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为什么有人觉得[环球时报]不实事求是?

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做客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作“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主题演讲,并分享其近30年的从业心得。胡锡进从当前中国舆论现状谈起,内容涉及《环球时报》的定位、媒体的责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及当前中国的“复杂性”。观察者网整理演讲录音,全文刊发如下:

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

今天我来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环球时报》的情况,也谈一点我对目前舆论场一些问题的粗浅认识。主要还是多交流。

首先说媒体。从我的角度,因为《环球时报》现在选择了一个位置,在我们这个位置能看到中国媒体的一些现象。整体上来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某些市场化的媒体应当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而且某些媒体站到政府对立面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处在逢官必反、逢警必反的情况。这确实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但这应当说不是很正常的。

应当说在十几年前,批判性力量的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开了中国媒体现代批判的先河,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媒体从西方学了一些东西,这种引进是中国社会前进所必须的,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应该说还是很大的,对社会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对于媒体开展批判,打破过去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媒体僵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情况。批判性力量往往是发行的成功者、广告的成功者,是经营的一面旗帜,是媒体作为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榜样。这对媒体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媒体,你想成功,你要怎么做?要批判。不能像过去的党报那样办。所以批判性力量逐渐地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都去批判,然后发行量、广告也就多了,就出现了一个繁荣。接下来就会出现大家的竞争。我管这个叫“批判竞争”,想通过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批判,获得影响力、发行量。这种竞争就会带来变形的东西。

逐渐地,有些人开始为批判而批判,极端的批判就开始了。在中国,很多人变相地理解了那句话,就是说媒体必须要批判,只有批判,媒体才有意义,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批判而存在。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国家的责任,这个责任表现在多方面,不能仅仅是批判。

这就形成了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舆论场甚至会把一些个人推到特殊的位置上,在那儿只能批判,不能说别的。所以舆论场分裂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批判竞争,逐渐形成了这种局面。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但是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坏。应当是我说的“复杂的中国”。

互联网后来也参与到“批判竞争”中。某些商业网站,没人管,而且技术上管不了它,造成了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媒体全部失败了。赢家是互联网,微博。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过去的官媒。过去的官媒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退出来。它们主要影响高层、官员,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政治走向,来揣摩中国官方的一种态度。但是它们对于媒体直接的、日常的影响力在下降。

现在官媒诞生一些微博。这些微博,比如人民日报微博,是有影响力的,他们也在寻找一定的出路。像中央电视台,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官媒在特别尖锐的问题上,嘴有点张不开。所以现在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批典型的媒体,比如说《环球时报》。我们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的定位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尽量——但是做不到——摆脱价值先行、立场先行。我们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至少在表述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另外,我们在做报道时,以事实为依据。我们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我真的发现,实事求是确实很难做到。但这真是一种理想。我们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得坚持。你周围很多人会打击你,他认为你不是实事求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现在这么难?其实我们总是想实事求是,但是实事求是的原点被移动了。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你必须批判政府。而《环球时报》没有站在绝对批判政府的对立面的位置上,所以大家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

但客观地说,《环球时报》有一定的难处。我们在做,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别人老问我,你是官媒吗?外国人老问我:Are you a state media?我就都跟他们实事求是说。我把我的嘴张开了。我在报纸上、互联网上,都这么说。

我说,第一,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人民日报是官方媒体,它任命我,它也能随时撤了我。所以人民日报肯定会影响我。

但是还有第二点,我这报纸在市场上卖,老百姓花钱买我的报纸,官方不帮我订阅,完全是我自己去搞,官方一点儿都不管我,对我发行的支持度是零。完全靠我自己在那儿拼命地把报纸发行出去。你得写得好,老百姓得支持你。报纸发行量多了,才会有人给你投广告。我完全在市场生存,必须听老百姓的,必须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肯定就死定了。

这两把鞭子抽我,我这一陀螺在那儿转,“叭”这儿一鞭子,“啪”那儿一鞭子。为什么我能生存下来?为什么我这总编辑当了八年了,还没撤了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和老百姓没有离得那么远。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我肯定完蛋了,我必须投靠一方。我之所以能“左右逢源”,是因为他们俩的对立是表面的,不是真正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这是我琢磨出来的一种东西,我体会到了它,所以我才能这么做。我在做的是,增加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沟通,而不是制造他们的对立。

如果只有批判性的力量,可能在官方和老百姓之间就会不断积累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做人一样。比如,一个单位,有个大头儿,有个小头儿,两人关系有点问题。这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见到这头说那头坏话,见到那头说这头坏话。这是一种生存之道。还有一种人,见到这头说那头的好话。比如一个正手对一个副手特别不满意,你见到副手就对正手说,那副手特尊重您,他老跟我说要我多向您汇报,多听您的话。这正手就对那副手高兴一点儿了。见着副手,你说咱们那头儿老说让我们向您汇报,他非常重视您,他心里舒服一点。

这是两种做法。第二种做法的人,结果大概比第一种做法的人要好。这就是做人的东西。《环球时报》实际上做的是第二种人。你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不符合两者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能做些沟通就做些沟通。当然,我们不是天天在那儿沟通。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总的概念,不会代表人民处处抨击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处处指责人民。我们觉得他们两者是一体的。

我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共产党,八千多万共产党员,这么大,差不多每个阶层都和中国人有关系,你愣是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某个党是一个东西?它不是。我不太懂理论,我没有学过政党学,但是直觉告诉我,中国的共产党和外国的政党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共产党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机制,是国家遴选先进人物的一种机制。和西方的政党,找一帮人代表一帮人利益,然后形成几个政党,代表不同利益,然后他们之间掐,最后选出来一个执政党。所以你愣是说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它不符合一种基本的东西。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话都在那儿瞎传,瞎说,我觉得好多都是假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了。前两天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1840年,清朝末年的时候,说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的一半儿。我就不信。我说肯定是假的。然后现在到处说。我们就凭常识,中国当时的人口没有世界一半儿多,比世界一半儿低得多,然后生产力比西方差那么多,就生产点儿粮食、丝绸。别说俄罗斯当时是什么样。你看《母亲》里面写的俄罗斯,上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什么样啊?那工业化到什么程度了?《母亲》里工业化乱七八糟的样,就跟中国办乡镇企业那时候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都是假的。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HuXiJin/2013_12_23_187540.shtml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冰焰

更多

专题 >观察者网会客室

中国能从韩国的崛起中学到什么? 当中国政府遇上独立民调 美式民调在中国水土不服,怎么办 重新思考秦帝国文明

相关阅读

大V临国博 胡锡进、潘石屹齐赞展览好

对谈:中国媒体的理性

两个大V的“爱国路”

爱国与民粹,他们这么看

面对中日关系:坚决爱国 绝不民粹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

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做客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作“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主题演讲,并分享其近30年的从业心得。胡锡进从当前中国舆论现状谈起,内容涉及《环球时报》的定位、媒体的责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及当前中国的“复杂性”。观察者网整理演讲录音,全文刊发如下:

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

今天我来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环球时报》的情况,也谈一点我对目前舆论场一些问题的粗浅认识。主要还是多交流。

首先说媒体。从我的角度,因为《环球时报》现在选择了一个位置,在我们这个位置能看到中国媒体的一些现象。整体上来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某些市场化的媒体应当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而且某些媒体站到政府对立面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处在逢官必反、逢警必反的情况。这确实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但这应当说不是很正常的。

应当说在十几年前,批判性力量的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开了中国媒体现代批判的先河,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媒体从西方学了一些东西,这种引进是中国社会前进所必须的,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应该说还是很大的,对社会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对于媒体开展批判,打破过去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媒体僵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情况。批判性力量往往是发行的成功者、广告的成功者,是经营的一面旗帜,是媒体作为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榜样。这对媒体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媒体,你想成功,你要怎么做?要批判。不能像过去的党报那样办。所以批判性力量逐渐地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都去批判,然后发行量、广告也就多了,就出现了一个繁荣。接下来就会出现大家的竞争。我管这个叫“批判竞争”,想通过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批判,获得影响力、发行量。这种竞争就会带来变形的东西。

逐渐地,有些人开始为批判而批判,极端的批判就开始了。在中国,很多人变相地理解了那句话,就是说媒体必须要批判,只有批判,媒体才有意义,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批判而存在。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国家的责任,这个责任表现在多方面,不能仅仅是批判。

这就形成了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舆论场甚至会把一些个人推到特殊的位置上,在那儿只能批判,不能说别的。所以舆论场分裂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批判竞争,逐渐形成了这种局面。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但是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坏。应当是我说的“复杂的中国”。

互联网后来也参与到“批判竞争”中。某些商业网站,没人管,而且技术上管不了它,造成了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媒体全部失败了。赢家是互联网,微博。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过去的官媒。过去的官媒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退出来。它们主要影响高层、官员,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政治走向,来揣摩中国官方的一种态度。但是它们对于媒体直接的、日常的影响力在下降。

现在官媒诞生一些微博。这些微博,比如人民日报微博,是有影响力的,他们也在寻找一定的出路。像中央电视台,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官媒在特别尖锐的问题上,嘴有点张不开。所以现在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批典型的媒体,比如说《环球时报》。我们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的定位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尽量——但是做不到——摆脱价值先行、立场先行。我们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至少在表述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另外,我们在做报道时,以事实为依据。我们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我真的发现,实事求是确实很难做到。但这真是一种理想。我们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得坚持。你周围很多人会打击你,他认为你不是实事求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现在这么难?其实我们总是想实事求是,但是实事求是的原点被移动了。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你必须批判政府。而《环球时报》没有站在绝对批判政府的对立面的位置上,所以大家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

但客观地说,《环球时报》有一定的难处。我们在做,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别人老问我,你是官媒吗?外国人老问我:Are you a state media?我就都跟他们实事求是说。我把我的嘴张开了。我在报纸上、互联网上,都这么说。

我说,第一,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人民日报是官方媒体,它任命我,它也能随时撤了我。所以人民日报肯定会影响我。

但是还有第二点,我这报纸在市场上卖,老百姓花钱买我的报纸,官方不帮我订阅,完全是我自己去搞,官方一点儿都不管我,对我发行的支持度是零。完全靠我自己在那儿拼命地把报纸发行出去。你得写得好,老百姓得支持你。报纸发行量多了,才会有人给你投广告。我完全在市场生存,必须听老百姓的,必须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肯定就死定了。

这两把鞭子抽我,我这一陀螺在那儿转,“叭”这儿一鞭子,“啪”那儿一鞭子。为什么我能生存下来?为什么我这总编辑当了八年了,还没撤了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和老百姓没有离得那么远。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我肯定完蛋了,我必须投靠一方。我之所以能“左右逢源”,是因为他们俩的对立是表面的,不是真正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这是我琢磨出来的一种东西,我体会到了它,所以我才能这么做。我在做的是,增加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沟通,而不是制造他们的对立。

如果只有批判性的力量,可能在官方和老百姓之间就会不断积累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做人一样。比如,一个单位,有个大头儿,有个小头儿,两人关系有点问题。这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见到这头说那头坏话,见到那头说这头坏话。这是一种生存之道。还有一种人,见到这头说那头的好话。比如一个正手对一个副手特别不满意,你见到副手就对正手说,那副手特尊重您,他老跟我说要我多向您汇报,多听您的话。这正手就对那副手高兴一点儿了。见着副手,你说咱们那头儿老说让我们向您汇报,他非常重视您,他心里舒服一点。

这是两种做法。第二种做法的人,结果大概比第一种做法的人要好。这就是做人的东西。《环球时报》实际上做的是第二种人。你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不符合两者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能做些沟通就做些沟通。当然,我们不是天天在那儿沟通。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总的概念,不会代表人民处处抨击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处处指责人民。我们觉得他们两者是一体的。

我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共产党,八千多万共产党员,这么大,差不多每个阶层都和中国人有关系,你愣是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某个党是一个东西?它不是。我不太懂理论,我没有学过政党学,但是直觉告诉我,中国的共产党和外国的政党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共产党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机制,是国家遴选先进人物的一种机制。和西方的政党,找一帮人代表一帮人利益,然后形成几个政党,代表不同利益,然后他们之间掐,最后选出来一个执政党。所以你愣是说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它不符合一种基本的东西。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话都在那儿瞎传,瞎说,我觉得好多都是假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了。前两天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1840年,清朝末年的时候,说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的一半儿。我就不信。我说肯定是假的。然后现在到处说。我们就凭常识,中国当时的人口没有世界一半儿多,比世界一半儿低得多,然后生产力比西方差那么多,就生产点儿粮食、丝绸。别说俄罗斯当时是什么样。你看《母亲》里面写的俄罗斯,上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什么样啊?那工业化到什么程度了?《母亲》里工业化乱七八糟的样,就跟中国办乡镇企业那时候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都是假的。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HuXiJin/2013_12_23_187540.shtml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冰焰

更多

专题 >观察者网会客室

中国能从韩国的崛起中学到什么? 当中国政府遇上独立民调 美式民调在中国水土不服,怎么办 重新思考秦帝国文明

相关阅读

大V临国博 胡锡进、潘石屹齐赞展览好

对谈:中国媒体的理性

两个大V的“爱国路”

爱国与民粹,他们这么看

面对中日关系:坚决爱国 绝不民粹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


相关文章

  • 你的阅读造就了你沈奇岚
  • 你的阅读造就了你 沈奇岚 亲爱的: 大学生活还是让你不满意么?课程枯燥,老师敷衍,有人创业,有人恋爱.你心志不低,想要一份光辉的未来.可是,你说大一过得浑浑噩噩,大二也在稀里糊涂中即将过去.每天醒来你都告诉自己要努力奋斗,可是每一天过去的时 ...查看


  • 彭龙:从美金融改革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
  • 2010年08月10日 15:39   来源:中国经济网 [我要发表评论]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字号 大 中 小]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驳"致癌"说 ·美国众议院通过涉华关税法案 ·希腊国债收益率飙升 全球大跌 ...查看


  • 从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 从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张大春 台湾文化学者和小说家 课程前言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1977年,刚从文革迷雾中走出的祖国大陆,兴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而同年,偏安祖国一 ...查看


  • 2010十大热门话题
  • 2010十大热门话题 2010年已经过去,我们评论版组在盘点这一年的时候,用了评论再度点评的形式. 经过认真和细致的统计,我们选择了十大平面媒体的社论或者评论作为样本,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 ...查看


  • "拼"出来的普利策新闻奖
  • 2016年4月18日,一个80后的华人历时13个月的采访调查,写成的报道终于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提名.知道她的人都说,这是她发扬拼命三郎精神拼出来的结果,她就是来自中国河北.在纽约打拼创业的记者刘禹含. 据了解,普利策新闻奖是1917年根据美国 ...查看


  • 品德课堂教学中即时评价的实践
  • <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指出:"强调对儿童学习活动过程的评价,重视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态度.情感.行为表现,重视儿童活动付出努力的程度,以及过程中的探索.思考.创意等."因此,品德课堂教学评价应以发展性评 ...查看


  • 小白兔日记300字
  • 小白兔_300字 这天下午,我们从奶奶家带回了一只小白兔. 这只小白兔身体很小,从鼻子那儿到尾巴大约25厘米,除了眼睛和耳廓里边是红色的,其他部位都覆盖着纯白色的绒毛.它的尾巴特别可爱,短短的缩成了一个小绒球儿. 听爷爷说兔子特别喜欢吃胡萝 ...查看


  • 幸福日记400字
  • 幸福_400字 幸福是什么?妈妈和我讲,幸福是我和妈妈在一起我说不对:老师和我讲,幸福是和同学们念一段文字,我说不对:朋友和我讲,幸福是路上的欢声笑语,我说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只觉得幸福就是两个简简单单,平平凡凡的文字. ...查看


  • 唐宋诗人多钓鱼
  • 提起唐宋诗人,仅名垂青史的就有数十人之多.现代人只知道他们是流芳千古的诗词大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是不折不扣的钓鱼人,而且其中还不乏钓鱼高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3289.htm 在这些钓 ...查看


热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