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伦理
记得好几年前，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经济学家樊纲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不道德的经济学》。
文章的大意是说，经济学只负责研究经济，和道德伦理无关。
文章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其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
文章说：经济学家也是人，也生活在世俗的社会上，也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也受不道德行为的困扰，也因见到不道德现象而义愤。而且经济学家从其专业知识出发，可能特别懂得一个道理：人们不讲道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较大，因此，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个人，也不可避免地想要“谈道德”。但我以为，他应该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当作一件业余爱好做这件事，而不应当作是他的本职工作。既然是业余活动，最好也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变得不务正业，耽误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冷静而现实地进行经济分析。
我引用这些话，丝毫没有批评樊纲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是对的。这些话是理性的。
但是，不妨碍我现在越来越关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之所以关注，是我觉得现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伦理，丧失伦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好比说，关于与香烟有关的产业发展和禁烟问题。
中国要不要禁烟？
据统计，我国吸烟人数约为三亿五千万，居世界第一。而遭被动吸烟危害的更是高达七亿四千万。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亿八千万！我国每年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肺癌等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有人预计，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会高达两百万。
毫无疑问，为了国民的健康，必须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
如果要禁烟，首先就要限制烟草产业的发展，包括限制烟草的种植和生产等等。
但是，据我所知，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制烟草危害的法律。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对烟草极其危害，是采取的听之任之的态度。
岂止是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纵容。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去云南贵州这些地方。从云南的昆明一直到昭通，从昭通一直到中水，到石门坎的苏科寨，所到之处，全是种植的烟叶，漫山遍野。
为什么？驱动力显然是因为经济。
我们知道，烟草已经成为我国财政税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以武汉市为例。
武汉市2010年财政收入1800亿，其中，来自烟草行业300亿，汽车行业200亿，石油行业200亿。烟草排在第一位。武汉市提供财政收入最多的东西湖区，一年提供财政税收大约100亿。一个烟草行业，就大约相当于3个东西湖区。
据了解，云南省一年的烟草利税大约在1300亿左右。
如此巨额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益，地方政府当然要及其重视，要全力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没有全国性的数字，但是从国家紧紧抓住烟草专营这一点来看，全国烟草行业一年我国家提供的利税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一边是在死人，一边是巨额利润，政府如何选择？
这就不仅仅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一个道德立场问题。
我们究竟是要做一个健康的民族，还是要做一个自戕的民族？
类似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还很多。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石油。
这次中国发生大面积的雾霾，充分引起国人的警觉。
后来大家发现，雾霾的形成，和我国目前使用的油品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国油品的标准低，汽油含硫高，所以汽车尾气的排放中pm2.5的含量高，专家估计，机动车排放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油品质量密切相关。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污染对pm2.5的贡献为百分之二十二！
石油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些石油行业的领导人肯定是非常明白他们为社会提供的油品是什么质量的，他们也肯定知道这样的油品供应给社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他们依然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产和供应这种油品。直到雾霾遮蔽了中国的天空。
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丧失伦理的行为！
这种低劣的油品会产生大量的pm2.5,而pm2.5又会导致肺癌。所以，生产和供应这种低劣油品，几乎就是杀人！
但是他们依然如此。
再说一个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也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这些年，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公共财政从2008年的5.1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11.7万亿五年翻了一倍多。
按理说，国家繁荣了富裕了，国家有钱了，就要来改善民生，让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但是，这个五年来，我们关系民众福祉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养老等等，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除了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有些投入，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现象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两项几乎在全世界190个主权国家都在实行的福利制度，唯独在中国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在民众对这种分配政策不满的同时，是政府消费和各项行政经费惊人的增长。我们看到，这些年，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极尽奢华；各级政府机构急遽膨胀，公务员数量迅速增长；各级政府的交际接待费用与日俱增，政府采购出手阔绰，一掷万金；行政机关架床叠屋，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这种公共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丧失伦理。
经济学家可以不关心道德，经济学家可以不关心伦理，甚至经济学可以“不道德”。
但是，经济行为不能不要伦理，经济行为不能不道德。
那么，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该由谁来研究呢？
经济学的伦理
记得好几年前，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经济学家樊纲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不道德的经济学》。
文章的大意是说，经济学只负责研究经济，和道德伦理无关。
文章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其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
文章说：经济学家也是人，也生活在世俗的社会上，也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也受不道德行为的困扰，也因见到不道德现象而义愤。而且经济学家从其专业知识出发，可能特别懂得一个道理：人们不讲道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较大，因此，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个人，也不可避免地想要“谈道德”。但我以为，他应该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当作一件业余爱好做这件事，而不应当作是他的本职工作。既然是业余活动，最好也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变得不务正业，耽误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冷静而现实地进行经济分析。
我引用这些话，丝毫没有批评樊纲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是对的。这些话是理性的。
但是，不妨碍我现在越来越关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之所以关注，是我觉得现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伦理，丧失伦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好比说，关于与香烟有关的产业发展和禁烟问题。
中国要不要禁烟？
据统计，我国吸烟人数约为三亿五千万，居世界第一。而遭被动吸烟危害的更是高达七亿四千万。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亿八千万！我国每年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肺癌等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有人预计，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会高达两百万。
毫无疑问，为了国民的健康，必须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
如果要禁烟，首先就要限制烟草产业的发展，包括限制烟草的种植和生产等等。
但是，据我所知，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制烟草危害的法律。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对烟草极其危害，是采取的听之任之的态度。
岂止是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纵容。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去云南贵州这些地方。从云南的昆明一直到昭通，从昭通一直到中水，到石门坎的苏科寨，所到之处，全是种植的烟叶，漫山遍野。
为什么？驱动力显然是因为经济。
我们知道，烟草已经成为我国财政税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以武汉市为例。
武汉市2010年财政收入1800亿，其中，来自烟草行业300亿，汽车行业200亿，石油行业200亿。烟草排在第一位。武汉市提供财政收入最多的东西湖区，一年提供财政税收大约100亿。一个烟草行业，就大约相当于3个东西湖区。
据了解，云南省一年的烟草利税大约在1300亿左右。
如此巨额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益，地方政府当然要及其重视，要全力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没有全国性的数字，但是从国家紧紧抓住烟草专营这一点来看，全国烟草行业一年我国家提供的利税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一边是在死人，一边是巨额利润，政府如何选择？
这就不仅仅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一个道德立场问题。
我们究竟是要做一个健康的民族，还是要做一个自戕的民族？
类似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还很多。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石油。
这次中国发生大面积的雾霾，充分引起国人的警觉。
后来大家发现，雾霾的形成，和我国目前使用的油品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国油品的标准低，汽油含硫高，所以汽车尾气的排放中pm2.5的含量高，专家估计，机动车排放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油品质量密切相关。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污染对pm2.5的贡献为百分之二十二！
石油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些石油行业的领导人肯定是非常明白他们为社会提供的油品是什么质量的，他们也肯定知道这样的油品供应给社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他们依然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产和供应这种油品。直到雾霾遮蔽了中国的天空。
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丧失伦理的行为！
这种低劣的油品会产生大量的pm2.5,而pm2.5又会导致肺癌。所以，生产和供应这种低劣油品，几乎就是杀人！
但是他们依然如此。
再说一个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也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这些年，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公共财政从2008年的5.1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11.7万亿五年翻了一倍多。
按理说，国家繁荣了富裕了，国家有钱了，就要来改善民生，让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但是，这个五年来，我们关系民众福祉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养老等等，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除了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有些投入，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现象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两项几乎在全世界190个主权国家都在实行的福利制度，唯独在中国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在民众对这种分配政策不满的同时，是政府消费和各项行政经费惊人的增长。我们看到，这些年，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极尽奢华；各级政府机构急遽膨胀，公务员数量迅速增长；各级政府的交际接待费用与日俱增，政府采购出手阔绰，一掷万金；行政机关架床叠屋，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这种公共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丧失伦理。
经济学家可以不关心道德，经济学家可以不关心伦理，甚至经济学可以“不道德”。
但是，经济行为不能不要伦理，经济行为不能不道德。
那么，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该由谁来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