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年
近代史研究 1997年09期
一、法国年鉴学派名家马可·布洛赫说：“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立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然坐在殿堂之首列。”马可·布洛赫的话表明马克思的明晰的科学思想是一切追求历史真理的人所能理解的，它有理由被人们奉为圭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学上最富于革命性、开创性的革新派。他们的先贤是五六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五老”。翦伯赞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为“五老”之一。我曾说过，外庐去世，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的活动终结了，毫无疑问，他们的科学成就，给予后人的启迪，现在灼然犹新，其中一些精确的东西，未来也将不朽。
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郭沫若、翦伯赞等老一辈历史学者，一开始就认定了它并非西方某个自称的“新”学说流派，而是一个区别于一切旧的社会历史学说的科学思想体系。他们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告诉了他“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是他研究的向导。翦伯赞的早期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实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郭、吕的著作出现在先，翦的《教程》时间虽然稍晚，但它是结合中国历史来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所以另有意义，尽管有些地方并不成熟。
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郭沫若1928年11月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那段经典式的叙述译成中文写在自己的日记上，叫做“读唯物史观公式”。《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的中译本相继于30年代前期出版流行。郭、翦都可以阅读外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理论自然不限于从中译本去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是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和结成相应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来开始自己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但人们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力与相应的社会关系、环境条件，而必须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环境条件的制约来从事创造。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社会人们被划分为不同利益的人群，即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相互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体系。其中某个部分发生变动，必定影响到另外部分也要发生变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相适合又不相适合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在阶级社会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缓和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每一个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关系体系。那种体系的基本变革，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社会关系体系变革的一个独特阶段。社会生产力不间断的革新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发展突破私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新阶段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以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除了宗教神学观点，就是处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观点支配之下。至于社会历史的存在和运动，它的根基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个人创造历史，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条件决定的，怎样决定的；社会历史过程能不能认定，或者如何认定，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人类社会历史最终将要走向何方；等等，都是以前或者根本没有提出，或者提出了，但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人们要把对历史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们是一些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以明确、清晰的语言极其深刻地作出了回答，而且所有的说明就像一整块钢铁一样，熔成一体，不可分割。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种种历史学说的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遵循这个体系，我们就有了可能对历史这个十分复杂，并且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统一过程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指导的。
中国“正史”与私家撰述资料涉及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加上近代出土器物，完全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历史的某些特点与延绵不绝的过程。“正史”中“玄鸟生商”、“天命有自”之类的神密观念不突出，只起陪衬作用，主要是讲“人事”。但所有种种“人事”又是怎么构成历史运动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王朝兴衰、“治与乱”、“分与合”、“英雄与时势”等的过程与相互关系的讨论上，或者再加上《礼运》关于原始社会大同之世的想像。各种记载中普遍存在的似乎隐而不彰的事物，人们就无法知其所以然了。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令有的人感到害怕。中国人最初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就是从以前人们根本看不到的眼前事物中，现在发现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从最旧的事物中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它们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对此不敢正视，由于感到害怕而极力反对，那就丝毫不足为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建筑在人类社会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只要历史存在，历史运动的这个基础没有封顶的日子，按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也就没有封顶的日子。现代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社会生产日新月异，人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断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创者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根据新的认识，不断丰富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进是后来者的任务。
三、翦伯赞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密切联系现实。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所进行的斗争尤其突出，现在更容易看出它的意义。当时“左”的政治路线直接影响学术界。历史研究、教学中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简单化、公式化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严重破坏。陈伯达十年以前就谈到过毛泽东主张的“百家争鸣”，这时讳莫如深；“文化革命”一开始，他提出打倒所谓“保皇派”，不是偶然的。康生担任中央理论组组长，一段时间里要求各地“写书”——写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主观、浮夸，“以论带史”一类的口号由他推广传播。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谈谈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结合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史与论》等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在那个背景下陆续发表的。它们联系实际，与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辩论，尖锐批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个别的话引起争议，也不难解释清楚。其中讲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坚持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有人攻击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那是制造政治诬陷。翦著反复强调的是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来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环境条件下，一定社会阶级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不要简单化、公式化，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认识历史。翦伯赞这个论述与同时的其他论述，出于同一个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这是明白无误的。如果说翦伯赞对抗了什么，那就是他对抗了陈伯达、康生等鼓吹宣传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假马克思主义。那种假马克思主义与“左”的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对抗它，实际上也就是抵抗它背后的“左”的政治路线。如果当时还看不出这方面的意义，现在或往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对于翦伯赞从事的斗争完全有理由给予一定的评价。
翦的论著中把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连在一起提出以后，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以为指出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一致又相区别，而且两者并非总是要关联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容易说清楚问题。后来有的评论说，翦文两个观点的并列，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上的进退两难处境，需要用后者对前者补偏救弊。那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内容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延绵甚久的讨论和争论，事实上提出的远不止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这个具体问题。即使并不明确，它是向我们指出：科学研究，一要坚持真理，二要追求真理。坚持与追求，两者有区别而又息息相联。社会历史在不断的运动演变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处在不断丰富、提高过程里。阶级、阶级斗争、历史主义这样的概念，同一切科学概念一样，与现实、现象可以而且经常存在着差异，不相符合。我们要看到事物的矛盾运动，要看到事物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真理，又追求真理，而不至于在认识达到某个阶段以后，就再也止步不前。
四、1952年，我在东厂胡同一号范文澜同志寓所与翦老相识，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大约5月底去北京医院看病，在走廊里相遇。那时他早已在北京大学受到猛烈围攻，我则处在陈伯达定调子的《人民日报》“六·三”社论打倒所谓史学界“东霸天”、“西霸天”的前夕。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在那十多年时间里，我有机会同翦老频繁共事和向他请教。他是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有些具体事项由我同他联系。《历史研究》创办之初，我们常在一起讨论稿件。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不久以后制订全国12年科学工作远景规划，我是社会科学方面具体工作负责者。凡与历史学有关的，无不请他参加讨论，或去个别征询意见。1958年，他主持的北大历史学讲座，邀我讲过评尚钺同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问题。题目不用说是我自己定的，事后也没有问过主持人的看法。尚著论点如何，自然可以讨论。但我的评论带有教条成分，1981年我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上作过自我批评。我与翦老一起参加的外事活动次数很多，大半是接待苏联、东欧、日本的学者，也有西方学者。他善于在谈笑风生之中回答问题，单述自己的观点。1960年9月苏联主办国际汉学家会议，同时召开苏联东方学会议，邀请中国派代表团与会。主管单位最初主张谢绝。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知道以后，认为我们不参加国际会议，苏联单方的会议仍然应该去。这是由于苏联撤退在华专家未久，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中国是否参加那次会议，涉及对外表态问题。中国学术代表团很快组成，翦老为团长，包括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者，通报了对方。会前不久，苏方突然通知，苏联东方学会议与国际汉学家会议合并，不单独举行，建议中国参加国际会议。我们没有接受。这成了莫斯科汉学家会议中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中苏分裂了。组织中国学术代表团时，考虑到会上可能出现矛盾和斗争，团长不但要在学术上，也要在政治经验上能够适应。翦老被认为是最适合的人选。这表明他德望宿孚，为众人所推服。1961年，中央民委邀请历史学家若干人，赴内蒙访古，我随翦、范、吕几老同行。1960至1962年间，翦老和其他一些同志很有几次聚餐座谈，时间不定，范、吕、吴晗、齐燕铭、黎澍、金灿然和我多半在场。“文化大革命”初这被揭发为所谓“裴多菲俱乐部”。谈话没有预定题目，历史教学、研究中的情况和问题当然是中心。翦老每次总要讲些看法。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论与史》就是这时写的。座谈中虽然事先事后都没有讨论过他的文章，彼此发言，角度有别，思想相通。长时间的交往，加深了我对翦老的认识。他热情忠厚，而又刚直不阿，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老一辈学者。侯外庐在《韧的追求》“翦伯赞的风格”一节中说，翦老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他兼备精深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最后在反革命集团逼供时宁死不作谤书，铸下了他的史德的最后一笔记录。翦老这位挚友出于肺腑的对他的评价，公允精当，不可移易。中国古人董狐、南史，道德高尚，坚持直笔，以死殉职，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上一直引为美谈。翦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遵守中国传统史学美德，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历史学上一种新的典范。
当初听说翦老的死，是有人说他与蒋介石有关系。大家觉得奇怪，不过我听翦老亲口讲，他见过蒋介石。那是他在重庆时一度由冯玉祥聘为历史教师。教室即冯住处会客室，听讲的有冯和他的副官等人。头年冬讲到第二年春天，春节初二上午就开讲。当他正与冯隔席相对，侃侃而谈时，传达人员匆匆进来报告：“蒋委员长到！”显然是来拜年的。他收拾书本，准备回避一下。冯连忙摇手制止说，不要动，继续讲。稍顷，蒋入室。冯起相迎，并指着翦向蒋介绍：这是我的历史老师某某先生。蒋点一下头，他也照办，然后离去。我说，这很像是冯在表演《三国演义》上的刘备种菜园。翦老说，但是更加巧合，也表现了冯的沉稳和机敏。要问翦伯赞与蒋介石有何关系，翦老除了作为革命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与蒋介石的统治处在相对抗的地位，十分偶然地参与了当权人物活动的一个小小场面，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作者介绍：刘大年，191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刘大年
近代史研究 1997年09期
一、法国年鉴学派名家马可·布洛赫说：“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立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然坐在殿堂之首列。”马可·布洛赫的话表明马克思的明晰的科学思想是一切追求历史真理的人所能理解的，它有理由被人们奉为圭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学上最富于革命性、开创性的革新派。他们的先贤是五六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五老”。翦伯赞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为“五老”之一。我曾说过，外庐去世，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的活动终结了，毫无疑问，他们的科学成就，给予后人的启迪，现在灼然犹新，其中一些精确的东西，未来也将不朽。
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郭沫若、翦伯赞等老一辈历史学者，一开始就认定了它并非西方某个自称的“新”学说流派，而是一个区别于一切旧的社会历史学说的科学思想体系。他们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告诉了他“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是他研究的向导。翦伯赞的早期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实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郭、吕的著作出现在先，翦的《教程》时间虽然稍晚，但它是结合中国历史来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所以另有意义，尽管有些地方并不成熟。
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郭沫若1928年11月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那段经典式的叙述译成中文写在自己的日记上，叫做“读唯物史观公式”。《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的中译本相继于30年代前期出版流行。郭、翦都可以阅读外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理论自然不限于从中译本去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是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和结成相应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来开始自己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但人们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力与相应的社会关系、环境条件，而必须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环境条件的制约来从事创造。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社会人们被划分为不同利益的人群，即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相互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体系。其中某个部分发生变动，必定影响到另外部分也要发生变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相适合又不相适合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在阶级社会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缓和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每一个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关系体系。那种体系的基本变革，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社会关系体系变革的一个独特阶段。社会生产力不间断的革新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发展突破私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新阶段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以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除了宗教神学观点，就是处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观点支配之下。至于社会历史的存在和运动，它的根基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个人创造历史，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条件决定的，怎样决定的；社会历史过程能不能认定，或者如何认定，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人类社会历史最终将要走向何方；等等，都是以前或者根本没有提出，或者提出了，但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人们要把对历史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们是一些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以明确、清晰的语言极其深刻地作出了回答，而且所有的说明就像一整块钢铁一样，熔成一体，不可分割。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种种历史学说的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遵循这个体系，我们就有了可能对历史这个十分复杂，并且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统一过程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指导的。
中国“正史”与私家撰述资料涉及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加上近代出土器物，完全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历史的某些特点与延绵不绝的过程。“正史”中“玄鸟生商”、“天命有自”之类的神密观念不突出，只起陪衬作用，主要是讲“人事”。但所有种种“人事”又是怎么构成历史运动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王朝兴衰、“治与乱”、“分与合”、“英雄与时势”等的过程与相互关系的讨论上，或者再加上《礼运》关于原始社会大同之世的想像。各种记载中普遍存在的似乎隐而不彰的事物，人们就无法知其所以然了。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令有的人感到害怕。中国人最初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就是从以前人们根本看不到的眼前事物中，现在发现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从最旧的事物中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它们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对此不敢正视，由于感到害怕而极力反对，那就丝毫不足为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建筑在人类社会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只要历史存在，历史运动的这个基础没有封顶的日子，按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也就没有封顶的日子。现代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社会生产日新月异，人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断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创者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根据新的认识，不断丰富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进是后来者的任务。
三、翦伯赞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密切联系现实。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所进行的斗争尤其突出，现在更容易看出它的意义。当时“左”的政治路线直接影响学术界。历史研究、教学中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简单化、公式化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严重破坏。陈伯达十年以前就谈到过毛泽东主张的“百家争鸣”，这时讳莫如深；“文化革命”一开始，他提出打倒所谓“保皇派”，不是偶然的。康生担任中央理论组组长，一段时间里要求各地“写书”——写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主观、浮夸，“以论带史”一类的口号由他推广传播。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谈谈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结合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史与论》等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在那个背景下陆续发表的。它们联系实际，与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辩论，尖锐批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个别的话引起争议，也不难解释清楚。其中讲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坚持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有人攻击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那是制造政治诬陷。翦著反复强调的是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来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环境条件下，一定社会阶级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不要简单化、公式化，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认识历史。翦伯赞这个论述与同时的其他论述，出于同一个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这是明白无误的。如果说翦伯赞对抗了什么，那就是他对抗了陈伯达、康生等鼓吹宣传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假马克思主义。那种假马克思主义与“左”的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对抗它，实际上也就是抵抗它背后的“左”的政治路线。如果当时还看不出这方面的意义，现在或往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对于翦伯赞从事的斗争完全有理由给予一定的评价。
翦的论著中把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连在一起提出以后，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以为指出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一致又相区别，而且两者并非总是要关联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容易说清楚问题。后来有的评论说，翦文两个观点的并列，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上的进退两难处境，需要用后者对前者补偏救弊。那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内容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延绵甚久的讨论和争论，事实上提出的远不止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这个具体问题。即使并不明确，它是向我们指出：科学研究，一要坚持真理，二要追求真理。坚持与追求，两者有区别而又息息相联。社会历史在不断的运动演变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处在不断丰富、提高过程里。阶级、阶级斗争、历史主义这样的概念，同一切科学概念一样，与现实、现象可以而且经常存在着差异，不相符合。我们要看到事物的矛盾运动，要看到事物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真理，又追求真理，而不至于在认识达到某个阶段以后，就再也止步不前。
四、1952年，我在东厂胡同一号范文澜同志寓所与翦老相识，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大约5月底去北京医院看病，在走廊里相遇。那时他早已在北京大学受到猛烈围攻，我则处在陈伯达定调子的《人民日报》“六·三”社论打倒所谓史学界“东霸天”、“西霸天”的前夕。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在那十多年时间里，我有机会同翦老频繁共事和向他请教。他是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有些具体事项由我同他联系。《历史研究》创办之初，我们常在一起讨论稿件。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不久以后制订全国12年科学工作远景规划，我是社会科学方面具体工作负责者。凡与历史学有关的，无不请他参加讨论，或去个别征询意见。1958年，他主持的北大历史学讲座，邀我讲过评尚钺同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问题。题目不用说是我自己定的，事后也没有问过主持人的看法。尚著论点如何，自然可以讨论。但我的评论带有教条成分，1981年我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上作过自我批评。我与翦老一起参加的外事活动次数很多，大半是接待苏联、东欧、日本的学者，也有西方学者。他善于在谈笑风生之中回答问题，单述自己的观点。1960年9月苏联主办国际汉学家会议，同时召开苏联东方学会议，邀请中国派代表团与会。主管单位最初主张谢绝。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知道以后，认为我们不参加国际会议，苏联单方的会议仍然应该去。这是由于苏联撤退在华专家未久，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中国是否参加那次会议，涉及对外表态问题。中国学术代表团很快组成，翦老为团长，包括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者，通报了对方。会前不久，苏方突然通知，苏联东方学会议与国际汉学家会议合并，不单独举行，建议中国参加国际会议。我们没有接受。这成了莫斯科汉学家会议中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中苏分裂了。组织中国学术代表团时，考虑到会上可能出现矛盾和斗争，团长不但要在学术上，也要在政治经验上能够适应。翦老被认为是最适合的人选。这表明他德望宿孚，为众人所推服。1961年，中央民委邀请历史学家若干人，赴内蒙访古，我随翦、范、吕几老同行。1960至1962年间，翦老和其他一些同志很有几次聚餐座谈，时间不定，范、吕、吴晗、齐燕铭、黎澍、金灿然和我多半在场。“文化大革命”初这被揭发为所谓“裴多菲俱乐部”。谈话没有预定题目，历史教学、研究中的情况和问题当然是中心。翦老每次总要讲些看法。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论与史》就是这时写的。座谈中虽然事先事后都没有讨论过他的文章，彼此发言，角度有别，思想相通。长时间的交往，加深了我对翦老的认识。他热情忠厚，而又刚直不阿，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老一辈学者。侯外庐在《韧的追求》“翦伯赞的风格”一节中说，翦老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他兼备精深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最后在反革命集团逼供时宁死不作谤书，铸下了他的史德的最后一笔记录。翦老这位挚友出于肺腑的对他的评价，公允精当，不可移易。中国古人董狐、南史，道德高尚，坚持直笔，以死殉职，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上一直引为美谈。翦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遵守中国传统史学美德，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历史学上一种新的典范。
当初听说翦老的死，是有人说他与蒋介石有关系。大家觉得奇怪，不过我听翦老亲口讲，他见过蒋介石。那是他在重庆时一度由冯玉祥聘为历史教师。教室即冯住处会客室，听讲的有冯和他的副官等人。头年冬讲到第二年春天，春节初二上午就开讲。当他正与冯隔席相对，侃侃而谈时，传达人员匆匆进来报告：“蒋委员长到！”显然是来拜年的。他收拾书本，准备回避一下。冯连忙摇手制止说，不要动，继续讲。稍顷，蒋入室。冯起相迎，并指着翦向蒋介绍：这是我的历史老师某某先生。蒋点一下头，他也照办，然后离去。我说，这很像是冯在表演《三国演义》上的刘备种菜园。翦老说，但是更加巧合，也表现了冯的沉稳和机敏。要问翦伯赞与蒋介石有何关系，翦老除了作为革命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与蒋介石的统治处在相对抗的地位，十分偶然地参与了当权人物活动的一个小小场面，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作者介绍：刘大年，191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