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评《韩非子·解老》
道者，天下之法；法者，天下之器。以天下之法成天下之器。笑庄周之避世，傲孔孟之唯诺。集四方之华彩，韩非是也。
——题记
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在翻天覆地地变革之中，思想在电光火石地激荡之中。正是在这一片纷繁之中，一部字字铿锵的惊世杰作——《韩非子》诞生了。仿佛地平线之上的曙光，引领中国进入新的时代，一个属于中国的帝国时代。
《韩非子》为法家的集大成之作，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道之“势”于其中。 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中，《韩非子》所述的法家思想却从来被尘封，足见其分量。《韩非子》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治国方略上；无论在传承先贤上，还是在开拓新境上，都有杰出贡献。其中《解老》篇便是此中代表，是整部《韩非子》的灵魂之作。以此提纲挈领，可以得《韩非子》之要，得法术之要。
所谓“解老”，是对《老子》（即《道德经》的解释。韩非的很多思想是从老子借鉴而来。但他并不是对道家的传承，而是借道家之表巧妙地表达了法家的哲学与政治思想。 下面就从《解老》中哲学思想于法治国之术两方面来剖析。
一、《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之作。
之所以说它是“巅峰”，是因为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它“前无古人”是因为诞生于战国末期，集百家之华，是百家经典的收束之作；而“后无来者”是因为在其之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儒家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而日益僵化，即便经历了“理学”、“心学”的演变，也只是愈发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难以出现思想上的活力。自然无法超越韩非子。因此，说《韩非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实至名归。
《韩非子》的哲学主要贡献有朴素唯物思想、辩证法思想以及文字之下若隐若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三点在《解老》篇中都有集中体现。
《解老》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韩非对于《道德经》中“道”的阐述上。很多书都将老子与韩非的“道”一并简单翻译成“规律”，这是不正确的。
《道德经》素有“道德”与“德道”的先后之争。而根据韩非在《解老》中先“德”后“道”的论述，可见其实为《道德经》。《道德经》将“道”最大限度的抽象化，视其为万物本原，却为给予定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道”“玄而又玄”，可见老子之“道”包罗万象，是宇宙之一切的总和。而韩非之“道”，虽然仍然没有概念，只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但字里行间却有被具象化的迹象，比如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又如“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无人害则不备人。”这里的“道”，在国家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在哲学角度，可以理解为“规律”。不同的角度不同理解，但无论治国权柄还是客观规律将现实的具体的事物视为一切的出发点，而不是归于一个虚幻的理解，由此可见其踏实的唯物观点。
《解老》的辨证法思想体现在对著名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上。老子的这句话是老子辩证法的代表，但其中却隐藏了神秘的宿命色彩。而韩非的“心畏恐”“行端直”“思虑熟”以及“骄心生”、“行邪僻”则去掉了这层色彩，将器放入实际之中，使其更具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当时君主的警醒，也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配，值得我们深思。
《解老》中最为难得的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在当时，无论儒、墨、道等当时显学，均认为今无如昔，希望倒退，只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在《解老》中反映在“德”、“仁”、“义”、“礼”的论述上。以老子之言（“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
首也。”）抨击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这套由周公所创的礼乐制度维护的是奴隶主的贵族的等级制度，这就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愿。抨击了旧制度，也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反对“无变大，毋异常”作了铺垫。
除了这三项主要贡献外，《解老》还体现了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 关于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还要从他的生平谈起。韩非是战国时的韩国公子，本由一腔报国热血，却发现自己的祖国奸臣当道，法术之士不备受重用。这种现实使韩非的心里受到强烈的压抑。而从心里学角度看，心理受压抑会催生强烈的功利心理，反映在《解老》中便是“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的实用观点。这种观点与秦嬴政的心里一拍即合——嬴政也是在童年人质生活中受压抑而导致极端现实。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对于采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结果混乱局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韩非的逻辑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其环环相扣的严谨。例如，“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这样的推理在《解老》乃至整部《韩非子》中俯拾即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推理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公理化推理，使人信服，但相较更有磅礴之气，给人感染。这不仅对中国哲学，甚至对中国文学也有深远影响。
韩非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高度，是源于其思想的兼容性。他不仅传承法家的既有思想，也对其它学说抱着最终的态度去学习。这不仅表现在对老子学说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师从儒学大师荀子称孔子、墨子为贤人。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再加上他对当时历史潮流清醒的认识，取得如此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解老》中的治国之术
韩非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更是一个只对君主负责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治国之术。而韩非的治国之术，主要围绕“法”、“术”、“势”三个方面展开。 韩非子的“法”事一个比现代的“法律”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法律、法令的含义，也涵盖了一切硬性的制度在里面。而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不可违抗性。这种制度管人的思想在《解老》里虽未明确提出，却有所体现的。比如，“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学气治，而译动理则少祸害。”这句话并未提及“法”，只提及“圣人”。但韩非子一向是反对圣人、贤人政治的。因此“圣人”应另有一番解释。结合韩非的圣体思想，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制度。由此引出韩非“法”的思想。
韩非的法制思想，是他老师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发展。韩非认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单纯凭“德”、“爱”为政就会软弱无力，是“愚诬之学”，“无益于治”（《显学》）。必须依靠强制力来的约束人性之恶，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人性虽有善的本质，但人证为一种动物所具有的原始欲望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为恶，必须加以约束这也符合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韩非的“法”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
韩非的一整套法治思想，不仅对于当时有积极影响，即使对现今，也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套法治是对人治的一种动摇。人治多变，且易出现错误，而法治对于这些缺点的有效弥补。试想，如果能够加强制度的监管，那么不少地方朝令夕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是否就能得到有效遏制呢？
韩非的“术”借鉴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解老》中被表述为“爱而精神，吝其智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智慧强行去做为，不仅于事无益，而且过于暴露自己的意图，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想法，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于己有害。因此，治国要无为，要“用神也静”。对此最为鲜明的例子是赤壁之战。前孙权对于战和两派的处理上。孙权本人主战，但他并未急于行动，而是让两派自有争论，并以主和派的部分思想完善自己的战术。例如，主和派中有人担心曹孙相争会使刘备得利，于是孙权在备战时有意将刘备推上前线，于周瑜共同应战。
这不能不说是对“无为”的最佳诠释。
“无为”之术还表现在《解老》所借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言，认为“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这可以有效避免“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后果。比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前期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经济，但其急于美国争霸世界，盲目扩张，使军费超支、外交陷入困境，经济政治陷入乱局，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这便是盲目争先的恶果。相较之下，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中“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思路则体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的智慧。
至于韩非之“势”则集中在“道”上。如前文所提到，《解老》之“道”从国家政治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这是君主手中高高在上的至高权力。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权柄，君主便可不失势，便可独尊。而根据《韩非子》的整体论述，这权柄并不是国家的一切大全，而是最关键的人事任免权。只要把一关键抓住，一切就尽在掌握。专制服务的，但它对现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一个国家之中，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事务。但只要让人民切实掌握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命权，就能保证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只有让人民手中的人事全力落实，才能使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
韩非的“法”、“术”、“势”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无为之术需要势的保证，而法的严密稳定不可违抗使无为而不慌政成为可能。而这三者紧密相连，共同维护君主专制，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
在韩非的治国理念中，除去“法”、“术”、“势”这三个基本原则，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补充，就是德政思想。很多人认为法家势一种绝对无情、绝对冷酷的学说。的确，法家的确主要体现出它严苛甚至残忍的一面，但并不能将这一方面绝对化。《解老》中就有“有道之君...内德译益于人民”、“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这种温和的思想在其中。这使得法家的凌厉之中融入了柔和。
以上便是对《韩非子·解老》的解读。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给以宽为为主的中华民族性格加入了严的内容——严肃，严谨，严格，也给以柔软为主的中华民族气质加入了则强的风格。这对于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人情社会的弊端是一种有力的约束。它是中华文化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社会也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它不愧为中华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之冠上最炫目的明珠！
李浩
参考书目： 《韩非子》 《道德经》 《史记》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大国崛起》
小评《韩非子·解老》
道者，天下之法；法者，天下之器。以天下之法成天下之器。笑庄周之避世，傲孔孟之唯诺。集四方之华彩，韩非是也。
——题记
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在翻天覆地地变革之中，思想在电光火石地激荡之中。正是在这一片纷繁之中，一部字字铿锵的惊世杰作——《韩非子》诞生了。仿佛地平线之上的曙光，引领中国进入新的时代，一个属于中国的帝国时代。
《韩非子》为法家的集大成之作，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道之“势”于其中。 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中，《韩非子》所述的法家思想却从来被尘封，足见其分量。《韩非子》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治国方略上；无论在传承先贤上，还是在开拓新境上，都有杰出贡献。其中《解老》篇便是此中代表，是整部《韩非子》的灵魂之作。以此提纲挈领，可以得《韩非子》之要，得法术之要。
所谓“解老”，是对《老子》（即《道德经》的解释。韩非的很多思想是从老子借鉴而来。但他并不是对道家的传承，而是借道家之表巧妙地表达了法家的哲学与政治思想。 下面就从《解老》中哲学思想于法治国之术两方面来剖析。
一、《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之作。
之所以说它是“巅峰”，是因为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它“前无古人”是因为诞生于战国末期，集百家之华，是百家经典的收束之作；而“后无来者”是因为在其之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儒家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而日益僵化，即便经历了“理学”、“心学”的演变，也只是愈发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难以出现思想上的活力。自然无法超越韩非子。因此，说《韩非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实至名归。
《韩非子》的哲学主要贡献有朴素唯物思想、辩证法思想以及文字之下若隐若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三点在《解老》篇中都有集中体现。
《解老》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韩非对于《道德经》中“道”的阐述上。很多书都将老子与韩非的“道”一并简单翻译成“规律”，这是不正确的。
《道德经》素有“道德”与“德道”的先后之争。而根据韩非在《解老》中先“德”后“道”的论述，可见其实为《道德经》。《道德经》将“道”最大限度的抽象化，视其为万物本原，却为给予定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道”“玄而又玄”，可见老子之“道”包罗万象，是宇宙之一切的总和。而韩非之“道”，虽然仍然没有概念，只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但字里行间却有被具象化的迹象，比如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又如“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无人害则不备人。”这里的“道”，在国家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在哲学角度，可以理解为“规律”。不同的角度不同理解，但无论治国权柄还是客观规律将现实的具体的事物视为一切的出发点，而不是归于一个虚幻的理解，由此可见其踏实的唯物观点。
《解老》的辨证法思想体现在对著名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上。老子的这句话是老子辩证法的代表，但其中却隐藏了神秘的宿命色彩。而韩非的“心畏恐”“行端直”“思虑熟”以及“骄心生”、“行邪僻”则去掉了这层色彩，将器放入实际之中，使其更具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当时君主的警醒，也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配，值得我们深思。
《解老》中最为难得的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在当时，无论儒、墨、道等当时显学，均认为今无如昔，希望倒退，只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在《解老》中反映在“德”、“仁”、“义”、“礼”的论述上。以老子之言（“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
首也。”）抨击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这套由周公所创的礼乐制度维护的是奴隶主的贵族的等级制度，这就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愿。抨击了旧制度，也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反对“无变大，毋异常”作了铺垫。
除了这三项主要贡献外，《解老》还体现了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 关于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还要从他的生平谈起。韩非是战国时的韩国公子，本由一腔报国热血，却发现自己的祖国奸臣当道，法术之士不备受重用。这种现实使韩非的心里受到强烈的压抑。而从心里学角度看，心理受压抑会催生强烈的功利心理，反映在《解老》中便是“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的实用观点。这种观点与秦嬴政的心里一拍即合——嬴政也是在童年人质生活中受压抑而导致极端现实。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对于采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结果混乱局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韩非的逻辑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其环环相扣的严谨。例如，“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这样的推理在《解老》乃至整部《韩非子》中俯拾即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推理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公理化推理，使人信服，但相较更有磅礴之气，给人感染。这不仅对中国哲学，甚至对中国文学也有深远影响。
韩非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高度，是源于其思想的兼容性。他不仅传承法家的既有思想，也对其它学说抱着最终的态度去学习。这不仅表现在对老子学说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师从儒学大师荀子称孔子、墨子为贤人。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再加上他对当时历史潮流清醒的认识，取得如此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解老》中的治国之术
韩非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更是一个只对君主负责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治国之术。而韩非的治国之术，主要围绕“法”、“术”、“势”三个方面展开。 韩非子的“法”事一个比现代的“法律”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法律、法令的含义，也涵盖了一切硬性的制度在里面。而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不可违抗性。这种制度管人的思想在《解老》里虽未明确提出，却有所体现的。比如，“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学气治，而译动理则少祸害。”这句话并未提及“法”，只提及“圣人”。但韩非子一向是反对圣人、贤人政治的。因此“圣人”应另有一番解释。结合韩非的圣体思想，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制度。由此引出韩非“法”的思想。
韩非的法制思想，是他老师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发展。韩非认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单纯凭“德”、“爱”为政就会软弱无力，是“愚诬之学”，“无益于治”（《显学》）。必须依靠强制力来的约束人性之恶，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人性虽有善的本质，但人证为一种动物所具有的原始欲望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为恶，必须加以约束这也符合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韩非的“法”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
韩非的一整套法治思想，不仅对于当时有积极影响，即使对现今，也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套法治是对人治的一种动摇。人治多变，且易出现错误，而法治对于这些缺点的有效弥补。试想，如果能够加强制度的监管，那么不少地方朝令夕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是否就能得到有效遏制呢？
韩非的“术”借鉴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解老》中被表述为“爱而精神，吝其智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智慧强行去做为，不仅于事无益，而且过于暴露自己的意图，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想法，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于己有害。因此，治国要无为，要“用神也静”。对此最为鲜明的例子是赤壁之战。前孙权对于战和两派的处理上。孙权本人主战，但他并未急于行动，而是让两派自有争论，并以主和派的部分思想完善自己的战术。例如，主和派中有人担心曹孙相争会使刘备得利，于是孙权在备战时有意将刘备推上前线，于周瑜共同应战。
这不能不说是对“无为”的最佳诠释。
“无为”之术还表现在《解老》所借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言，认为“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这可以有效避免“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后果。比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前期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经济，但其急于美国争霸世界，盲目扩张，使军费超支、外交陷入困境，经济政治陷入乱局，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这便是盲目争先的恶果。相较之下，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中“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思路则体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的智慧。
至于韩非之“势”则集中在“道”上。如前文所提到，《解老》之“道”从国家政治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这是君主手中高高在上的至高权力。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权柄，君主便可不失势，便可独尊。而根据《韩非子》的整体论述，这权柄并不是国家的一切大全，而是最关键的人事任免权。只要把一关键抓住，一切就尽在掌握。专制服务的，但它对现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一个国家之中，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事务。但只要让人民切实掌握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命权，就能保证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只有让人民手中的人事全力落实，才能使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
韩非的“法”、“术”、“势”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无为之术需要势的保证，而法的严密稳定不可违抗使无为而不慌政成为可能。而这三者紧密相连，共同维护君主专制，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
在韩非的治国理念中，除去“法”、“术”、“势”这三个基本原则，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补充，就是德政思想。很多人认为法家势一种绝对无情、绝对冷酷的学说。的确，法家的确主要体现出它严苛甚至残忍的一面，但并不能将这一方面绝对化。《解老》中就有“有道之君...内德译益于人民”、“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这种温和的思想在其中。这使得法家的凌厉之中融入了柔和。
以上便是对《韩非子·解老》的解读。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给以宽为为主的中华民族性格加入了严的内容——严肃，严谨，严格，也给以柔软为主的中华民族气质加入了则强的风格。这对于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人情社会的弊端是一种有力的约束。它是中华文化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社会也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它不愧为中华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之冠上最炫目的明珠！
李浩
参考书目： 《韩非子》 《道德经》 《史记》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