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并加以理论化。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风险的现代背景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风险的“人化”；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
1.人的主体性突显。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逐渐演变为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性地位。人类成为风险的主体，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科学”、“理性”替代了“上帝”和“命定”，人类对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充满了信心。“在工业化时期以后，当人们面临巨大危险时，当巨大风险已经转化成巨大灾难时，人们不会去怨责虚无缥缈的神灵上帝，而是可能向作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泻其满腔怨气，并且有可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其提出指控和弹劾。”
2．现代制度的构建及其全球扩展。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和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现代制度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支撑，从而使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一方面用不断的变化与变革冲破了传统的应对风险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在建立现代治理机制的过程中也不断生产着全球性的“制度化”风险。
3．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诸多被神秘化的现象或一度被宗教占据的领域都因科学发现而被“除魅”。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人类在自然面前比以往更加主动和积极，自然因为人为干预的增多而逐渐成为了“人化的”自然。当然，人类的过度和不当干预也成为另一种现代风险。
人类主体性的突显、现代制度的构建及全球扩展、科技的发展塑造出了风险的现代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的扩大，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要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
二、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
现代性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特征、性质和状态。贝克指出，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虽然产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却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扩张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现代性以及从中生发出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改变了世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与此同时，它们自身从一开始便隐含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正是这些矛盾和缺陷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导致了现代世界一系列问题与弊病的产生和加剧。
1.人类陷入了自己制定的形而上学的法则之中而无法自拔。从哲学的角度而言，风险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错位所致。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现代性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将人的位置和作用突出并提升到绝对高度，人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主体哲学把一切纳入主客体分裂和对立的框架，用一种模式解释所有的现象。正是在这一哲学基础上，作为“主体”的人以“理性”为尺度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形而上学”的大厦，一种统治的“知识”，一个凌驾于可感的物质世界之上的超感觉的、纯精神的世界，为世界制订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法则，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同一性；结构、系统、中心等，并以此为依据，来主宰和统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2.现代性导致了信仰与知识的分裂和对立。现代性推翻了基督教的统治，颠覆了基督教神学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模式，摧毁了它为世界设立的秩序和意义，但在摧毁宗教世界图像的同时，人也丧失了一种能为世界的统一意义提供保证的精神基础，而现代性却未能提供一种新的能够取代这种统一意义的精神家园。总而言之，现代性“知识”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虽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对人的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基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对科技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今天已演变成为“科学万能主义”和“科技”的至高无上。
3.现代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尖锐对立，导致了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世界观的泛滥。这种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关于“文明”、“进步”、“发展”的观念，相信的是一种无限的、绝对的“进步”，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时空存在解释为一个受因果逻辑支配的、渐进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必然过程，一种单向度的、绝对的运动。
4.现代性导致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感性与理性、自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现代性突出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和自由，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为获得和维护自我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极端个人主义盛行，道德日益滑坡，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信任危机”愈来愈严重。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导致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工具价值（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与伦理道德价值发生了严重冲突。工具理性行为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合理的判断变成了处理方式是否正确的判断，从而使行为脱离了价值和道德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目标越来越局限于功利追逐和物质享受，精神愈来愈贫乏，由此导致人日益严重的物化。而与此同时，在越来越严密的官僚主义统治和法律化管理的强制之下，人的行为空间逐渐萎缩，个人自由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总之，工具理性的泛滥带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风险社会是理性化的现代化的结果。理解风险不应该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风险在更深层面上是指社会政治危机和人类精神困境。现代性“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风险意识是面向未来的致思取向和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在此，现代性语境中的风险观所要意识的是人与存在的关系、人与真理的关系，通过时间的视域和空间的思维追问存在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并加以理论化。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风险的现代背景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风险的“人化”；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
1.人的主体性突显。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逐渐演变为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性地位。人类成为风险的主体，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科学”、“理性”替代了“上帝”和“命定”，人类对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充满了信心。“在工业化时期以后，当人们面临巨大危险时，当巨大风险已经转化成巨大灾难时，人们不会去怨责虚无缥缈的神灵上帝，而是可能向作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泻其满腔怨气，并且有可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其提出指控和弹劾。”
2．现代制度的构建及其全球扩展。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和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现代制度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支撑，从而使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一方面用不断的变化与变革冲破了传统的应对风险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在建立现代治理机制的过程中也不断生产着全球性的“制度化”风险。
3．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诸多被神秘化的现象或一度被宗教占据的领域都因科学发现而被“除魅”。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人类在自然面前比以往更加主动和积极，自然因为人为干预的增多而逐渐成为了“人化的”自然。当然，人类的过度和不当干预也成为另一种现代风险。
人类主体性的突显、现代制度的构建及全球扩展、科技的发展塑造出了风险的现代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的扩大，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要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
二、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
现代性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特征、性质和状态。贝克指出，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虽然产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却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扩张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现代性以及从中生发出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改变了世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与此同时，它们自身从一开始便隐含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正是这些矛盾和缺陷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导致了现代世界一系列问题与弊病的产生和加剧。
1.人类陷入了自己制定的形而上学的法则之中而无法自拔。从哲学的角度而言，风险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错位所致。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现代性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将人的位置和作用突出并提升到绝对高度，人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主体哲学把一切纳入主客体分裂和对立的框架，用一种模式解释所有的现象。正是在这一哲学基础上，作为“主体”的人以“理性”为尺度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形而上学”的大厦，一种统治的“知识”，一个凌驾于可感的物质世界之上的超感觉的、纯精神的世界，为世界制订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法则，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同一性；结构、系统、中心等，并以此为依据，来主宰和统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2.现代性导致了信仰与知识的分裂和对立。现代性推翻了基督教的统治，颠覆了基督教神学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模式，摧毁了它为世界设立的秩序和意义，但在摧毁宗教世界图像的同时，人也丧失了一种能为世界的统一意义提供保证的精神基础，而现代性却未能提供一种新的能够取代这种统一意义的精神家园。总而言之，现代性“知识”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虽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对人的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基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对科技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今天已演变成为“科学万能主义”和“科技”的至高无上。
3.现代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尖锐对立，导致了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世界观的泛滥。这种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关于“文明”、“进步”、“发展”的观念，相信的是一种无限的、绝对的“进步”，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时空存在解释为一个受因果逻辑支配的、渐进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必然过程，一种单向度的、绝对的运动。
4.现代性导致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感性与理性、自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现代性突出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和自由，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为获得和维护自我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极端个人主义盛行，道德日益滑坡，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信任危机”愈来愈严重。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导致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工具价值（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与伦理道德价值发生了严重冲突。工具理性行为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合理的判断变成了处理方式是否正确的判断，从而使行为脱离了价值和道德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目标越来越局限于功利追逐和物质享受，精神愈来愈贫乏，由此导致人日益严重的物化。而与此同时，在越来越严密的官僚主义统治和法律化管理的强制之下，人的行为空间逐渐萎缩，个人自由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总之，工具理性的泛滥带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风险社会是理性化的现代化的结果。理解风险不应该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风险在更深层面上是指社会政治危机和人类精神困境。现代性“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风险意识是面向未来的致思取向和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在此，现代性语境中的风险观所要意识的是人与存在的关系、人与真理的关系，通过时间的视域和空间的思维追问存在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