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８经济理论与实践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
吴晓燕，关庆华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社会资本理论有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三个核心要素，并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流失严重，表现为社会信任难以建立、互惠规范比较匮乏、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等，并带来社区认同缺失、集体合作困难、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等社区治理难题。为此，必须从培育社区社会信任、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构建紧密的邻里关系网络三个方面重构社区社会资本。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２；Ｄ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８７（２０１５）０８－００３７－０９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社会资本理论被政治学者帕特南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
［１］（Ｐ１９５）
立的信任关系。互惠规范在传统社会体现为“‘报’的观念和‘人情’法则”
［２］（Ｐ２９３）
，而在现
代社会则体现为以平等、自治、参与、宽容、妥协为主的公共精神和以契约意识、合作观念、遵守秩序为主的互惠价值观念。关系网络有垂直与横向之分，横向关系网络超越垂直关系网络的层级限制，将社会成员广泛地连接起来，在社区中主要体现为：“为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而形成的文体娱乐性组织网络；为居民和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的社区志愿者组织网络；为优化秩序，实现邻里互助，管理楼栋（院）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楼栋自我管理网络”
［２］（Ｐ３２１）
这一概念界定为研究社会资本理
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即从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关系网络这三个核心要素来测量和分析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可以分为特殊社会信任和普遍社会信任，其中，特殊信任体现为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建立的信任关系，普遍信任表现为人们基于业缘关系、制度遵守而同陌生人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
作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社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研究者最初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１ＢＺＺ０６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９１７）。［作者简介］吴晓燕（１９６９－），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与政府治理研究；关庆华（１９８７－），河南濮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农村政治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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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突出社区的地理性概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社区的内涵也日益丰富起来，涵盖了地理空间、人际关系、价值规范、情感联系、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例如，阿米泰・艾兹奥尼就认为社区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二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等”
［３］
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降低社区合作时的交易成本，解决社区合作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普遍互惠规范内含着契约意识、合作观念、诚实守信等价值理念，可以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降低社区合作时的监督成本，提升社区成员间的合作水平。此外，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增加社区居民重复博弈的机会，强化其诚信意识、声望观念、互。不难
发现，社区内涵中所强调的诸如关系网络、规范、价值观念等要素正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社区治理过程中特别强调社区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治理，内在地包含了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诸如信任、互惠、合作等一些价值理念。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不仅与社区治理具有很多契合之处，更能够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有利于和谐社区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积极培育社区认同，努力构建和谐社区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对于维护社区协作秩序、降低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改善社区人际关系、提升社区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普遍的互惠规范，诸如知恩图报、礼尚往来、合作双赢，可以加强社区居民的情感交流与利益共享，对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提升社区居民认同感都大有裨益。此外，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为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提供种类繁多的组织载体和互动平台，进而为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以及提升社区认同提供强大的支撑条件。
其次，有利于降低社区交易成本，促进社区成员合作。社区成员以协商、合作的形式参与社区治理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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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规范，进而降低社区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深化社区合作。
最后，有利于提升社区自治力量，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区自治力量，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是现代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组织中来，既可以为社会自治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可以提升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活力。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内在地要求包括文化娱乐组织、志愿公益组织、自我管理组织等各类社区自治组织的充分发展与良性互动，必将壮大社区自治力量，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参与需求，传递社区居民的多元利益诉求，对完善社区多元治理格局、改善社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传统消解与现代缺失
当前，在“村改居”社区，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不断消解，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导致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严重，社会信任难以建立起来，互惠规范十分匮乏，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
（一）社区社会信任难以建立
“村改居”社区中社会信任难以建立起来，社会信任状况不断恶化。具体而言，社区
居民的特殊信任半径向家庭内部收缩，信任程度呈下降趋势，普遍社会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其一，特殊社会信任半径向家庭内部收缩。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是一种差序格局，社会信任的程度因关系亲疏而有所不同，血缘关系的先赋性与绵延性在家庭、宗族内部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而频繁的社会互动维系着邻里朋友等熟人信任关系。在“村改人转化为熟人，进而加深了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居民的普遍社会信任有恶化的倾向。一方面，传统社会依靠熟人关系维系的普遍信任难以为继，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使“村改居”社区逐渐变为“半熟人”社区，原有的熟人关系难以继续支撑同大量陌生人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依靠契约关系维系的普遍信任尚未居”社区中，社区居民被高度卷入到市场中，利益观念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更渗透到人们的相互交往之中，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都深深地打上了利益的烙印，人际关系的“货币化”倾向明显。亲戚朋友为了利益反目成仇，生意场上的杀熟现象与传销组织对熟人关系的利用等等，都严重侵蚀着传统的熟人社会及其信任关系，社区居民的特殊社会信任半径逐渐向家庭内部收缩。
其二，特殊社会信任程度有下降趋势。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具有较为强烈的宗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并由此建立起深厚的社会信任关系。然而，在“村改居”社区中，绝大多数居民都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变革。工作性质的改变引发社交活动的变革，现代单元楼房的兴建，公共生产空间的消失，以及私人电子休闲方式的兴起等等，都极大地减少了社区居民情感交流的机会，流动性的增加促使人们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提高了人们行为决策的短期效益。这些变革共同促使了社区人际关系由密切转向疏远，而关系的疏远无疑又引发了社会信任程度的降低。
其三，普遍社会信任呈现恶化倾向。在乡村社会中，村民同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熟人关系，通过中间人的熟人与熟人对接将生
建立，工作流动频繁与职业规范匮乏使得“村改居”社区居民难以建立起业缘关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
（二）社区互惠规范比较匮乏
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互惠规范仍然很匮乏，表现为以“报”的观念和“人情”法则为主体的传统互惠规范约束力日趋下降，以公共精神和互惠价值为主体的现代社区互惠规范尚未形成，新旧社区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断层。
首先，传统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下降。在传统农村中，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的重复博弈和频繁互动，迫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都恪守互惠规范。然而，在“村改居”社区中，这些传统互惠规范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一方面，在“村改居”社区中，土地的失去与流动性的增加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特征及其熟人关系网络，熟人社会中有效运作的声望体系及其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村改居”社区居民的职业分化日趋显著，不仅降低了人们的利益关联，更削弱了互惠规范所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日渐式微。
其次，现代互惠规范尚未真正形成。在“村改居”社区中，一方面，社区公民教育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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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对个人私利的狂热追逐已经损害了互惠规范的发展。“在推崇私利的‘唯我独尊的年代’，则‘以人不助我，我不助人’为特征，这是对互惠准则的颠覆和讽刺。”
［４］（Ｐ１４９）
络规模还较小，邻里关系网络紧密度不断弱化，邻里关系网络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地位还不高。
其一，邻里关系网络规模还比较小。当前，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关系网络规模还较小，横向广泛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网络随着互动频率的降低和利益观念的侵蚀而不另一
方面，邻里关系网络还不够紧密，社区居民互动频率还较低，也不利于互惠规范的培育。现代社区互惠规范的培育，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日常实践中的积极参与和频繁互动。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和互动行为依然十分欠缺，密集的关系网络尚未形成，不利于社区现代互惠规范的生长。
最后，新旧互惠规范尚无法形成有效对接。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区”，传统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不断式微。与此同时，宏大的政治教育和空洞的道德宣传并未能有效培育起现代社区的互惠规范，由此引发某些领域中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的空白。例如，当前在“村改居”社区合作中出现的“搭便车”和“道德风险”，可以说就与社会互惠规范对接上的空白不无关联。在新旧互惠规范无法实现有效对接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在日常社区实践中便遭遇了价值选择难题，徘徊在道德与法理、人情与功利的分界线上，而社区成员的一时一己之私便可能打破“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知恩必报”的互惠链条，对社区互惠规范的建立造成不利影响。
（三）社区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衡量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三个维度，即“网络大小、连带强度和连带地位”
［５］
。
换言之，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用网络规模、关系紧密度、网络地位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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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收缩，邻里关系网络中的外围部分日益疏远和消解，社区邻里关系网络有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社区邻里组织发育滞后，严重影响了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发展壮大。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的发展既面临资金有限、成员业余、制度建设落后等发展困境，又存在居民参与度低、组织间互动不足等运转难题，社区邻里组织发展举步维艰，这也影响了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发展。
其二，邻里关系网络紧密度不断弱化。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把乡村社会编织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紧密联接的关系网络，并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但在“村改居”社区中，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却不断弱化。一方面，利益观念的侵蚀导致“村改居”社区中邻里互动呈现出功利化、形式化的色彩，人际关系的“货币化”倾向使得传统社会中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貌合神离。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文化的衰败，乡村集体记忆的式微，逐渐瓦解了社区内部的团结协作，导致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度降低。“文化败坏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传统的丧失，削弱了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６］（Ｐ１８７）
其三，邻里关系网络地位还不够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村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在
协调邻里关系、维持乡村秩序、改善乡村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社区邻里组织及邻里关系网络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邻里组织的发展及其关系网络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发育相对滞后，社区邻里组织及其关系网络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社区治理中仍发展历程缺乏了解，对社区公共事务、未来规划漠不关心。此外，“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滞后也是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社区中的文化建设并未将宏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化的社区文化巧妙地衔接起来，居民的社区意识淡薄便不可避免。
二是社区参与不足。“认同感不仅来自集体意识的塑造，更重要的需要社区成员对然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刚性”管理方式，而自下而上的“协商”“参与”等“柔性”治理方式还很欠缺，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回应性不足，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
三、“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流失带来的治理困境
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社区治理中对培育社区认同、提升治理绩效、完善治理格局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严重流失使社区治理陷入了困境。
（一）社区认同感缺失
学术界一般采用三个维度来衡量社区认同，即“社区意识、社区凝聚力和社会依恋度”
［７］
。换言之，社区认同感的培育要先后经
历生成社区意识、实现社区参与和形成社区依恋三个阶段。但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居民社区认同感的缺失。
一是社区意识淡薄。“村改居”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是导致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居民的“我社区”群体认知与地理认知观念不强，社区居民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不足，往往会对与自身利益无关的社区事务选择“理性的无知”，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人口规模、
社区生活的主动参与。”
［７］
但在“村改居”社
区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载体欠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导致“村改居”社区居民的主动社区参与不足。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发育滞后，社区自治组织间的横向联系不够紧密，横向密集的互动参与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难以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地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时存在相互推诿、讨价还价、隐性抗拒等现象，在公共事务的动员、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的意愿和效果。
三是社区依恋度不高。“传统乡村不仅是人们从事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一种经验传承、绵延传统、代代相袭的文化共同体。”
［８］
在“村改居”社区中，
乡村庙会、祠堂、戏台等物质文化资源逐渐消失，历史传说、节日习俗、祭祀仪式等非物质文化资源趋向瓦解，农民向市民的快速转身带来了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困境，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区居民的社区依恋度。此外，在“村改居”社区中，集体资产消失与就业形式多元化，不仅降低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关联度，更是削弱了社区认同的根基，因为“社会认同的构建离不开其现实的利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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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利益是形成社会认同的根源所在”
（二）集体合作陷入困境
［７］
。
种“永不合作”策略将成为“村改居”社区中的一种“均衡状态”，并不断地自我强化。这种“永不合作”的策略，必将给社区合作带来毁灭性打击，并给社区治理带来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必须打破社区合作中“永不合作”的困境，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改善社区合作的支撑条件，逐步过渡到自我强化的“互惠博弈”。
“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严重，社区成员间的合作成本不断增加，并经常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一是“搭便车”现象严重。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熟人社会中声望体系所提供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难以为继，而现代社区互惠规范生长又十分缓慢。因而，在社区合作中，社区居民的行为规范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导致“搭便车”现象广泛存在。“搭便车”现象短期内会诱使其他成员加入到“搭便车”的队伍中来，长期而言必将侵蚀社区合作的基础。为此，必须着力克服集体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积极培育普遍互惠的社区规范，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为社区合作提供重要的保障条件。
二是“道德风险”问题突出。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增加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机率。社区成员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导致社区合作或是难以达成，或是欺诈行为频发。社区互惠规范以及邻里关系网络的稀缺，致使社区合作过程中诚实守信的行为难以得到充分鼓励和褒奖，损人利己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既为“道德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也给社区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为此，防范和化解“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积极构建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创设良好的社区合作环境。
三是陷入“永不合作”困境。在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情况下，社区合作中的行为失范问题往往会比较突出，反复博弈中“利用”和“背叛”将逐渐取代“信任”与“合作”成为获取更大利益的现实策略，若任其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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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这也是多元治理格局未能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是多元主体力量结构失衡。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多元主体的力量结构发生失衡。一方面，“村改居”社区中政府组织一家独大，不仅设置有社区工作站、社区警务室等组织机构，更将政府职能延伸到社区基层，以支撑对社区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发育滞后，组织运行不规范，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社区居委会的执行性较强，群众自治功能异化。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水平不高，难以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可见，在“村改居”社区，多元主体的力量结构发育还很不平衡，这显然不利于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二是主体角色定位不明晰。理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是构建现代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重要前提。在“村改居”社区中，政府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社区工作站几乎将政府的“一只脚”踏入了社区，面临着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的任务。社区居委会在运行中行政化倾向明显，与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功能定位存在差距。社区自治组织力量薄弱，成了政府组织的“影子”，与其自治组织
的功能定位相去甚远。社区居民参与仍然较多沿用动员式执行性的参与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可见，在“村改居”社区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已经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
三是主体间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应当包含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种机制。”
［９］
重构社区社会信任。“村改居”社区文化兼具传统乡土特性与现代文化因素，重构社区社会信任便要以此为出发点，积极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一方面，要传承和弘扬传统优良美德和优秀文化，密切情感纽带和互惠原则，倡导和睦的邻里关系，以增进社区社会信任。“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但在“村改
居”社区中，社会资本流失严重，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社会信任的缺失增加了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成本，多元治理主体间未能建立稳定的沟通平台，因而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对话机制和信任机制。另一方面，互惠规范的匮乏与参与网络的稀疏不仅给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带来不便，也难以培育多元主体间的妥协意识和共享观念，因而难以建立起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协商与共享机制。社区多元主体间互动机制的欠缺，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
四、“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分析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资源，对于增进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合作、改善治理绩效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给社区治理带来的诸多难题，破解之道在于重构社区社会资本。
（一）积极培育社区社会信任
积极培育社会信任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所在。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伦理信任关系消解，现代契约信任关系缺失，社区信任状况恶化。为此，培育社区社会信任，既要积极重构传统伦理信任关系，又要积极建立现代契约信任关系。
其一，促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
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
［１０］（Ｐ４１５）
另一
方面，要加强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塑造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互惠价值，增进社区居民的契约信任。总之，要积极培植内聚性社区文化，借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合力来重构社区社会信任。
其二，完善法律和制度建设，建立社会信任的保障机制。“社会信任只有在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资产。”
［３］
“村改居”社区要积极培育契约信任，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建构社会信任的保障机制，使社区信任关系建立在对制度规范的信任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就是，建立起社会信任的长效激励机制和长效惩罚机制，前者要求政府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综合运用实物奖励和授予荣誉等多种激励手段，建立正向奖励机制，而后者则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综合运用物质受损和名誉损失等综合手段，对破坏社会信任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其三，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培植社区社会信任。在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中，社区居民可以进行重复博弈与频繁互动，从而有助于培植社区社会信任。因此，在“村改居”社区中，要着力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借此培植社会信任。一方面，积极发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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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邻里组织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和互帮互助活动，搭建社区参与的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例如兴建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广场、社区体育健身中心等。另一方面，构建社区居民利益攸关的公共议题，积极发展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益事业，以共同的利益牵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互动中来，进而增进社区社会信任。
区互惠规范。搭建横向密集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既是声望道德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互惠规范生长的重要条件。在日益开放的社区中，声望道德的作用效力有弱化倾向，为此，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的道德互惠意识；同时积极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加强社区邻里间的互动交流与互帮互助，编织密集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
（二）着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
努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在“村改居”社区中，着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既要挖掘和弘扬传统互惠规范，又要培育和发展现代互惠规范，寻求两者的巧妙结合。
首先，通过推进社区文化建设来培育互惠规范。在“村改居”社区中，可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培育社区互惠规范。其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教育。要发挥社区网站、社区宣传栏、社区宣传队、社区文化体验室等文化宣传合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传统美德，培育现代互惠精神。其二，要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包容性。要深入挖掘滋养互惠规范的传统文化资源，立足实际开展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其三，要构建生活化的社区文化。只有把宏大的政治灌输与空洞的道德宣传转变为社区居民切实可行的道德实践，融入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来，社区文化建设才有生命力，互惠规范培育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其次，借助社区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来培育互惠规范。邻里关系网络中的声望道德体系可以为互惠规范的生长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村改居”社区中，可以借助社区内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来培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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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完善的制度规范来弥补社区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的空白。在“村改居”社区中，针对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增强社区行动的稳定预期，指引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一方面，可以通过倡导和宣传社区的管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增强社区居民的规则意识，从而构建良好的社区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宣传和践行社区文明公约，来逐步扭转人情往来中的攀比之风。总之，通过建立健全社区制度规范来解决社区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的困难，创造良好的社区发展环境，促进社区互惠规范的发育和完善。
（三）努力构建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构建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应有之义。为此，在“村改居”社区中，要着力构建以社区文化娱乐组织、社区志愿性公益组织、社区自我管理服务组织为组织载体的邻里关系网络，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一，建立形式多样的社区自治组织，搭建邻里关系网络的组织载体。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社区文化娱乐组织，将不同爱好的社区居民聚集起来，有助于密切社区居民间的
交往，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健全规章制度、提供资金支持等措施改善志愿组织运转的基础条件，规范社区志愿组织的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巡逻、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爱心捐赠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通过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不断改善社区自我管理组织的运转条件，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总之，应当建立形式多建社区公共议题，发挥利益关联的桥梁作用，来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总之，通过认同驱使和利益诱导来调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到社区邻里组织中来，以保障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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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密切各类组织间的交流互动，编织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在“村改居”社区中，各类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有限，影响了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为此，必须不断开展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娱乐组织既可以为社区志愿活动提供宣传动员，也可以为社区竞赛活动烘托氛围，而社区志愿组织中的法律咨询组织还可以为社区自我管理组织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总之，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内部组织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实现社区组织间的优势互补，又可以调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从而为编织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创造条件。
其三，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动力，保障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的建立，既需要邻里间的日常交往，更离不开社区居民对邻里组织广泛而有效的参与。一方面，必须大力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进而提高对社区中自治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促进社区居民的利益社区化，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动力。通过兴办社区公益事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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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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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
作者：
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吴晓燕， 关庆华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637000求实
Truth Seeking2015(8)
引用本文格式：吴晓燕. 关庆华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期刊论文]-求实 2015(8)
２０１５．８经济理论与实践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
吴晓燕，关庆华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社会资本理论有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三个核心要素，并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流失严重，表现为社会信任难以建立、互惠规范比较匮乏、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等，并带来社区认同缺失、集体合作困难、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等社区治理难题。为此，必须从培育社区社会信任、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构建紧密的邻里关系网络三个方面重构社区社会资本。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２；Ｄ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８７（２０１５）０８－００３７－０９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社会资本理论被政治学者帕特南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
［１］（Ｐ１９５）
立的信任关系。互惠规范在传统社会体现为“‘报’的观念和‘人情’法则”
［２］（Ｐ２９３）
，而在现
代社会则体现为以平等、自治、参与、宽容、妥协为主的公共精神和以契约意识、合作观念、遵守秩序为主的互惠价值观念。关系网络有垂直与横向之分，横向关系网络超越垂直关系网络的层级限制，将社会成员广泛地连接起来，在社区中主要体现为：“为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而形成的文体娱乐性组织网络；为居民和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的社区志愿者组织网络；为优化秩序，实现邻里互助，管理楼栋（院）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楼栋自我管理网络”
［２］（Ｐ３２１）
这一概念界定为研究社会资本理
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即从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关系网络这三个核心要素来测量和分析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可以分为特殊社会信任和普遍社会信任，其中，特殊信任体现为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建立的信任关系，普遍信任表现为人们基于业缘关系、制度遵守而同陌生人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
作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社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研究者最初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１ＢＺＺ０６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９１７）。［作者简介］吴晓燕（１９６９－），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与政府治理研究；关庆华（１９８７－），河南濮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农村政治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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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突出社区的地理性概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社区的内涵也日益丰富起来，涵盖了地理空间、人际关系、价值规范、情感联系、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例如，阿米泰・艾兹奥尼就认为社区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二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等”
［３］
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降低社区合作时的交易成本，解决社区合作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普遍互惠规范内含着契约意识、合作观念、诚实守信等价值理念，可以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降低社区合作时的监督成本，提升社区成员间的合作水平。此外，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增加社区居民重复博弈的机会，强化其诚信意识、声望观念、互。不难
发现，社区内涵中所强调的诸如关系网络、规范、价值观念等要素正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社区治理过程中特别强调社区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治理，内在地包含了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诸如信任、互惠、合作等一些价值理念。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不仅与社区治理具有很多契合之处，更能够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有利于和谐社区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积极培育社区认同，努力构建和谐社区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对于维护社区协作秩序、降低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改善社区人际关系、提升社区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普遍的互惠规范，诸如知恩图报、礼尚往来、合作双赢，可以加强社区居民的情感交流与利益共享，对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提升社区居民认同感都大有裨益。此外，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为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提供种类繁多的组织载体和互动平台，进而为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以及提升社区认同提供强大的支撑条件。
其次，有利于降低社区交易成本，促进社区成员合作。社区成员以协商、合作的形式参与社区治理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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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规范，进而降低社区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深化社区合作。
最后，有利于提升社区自治力量，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区自治力量，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是现代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组织中来，既可以为社会自治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可以提升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活力。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内在地要求包括文化娱乐组织、志愿公益组织、自我管理组织等各类社区自治组织的充分发展与良性互动，必将壮大社区自治力量，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参与需求，传递社区居民的多元利益诉求，对完善社区多元治理格局、改善社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传统消解与现代缺失
当前，在“村改居”社区，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不断消解，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导致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严重，社会信任难以建立起来，互惠规范十分匮乏，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
（一）社区社会信任难以建立
“村改居”社区中社会信任难以建立起来，社会信任状况不断恶化。具体而言，社区
居民的特殊信任半径向家庭内部收缩，信任程度呈下降趋势，普遍社会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其一，特殊社会信任半径向家庭内部收缩。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是一种差序格局，社会信任的程度因关系亲疏而有所不同，血缘关系的先赋性与绵延性在家庭、宗族内部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而频繁的社会互动维系着邻里朋友等熟人信任关系。在“村改人转化为熟人，进而加深了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居民的普遍社会信任有恶化的倾向。一方面，传统社会依靠熟人关系维系的普遍信任难以为继，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使“村改居”社区逐渐变为“半熟人”社区，原有的熟人关系难以继续支撑同大量陌生人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依靠契约关系维系的普遍信任尚未居”社区中，社区居民被高度卷入到市场中，利益观念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更渗透到人们的相互交往之中，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都深深地打上了利益的烙印，人际关系的“货币化”倾向明显。亲戚朋友为了利益反目成仇，生意场上的杀熟现象与传销组织对熟人关系的利用等等，都严重侵蚀着传统的熟人社会及其信任关系，社区居民的特殊社会信任半径逐渐向家庭内部收缩。
其二，特殊社会信任程度有下降趋势。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具有较为强烈的宗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并由此建立起深厚的社会信任关系。然而，在“村改居”社区中，绝大多数居民都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变革。工作性质的改变引发社交活动的变革，现代单元楼房的兴建，公共生产空间的消失，以及私人电子休闲方式的兴起等等，都极大地减少了社区居民情感交流的机会，流动性的增加促使人们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提高了人们行为决策的短期效益。这些变革共同促使了社区人际关系由密切转向疏远，而关系的疏远无疑又引发了社会信任程度的降低。
其三，普遍社会信任呈现恶化倾向。在乡村社会中，村民同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熟人关系，通过中间人的熟人与熟人对接将生
建立，工作流动频繁与职业规范匮乏使得“村改居”社区居民难以建立起业缘关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
（二）社区互惠规范比较匮乏
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互惠规范仍然很匮乏，表现为以“报”的观念和“人情”法则为主体的传统互惠规范约束力日趋下降，以公共精神和互惠价值为主体的现代社区互惠规范尚未形成，新旧社区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断层。
首先，传统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下降。在传统农村中，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的重复博弈和频繁互动，迫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都恪守互惠规范。然而，在“村改居”社区中，这些传统互惠规范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一方面，在“村改居”社区中，土地的失去与流动性的增加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特征及其熟人关系网络，熟人社会中有效运作的声望体系及其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村改居”社区居民的职业分化日趋显著，不仅降低了人们的利益关联，更削弱了互惠规范所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日渐式微。
其次，现代互惠规范尚未真正形成。在“村改居”社区中，一方面，社区公民教育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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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对个人私利的狂热追逐已经损害了互惠规范的发展。“在推崇私利的‘唯我独尊的年代’，则‘以人不助我，我不助人’为特征，这是对互惠准则的颠覆和讽刺。”
［４］（Ｐ１４９）
络规模还较小，邻里关系网络紧密度不断弱化，邻里关系网络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地位还不高。
其一，邻里关系网络规模还比较小。当前，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关系网络规模还较小，横向广泛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网络随着互动频率的降低和利益观念的侵蚀而不另一
方面，邻里关系网络还不够紧密，社区居民互动频率还较低，也不利于互惠规范的培育。现代社区互惠规范的培育，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日常实践中的积极参与和频繁互动。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和互动行为依然十分欠缺，密集的关系网络尚未形成，不利于社区现代互惠规范的生长。
最后，新旧互惠规范尚无法形成有效对接。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区”，传统互惠规范的道德约束力不断式微。与此同时，宏大的政治教育和空洞的道德宣传并未能有效培育起现代社区的互惠规范，由此引发某些领域中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的空白。例如，当前在“村改居”社区合作中出现的“搭便车”和“道德风险”，可以说就与社会互惠规范对接上的空白不无关联。在新旧互惠规范无法实现有效对接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在日常社区实践中便遭遇了价值选择难题，徘徊在道德与法理、人情与功利的分界线上，而社区成员的一时一己之私便可能打破“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知恩必报”的互惠链条，对社区互惠规范的建立造成不利影响。
（三）社区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衡量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三个维度，即“网络大小、连带强度和连带地位”
［５］
。
换言之，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用网络规模、关系紧密度、网络地位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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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收缩，邻里关系网络中的外围部分日益疏远和消解，社区邻里关系网络有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社区邻里组织发育滞后，严重影响了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发展壮大。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的发展既面临资金有限、成员业余、制度建设落后等发展困境，又存在居民参与度低、组织间互动不足等运转难题，社区邻里组织发展举步维艰，这也影响了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发展。
其二，邻里关系网络紧密度不断弱化。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把乡村社会编织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紧密联接的关系网络，并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但在“村改居”社区中，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却不断弱化。一方面，利益观念的侵蚀导致“村改居”社区中邻里互动呈现出功利化、形式化的色彩，人际关系的“货币化”倾向使得传统社会中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貌合神离。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文化的衰败，乡村集体记忆的式微，逐渐瓦解了社区内部的团结协作，导致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度降低。“文化败坏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传统的丧失，削弱了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６］（Ｐ１８７）
其三，邻里关系网络地位还不够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村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在
协调邻里关系、维持乡村秩序、改善乡村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社区邻里组织及邻里关系网络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邻里组织的发展及其关系网络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但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邻里组织发育相对滞后，社区邻里组织及其关系网络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社区治理中仍发展历程缺乏了解，对社区公共事务、未来规划漠不关心。此外，“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滞后也是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社区中的文化建设并未将宏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化的社区文化巧妙地衔接起来，居民的社区意识淡薄便不可避免。
二是社区参与不足。“认同感不仅来自集体意识的塑造，更重要的需要社区成员对然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刚性”管理方式，而自下而上的“协商”“参与”等“柔性”治理方式还很欠缺，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回应性不足，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
三、“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流失带来的治理困境
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社区治理中对培育社区认同、提升治理绩效、完善治理格局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严重流失使社区治理陷入了困境。
（一）社区认同感缺失
学术界一般采用三个维度来衡量社区认同，即“社区意识、社区凝聚力和社会依恋度”
［７］
。换言之，社区认同感的培育要先后经
历生成社区意识、实现社区参与和形成社区依恋三个阶段。但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居民社区认同感的缺失。
一是社区意识淡薄。“村改居”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是导致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在“村改居”社区中，社区居民的“我社区”群体认知与地理认知观念不强，社区居民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不足，往往会对与自身利益无关的社区事务选择“理性的无知”，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人口规模、
社区生活的主动参与。”
［７］
但在“村改居”社
区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载体欠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导致“村改居”社区居民的主动社区参与不足。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发育滞后，社区自治组织间的横向联系不够紧密，横向密集的互动参与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难以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地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时存在相互推诿、讨价还价、隐性抗拒等现象，在公共事务的动员、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的意愿和效果。
三是社区依恋度不高。“传统乡村不仅是人们从事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一种经验传承、绵延传统、代代相袭的文化共同体。”
［８］
在“村改居”社区中，
乡村庙会、祠堂、戏台等物质文化资源逐渐消失，历史传说、节日习俗、祭祀仪式等非物质文化资源趋向瓦解，农民向市民的快速转身带来了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困境，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区居民的社区依恋度。此外，在“村改居”社区中，集体资产消失与就业形式多元化，不仅降低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关联度，更是削弱了社区认同的根基，因为“社会认同的构建离不开其现实的利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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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利益是形成社会认同的根源所在”
（二）集体合作陷入困境
［７］
。
种“永不合作”策略将成为“村改居”社区中的一种“均衡状态”，并不断地自我强化。这种“永不合作”的策略，必将给社区合作带来毁灭性打击，并给社区治理带来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必须打破社区合作中“永不合作”的困境，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改善社区合作的支撑条件，逐步过渡到自我强化的“互惠博弈”。
“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严重，社区成员间的合作成本不断增加，并经常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一是“搭便车”现象严重。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熟人社会中声望体系所提供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难以为继，而现代社区互惠规范生长又十分缓慢。因而，在社区合作中，社区居民的行为规范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导致“搭便车”现象广泛存在。“搭便车”现象短期内会诱使其他成员加入到“搭便车”的队伍中来，长期而言必将侵蚀社区合作的基础。为此，必须着力克服集体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积极培育普遍互惠的社区规范，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为社区合作提供重要的保障条件。
二是“道德风险”问题突出。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增加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机率。社区成员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导致社区合作或是难以达成，或是欺诈行为频发。社区互惠规范以及邻里关系网络的稀缺，致使社区合作过程中诚实守信的行为难以得到充分鼓励和褒奖，损人利己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既为“道德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也给社区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为此，防范和化解“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积极构建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创设良好的社区合作环境。
三是陷入“永不合作”困境。在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情况下，社区合作中的行为失范问题往往会比较突出，反复博弈中“利用”和“背叛”将逐渐取代“信任”与“合作”成为获取更大利益的现实策略，若任其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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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这也是多元治理格局未能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是多元主体力量结构失衡。在“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多元主体的力量结构发生失衡。一方面，“村改居”社区中政府组织一家独大，不仅设置有社区工作站、社区警务室等组织机构，更将政府职能延伸到社区基层，以支撑对社区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发育滞后，组织运行不规范，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社区居委会的执行性较强，群众自治功能异化。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水平不高，难以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可见，在“村改居”社区，多元主体的力量结构发育还很不平衡，这显然不利于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二是主体角色定位不明晰。理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是构建现代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重要前提。在“村改居”社区中，政府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社区工作站几乎将政府的“一只脚”踏入了社区，面临着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的任务。社区居委会在运行中行政化倾向明显，与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功能定位存在差距。社区自治组织力量薄弱，成了政府组织的“影子”，与其自治组织
的功能定位相去甚远。社区居民参与仍然较多沿用动员式执行性的参与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可见，在“村改居”社区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已经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
三是主体间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应当包含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种机制。”
［９］
重构社区社会信任。“村改居”社区文化兼具传统乡土特性与现代文化因素，重构社区社会信任便要以此为出发点，积极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一方面，要传承和弘扬传统优良美德和优秀文化，密切情感纽带和互惠原则，倡导和睦的邻里关系，以增进社区社会信任。“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但在“村改
居”社区中，社会资本流失严重，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社会信任的缺失增加了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成本，多元治理主体间未能建立稳定的沟通平台，因而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对话机制和信任机制。另一方面，互惠规范的匮乏与参与网络的稀疏不仅给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带来不便，也难以培育多元主体间的妥协意识和共享观念，因而难以建立起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协商与共享机制。社区多元主体间互动机制的欠缺，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
四、“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分析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资源，对于增进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合作、改善治理绩效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给社区治理带来的诸多难题，破解之道在于重构社区社会资本。
（一）积极培育社区社会信任
积极培育社会信任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所在。在“村改居”社区中，传统伦理信任关系消解，现代契约信任关系缺失，社区信任状况恶化。为此，培育社区社会信任，既要积极重构传统伦理信任关系，又要积极建立现代契约信任关系。
其一，促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
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
［１０］（Ｐ４１５）
另一
方面，要加强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塑造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互惠价值，增进社区居民的契约信任。总之，要积极培植内聚性社区文化，借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合力来重构社区社会信任。
其二，完善法律和制度建设，建立社会信任的保障机制。“社会信任只有在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资产。”
［３］
“村改居”社区要积极培育契约信任，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建构社会信任的保障机制，使社区信任关系建立在对制度规范的信任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就是，建立起社会信任的长效激励机制和长效惩罚机制，前者要求政府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综合运用实物奖励和授予荣誉等多种激励手段，建立正向奖励机制，而后者则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综合运用物质受损和名誉损失等综合手段，对破坏社会信任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其三，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培植社区社会信任。在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中，社区居民可以进行重复博弈与频繁互动，从而有助于培植社区社会信任。因此，在“村改居”社区中，要着力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借此培植社会信任。一方面，积极发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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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邻里组织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和互帮互助活动，搭建社区参与的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例如兴建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广场、社区体育健身中心等。另一方面，构建社区居民利益攸关的公共议题，积极发展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益事业，以共同的利益牵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互动中来，进而增进社区社会信任。
区互惠规范。搭建横向密集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既是声望道德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互惠规范生长的重要条件。在日益开放的社区中，声望道德的作用效力有弱化倾向，为此，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的道德互惠意识；同时积极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加强社区邻里间的互动交流与互帮互助，编织密集的社区邻里关系网络。
（二）着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
努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在“村改居”社区中，着力完善社区互惠规范，既要挖掘和弘扬传统互惠规范，又要培育和发展现代互惠规范，寻求两者的巧妙结合。
首先，通过推进社区文化建设来培育互惠规范。在“村改居”社区中，可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培育社区互惠规范。其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教育。要发挥社区网站、社区宣传栏、社区宣传队、社区文化体验室等文化宣传合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传统美德，培育现代互惠精神。其二，要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包容性。要深入挖掘滋养互惠规范的传统文化资源，立足实际开展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其三，要构建生活化的社区文化。只有把宏大的政治灌输与空洞的道德宣传转变为社区居民切实可行的道德实践，融入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来，社区文化建设才有生命力，互惠规范培育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其次，借助社区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来培育互惠规范。邻里关系网络中的声望道德体系可以为互惠规范的生长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村改居”社区中，可以借助社区内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来培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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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完善的制度规范来弥补社区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的空白。在“村改居”社区中，针对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增强社区行动的稳定预期，指引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一方面，可以通过倡导和宣传社区的管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增强社区居民的规则意识，从而构建良好的社区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宣传和践行社区文明公约，来逐步扭转人情往来中的攀比之风。总之，通过建立健全社区制度规范来解决社区新旧互惠规范对接上的困难，创造良好的社区发展环境，促进社区互惠规范的发育和完善。
（三）努力构建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构建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是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应有之义。为此，在“村改居”社区中，要着力构建以社区文化娱乐组织、社区志愿性公益组织、社区自我管理服务组织为组织载体的邻里关系网络，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一，建立形式多样的社区自治组织，搭建邻里关系网络的组织载体。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社区文化娱乐组织，将不同爱好的社区居民聚集起来，有助于密切社区居民间的
交往，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健全规章制度、提供资金支持等措施改善志愿组织运转的基础条件，规范社区志愿组织的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巡逻、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爱心捐赠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通过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不断改善社区自我管理组织的运转条件，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总之，应当建立形式多建社区公共议题，发挥利益关联的桥梁作用，来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总之，通过认同驱使和利益诱导来调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到社区邻里组织中来，以保障社区邻里关系网络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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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密切各类组织间的交流互动，编织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在“村改居”社区中，各类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有限，影响了邻里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为此，必须不断开展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娱乐组织既可以为社区志愿活动提供宣传动员，也可以为社区竞赛活动烘托氛围，而社区志愿组织中的法律咨询组织还可以为社区自我管理组织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总之，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内部组织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实现社区组织间的优势互补，又可以调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从而为编织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创造条件。
其三，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动力，保障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横向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的建立，既需要邻里间的日常交往，更离不开社区居民对邻里组织广泛而有效的参与。一方面，必须大力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进而提高对社区中自治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促进社区居民的利益社区化，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动力。通过兴办社区公益事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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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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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
作者：
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吴晓燕， 关庆华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637000求实
Truth Seeking2015(8)
引用本文格式：吴晓燕. 关庆华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期刊论文]-求实 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