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正在生成中的新学说和新流派，因其独特的中国元素而备受学界关注。日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志华说：“在精神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深度契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无启发，也有望对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产生广泛影响。”
杨志华第一次听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在2013年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合作导师是小约翰·柯布博士。第一次会面交谈，柯布就明确地提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的，资本主义最终会毁灭自己，美国正在证明这一点。这位颇有影响的基督教生态神学家，所说的这番话让杨志华感到“震撼”。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每当人类面临各种严重危机，人们就会“回到马克思”去寻找智慧。比如，在生态危机凸显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挖掘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唯物主义等思想，发展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学的角度敲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丧钟”。
1969年发生于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石油泄漏事件，引发柯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其后几十年间，他写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几本重要著作，一以贯之的使命，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性和反社会性，并以有利于环境、共同福祉和可持续未来的、建设性后现代文明为替代方案。
当时的替代方案还没有明确叫作“生态文明”。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杨志华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步，鼓舞柯布明确了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方案。
以小约翰·柯布博士为领军人物的美国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经过长期酝酿，逐渐将以怀特海为宗师的有机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正式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新学说。
在这一新流派逐渐形成过程中，王治河、樊美筠两位中国学者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与柯布一起创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态文明。2013年6月，王治河、樊美筠应邀在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演讲，这可被看作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华语世界的最先产生。
2014年5月，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市举行的第八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正式亮相国际舞台。柯布的弟子菲利普·克莱顿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三条宣言：资本主义非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在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里代价最惨重。
克莱顿等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强调从最新科学汲取洞见，都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自私自利，都谴责过度抽象的哲学和不关注实践，都将地球看作是一张“生命之网”。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蕴含的无限经济增长癖。环境问题不只是象征性地贴点创可贴就能解决的，需要文明的转变——走向生态文明。
柯布提出，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将人类和生态共同体的福祉置于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上。克莱顿也认为，如果全世界只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只想争强斗富，将毁灭全人类。因此，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关注共同福祉，还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关心个人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选择。
这样一个根本抉择，在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是不可想象的。就金融危机问题，柯布曾尖锐指出，这生动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将一切都私人化了。美国政府把本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完全托付给私人机构，“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破产，而且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破产”。
《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生态灾难的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潜含的答案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柯布看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认为这不仅因为理论上中国是拥有《易经》的民族，而且就现实层面讲，与美国不同，“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她抵抗金融寡头的霸权，谋求普通民众共同的福祉”。
作为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生态经济学家之一，柯布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评价进步的方法——GDP评价法。杨志华说，这些理论与我们当前倡导的“不以GDP论英雄”的考评发展趋势是合拍的，“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共同追求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共鸣，可以合奏人类文明转型的新乐章”。
相较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传统和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的作用，自觉地从各种传统优秀文化当中汲取智慧养分，进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时代化、民族化的实践智慧。柯布、克莱顿等人发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契合的：一方面，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流变、系统整体性；另一方面，都是否定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社会整体取向的思维方式。
“与以往中国学界对西方思想的追风不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思想文化起到了独特作用。”杨志华认为，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在此意义上讲，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中国的，而是具有‘国际范’的新马克思主义”。杨志华认为，值得我们从中国视角对之加以认真探索。（谢海潮）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正在生成中的新学说和新流派，因其独特的中国元素而备受学界关注。日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志华说：“在精神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深度契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无启发，也有望对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产生广泛影响。”
杨志华第一次听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在2013年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合作导师是小约翰·柯布博士。第一次会面交谈，柯布就明确地提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的，资本主义最终会毁灭自己，美国正在证明这一点。这位颇有影响的基督教生态神学家，所说的这番话让杨志华感到“震撼”。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每当人类面临各种严重危机，人们就会“回到马克思”去寻找智慧。比如，在生态危机凸显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挖掘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唯物主义等思想，发展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学的角度敲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丧钟”。
1969年发生于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石油泄漏事件，引发柯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其后几十年间，他写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几本重要著作，一以贯之的使命，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性和反社会性，并以有利于环境、共同福祉和可持续未来的、建设性后现代文明为替代方案。
当时的替代方案还没有明确叫作“生态文明”。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杨志华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步，鼓舞柯布明确了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方案。
以小约翰·柯布博士为领军人物的美国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经过长期酝酿，逐渐将以怀特海为宗师的有机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正式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新学说。
在这一新流派逐渐形成过程中，王治河、樊美筠两位中国学者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与柯布一起创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态文明。2013年6月，王治河、樊美筠应邀在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演讲，这可被看作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华语世界的最先产生。
2014年5月，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市举行的第八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正式亮相国际舞台。柯布的弟子菲利普·克莱顿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三条宣言：资本主义非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在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里代价最惨重。
克莱顿等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强调从最新科学汲取洞见，都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自私自利，都谴责过度抽象的哲学和不关注实践，都将地球看作是一张“生命之网”。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蕴含的无限经济增长癖。环境问题不只是象征性地贴点创可贴就能解决的，需要文明的转变——走向生态文明。
柯布提出，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将人类和生态共同体的福祉置于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上。克莱顿也认为，如果全世界只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只想争强斗富，将毁灭全人类。因此，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关注共同福祉，还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关心个人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选择。
这样一个根本抉择，在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是不可想象的。就金融危机问题，柯布曾尖锐指出，这生动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将一切都私人化了。美国政府把本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完全托付给私人机构，“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破产，而且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破产”。
《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生态灾难的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潜含的答案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柯布看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认为这不仅因为理论上中国是拥有《易经》的民族，而且就现实层面讲，与美国不同，“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她抵抗金融寡头的霸权，谋求普通民众共同的福祉”。
作为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生态经济学家之一，柯布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评价进步的方法——GDP评价法。杨志华说，这些理论与我们当前倡导的“不以GDP论英雄”的考评发展趋势是合拍的，“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共同追求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共鸣，可以合奏人类文明转型的新乐章”。
相较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传统和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的作用，自觉地从各种传统优秀文化当中汲取智慧养分，进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时代化、民族化的实践智慧。柯布、克莱顿等人发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契合的：一方面，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流变、系统整体性；另一方面，都是否定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社会整体取向的思维方式。
“与以往中国学界对西方思想的追风不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思想文化起到了独特作用。”杨志华认为，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在此意义上讲，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中国的，而是具有‘国际范’的新马克思主义”。杨志华认为，值得我们从中国视角对之加以认真探索。（谢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