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象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受东汉佛经梵汉对译的启发，发明了两个汉字的“反切”。清末的“切音字”还坚持声、韵两分，不过用“字母”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注音字母从声韵二分发展到声介韵三分。国语罗马字引进拉丁字母，按照音位原理把下降的复合韵母都用字母，从而把汉字的音节四分。拉丁化新文字比国语罗马字简单易学，推行面也广，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在政府组织下集中音路历程的精华，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至此，中华民族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实现了。
吕叔湘先生说：“语言首先是一串声音，文字是用来撰写语音的。汉字的特殊形式掩盖了这一基本事实，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先有文字，一个字有音有义，语音变成附着于文字的东西。”[1]“汉语拼音”把汉语的音表面化，可以“因音得其义”。“语音学之于语言，犹数学之于天文物理。”[2]文字如果传达语音信息，语义就表达出来了。
信息化大潮，几乎把《汉语拼音方案》普及到全民。多少亿人发“短信”但发过短信的人都感到拼写汉字的困难。为什么每个汉字都要按照它声母、韵母所需要的“字母”输入，相当于写楷书汉字的“笔画”，远离了“汉语”“音”“拼音”，稍有疏忽就得推倒重来？《汉语拼音方案》落实成这个样子，是历史的笑话！
汉字记录汉语，总是一连串地写，可谁也不会一连串读。几千年来汉字记录的汉语一直是扭曲的，一直到双音节、多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都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才在生理限制的地方停一下。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叔湘先生语法研究的结晶，也是对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3]陈亚川、郑懿德两位1981年开始撰写，1997年完稿，17年间三易其稿写成《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4]。《助读》认为《分析》“包含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较少的人，要真正读懂它，弄明白书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 所以“选择其中的300多个问题，逐一加以注释、说明和解答”[5]。吕先生在《分析》的序言中表示“所希望得到的反映，不是简单的‘这个我赞成’，‘那个我不同意’，而是‘原来这里边还大有讲究’，因而引起研究的兴趣。”本人通读《助读》，发现特别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或者著墨不多或被忽略了。因此从兴趣出发，试解吕著《分析》附注[21]的“微言大义”， 也许狗尾续貂，欢迎批评，以正视听。
吕认为：除了词汇的词和语法的词之外还有书写的词即正字法的词。汉语目前还是用汉字书写，“字”和“词”不一致已经到了非用两个不同的名称不可的程度。（用不同的名称是为了避免混淆，但是在对语文问题不怎么注意的人中间，二者还是常常混为一谈的。）即使将来改为拼音文字，能否使书写的词和词汇的词完全一致，也还要等实践来解决。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等，正词法的词和词汇的词也还不能完全一致。M.A.K.Halliday等三人合著的《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就说英语里“word”这个字有语法上、词汇上、正字法上三种不同的意义，因而在讨论语言时引起混乱。[6]
汉语国际传播要用汉字，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和汉语拼写的国际统一规范。所以，“孔子”要闯荡世界，不论是汉字认、读，还是汉语推广，都离不开汉语拼音。
我们拟订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不是“汉字”“注音”方案，“拼写汉语”才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
我国自己研究的拼音方案，从清末的切音字就涉及词的连写问题，到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了，在“国际”压力下才由周有光先生临时提出一个《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从1984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试用稿）》到《修订稿》到“国家标准”甚至“国家标准（修订）”始终没跳出语法词、词汇词的窠臼。国家先后公布了两套正词法标准：GB/T13715-19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和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前者有“yīnɡbùyīnɡɡāi”，可是还有“kàn bù kàn”。后者把“应不应该”拼写成“yīnɡ bù yīnɡɡāi”。国家标准实在是不实用、不好用，所以至今没人用，也就只好束之高阁。有人把“hónglǜdēng”分解成“hóng lǜ dēng”，说是“分词写”了。其实“hónglǜdēng”不仅包括“hóngdēng”“lǜdēng”里边还有“huángdēng”，就是我们说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汉语拼音是为记录普通话口语而设计的，按照词汇词、语法词把口中连说的，反映到书面上就支离破碎，写的和说的对不上号，都是音节本位的汉字闹的。有人说赶着老牛车也可以到机场接客人，现在不行了，因为机场高速公路是不准牛车上路的。历史证明“语法上、词汇上、正字法”上的词绞到一起都受伤害。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立“书写的词”即“正词法的词”的书写标准。
“词汇词”“语法词”主要依据什么原则确定？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而言，汉语里的字绝大多数可以是单音节的词，也可以是构成词的语素。人们看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词”，要由“词典”来裁决。但是许多编词典的人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功底，现代认为是词的，他们往往还可以分割，这样就会缩小词的范围。所以词典的编者和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厚古薄今的共识。现代汉语研究中以“字”代“词”是有传统的，建国初期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1952-07～1953-11），在“第四章‘句子的成分’里，讲到‘补语’和‘向心结构’的时候，作者把‘起来’‘起去’‘进来’‘进去’‘打倒’‘站稳’等都当作两个词看待（‘动补结构’），把‘大炮’‘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各当作两个词儿看待（‘向心结构’）”[7]。50年后，直到20世纪末，一部使用面很广的高校文科教材在“句子分析例解”中把“小刘笑掉了牙”分析为“小刘‖笑﹤掉﹥了牙”，指出“这是带宾语的主谓句。‘笑’如果没有结果补语‘掉’，就带不了宾语‘牙’”[8]。周有光先生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分清‘字’和‘词’”[9]用单个汉字的所谓“义”和句子成分对号，真让人“笑掉了牙”。 随着中国走出封闭的“桃花源”去“入世”，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传媒的快捷方便，同步产生的新词新语与日俱增。这些新词语中双音节词的数量仍占着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三四音节词语颇有异军突起的味道”，“有四成以上”，特别是由两个现成的词以语素的面目组成新词的速度明显加快。[10]以“工程”为例，如“菜篮子～～、米袋子～～、火炉子～～、温饱～～、送温暖～～、再就业～～、安居～～、安老～～、幸福～～、希望～～、阳光～～、全民健身～～、211～～、‘五个一’～～、畅通～～、生态～～、天然林保护～～、绿色～～、蓝天～～、亮灯～～、治污～～、南水北调～～、三峡～～、科技创安～～、钓鱼～～、烂尾巴～～、胡子～～、豆腐渣～～、王八蛋～～”等等。“王八蛋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吗？可以预见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工程”上马。这些不可拆分的连说词，对于以使用母语的人为对象的词典而言，可以不收，“人脑”可以去补偿。如果和“电脑”打交道就不能不追求“大而全”。为什么词典里的词和实际使用上的词数量这么悬殊呢？赵元任先生说：“在一个民族的某种语言中实际使用着的所有的词，都有其各自用法的明确的历史，可以用语文学的研究来探明。这些正是编词典的人试图记录在他们给词下的定义中的。编词典的人只记录事实，他们无需有自己的思考，也不应该有自己的思考。”[11]因为无论如何“只能依据事实的词典编纂者绝无赶上思想家的可能”[12]。
吕先生的“分词连写”思想是一贯的。1960年四五月份特意为奉国务院之命确立词汇规范而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并且对“条例”附了“说明”。《说明》开宗明义：单纯为了注音，本来可以不连写，每个音节独立，更容易辨认。但是为了供拼写汉语的读者参考，使这本词典多一种用处，我们决定采取连写的形式。专名的大写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连写和大写都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出一致的规定。又说“如蒙读者就这个条例和词典里注音连写和大写的实例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再版时得据以修订，不胜感谢。”[13]
吕先生说：传统语法分析句子是从词到句，短语没有正式地位，只在必要的时候用用，例如“介词短语”。吕先生认为：把短语定为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对于汉语好象特别合适。汉语里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从语素到句子，如果说有一个中间站，那决不是一般所说的词，而是一般所说的短语。为什么呢？吕先生说：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短语内部的次序是不大能改变的，句子内部的次序就比较灵活。句子可以不改变其基本意义而改变其内部次序，短语很少能够这样。例如（a）我没有看第一本；（b）第一本我没有看；（c）我第一本没有看；三句话表达一个意思。可是，“花纸”和“纸花”，“半斤”和“斤半”，“后头的小孩”和“小孩的后头”，“好商量”和“商量好”，意思都完全改变了（“方言调查”和“调查方言”是例外，这种例外不多）。[14]“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都是连说的标准预制件，还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再组装。有人问，你这么“连说”，他那么“连说”，究竟什么是一个连说段？连说段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可以见仁见智，但绝对不在不该停的地方停，这是底线，除非是有生理缺欠如口吃之类。《参考消息》1994年9月13日有一则标题：“梵蒂冈不赞成堕胎受到谴责”包含两个意思：a.“梵蒂冈赞成堕胎”应断成“梵蒂冈 不赞成 堕胎受到谴责”；b.“梵蒂冈不赞成堕胎”应断成“梵蒂冈 不赞成堕胎 受到谴责”。在这样的书面语之前，词的歧义切分没有了，未登录词的切分问题不见了。如果仅仅按词汇词断成“梵蒂冈 不 赞成 堕胎 受到 谴责”[15]，能反映出“梵蒂冈 究竟 赞成不赞成 堕胎”吗？
说的和写的人究竟是哪几个“预制件”，心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读者要下一番寻找的功夫，边切分边理解。“一次性生活补贴”是“一次性 生活 补贴”还是“一次 性生活 补贴”？赵元任说“从西方标准看，词典只应该包括结构词，至多加上短语。而汉语的‘词’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过，是指措词用语或各种固定短语。”[16]周有光先生认为“正词法是语言节律的自然反映”[17]。赵先生的“措词用语或各种固定短语”，吕先生的“从语素到句子”的“中间站”，是活的言语中的词，都是连说的。中文信息处理所需要的更多是这种根据语音节律确定的连说的“形式词”，很少是词典里的词汇词。把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变为难以攻破的堡垒，是几千年来汉字音节本位记录汉语不按“形式词”书写造成的恶果，必须促使我们的深思、猛醒。否则“要拼写的人老在琢磨这儿该分还是该连。老要他琢磨，他就写不下去了”[18]。马希文先生认为：“从计算机处理语言的实践中我们的确感到，‘词’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麻烦’，好处并不多。”[19]《中国语文》1954年4期在讨论拟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有彭楚南的《两种词儿和三个连写标准》的文章，文中说“如果认清正字法的词和语法的词不是一回事，连写与否只需要从正字法的角度考虑，不勉强语法理论去为正字法服务，就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笔墨”。还说：“一般的外国文字有传统的连写制度，连写在一块的东西我们管它叫‘形式词儿’，因为这一概念是从形式出发，不考虑形式以外的东西。”[20]刘泽先在1953年研究正词法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凡是希望从词的定义或界说出发来解决词儿连写问题的，都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不是‘词儿’规定‘词儿连写’，而是‘词儿连写’规定‘词儿’。‘词儿’的定义似乎应该是：经常连写在一起的一组字母。”[21]这些极有见地的瞄准拼写汉语的观点由于音节字本位的强力干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传统“词”的概念严重阻碍信息化，必须改弦更张，彻底抛弃，一刀两断。否则，微机处理语言就是“痴人说梦”！
把“分段连说”的如影随形地“分段连写”下来成“形式词”，符合计算机“形式化”要求。“形式词”既有语音节律的表象，又和表义同步，使视觉和听觉一致，让信息处理驶上高速路，不再捧着金饭碗要饭，是民族的大幸！ 王力先生1940年在谈到国语罗马字的时候说过：“它之所以没有成绩，只因政府没有极力帮忙，而单靠几个学者的提倡与少数知识分子的宣传，并非因为它本身是完全要不得的东西。”“这一句公道话是不能不说的。”[22]
吕叔湘先生晚年时曾说过：“语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的语言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有的语言不能？汉语除了能用汉字书写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书写？”“这样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具备，正如他应该知道他的身体里有脑、心、肺、肠、胃、肝、肾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样。”吕先生非常遗憾地说：“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23]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人死死把《汉语拼音方案》捆绑在给汉字注音上，不准“分词连写”发挥拼写汉语的文字功能进小学课本，直到信息化时代国际都需要推广汉语了，还要求我们带着“拐棍”跑步。更有甚者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背后的话”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说《汉语拼音方案》“根本实行不了，不实行”。[24]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
注 释：
[1]吕叔湘《〈汉语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有感》，《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
[2]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21页，中华书局，成都第5次印刷，1980年2月。
[3]《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4]《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语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5]见《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的说明，语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6]《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附注[21]，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1版，94页。
[7]伊凡《从实际上解决词儿连写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
[8]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下册第130页，高教出版社，1999。
[9]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第23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0]参看田小琳《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语文建设》，2001年第12期。
[11]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学刊》，第37～38期合刊，1975年。王洪君译，叶蜚声校。收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
[12]同[11]。
[13]《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8月第1版。
[1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1版，64～65页。
[15]周有光《语文闲谈》续编（上），第1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6]同[10]。
[17]《关于文字改革的理解和误解》，《文字改革》，1982年第9期。
[18]吕叔湘《一致 易学 醒目》，《文字改革》，1984年第1期。
[19]《语言文字资料的计算机处理》，《语文建设》，1988年第6期。
[20]彭楚南《两种词儿和三个连写标准》，《中国语文》，1954年4月号。
[21]刘泽先《用连写来规定词儿》，《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
[22]《汉字改革》，收在《龙虫并雕斋文集》（二），第641页，中华书局，1982年6月。
[23]“奇文共欣赏”，收在《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
[24]许嘉璐《未了集——许嘉璐讲演录》第19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陈永舜 吉林省吉林市 北华大学文学院 132013）
汉字“象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受东汉佛经梵汉对译的启发，发明了两个汉字的“反切”。清末的“切音字”还坚持声、韵两分，不过用“字母”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注音字母从声韵二分发展到声介韵三分。国语罗马字引进拉丁字母，按照音位原理把下降的复合韵母都用字母，从而把汉字的音节四分。拉丁化新文字比国语罗马字简单易学，推行面也广，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在政府组织下集中音路历程的精华，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至此，中华民族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实现了。
吕叔湘先生说：“语言首先是一串声音，文字是用来撰写语音的。汉字的特殊形式掩盖了这一基本事实，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先有文字，一个字有音有义，语音变成附着于文字的东西。”[1]“汉语拼音”把汉语的音表面化，可以“因音得其义”。“语音学之于语言，犹数学之于天文物理。”[2]文字如果传达语音信息，语义就表达出来了。
信息化大潮，几乎把《汉语拼音方案》普及到全民。多少亿人发“短信”但发过短信的人都感到拼写汉字的困难。为什么每个汉字都要按照它声母、韵母所需要的“字母”输入，相当于写楷书汉字的“笔画”，远离了“汉语”“音”“拼音”，稍有疏忽就得推倒重来？《汉语拼音方案》落实成这个样子，是历史的笑话！
汉字记录汉语，总是一连串地写，可谁也不会一连串读。几千年来汉字记录的汉语一直是扭曲的，一直到双音节、多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都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才在生理限制的地方停一下。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叔湘先生语法研究的结晶，也是对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3]陈亚川、郑懿德两位1981年开始撰写，1997年完稿，17年间三易其稿写成《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4]。《助读》认为《分析》“包含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较少的人，要真正读懂它，弄明白书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 所以“选择其中的300多个问题，逐一加以注释、说明和解答”[5]。吕先生在《分析》的序言中表示“所希望得到的反映，不是简单的‘这个我赞成’，‘那个我不同意’，而是‘原来这里边还大有讲究’，因而引起研究的兴趣。”本人通读《助读》，发现特别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或者著墨不多或被忽略了。因此从兴趣出发，试解吕著《分析》附注[21]的“微言大义”， 也许狗尾续貂，欢迎批评，以正视听。
吕认为：除了词汇的词和语法的词之外还有书写的词即正字法的词。汉语目前还是用汉字书写，“字”和“词”不一致已经到了非用两个不同的名称不可的程度。（用不同的名称是为了避免混淆，但是在对语文问题不怎么注意的人中间，二者还是常常混为一谈的。）即使将来改为拼音文字，能否使书写的词和词汇的词完全一致，也还要等实践来解决。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等，正词法的词和词汇的词也还不能完全一致。M.A.K.Halliday等三人合著的《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就说英语里“word”这个字有语法上、词汇上、正字法上三种不同的意义，因而在讨论语言时引起混乱。[6]
汉语国际传播要用汉字，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和汉语拼写的国际统一规范。所以，“孔子”要闯荡世界，不论是汉字认、读，还是汉语推广，都离不开汉语拼音。
我们拟订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不是“汉字”“注音”方案，“拼写汉语”才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
我国自己研究的拼音方案，从清末的切音字就涉及词的连写问题，到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了，在“国际”压力下才由周有光先生临时提出一个《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从1984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试用稿）》到《修订稿》到“国家标准”甚至“国家标准（修订）”始终没跳出语法词、词汇词的窠臼。国家先后公布了两套正词法标准：GB/T13715-19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和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前者有“yīnɡbùyīnɡɡāi”，可是还有“kàn bù kàn”。后者把“应不应该”拼写成“yīnɡ bù yīnɡɡāi”。国家标准实在是不实用、不好用，所以至今没人用，也就只好束之高阁。有人把“hónglǜdēng”分解成“hóng lǜ dēng”，说是“分词写”了。其实“hónglǜdēng”不仅包括“hóngdēng”“lǜdēng”里边还有“huángdēng”，就是我们说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汉语拼音是为记录普通话口语而设计的，按照词汇词、语法词把口中连说的，反映到书面上就支离破碎，写的和说的对不上号，都是音节本位的汉字闹的。有人说赶着老牛车也可以到机场接客人，现在不行了，因为机场高速公路是不准牛车上路的。历史证明“语法上、词汇上、正字法”上的词绞到一起都受伤害。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立“书写的词”即“正词法的词”的书写标准。
“词汇词”“语法词”主要依据什么原则确定？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而言，汉语里的字绝大多数可以是单音节的词，也可以是构成词的语素。人们看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词”，要由“词典”来裁决。但是许多编词典的人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功底，现代认为是词的，他们往往还可以分割，这样就会缩小词的范围。所以词典的编者和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厚古薄今的共识。现代汉语研究中以“字”代“词”是有传统的，建国初期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1952-07～1953-11），在“第四章‘句子的成分’里，讲到‘补语’和‘向心结构’的时候，作者把‘起来’‘起去’‘进来’‘进去’‘打倒’‘站稳’等都当作两个词看待（‘动补结构’），把‘大炮’‘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各当作两个词儿看待（‘向心结构’）”[7]。50年后，直到20世纪末，一部使用面很广的高校文科教材在“句子分析例解”中把“小刘笑掉了牙”分析为“小刘‖笑﹤掉﹥了牙”，指出“这是带宾语的主谓句。‘笑’如果没有结果补语‘掉’，就带不了宾语‘牙’”[8]。周有光先生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分清‘字’和‘词’”[9]用单个汉字的所谓“义”和句子成分对号，真让人“笑掉了牙”。 随着中国走出封闭的“桃花源”去“入世”，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传媒的快捷方便，同步产生的新词新语与日俱增。这些新词语中双音节词的数量仍占着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三四音节词语颇有异军突起的味道”，“有四成以上”，特别是由两个现成的词以语素的面目组成新词的速度明显加快。[10]以“工程”为例，如“菜篮子～～、米袋子～～、火炉子～～、温饱～～、送温暖～～、再就业～～、安居～～、安老～～、幸福～～、希望～～、阳光～～、全民健身～～、211～～、‘五个一’～～、畅通～～、生态～～、天然林保护～～、绿色～～、蓝天～～、亮灯～～、治污～～、南水北调～～、三峡～～、科技创安～～、钓鱼～～、烂尾巴～～、胡子～～、豆腐渣～～、王八蛋～～”等等。“王八蛋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吗？可以预见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工程”上马。这些不可拆分的连说词，对于以使用母语的人为对象的词典而言，可以不收，“人脑”可以去补偿。如果和“电脑”打交道就不能不追求“大而全”。为什么词典里的词和实际使用上的词数量这么悬殊呢？赵元任先生说：“在一个民族的某种语言中实际使用着的所有的词，都有其各自用法的明确的历史，可以用语文学的研究来探明。这些正是编词典的人试图记录在他们给词下的定义中的。编词典的人只记录事实，他们无需有自己的思考，也不应该有自己的思考。”[11]因为无论如何“只能依据事实的词典编纂者绝无赶上思想家的可能”[12]。
吕先生的“分词连写”思想是一贯的。1960年四五月份特意为奉国务院之命确立词汇规范而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并且对“条例”附了“说明”。《说明》开宗明义：单纯为了注音，本来可以不连写，每个音节独立，更容易辨认。但是为了供拼写汉语的读者参考，使这本词典多一种用处，我们决定采取连写的形式。专名的大写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连写和大写都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出一致的规定。又说“如蒙读者就这个条例和词典里注音连写和大写的实例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再版时得据以修订，不胜感谢。”[13]
吕先生说：传统语法分析句子是从词到句，短语没有正式地位，只在必要的时候用用，例如“介词短语”。吕先生认为：把短语定为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对于汉语好象特别合适。汉语里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从语素到句子，如果说有一个中间站，那决不是一般所说的词，而是一般所说的短语。为什么呢？吕先生说：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短语内部的次序是不大能改变的，句子内部的次序就比较灵活。句子可以不改变其基本意义而改变其内部次序，短语很少能够这样。例如（a）我没有看第一本；（b）第一本我没有看；（c）我第一本没有看；三句话表达一个意思。可是，“花纸”和“纸花”，“半斤”和“斤半”，“后头的小孩”和“小孩的后头”，“好商量”和“商量好”，意思都完全改变了（“方言调查”和“调查方言”是例外，这种例外不多）。[14]“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都是连说的标准预制件，还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再组装。有人问，你这么“连说”，他那么“连说”，究竟什么是一个连说段？连说段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可以见仁见智，但绝对不在不该停的地方停，这是底线，除非是有生理缺欠如口吃之类。《参考消息》1994年9月13日有一则标题：“梵蒂冈不赞成堕胎受到谴责”包含两个意思：a.“梵蒂冈赞成堕胎”应断成“梵蒂冈 不赞成 堕胎受到谴责”；b.“梵蒂冈不赞成堕胎”应断成“梵蒂冈 不赞成堕胎 受到谴责”。在这样的书面语之前，词的歧义切分没有了，未登录词的切分问题不见了。如果仅仅按词汇词断成“梵蒂冈 不 赞成 堕胎 受到 谴责”[15]，能反映出“梵蒂冈 究竟 赞成不赞成 堕胎”吗？
说的和写的人究竟是哪几个“预制件”，心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读者要下一番寻找的功夫，边切分边理解。“一次性生活补贴”是“一次性 生活 补贴”还是“一次 性生活 补贴”？赵元任说“从西方标准看，词典只应该包括结构词，至多加上短语。而汉语的‘词’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过，是指措词用语或各种固定短语。”[16]周有光先生认为“正词法是语言节律的自然反映”[17]。赵先生的“措词用语或各种固定短语”，吕先生的“从语素到句子”的“中间站”，是活的言语中的词，都是连说的。中文信息处理所需要的更多是这种根据语音节律确定的连说的“形式词”，很少是词典里的词汇词。把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变为难以攻破的堡垒，是几千年来汉字音节本位记录汉语不按“形式词”书写造成的恶果，必须促使我们的深思、猛醒。否则“要拼写的人老在琢磨这儿该分还是该连。老要他琢磨，他就写不下去了”[18]。马希文先生认为：“从计算机处理语言的实践中我们的确感到，‘词’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麻烦’，好处并不多。”[19]《中国语文》1954年4期在讨论拟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有彭楚南的《两种词儿和三个连写标准》的文章，文中说“如果认清正字法的词和语法的词不是一回事，连写与否只需要从正字法的角度考虑，不勉强语法理论去为正字法服务，就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笔墨”。还说：“一般的外国文字有传统的连写制度，连写在一块的东西我们管它叫‘形式词儿’，因为这一概念是从形式出发，不考虑形式以外的东西。”[20]刘泽先在1953年研究正词法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凡是希望从词的定义或界说出发来解决词儿连写问题的，都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不是‘词儿’规定‘词儿连写’，而是‘词儿连写’规定‘词儿’。‘词儿’的定义似乎应该是：经常连写在一起的一组字母。”[21]这些极有见地的瞄准拼写汉语的观点由于音节字本位的强力干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传统“词”的概念严重阻碍信息化，必须改弦更张，彻底抛弃，一刀两断。否则，微机处理语言就是“痴人说梦”！
把“分段连说”的如影随形地“分段连写”下来成“形式词”，符合计算机“形式化”要求。“形式词”既有语音节律的表象，又和表义同步，使视觉和听觉一致，让信息处理驶上高速路，不再捧着金饭碗要饭，是民族的大幸！ 王力先生1940年在谈到国语罗马字的时候说过：“它之所以没有成绩，只因政府没有极力帮忙，而单靠几个学者的提倡与少数知识分子的宣传，并非因为它本身是完全要不得的东西。”“这一句公道话是不能不说的。”[22]
吕叔湘先生晚年时曾说过：“语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的语言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有的语言不能？汉语除了能用汉字书写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书写？”“这样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具备，正如他应该知道他的身体里有脑、心、肺、肠、胃、肝、肾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样。”吕先生非常遗憾地说：“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23]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人死死把《汉语拼音方案》捆绑在给汉字注音上，不准“分词连写”发挥拼写汉语的文字功能进小学课本，直到信息化时代国际都需要推广汉语了，还要求我们带着“拐棍”跑步。更有甚者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背后的话”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说《汉语拼音方案》“根本实行不了，不实行”。[24]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
注 释：
[1]吕叔湘《〈汉语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有感》，《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
[2]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21页，中华书局，成都第5次印刷，1980年2月。
[3]《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4]《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语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5]见《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的说明，语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6]《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附注[21]，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1版，94页。
[7]伊凡《从实际上解决词儿连写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
[8]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下册第130页，高教出版社，1999。
[9]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第23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0]参看田小琳《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语文建设》，2001年第12期。
[11]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学刊》，第37～38期合刊，1975年。王洪君译，叶蜚声校。收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
[12]同[11]。
[13]《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8月第1版。
[1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1版，64～65页。
[15]周有光《语文闲谈》续编（上），第1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6]同[10]。
[17]《关于文字改革的理解和误解》，《文字改革》，1982年第9期。
[18]吕叔湘《一致 易学 醒目》，《文字改革》，1984年第1期。
[19]《语言文字资料的计算机处理》，《语文建设》，1988年第6期。
[20]彭楚南《两种词儿和三个连写标准》，《中国语文》，1954年4月号。
[21]刘泽先《用连写来规定词儿》，《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
[22]《汉字改革》，收在《龙虫并雕斋文集》（二），第641页，中华书局，1982年6月。
[23]“奇文共欣赏”，收在《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
[24]许嘉璐《未了集——许嘉璐讲演录》第19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陈永舜 吉林省吉林市 北华大学文学院 1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