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善余
人口学刊 2004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4)02-0013-07
一、劳动就业的基本形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人口普查中称参加就业的劳动人口为在业人口，在日常统计中则多称为就业人员、从业人口或社会劳动者，其含义都是指参加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者。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对在业人口的界定是指15岁及以上的人口，在2000年10月25日—31日即普查前一周内从事过不少于一小时有收入的社会劳动，或在职休假、培训、季节性歇业未工作者，这一界定与日常统计中的就业人员小有差异。以下本文中凡是使用“在业”的，数据均取自人口普查，凡是使用“就业”的，则取自日常统计。在业人口占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重称在业率，其概念等同于常用的劳动参与率。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在业人口占74.1%，其余的25.9%是未工作人口。就业人员总量1990年为64749万人，2001年为73025万人，11年中增长0.13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超过总人口1%的增长率，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6.6%提高到57.2%。这11年，中国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既对劳动就业提出了强劲的需求，又为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上受50-60年代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影响，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量巨大，均促使就业人员迅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期内也有几个因素对就业人员的增长起了一定的抑低作用，首先是15岁以上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增（2000年比1990年增长约1/3），其次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造，产生了大批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人员，虽然说这种失业实质上只是由前期的隐性转变为显性，但毕竟在统计数据上减少了就业人员的数量。
表1 中国就业人员数量、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动
项目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年均增长率%：
1952-1990
3.02.2
6.0 5.0
1990-2001
1.1
-0.6
1.5 4.9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1952-1990
3.91.0
4.4 2.2
1990-2001
8.54.3 11.5 3.8
就业弹性系数：
1952-1990 0.173
0.559 0.1780.397
1990-2001 0.073 -0.126 0.0610.4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Z].2001.
总的说来，近年全国的劳动就业形势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它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经济结构的转轨幅度都很大的情况下，就整体而言，并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从表1可见，1990-2001年间与1952-1990年相比，就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提高，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由粗放的人力推动型向着集约的效益推动型转变。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在劳动就业领域不少长期存在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概括而言，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劳动就业压力沉重，又面临着劳动效率不高和就业弹性系数下降的两难处境，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形势相当严峻。
2001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就业人员总量增加了8276万，年均达752万人，但城镇失业率仍达到5%左右，部分地区则更高，受年龄和劳动素质的限制，许多失业人员再就业颇有难度，而国有企业仍存在着大量的冗员（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的剩余率高达48.9%）。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近20年来虽通过各种途径转移了近2亿人，但剩余“存量”至少仍有1亿多人，每年还会有约1000万人的新的“增量”。主要受就业市场容量所限，许多人不得不滞留在农业中，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于就业人员增长快，其科学文化素质又相对较低，客观上必然会对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近年来情况有了不小的改善，但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上一个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约占全世界的23%，就业人员占26%，而GDP按汇率计占世界的比重仅略高于3%，按购买力平价计也仅约为12%；也就是说，按照这两个口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2%和44%，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更分别仅为1/42和1/8，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分别仅为其1/6和1/3，由此足见差距之悬殊。
然而，与急需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矛盾的是，中国目前每年所需要的劳动就业岗位数量十分庞大，而就业弹性系数却不断下降。20世纪50-80年代，全国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在0.3以上，即GDP每增长3%，就业量就可以增加1%；而进入90年代，就业弹性系数下降至0.1左右，即使GDP增长率连年达到世界最高的7%以上，就业量也只能增加0.7%，约合每年新增70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只相当于需求量的1/3多一点。如果GDP增长率下降，形势将更为严峻。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多为负数，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负数的绝对值还应逐步增大，否则就难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一般比平均数更低，其发展趋势仍然是逐渐减小，已进入了不是大量吸收劳动力反而是趋于饱和并开始吐出劳动力的阶段。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则高得多，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中国的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农业生产的就业弹性系数为负数，这就决定了就业的增长必然要以城市为主战场。按照目前的变动趋势，2000-2005年间中国农村的就业将减少，城市每年可增加900多万个就业岗位，虽然仍难以容纳流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也充分显示出加速城镇化对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在城市中，除了力争较高的GDP增长率外，还应该高度重视就业弹性系数大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非正规部门无疑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第三产业即已成为近年安排劳动就业的主渠道（1995-2000年占87%）。但中国较低的平均消费水平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形成明显的制约，不可能老是超常规发展，仅依靠第三产业的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就业需求，压力确是十分沉重的。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两难处境。
根据年龄结构分析，在未来至少15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还将有较快的增长。加入WTO虽然会增加大量就业岗位，但同时中国需要承担的义务又将侵蚀掉一部分就业岗位，例如，据有关部门预测，加入WTO后因小麦、大豆、玉米等外国强势农产品进口增加而造成本国产量相应下降，就将使得农业就业岗位减少2086万—2550万个。尤其要看到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加速，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美国著名学者里夫金在《劳动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经济，正在使劳动的性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2l世纪将重塑世界文明，各国首先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巨大的就业需求。应该说，这对于中国尤其具有挑战性。
（二）就业人员的自然构成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文化素质明显偏低，对提高劳动效率均有不利影响。
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劳动力资源的计划性配置已逐步由市场性配置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就业人员的自然构成也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或新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以2000年与1982年相比，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代表劳动力之精华的25-64岁男性的在业率出现了全线下降，降幅普遍达到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年男子脱离了劳动岗位；在女性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业率下降，而中年女性的在业率却有所上升，55-64岁已超过退休年龄的女性在业率竟上升了22个百分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在业率，男性为34%，女性为17%，以此推计，共有2200万老人仍滞留在劳动岗位上，恰恰与前述大批青壮年离开劳动岗位形成了对照。应该说，这种变化的出现，背离了合理的性别年龄构成，对于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显然是不利的。此外，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不少地方种田的只剩下老弱妇孺，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中国就业人员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一直是个很突出的问题。目前，世界正快速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其数量。据研究，在智力型劳动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能力比大约是小学∶中学∶大学＝1∶7∶25，就充分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人力和资本推动型，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贡献很小。按总量计，中国目前已堪称世界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经济强国，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在业人口平均受教育5.75年，小学还没有毕业；2000年提高到7.65年，但也只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至少相差4年以上。按照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年提高0.1年，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全民高度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应该对就业人员在受教育程度上逐步提高准入门槛，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要求。
（三）劳动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断裂和残缺现象尚未根本改变，一个全国统一的、能促进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按照经济规律通过自由流动和计划流动不断实现最佳配置的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出现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断裂和残缺现象。首先，基于户籍类型，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市场。前者的劳动就业中政府行为的色彩相对强烈，有一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后者天然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次，城市也断裂为三块：第一块是正规部门，其知识和技术较密集，制度保障较完善；第二块是基本由城市户籍人口从事的非正规部门，职业上的要求和待遇均低于正规部门，也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第三块是职业波动性大、以苦累脏的体力劳动为主的非正规部门，其职业门槛低，保障程度也较低，是进城农民工竞争的基本就业范围。以上不同的几大块就业市场，尽管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也没有明确的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少城市户籍人口宁可失业，也不愿意进入低层次的非正规部门。
表2 中国在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在业人口，1982
5.75
在业人口，1990
6.58
在业人口，2000
7.65
农、林、牧、渔业 6.39
制造业
9.27
建筑业
8.7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9.6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9.10
金融、保险业
12.90
社会服务业9.56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2.01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2.9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3.60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2.29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得到改变。但与实现消除制度性障碍，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本制约作用的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例如，户籍制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其主要表现就是与基于户籍的劳动市场断裂息息相关的就业歧视。如北京市不允许外地劳动力进入行业的在1996年为15种，1997年为34种，至2000年已多达103种。此外，同样基于户籍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其在流入地的定居，也构成了重重障碍。所以，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言，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一直是根本的原生性的制度安排。
此外，在中国“分灶吃饭”的行政区经济体制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均由各个地区统筹安排，这样做有利于对社会经济进行有序的管理，并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全国大市场的断裂。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近期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取消对于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就业和流动的一切政策性障碍，必须容许他们跨地区就业，不应有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及其他各种限制，以促进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优化和统一。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悬殊，显著增大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和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难度。
中国地大人多，在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地区差异最明显的国家，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人口转变进程、经济发展水平等莫不如此。近年来，虽然全国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甚至变得更大了。应予强调指出的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对全国的劳动就业产生了双重冲击，在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之间，不仅劳动和商品市场断裂，而且在发展阶段上也出现了断裂。
在广大农村，相当一部分贫困山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真正启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人均GDP仅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几十分之一；另外一部分农村则正经历着工业化的浪潮，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出。在城市，上海、北京等通过“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改造，已出现向后工业化演进的某种势头；另一方面不少老工业城市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发展后劲不足，一部分受体制转轨、市场和资源条件发生变化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主动性或被动性的大幅度的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采矿、冶金、纺织、机械、轻工等一批传统产业以及其中的许多企业迅速衰弱，大量人员亟待进行职业转移；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科技、旅游、电信、环保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它们对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比以前高得多的要求。在以上形势下，中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就面临着新增适龄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因体制转轨、传统产业收缩而产生的闲置劳动力等几股洪流的冲击，其数量庞大，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再加上供和求在地理分布上不相匹配，更增大了协调劳动就业市场的难度和复杂性。
以上所述都充分说明，劳动就业的沉重压力在中国将长期存在，并且将涉及总量、素质、构成和分布等众多层面，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广开就业门路，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是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将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二、劳动人口在业率的差异分析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的平均在业率为73.8%。其中：男性为80%，女性为68%，在世界各国中均处于高水平。与1990年相比，两性都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是青年中在校学生比重显著增大，二是下岗、待业和提前退休人员数量较多，此外老龄化程度加深也有一定影响。
城市在业率为59.6%，镇为66.6%，乡村为81.7%；汉族在业率为73.7%，少数民族为78.7%，有的民族（如傈僳族）更超过90%，城乡和民族差异十分明显。主要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限，乡村和城镇相比，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相比，其人口较早进入经济活动，退出则较晚。在各省区中，3个老直辖市的在业率为60%左右，东北三省为65%左右，而广大中西部省区都比较高，其中四川、贵州、河南和云南四省超过80%。
表3 200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在业率(%)
全国
73.8
福建 69.3
天津
57.8
内蒙古70.3
上海
58.6
新疆 70.6
北京
60.7
浙江 71.2
黑龙江 63.0
海南 71.6
辽宁
64.9
陕西 72.8
吉林
65.9
江西 73.1
山西
68.2
湖北 73.1
广东
73.1
安徽 77.7
湖南
74.0
广西 78.2
河北
74.5
甘肃 78.6
江苏
75.2
西藏 79.7
青海
75.7
四川 80.0
宁夏
76.0
贵州 80.3
山东
77.2
河南 80.4
重庆
77.5
云南 82.6
资料来源：同表2.
影响在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关分析表明，2000年各省区在业率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7316，与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139，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8865，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6866。以上分析数据说明了这样几点：
首先，在业率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生活富裕，劳动适龄人口中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员所占比重必然较大，老年人也必然会按照正常的退休年龄较完全地退出经济活动，这样适龄人口的在业率就会降低；反之，就会相应提高。如2000年北京市在校学生占全部未工作人口的比重为24.6%，上海市离退休人员占未工作人口的比重更高达46.5%，在全国均居于首位，而西藏这两个比重分别仅为13.2%、8.1%。此外，相对发达地区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劳动就业的适龄人口相对较少，而贫困山区人口身体素质较差，残疾人多，上述比重通常比较大。如2000年的未工作人口中，上海市丧失工作能力者所占比重为3.7%，西藏却达到29.2%。此外，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于偏向于某一专门化部门的省区，在业率也比较低。
其次，近十余年的投资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的相对的难易程度对在业率有直接的影响，下岗人员多，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大，必然会增大未工作人口的比重，如辽宁省，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占未工作人口的比重达到11.7%，对比之下，浙江省仅为3.7%。
第三，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的比重与在业率有很高的负相关，充分表明它对劳动就业有极大的影响。非农业户口能享受法定的退休和劳动保障待遇，而农业户口则基本上与之无关。因此，前者相对低龄和相对高龄组的在业率均显著低于后者，2000年乡村（不含镇，下同）15-19岁人口的在业率比城市高1.31倍，20-59岁超过仅0.27倍，60-64岁则超过2.96倍，65岁及以上更达到3.83倍，就充分显示出这一点。
此外，劳动适龄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以及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对在业率有可能产生推高或抑低的作用。一些地区和民族的生产方式、人文特点和风俗习惯也有一定影响。世界上各伊斯兰教国家妇女的在业率均很低，在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种因素。广东、福建的一些侨乡，侨汇多，生活较富裕，加上生育率高，在业率往往比较低。还有的地区地多人少，人均占有的耕地和山林较多，家庭副业的门路也广，这样不少农户家中的妇女即不再参加社会劳动，而只从事家庭劳动，其在业率就会有所抑低，这样的情况在东北和某些山区较为常见。
三、劳动人口行业构成变动的特点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就业结构也相辅相成地出现了大幅度的合理化调整。1978-2001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从70.5%降至50.0%，20年的变动竟相当于过去几千年，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大批劳动力摆脱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可喜变化。期内第二产业比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出现小幅下调，第三产业则大幅度上升，其内部结构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当前中国劳动人口行业构成的主要特点是：
（一）第一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01年其比重仍不低于50%，其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的差距越拉越大，2001年仅为17.9%，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从1991年起，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保持了长期的上升趋势，但从1997、1998年起开始出现相对和绝对的下降，学者们已就此提出中国是否有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由于从任何角度观察，中国的工业化都尚未完成，离后工业化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上述下降很值得引起重视。
（三）第三产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曾受到忽视，明显脱离了国际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近20年才出现快速发展，已成为就业增长的主战场。但比重仍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能达到其平均水平，就可以增加大约1亿个就业岗位。
（四）中国各民族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差异悬殊，这是影响全国总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族和朝鲜族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的就业重心相对于全国平均数比较偏重于第二、第三产业，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受历史基础、所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经济活动均以第一产业占极大比重，工业化尚未真正启动，2000年全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区位商，第一产业为1.301，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仅为0.478和0.773，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在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仅城市就集中了全国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在业人口的88%，房地产业的86%，金融、保险业和社会服务业也达到60%以上。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个与人民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行业中，在业人口城乡分布的差异也很大，例如，按总人口平均分摊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和零售商业服务人员，乡村仅为城市的1/6，教育工作者为城市的1/3。考虑到广大乡村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则实际效率相差更悬殊。
（六）在中国的各省区之间，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高低落差很大。以一般认为最能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的第一产业比重而言，1990-2001年间，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区降幅居全国的最前列，内地和边疆省区降幅则比较小，吉林省反而有所回升。据此，可以把各省区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
1.3个老直辖市，第一产业比重在11%-20%之间，与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相当，大致属于中等发达水平。
2.浙江、辽宁、广东、江苏、福建、山西、湖北、黑龙江和河北，比重在35%-49%之间，9省或者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或者近年经济高速度发展，在国内已属于相对发达地区，在国际上则相当于菲律宾、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等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3.江西、山东、内蒙古、重庆、陕西、宁夏、新疆、安徽、四川和甘肃，比重在51%-59%之间，相当于低收入国家中的较好水平，如阿尔巴尼亚等。
4.海南、湖南、广西、河南、贵州、西藏和云南，比重在60%-73%之间，这些省区少数民族比较多，属相对贫困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国家中的中等水平，如印度、缅甸等。
表4 2001年中国各省区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及1990-2001年间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动率(%)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下降%
北京
11.2 33.5 55.3-60.6
天津
20.0 39.3 40.7 *
河北
49.6 25.4 25.0-35.5
山西
46.9 24.5 28.6-28.0
内蒙古 53.9 16.0 30.1-19.7
辽宁
37.2 25.2 37.7-21.5
吉林
50.7 18.6 30.8 2.8
黑龙江 49.6 20.8 29.7 -6.4
上海
12.5 41.7 45.8-63.8
江苏
41.4 30.1 28.6-40.6
浙江
35.7 32.2 32.0-51.5
安徽
58.7 16.3 25.0-28.2
福建
45.8 25.1 29.1-39.0
江西
51.6 14.3 34.1-33.2
山东
52.3 23.9 23.8-34.0
河南
63.1 18.1 18.8-21.9
湖北
48.4 18.1 33.5-37.1
湖南
60.5 14.4 25.1-22.8
广东
40.0 27.3 32.7-45.7
广西
61.8 10.1 28.0 *
海南
60.3 9.7 30.0-24.2
重庆
54.7 15.4 30.0 *
四川
58.8 14.6 26.6-28.1
贵州
66.4 9.4 24.2-19.8
云南
73.6 9.0 17.4-14.5
西藏
71.8 6.5 21.7 *
陕西
55.7 16.7 27.6-21.7
甘肃
59.4 13.4 27.2 *
青海
60.0 12.9 27.0-15.8
宁夏
56.5 18.2 25.3-18.7
新疆
56.6 13.5 29.9-21.5
全国
50.0 22.3 27.7-29.1
资料来源：同表1．*缺数据。
［收稿日期］2003-08-20
作者介绍：张善余(1942-)，男，江苏镇江人，华东师大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作者：张善余
人口学刊 2004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4)02-0013-07
一、劳动就业的基本形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人口普查中称参加就业的劳动人口为在业人口，在日常统计中则多称为就业人员、从业人口或社会劳动者，其含义都是指参加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者。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对在业人口的界定是指15岁及以上的人口，在2000年10月25日—31日即普查前一周内从事过不少于一小时有收入的社会劳动，或在职休假、培训、季节性歇业未工作者，这一界定与日常统计中的就业人员小有差异。以下本文中凡是使用“在业”的，数据均取自人口普查，凡是使用“就业”的，则取自日常统计。在业人口占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重称在业率，其概念等同于常用的劳动参与率。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在业人口占74.1%，其余的25.9%是未工作人口。就业人员总量1990年为64749万人，2001年为73025万人，11年中增长0.13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超过总人口1%的增长率，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6.6%提高到57.2%。这11年，中国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既对劳动就业提出了强劲的需求，又为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上受50-60年代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影响，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量巨大，均促使就业人员迅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期内也有几个因素对就业人员的增长起了一定的抑低作用，首先是15岁以上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增（2000年比1990年增长约1/3），其次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造，产生了大批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人员，虽然说这种失业实质上只是由前期的隐性转变为显性，但毕竟在统计数据上减少了就业人员的数量。
表1 中国就业人员数量、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动
项目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年均增长率%：
1952-1990
3.02.2
6.0 5.0
1990-2001
1.1
-0.6
1.5 4.9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1952-1990
3.91.0
4.4 2.2
1990-2001
8.54.3 11.5 3.8
就业弹性系数：
1952-1990 0.173
0.559 0.1780.397
1990-2001 0.073 -0.126 0.0610.4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Z].2001.
总的说来，近年全国的劳动就业形势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它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经济结构的转轨幅度都很大的情况下，就整体而言，并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从表1可见，1990-2001年间与1952-1990年相比，就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提高，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由粗放的人力推动型向着集约的效益推动型转变。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在劳动就业领域不少长期存在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概括而言，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劳动就业压力沉重，又面临着劳动效率不高和就业弹性系数下降的两难处境，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形势相当严峻。
2001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就业人员总量增加了8276万，年均达752万人，但城镇失业率仍达到5%左右，部分地区则更高，受年龄和劳动素质的限制，许多失业人员再就业颇有难度，而国有企业仍存在着大量的冗员（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的剩余率高达48.9%）。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近20年来虽通过各种途径转移了近2亿人，但剩余“存量”至少仍有1亿多人，每年还会有约1000万人的新的“增量”。主要受就业市场容量所限，许多人不得不滞留在农业中，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于就业人员增长快，其科学文化素质又相对较低，客观上必然会对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近年来情况有了不小的改善，但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上一个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约占全世界的23%，就业人员占26%，而GDP按汇率计占世界的比重仅略高于3%，按购买力平价计也仅约为12%；也就是说，按照这两个口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2%和44%，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更分别仅为1/42和1/8，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分别仅为其1/6和1/3，由此足见差距之悬殊。
然而，与急需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矛盾的是，中国目前每年所需要的劳动就业岗位数量十分庞大，而就业弹性系数却不断下降。20世纪50-80年代，全国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在0.3以上，即GDP每增长3%，就业量就可以增加1%；而进入90年代，就业弹性系数下降至0.1左右，即使GDP增长率连年达到世界最高的7%以上，就业量也只能增加0.7%，约合每年新增70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只相当于需求量的1/3多一点。如果GDP增长率下降，形势将更为严峻。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多为负数，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负数的绝对值还应逐步增大，否则就难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一般比平均数更低，其发展趋势仍然是逐渐减小，已进入了不是大量吸收劳动力反而是趋于饱和并开始吐出劳动力的阶段。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则高得多，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中国的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农业生产的就业弹性系数为负数，这就决定了就业的增长必然要以城市为主战场。按照目前的变动趋势，2000-2005年间中国农村的就业将减少，城市每年可增加900多万个就业岗位，虽然仍难以容纳流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也充分显示出加速城镇化对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在城市中，除了力争较高的GDP增长率外，还应该高度重视就业弹性系数大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非正规部门无疑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第三产业即已成为近年安排劳动就业的主渠道（1995-2000年占87%）。但中国较低的平均消费水平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形成明显的制约，不可能老是超常规发展，仅依靠第三产业的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就业需求，压力确是十分沉重的。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两难处境。
根据年龄结构分析，在未来至少15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还将有较快的增长。加入WTO虽然会增加大量就业岗位，但同时中国需要承担的义务又将侵蚀掉一部分就业岗位，例如，据有关部门预测，加入WTO后因小麦、大豆、玉米等外国强势农产品进口增加而造成本国产量相应下降，就将使得农业就业岗位减少2086万—2550万个。尤其要看到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加速，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美国著名学者里夫金在《劳动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经济，正在使劳动的性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2l世纪将重塑世界文明，各国首先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巨大的就业需求。应该说，这对于中国尤其具有挑战性。
（二）就业人员的自然构成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文化素质明显偏低，对提高劳动效率均有不利影响。
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劳动力资源的计划性配置已逐步由市场性配置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就业人员的自然构成也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或新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以2000年与1982年相比，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代表劳动力之精华的25-64岁男性的在业率出现了全线下降，降幅普遍达到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年男子脱离了劳动岗位；在女性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业率下降，而中年女性的在业率却有所上升，55-64岁已超过退休年龄的女性在业率竟上升了22个百分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在业率，男性为34%，女性为17%，以此推计，共有2200万老人仍滞留在劳动岗位上，恰恰与前述大批青壮年离开劳动岗位形成了对照。应该说，这种变化的出现，背离了合理的性别年龄构成，对于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显然是不利的。此外，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不少地方种田的只剩下老弱妇孺，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中国就业人员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一直是个很突出的问题。目前，世界正快速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其数量。据研究，在智力型劳动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能力比大约是小学∶中学∶大学＝1∶7∶25，就充分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人力和资本推动型，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贡献很小。按总量计，中国目前已堪称世界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经济强国，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在业人口平均受教育5.75年，小学还没有毕业；2000年提高到7.65年，但也只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至少相差4年以上。按照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年提高0.1年，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全民高度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应该对就业人员在受教育程度上逐步提高准入门槛，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要求。
（三）劳动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断裂和残缺现象尚未根本改变，一个全国统一的、能促进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按照经济规律通过自由流动和计划流动不断实现最佳配置的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出现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断裂和残缺现象。首先，基于户籍类型，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市场。前者的劳动就业中政府行为的色彩相对强烈，有一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后者天然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次，城市也断裂为三块：第一块是正规部门，其知识和技术较密集，制度保障较完善；第二块是基本由城市户籍人口从事的非正规部门，职业上的要求和待遇均低于正规部门，也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第三块是职业波动性大、以苦累脏的体力劳动为主的非正规部门，其职业门槛低，保障程度也较低，是进城农民工竞争的基本就业范围。以上不同的几大块就业市场，尽管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也没有明确的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少城市户籍人口宁可失业，也不愿意进入低层次的非正规部门。
表2 中国在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在业人口，1982
5.75
在业人口，1990
6.58
在业人口，2000
7.65
农、林、牧、渔业 6.39
制造业
9.27
建筑业
8.7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9.6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9.10
金融、保险业
12.90
社会服务业9.56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2.01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2.9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3.60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2.29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得到改变。但与实现消除制度性障碍，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本制约作用的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例如，户籍制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其主要表现就是与基于户籍的劳动市场断裂息息相关的就业歧视。如北京市不允许外地劳动力进入行业的在1996年为15种，1997年为34种，至2000年已多达103种。此外，同样基于户籍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其在流入地的定居，也构成了重重障碍。所以，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言，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一直是根本的原生性的制度安排。
此外，在中国“分灶吃饭”的行政区经济体制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均由各个地区统筹安排，这样做有利于对社会经济进行有序的管理，并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全国大市场的断裂。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近期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取消对于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就业和流动的一切政策性障碍，必须容许他们跨地区就业，不应有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及其他各种限制，以促进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优化和统一。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悬殊，显著增大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和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难度。
中国地大人多，在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地区差异最明显的国家，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人口转变进程、经济发展水平等莫不如此。近年来，虽然全国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甚至变得更大了。应予强调指出的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对全国的劳动就业产生了双重冲击，在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之间，不仅劳动和商品市场断裂，而且在发展阶段上也出现了断裂。
在广大农村，相当一部分贫困山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真正启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人均GDP仅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几十分之一；另外一部分农村则正经历着工业化的浪潮，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出。在城市，上海、北京等通过“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改造，已出现向后工业化演进的某种势头；另一方面不少老工业城市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发展后劲不足，一部分受体制转轨、市场和资源条件发生变化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主动性或被动性的大幅度的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采矿、冶金、纺织、机械、轻工等一批传统产业以及其中的许多企业迅速衰弱，大量人员亟待进行职业转移；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科技、旅游、电信、环保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它们对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比以前高得多的要求。在以上形势下，中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就面临着新增适龄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因体制转轨、传统产业收缩而产生的闲置劳动力等几股洪流的冲击，其数量庞大，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再加上供和求在地理分布上不相匹配，更增大了协调劳动就业市场的难度和复杂性。
以上所述都充分说明，劳动就业的沉重压力在中国将长期存在，并且将涉及总量、素质、构成和分布等众多层面，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广开就业门路，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是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将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二、劳动人口在业率的差异分析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的平均在业率为73.8%。其中：男性为80%，女性为68%，在世界各国中均处于高水平。与1990年相比，两性都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是青年中在校学生比重显著增大，二是下岗、待业和提前退休人员数量较多，此外老龄化程度加深也有一定影响。
城市在业率为59.6%，镇为66.6%，乡村为81.7%；汉族在业率为73.7%，少数民族为78.7%，有的民族（如傈僳族）更超过90%，城乡和民族差异十分明显。主要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限，乡村和城镇相比，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相比，其人口较早进入经济活动，退出则较晚。在各省区中，3个老直辖市的在业率为60%左右，东北三省为65%左右，而广大中西部省区都比较高，其中四川、贵州、河南和云南四省超过80%。
表3 200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在业率(%)
全国
73.8
福建 69.3
天津
57.8
内蒙古70.3
上海
58.6
新疆 70.6
北京
60.7
浙江 71.2
黑龙江 63.0
海南 71.6
辽宁
64.9
陕西 72.8
吉林
65.9
江西 73.1
山西
68.2
湖北 73.1
广东
73.1
安徽 77.7
湖南
74.0
广西 78.2
河北
74.5
甘肃 78.6
江苏
75.2
西藏 79.7
青海
75.7
四川 80.0
宁夏
76.0
贵州 80.3
山东
77.2
河南 80.4
重庆
77.5
云南 82.6
资料来源：同表2.
影响在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关分析表明，2000年各省区在业率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7316，与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139，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8865，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6866。以上分析数据说明了这样几点：
首先，在业率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生活富裕，劳动适龄人口中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员所占比重必然较大，老年人也必然会按照正常的退休年龄较完全地退出经济活动，这样适龄人口的在业率就会降低；反之，就会相应提高。如2000年北京市在校学生占全部未工作人口的比重为24.6%，上海市离退休人员占未工作人口的比重更高达46.5%，在全国均居于首位，而西藏这两个比重分别仅为13.2%、8.1%。此外，相对发达地区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劳动就业的适龄人口相对较少，而贫困山区人口身体素质较差，残疾人多，上述比重通常比较大。如2000年的未工作人口中，上海市丧失工作能力者所占比重为3.7%，西藏却达到29.2%。此外，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于偏向于某一专门化部门的省区，在业率也比较低。
其次，近十余年的投资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的相对的难易程度对在业率有直接的影响，下岗人员多，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大，必然会增大未工作人口的比重，如辽宁省，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占未工作人口的比重达到11.7%，对比之下，浙江省仅为3.7%。
第三，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的比重与在业率有很高的负相关，充分表明它对劳动就业有极大的影响。非农业户口能享受法定的退休和劳动保障待遇，而农业户口则基本上与之无关。因此，前者相对低龄和相对高龄组的在业率均显著低于后者，2000年乡村（不含镇，下同）15-19岁人口的在业率比城市高1.31倍，20-59岁超过仅0.27倍，60-64岁则超过2.96倍，65岁及以上更达到3.83倍，就充分显示出这一点。
此外，劳动适龄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以及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对在业率有可能产生推高或抑低的作用。一些地区和民族的生产方式、人文特点和风俗习惯也有一定影响。世界上各伊斯兰教国家妇女的在业率均很低，在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种因素。广东、福建的一些侨乡，侨汇多，生活较富裕，加上生育率高，在业率往往比较低。还有的地区地多人少，人均占有的耕地和山林较多，家庭副业的门路也广，这样不少农户家中的妇女即不再参加社会劳动，而只从事家庭劳动，其在业率就会有所抑低，这样的情况在东北和某些山区较为常见。
三、劳动人口行业构成变动的特点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就业结构也相辅相成地出现了大幅度的合理化调整。1978-2001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从70.5%降至50.0%，20年的变动竟相当于过去几千年，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大批劳动力摆脱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可喜变化。期内第二产业比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出现小幅下调，第三产业则大幅度上升，其内部结构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当前中国劳动人口行业构成的主要特点是：
（一）第一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01年其比重仍不低于50%，其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的差距越拉越大，2001年仅为17.9%，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从1991年起，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保持了长期的上升趋势，但从1997、1998年起开始出现相对和绝对的下降，学者们已就此提出中国是否有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由于从任何角度观察，中国的工业化都尚未完成，离后工业化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上述下降很值得引起重视。
（三）第三产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曾受到忽视，明显脱离了国际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近20年才出现快速发展，已成为就业增长的主战场。但比重仍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能达到其平均水平，就可以增加大约1亿个就业岗位。
（四）中国各民族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差异悬殊，这是影响全国总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族和朝鲜族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的就业重心相对于全国平均数比较偏重于第二、第三产业，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受历史基础、所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经济活动均以第一产业占极大比重，工业化尚未真正启动，2000年全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区位商，第一产业为1.301，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仅为0.478和0.773，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在业人口产业结构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仅城市就集中了全国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在业人口的88%，房地产业的86%，金融、保险业和社会服务业也达到60%以上。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个与人民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行业中，在业人口城乡分布的差异也很大，例如，按总人口平均分摊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和零售商业服务人员，乡村仅为城市的1/6，教育工作者为城市的1/3。考虑到广大乡村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则实际效率相差更悬殊。
（六）在中国的各省区之间，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高低落差很大。以一般认为最能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的第一产业比重而言，1990-2001年间，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区降幅居全国的最前列，内地和边疆省区降幅则比较小，吉林省反而有所回升。据此，可以把各省区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
1.3个老直辖市，第一产业比重在11%-20%之间，与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相当，大致属于中等发达水平。
2.浙江、辽宁、广东、江苏、福建、山西、湖北、黑龙江和河北，比重在35%-49%之间，9省或者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或者近年经济高速度发展，在国内已属于相对发达地区，在国际上则相当于菲律宾、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等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3.江西、山东、内蒙古、重庆、陕西、宁夏、新疆、安徽、四川和甘肃，比重在51%-59%之间，相当于低收入国家中的较好水平，如阿尔巴尼亚等。
4.海南、湖南、广西、河南、贵州、西藏和云南，比重在60%-73%之间，这些省区少数民族比较多，属相对贫困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国家中的中等水平，如印度、缅甸等。
表4 2001年中国各省区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及1990-2001年间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动率(%)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下降%
北京
11.2 33.5 55.3-60.6
天津
20.0 39.3 40.7 *
河北
49.6 25.4 25.0-35.5
山西
46.9 24.5 28.6-28.0
内蒙古 53.9 16.0 30.1-19.7
辽宁
37.2 25.2 37.7-21.5
吉林
50.7 18.6 30.8 2.8
黑龙江 49.6 20.8 29.7 -6.4
上海
12.5 41.7 45.8-63.8
江苏
41.4 30.1 28.6-40.6
浙江
35.7 32.2 32.0-51.5
安徽
58.7 16.3 25.0-28.2
福建
45.8 25.1 29.1-39.0
江西
51.6 14.3 34.1-33.2
山东
52.3 23.9 23.8-34.0
河南
63.1 18.1 18.8-21.9
湖北
48.4 18.1 33.5-37.1
湖南
60.5 14.4 25.1-22.8
广东
40.0 27.3 32.7-45.7
广西
61.8 10.1 28.0 *
海南
60.3 9.7 30.0-24.2
重庆
54.7 15.4 30.0 *
四川
58.8 14.6 26.6-28.1
贵州
66.4 9.4 24.2-19.8
云南
73.6 9.0 17.4-14.5
西藏
71.8 6.5 21.7 *
陕西
55.7 16.7 27.6-21.7
甘肃
59.4 13.4 27.2 *
青海
60.0 12.9 27.0-15.8
宁夏
56.5 18.2 25.3-18.7
新疆
56.6 13.5 29.9-21.5
全国
50.0 22.3 27.7-29.1
资料来源：同表1．*缺数据。
［收稿日期］2003-08-20
作者介绍：张善余(1942-)，男，江苏镇江人，华东师大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