爱情、友谊以及亲情。他对于人类提出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因此他给出了更多的希望。
但托尔斯泰留给自己的，却未必是希望。奥地利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为托尔斯泰所做的传记中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作为一个始终具有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物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
不可否认的是，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说好的艺术家或多或少总是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纵使自负如海明威，也对托尔斯泰只有敬慕和崇拜的份儿。然而，托尔斯泰在西方极受尊崇，在当下俄罗斯遭受一定程度上的冷遇，也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柳德米拉·萨拉斯齐娜感慨地说，“他很伟大，但他并不时髦。如今他所遭受的抵制，就像他当年对国家、军队以及教会的反对声一样激烈”。
有些人把原因归结为每个俄国孩子上学时都要读他的作品。现今，所有俄罗斯15岁左右的孩子都要学《战争与和平》，这是国家教学大纲的内容。在俄罗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就像鲁迅之于中国，看似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但扮演的却通常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
弗拉基米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他说，没有人能够忽略托尔斯泰是一位写出了伟大小说的作家，但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观点。
事实上，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正如高尔基所说“不认识托尔斯泰，就不可能认识俄罗斯”，而眼下俄罗斯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期待着俄罗斯社会尽快出现“托尔斯泰式的转向”。以此看，我们对托尔斯泰的认识不仅不应当宣告完成，而恰恰需要重新开始。
托尔斯泰的危机岁月
近年，研究托尔斯泰的文字、影像，也不约而同选择了聚焦托尔斯泰的“危机”岁月。人们试图对托尔斯泰晚年为何选择从家里突然出走，做出种种解释。
托尔斯泰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恩怨纠葛，也随之浮出水面，成为世人争论的重要话题。时光退回到19世纪80年代，在直面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状时，托尔斯泰精神上感到非常的痛苦，并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羞于提起”的否定与厌恶。甚而至于，他对靠自己作品赢得版权以及对私有财产、贵族生活产生了罪恶感。在中年信仰危机之后，他皈依基督，并领会基督之爱，发展为“托尔斯泰主义”。
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劈柴、生炉子、修鞋、
耕地等各种体力劳动，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然而，托尔斯泰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靠这些收入维持，这自然引来了索菲娅这个家庭管理者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同时，他也遭受到来自儿女们的异样的眼光。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写道：“这个人——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主和文学家——已经死去了，取代他而诞生的是一个崭新的人……我母亲不赞同父亲对财产所有权的否定态度。相反，她继续认为儿孙们越富有越好。”
夫妇俩晚年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由此渐趋白热化。以致托尔斯泰临死前立遗嘱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他要在遗嘱中把他全部著作的收入以及从稿费存款中得到的利息统统捐献给全人类。托尔斯泰甚至把离家出走看成是一种解脱，是对灵魂安宁的追求。但，这并非出于夫妇俩纯粹的个性冲突，或是感情上的不和。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常常有对索菲娅种种行为谅解的话，他也认为索菲娅的行为是因为爱。而索菲娅，在她成了许多人的指责对象后，在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临终之时，她仍然对孩子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一个忠实的妻子。”
需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经历的剧烈的精神冲突，诚如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所说，不应视作他个人生活的事件，因为这种转变是由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所积聚、促成的。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就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要生？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个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人物，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娜·卡列尼娜》也成了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节点。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是健全的，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内心冲突；《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悲观主义的，它的人物的内心冲突往往得不到解决。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托尔斯泰基本上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是像小说中的列文一样，最终走向了“福音书”。
这种思想的转向，给他自己，也给他的追随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严格说来，托尔斯泰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当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时，他是竭力在一个知识不完备、人类不完美的世界上寻求绝对的真理。其结果是，他的不愿妥协，他对于获得彻底的理性解释的强求，往往使他把理论推到荒谬的地步。他晚年的合理身份也更像是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连他本人也在《忏悔录》感叹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义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同样，尽管没有人怀疑托尔斯泰小说的伟大，但与前辈的果戈理、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其后的契诃夫相比，在写作艺术上，当属他对后世的影响最小。究其因，或许在于他的不可重复和难以模仿。作家格非说，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确如其言，托尔斯泰的伟大才华，使得他的创作总能超越其思想的局限。在晚年的代表作《复活》里，托尔斯泰一开始就主题先行，甚至挑战式地强调自己作品中每一细节、每一词语的倾向性。但即便如此，他亦能做到如巴赫金所言，不为明确的社会思想命题所拘囿，不使那生动具体的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枯燥无味，并最终把这部名著锤炼成了社会思想小说的典范。 假如托尔斯泰来过中国
假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有生之年来到中国，会与中国文化发生怎样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又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何种深刻的影响？
当然，这只是假设。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托尔斯泰虽然没来过中国，但他在生命的晚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孜孜以求地阅读孔孟及墨子等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还曾亲自翻译过《老子》的部分篇章，并撰写了《中国经典》一书介绍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还曾与任教于北京大学、人称“文坛怪杰”的学者辜鸿铭通过信，就是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的佐证。
事实上，托尔斯泰已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几代读者共同的文学记忆。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兴趣，更甚于百年前。相比之下，俄罗斯似乎并没有特别待见这位大作家。尽管位于车臣共和国谢尔科夫斯基地区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在荒废多年之后，于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日前夕重新开馆，但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在同日举办任何纪念托尔斯泰逝世的重大活动，时任总理普京也没有在他的讲话中提到过托尔斯泰的名字。
列夫·托尔斯泰
他被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书写经典无数，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106年前的冬日，贫病交加的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于一个破旧的火车站。
在这之前，他抛弃了财富和地位，家庭和亲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离家出走。
你了解他谜一样的人生吗？你走进过他的浩瀚文学世界吗？
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就像鲁迅之于中国
托尔斯泰临去世前十日，亦即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身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此前，他已经快速读完了该书的第一卷，他之所以随身携带，或许表明了他打算继续阅读，或是重新阅读。
的确，托尔斯泰的文学篇章里，总是少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陪伴”。两位作家生前或许没有想到，他们颇具前瞻性的思想，正喻示了当今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不同面向。以托尔斯泰曾曾孙弗拉基米尔的理解，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暗与痛苦，托尔斯泰守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诸如爱情、友谊以及亲情。他对于人类提出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因此他给出了更多的希望。
但托尔斯泰留给自己的，却未必是希望。奥地利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为托尔斯泰所做的传记中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作为一个始终具有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物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
不可否认的是，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说好的艺术家或多或少总是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纵使自负如海明威，也对托尔斯泰只有敬慕和崇拜的份儿。然而，托尔斯泰在西方极受尊崇，在当下俄罗斯遭受一定程度上的冷遇，也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柳德米拉·萨拉斯齐娜感慨地说，“他很伟大，但他并不时髦。如今他所遭受的抵制，就像他当年对国家、军队以及教会的反对声一样激烈”。
有些人把原因归结为每个俄国孩子上学时都要读他的作品。现今，所有俄罗斯15岁左右的孩子都要学《战争与和平》，这是国家教学大纲的内容。在俄罗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就像鲁迅之于中国，看似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但扮演的却通常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
弗拉基米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他说，没有人能够忽略托尔斯泰是一位写出了伟大小说的作家，但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观点。
事实上，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正如高尔基所说“不认识托尔斯泰，就不可能认识俄罗斯”，而眼下俄罗斯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期待着俄罗斯社会尽快出现“托尔斯泰式的转向”。以此看，我们对托尔斯泰的认识不仅不应当宣告完成，而恰恰需要重新开始。
托尔斯泰的危机岁月
近年，研究托尔斯泰的文字、影像，也不约而同选择了聚焦托尔斯泰的“危机”岁月。人们试图对托尔斯泰晚年为何选择从家里突然出走，做出种种解释。
托尔斯泰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恩怨纠葛，也随之浮出水面，成为世人争论的重要话题。时光退回到19世纪80年代，在直面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状时，托尔斯泰精神上感到非常的痛苦，并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羞于提起”的否定与厌恶。甚而至于，他对靠自己作品赢得版权以及对私有财产、贵族生活产生了罪恶感。在中年信仰危机之后，他皈依基督，并领会基督之爱，发展为“托尔斯泰主义”。
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劈柴、生炉子、修鞋、
耕地等各种体力劳动，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然而，托尔斯泰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靠这些收入维持，这自然引来了索菲娅这个家庭管理者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同时，他也遭受到来自儿女们的异样的眼光。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写道：“这个人——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主和文学家——已经死去了，取代他而诞生的是一个崭新的人……我母亲不赞同父亲对财产所有权的否定态度。相反，她继续认为儿孙们越富有越好。”
夫妇俩晚年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由此渐趋白热化。以致托尔斯泰临死前立遗嘱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他要在遗嘱中把他全部著作的收入以及从稿费存款中得到的利息统统捐献给全人类。托尔斯泰甚至把离家出走看成是一种解脱，是对灵魂安宁的追求。但，这并非出于夫妇俩纯粹的个性冲突，或是感情上的不和。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常常有对索菲娅种种行为谅解的话，他也认为索菲娅的行为是因为爱。而索菲娅，在她成了许多人的指责对象后，在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临终之时，她仍然对孩子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一个忠实的妻子。”
需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经历的剧烈的精神冲突，诚如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所说，不应视作他个人生活的事件，因为这种转变是由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所积聚、促成的。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就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要生？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个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人物，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娜·卡列尼娜》也成了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节点。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是健全的，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内心冲突；《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悲观主义的，它的人物的内心冲突往往得不到解决。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托尔斯泰基本上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是像小说中的列文一样，最终走向了“福音书”。
这种思想的转向，给他自己，也给他的追随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严格说来，托尔斯泰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当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时，他是竭力在一个知识不完备、人类不完美的世界上寻求绝对的真理。其结果是，他的不愿妥协，他对于获得彻底的理性解释的强求，往往使他把理论推到荒谬的地步。他晚年的合理身份也更像是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连他本人也在《忏悔录》感叹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义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同样，尽管没有人怀疑托尔斯泰小说的伟大，但与前辈的果戈理、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其后的契诃夫相比，在写作艺术上，当属他对后世的影响最小。究其因，或许在于他的不可重复和难以模仿。作家格非说，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确如其言，托尔斯泰的伟大才华，使得他的创作总能超越其思想的局限。在晚年的代表作《复活》里，托尔斯泰一开始就主题先行，甚至挑战式地强调自己作品中每一细节、每一词语的倾向性。但即便如此，他亦能做到如巴赫金所言，不为明确的社会思想命题所拘囿，不使那生动具体的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枯燥无味，并最终把这部名著锤炼成了社会思想小说的典范。 假如托尔斯泰来过中国
假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有生之年来到中国，会与中国文化发生怎样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又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何种深刻的影响？
当然，这只是假设。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托尔斯泰虽然没来过中国，但他在生命的晚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孜孜以求地阅读孔孟及墨子等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还曾亲自翻译过《老子》的部分篇章，并撰写了《中国经典》一书介绍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还曾与任教于北京大学、人称“文坛怪杰”的学者辜鸿铭通过信，就是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的佐证。
事实上，托尔斯泰已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几代读者共同的文学记忆。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兴趣，更甚于百年前。相比之下，俄罗斯似乎并没有特别待见这位大作家。尽管位于车臣共和国谢尔科夫斯基地区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在荒废多年之后，于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日前夕重新开馆，但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在同日举办任何纪念托尔斯泰逝世的重大活动，时任总理普京也没有在他的讲话中提到过托尔斯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