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领域中的"偏见"

作者:郑小鸣

求索 1995年05期

   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即使是掌握最伟大真理的英雄,也不能完全摆脱偏见的束缚。”①科学社会学家小摩里斯·李克特也指出:“作为科学的参与者,科学家们在描述科学时很可能会有偏见,其方式就如同其他人在描述他们参与其中的现象时通常会有偏见一样。”②既然“偏见”具有如此广泛的普遍性和影响,再加之它和错误一样是和真理相对而存在的,因此,很有必要将它上升到一般的“科学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

  

   一“偏见”的历史考察及涵义

   “偏见”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不同类型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和外延,根据对所能考察到的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言论(包括显露的或潜在的)所作的分析,偏见一词实际上至少已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其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原始义。根据伽达默尔的研究,“偏见”在德语中原是与法律相关联的词汇,指正式法律判决前的临时裁决或初判,虽不是最后的正式判断或终审判决,但在正式判决前,它同样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当事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不过,它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还是可以更改或撤销的,它可以被看作是法官在作出最后判断之前,对案情的判断或理解或认识,亦作为正式判决的依据甚至是决定性的依据。

   其二,偏见仅在贬义上的使用。此时,偏见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所要批判、斥责、贬损、消除或拒绝的对象,这是贬义前提下的共识,但在“贬义”的具体理解上亦有不同的“贬义”理解:一是把它看作是背离理性即与理性相对立的一种恶势力,它既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也可由传统沿袭下来,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言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个时期的理性主义者看来,“偏见”是指不经理性思考批判而沿袭的传统信念;或是人们加以信奉遵从的思想习惯;而追求真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理性代替传统的“偏见”的过程。自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这种观点和态度已逐步成为欧洲和整个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并日益深入到社会各种不同“层面”中去,从而成为大众普遍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二是把偏见看作是固执于某一方面的见解或偏颇的见解;或者缺乏事实根据和理由的一种轻率的判断;或者是先入为主之见或成见或盲目的见解。三是背离真理的一种谬见。以上三种意义只是侧重点不同,其实质还是相互贯通的。并且都认为偏见的作用只是起消极作用。

   其三,偏见作为“中性词”意义的使用。即可能有时“偏见”是人们所要肯定的判断,有时则为人们所要否定的判断,这如同“认识”、“理想”等词一样不能简单地用“褒”还是“贬”来套用,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在海德格尔看来,“偏见”实际上是理解的前结构,也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特定的文化背景或知识背景;或是当人们在分析和判断某问题时所运用的已有的知识或所作的假定,亦称之为“先见”、“先知”、“先有”或“前理解”或“前见”,这种“前见”、“先见”是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乳交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野或视域。伽达默尔还从性质上区分了两种“先见”,一种是历史给予人的,对理解或判断有正面的价值,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先见”,它来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联结每一代人与历史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先见”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它是合法或合理的先见。另一种则是盲目的偏见,如盲目迷信权威或不加分析地轻率作结论等。

   其四,侧重于把“偏见”作为“褒义”来加以使用。此观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认为偏见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存在,并为人类本性所必然具有,是人类认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有可能成为人类观察和分析事物和问题的必要前提和依据,由此得出,偏见具有正面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综观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亦各有其片面性。要真正准确完整地把握偏见,必须以一般和个别、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为基本指导原则来考察之。本文则主要从科学领域这一视角来对它进行考察,即讨论科学领域中的“偏见”。所谓科学领域中的偏见是指人的意识或精神或认识中所固执的一种违反科学事实或科学理论或科学精神的错误认识或错误态度。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或人群或社会对科学(包括发现、理论、观点等)中一切正确或合理的因素持极端固执的排斥(或否定或抵制或反对)态度,以及对科学的传播和应用采取阻碍(抵制、禁止、扼杀等)态度。其内容和类型按不同的分类原则或标准可区分为:个体的偏见、群体的偏见、社会的偏见;显现的偏见、潜在的偏见;历史的偏见、现时代的偏见;根本性的偏见即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偏见、非根本性的偏见即偶然的可避免的偏见;有意识的自觉的偏见、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偏见等。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由于触犯了教会的“上帝创人论”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排斥、遏制,我们可以说,教会对进化论怀有偏见。再看萨顿在其《科学的生命》一书中提到的几个例子,如数字系统很可能早在公元五或六世纪前后就产生了,但到十三世纪末,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仍被禁止使用这些数字,同样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也未逃过偏见的侵袭。总之,科学史上的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偏见”就像“幽灵”一样在科学领域中“闯荡”,要驱散这一幽灵,必须深究一下产生它的各种根源,下面就此作一探求。

  

   二 偏见产生的根源

   由于客观事物、现象、实践、认识等的无限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偏见产生的原因亦是纷繁复杂、无限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

   1、由于科学(包括发现、理论、观点等)违背了一些人的利益(经济上、政治上、声誉上、生活上等),这些人对科学采取敌视态度,因此而导致偏见。正如科学哲学家I·B·柯恩所分析的:“任何一位科学家对放弃业已接受并据之推进其专业工作的那组观念,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抵制情绪,而这常常与积极参与一切革命运动的那种欲望相冲突,通常,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系统所遇到的是抵制而不是热烈的欢迎,这是因为维护现状对每一位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来说,在思想方面、社会方面甚至财务方面都有好处。”③如在数学史上,无理数如和不可公度的发现,引起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的严重恐慌,因为这不仅对毕氏学派哲学思想的核心即“万物皆依赖于整数”是致命的一击,而且直接动摇了他们的整个比例和相似形理论,为此,毕氏学派为了维护其观点“绝对真理性质”,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威地位和声誉”,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企图隐匿这一发现,并据说将“泄露此秘密”的希帕苏斯无情地抛进了大海。

   2、人们或科技工作者由于受某种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影响,对突破或超越此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新的科学理论观点,往往持否定态度,从而陷入了偏见的泥潭。如人们一度受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绝对不变,从而导致对赖尔的地质渐变论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产生怀疑以至攻击。又如爱因斯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机械论的影响、束缚,以至对量子力学规律的统计性质加以排斥,并致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当时量子理论的主流,就是对他的统一场论的研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不良影响。

   3、由于科学活动本身的探索性和复杂性,再加之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常常存在一些情况,对于同一客观对象,人们往往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并且对于同一理论又有不同的评价,按理说,这完全是正常的情况,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每一对象都有多方面的表现(真象、假象)、多方面的联系(纵向、横向、立体)、多层次的本质(表层、深层),从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理论,并且可能并存着截然相反的学说。此时,如果不全面地去分析和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各种学说,只从自己所涉及到的领域出发,得出对某一科学问题的见解,而对其他人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得出的学说不甚了解,并且以偏概全地只相信自己的是正确的合理的,而认为他人的则是谬见,并加以拒斥,这样则势必造成偏见。如牛顿的光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之争,牛顿则排斥波动说,惠更斯则反对微粒说,两人都对对方观点抱有偏见。

   4、学派之间的争论一旦越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界限,发展为门户之见,就会对科学造成阻碍甚至破坏。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激愤地表示:“权威”、“门徒”和“学派”是科学的祸害,对科学家工作的危害超过它的全部敌人。赫胥黎在此的观点似有过激之处,然而,科学史上却确有不少出于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而压制新人、新发现的史实。如德国的柯赫由于发现肺结核和霍乱弧菌、病原微生物而享有极大的威望,在免疫学上,他主张体液学说,认为机体的免疫功能是体液作用的结果。而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发现吞噬细胞能“吃掉”有害的细菌或病变物质,起着保护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他据此提出了细胞免疫学说,并请柯赫审阅。然而,柯赫非但拒绝审阅,还暗示他的学生围攻梅契尼柯夫,从而使正确的见解一时遭到抑制扼杀。

   5、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本专业以外的人对本专业所提的一些见解是不可靠、不可信、不足取的,并采取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甚至讽刺、挖苦和压制所谓“旁门左道”的人,并讥讽为“外行指导内行”。如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70年代,J·H·范托夫(著名荷兰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提出了不对称的碳原子概念,这种带有革命色彩的思想修正了正统的化学理论,对此,大部分化学家持敌视态度,甚至未曾给予认真的考虑。德国有机化学家H·科尔比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不重视范托夫的思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范托夫只不过是“乌得勒支兽医学校”的一个成员。

   6、传统观念的局限性也是造成对科学的偏见的根源之一。所谓传统观念是过去形成的并被承继下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观察事物和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或思维准则和规范。传统观念有利于保持科学传统的持续性、稳定性,并且能使人们把握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或线索。但也容易造成人们固守旧观念而不愿放弃的倾向,往往抑制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形成,使人墨守陈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恩格斯也指出:“传统不仅在天主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如物理学中的光量子概念,数学中的非欧几何、群论,生物学中的遗传学和基因学说等都曾遭受过“传统”的偏见侵袭的命运,从而使得这些科学学说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并影响着整个科学的发展。

   7、由于受科学纲领或科学范式或科学传统的局限,尤其是固守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纲领或范式或传统,并借此去评判、衡量其它的纲领或范式或传统,这样往往认为自己的是优越的、合理的或科学的,相反则将其它的斥之为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由此造成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如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曾长期相互指责、互不相容,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科学纲领或范式或传统之中。中医偏向于对人体的整体观察了解,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西医则着重于对人体的局部的了解,采用化验检查、解剖分析等方法;在病因的分析上,中医强调阴阳失调、整体失去平衡;西医则看重细菌病毒的侵入。初看起来两者似无相通或共同之处,然而既然两种理论都能治疗人的疾患,说明两者必有相通之处,必有共同点,因而寻求两者的结合才是中西医也是整个医学理论发展的方向,也才是医学理论不断取得成功并不断攻克疑难绝症的有效途径。

   8、由于固守、拘泥或迷信常识,也会因此而产生偏见。所谓常识即是可以为人直接感知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所熟知的各种经验、认识或知识。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的常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历史的印记和局限,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思想意识的烙印。而客观世界是无限变化发展的,处处都有超出或突破常识框架的未知领域,并且社会进步和生产、实验的发展又总是时刻不停地造成新的条件,促使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未知领域,从而推动人的知识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如果看不到常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以常识为界限,去评判一切,绝对排斥任何与常识不相符的新的知识、科学成果,那么人的常识就会转变为偏见。正如黑格尔所揭示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④恩格斯也曾精湛分析过:“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遭到最惊人的变故。”⑤如由于太阳的东升西落使人们感觉似乎太阳围绕地球转并因此成为常识,从而对日心说的建立和传播产生了强大阻碍。总之,科学史启示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从一个角度而言,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打破和超越常识的过程。如果谁把常识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物,那么谁就将把自己关在科学的大门之外,并且让科学真理从自己的眼鼻底下溜过去,或和科学真理失之交臂,或受到科学真理的制裁。因此,我们对待常识的态度应该是:既把握常识又不局限于常识,既尊重常识又不迷信常识,既运用常识又随时准备超越扬弃常识。

   9、盲目迷信权威或故意贬损权威或以权威自居等都将走向偏见的深渊。何谓权威?笼统地说,可以指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卓有建树且颇有影响即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大凡名之曰开创者或代表人物或集大成者或学术带头人等皆可归之于权威行列。总体上讲,权威的知识水平、认识创造能力、成就大小、经验丰富程度等各方面的综合指标要比同领域的其他人高,并且比其他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观察得多些和细些,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尊贤”的道德要求上讲,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尊重权威而不应该贬损权威。然而权威又有局限性,权威之为权威是特定领域中的权威,一旦超出他所涉及的领域,他就不是权威,甚至可能连普通人的见识也不如,再就是权威之为权威也是特定时期的权威,一旦时期变了,他亦可能就不再居于权威的位置,即使他处于“权威”的时候也并非全知全能全正确。有鉴于此,我们就不应盲目迷信权威,并敢于超越权威。如果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用权威的学说、言论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那么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将会削弱或丧失,就会陷入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的泥沼甚至误把谬误当真理或误把真理当谬误,也就不敢触动和超越权威,也就很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样,故意贬损、攻击、诽谤权威,实际上也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本来是真理的东西也就当作谬误抛弃了,这样前进的基础也就丧失了,更谈不上有什么新发现发明。因此,无论是盲目迷信权威还是故意贬损权威都将阻扰科学的进步,也导致偏见的产生。

   10、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相互并存、相互作用的,两者既有统一性、一致性,亦有差异性、矛盾性。而它们相矛盾的结果则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阻碍的一面。人文文化对科学的阻碍方面实质上也就孕育着对科学的偏见。正如英国学者查·帕·斯诺所明确指出的:“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⑥又说:一些人文学者“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得多,它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给整个传统的文化增添了一种非科学的味道,这种味道经常转变为反科学的情绪,而且比我们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对一方的感情变成对另一方的反感。”⑦对此,可以西方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为背景作一简单考察。在古希腊的各种学说中,就总体而论,人与自然、对人的认识与对世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即人文文化既探索自然也探索人,并相互通过一方而探索另一方,人被自然化,自然则人格化了,此时的很多学者既可以称为自然科学家亦可称为哲学家或人文学者。因此,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保持了原始的素朴的有机、和谐统一。自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以后,科学则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由此而形成了两股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即崇尚科学理性的科学文化以及注重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文文化。自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大厦建成以来,由于科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了强大威力并取得了辉煌成就,随之科学被推崇到了无可企及的程度,致使人们只执着于科学所涉及的领域,而把人们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的信念、心理、情感、和谐关系等精神因素和需要以及人自身相对地忽视了,一切以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人们行动的准则,而把任何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这种状况人为地造成了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割裂。尤其是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虽然科学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调、核威胁、人的心理紊乱、感情空虚、关系冷漠等。这样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了,从而唤起了一些人对过去恬静的田园生活的怀旧情绪和憧憬,同时也引起一些学者对科学所带来的负价值的警觉,并导致一些人对科学产生了不满和反感情绪,而且一度酿成一股反科学思潮。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约翰·齐曼针对当时情况所总结的:“对科学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但这些攻击是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中,包括有许多出自自相矛盾的理由的奇怪搭伙。保守分子害怕会毁坏这个仅有的地球;激进分子想象科学会破坏未来的天堂;民主主义者担心技术要统治一切;贵族害怕机器造成社会平等的趋势……”⑧总之,由于一些人对科学的本质和作用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从而对科学采取了排斥、敌对态度。

   综上所述,偏见产生的根源多种多样,以上各点也只是相对的区分,也有可能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偏见。

  

   三 减少、避免或消除“偏见”的途径

   消除偏见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要倡导、发扬和坚持科学精神诸如求真精神、求实精神、谦虚和宽容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自由探索和争鸣精神等。

   1、在思想、精神、认识上要有追求、坚持、捍卫、传播和发展真理的信念和勇气;要有尊重事实、服从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敢于放弃先入之见,决不为了适应某种需要或个人名利去随意修改、编造、否定事实;并勇于改正错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曾倡导: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声言:“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些金玉良言应该成为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科学史上无数的科学家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才在科学上作出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贡献。如布鲁诺、居里夫人、赫胥黎、爱因斯坦可谓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总之,科技工作者只有永存着对真理的信念,才能冲破“唯上”、“唯书”、“唯权”、“唯名”以及迷信权威的思想束缚;才能达到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科学创造需要的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此处的外在自由主要意指不怕由于发表关于知识的各种见解而遭受的损害和危险;内在的自由指思想上不受权威、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等的束缚。只有永存着对真理的信念,才能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各种偏见和阻碍,向科学的一个又一个高峰攀登。

   2、为避免偏见,要有虚怀若谷的谦虚和宽容精神,并且坚持以“求同存异”的原则去对待科学领域中的人和学说,要容许不同学派、不同学说的正常论争、切磋,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不盲目赞从某一学说而抵制另一学说,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可能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事实材料和合理的因素为我所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服务,所以也应采取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绝不能动辄否定之。古语说得好:泰山不择土壤,方能成其大;大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深。因此,科技工作者应该要有泰山一样的气度,大海一样的情怀,只有对科学理论采取博采众长的态度,方能得到宏论卓见,方能产生鸿篇巨制,方能求得科学真理。正如物理学大师玻尔在和爱因斯坦论争中所指出的:“在和爱因斯坦的每一次接触中,我们大家都会得到启示:能够从这种启示中得到裨益对我是如何的重要啊!”当有人问起:他的门生中获得诺贝尔奖金者人数属最多,是否有什么秘诀时,他说:我只不过时时在学生面前敢于暴露自己的无知或愚蠢。玻尔着实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如提出不相容原理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一向以说话尖刻而闻名,但玻尔却乐于听取他的评论,甚至泡利离开哥本哈根,他还常常写信征询泡利的批评意见。苏联物理学的大才子朗道以狂傲而著称一时,人们曾看到朗道仰面躺着,玻尔却俯下身去和他讨论问题的情景,玻尔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朗道则终生以作玻尔的学生为荣。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在近乎谦卑的时候才真正是接近伟大的时候。”这岂不是玻尔光辉品格的活写真吗?让我们记住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一段话:“尽管我们各个所有的各种点滴知识大不相同,在无限的无知上却全都一样,记住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益的。”⑨

   3、克服偏见的又一条途径是: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或哲学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无论是哲学史或科学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科学为哲学提供坚实基础;哲学为科学提供思维工具或方法。恩格斯曾精辟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最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⑩打开科学史,这方面的例子可谓是俯拾皆是。如开普勒追求行星运动的和谐,是从毕达哥拉斯主义那里得到过启示;牛顿坚持唯物主义经验论来建立和发展他的理论,以致整个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都涂有实在论的色彩;量子论的成功是和实证论分不开的;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有明显的唯理论的印记;今天的物理学,正在追求着超对称、超统一,似乎又回复到开普勒对和谐的追求或回复到中国古代有机论的自然观思维方式上去了。总之,从古到今,科学和哲学相互促进,从而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在每一次科学革命时期更能体现这一点。即“科学革命在引起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的同时,不能不深刻地触动在旧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引起一场哲学革命,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有一定的哲学思想与它相适应,不冲破陈旧哲学思想的束缚,新的科学理论就不可能产生,而新的科学理论创立之后,则要求人们深入探讨它的哲学基础,对它做出正确的概括,使人们认清科学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利于进一步发展,这是科学革命本身所提出的重要任务。”(11)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唯有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才能做到。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如果不这样,就会对科学理论做出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阐释,以至对科学理论产生不应有的偏见。

   4、发展民主政治,倡导学术自由,兴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克服偏见的一条重要途径。政治民主是思想学术自由的保证,没有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背离民主,就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践踏,科学必然会受排斥、受摧残。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时曾义愤地质问:“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2)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凡开展百家争鸣的时期,都会带来学术繁荣、知识进展、社会前进和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凡是罢黜百家,独尊一家,必然导致言路阻塞、思想封闭、学术凋零、科学和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当然,要真正实现“百家争鸣”,决不能纸上谈兵、有名无实或名不符实,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方法来保证其实现,即必须至少具备如下条件:(1)国家和政府必须制订具体的规章和制度以形成正常的机制来保障学术探索和争鸣的自由;(2)要唤起国民共同关心科学事业,发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形成科技意识,并兴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以造成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3)报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等各种文化新闻单位要有胆有识,正直无畏地倡导新思想、新学术,为学术交流开辟园地,尤其要争做伯乐、慧眼识人才,甘做人梯,扶植有创见的开拓型人才以及提携后起之秀;(4)对于科技工作者本身来讲,要树立为科学为社会献身的宏伟志向,不断解剖自己,加强自我修养,达到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相统一的境界。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对科学的人为阻力就将减少甚至消失,而科学的繁荣兴旺局面必将到来。

   注释:

   ②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

   ②小摩里斯·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8月版,第17页。

   ③I·B·柯恩:《科学中的革命》第2章,见《哲学译丛》1991年第1期,第28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3页。

   ⑤《马恩选集》第3卷,第61页。

   ⑥⑦查·帕·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兵译,第3-4页,第5页。

   ⑧John Ziman,Reliable Knowledge,An Exploration of the Grounds for Belief in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第68页。

   (11)《科学技术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页。

作者:郑小鸣

求索 1995年05期

   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即使是掌握最伟大真理的英雄,也不能完全摆脱偏见的束缚。”①科学社会学家小摩里斯·李克特也指出:“作为科学的参与者,科学家们在描述科学时很可能会有偏见,其方式就如同其他人在描述他们参与其中的现象时通常会有偏见一样。”②既然“偏见”具有如此广泛的普遍性和影响,再加之它和错误一样是和真理相对而存在的,因此,很有必要将它上升到一般的“科学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

  

   一“偏见”的历史考察及涵义

   “偏见”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不同类型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和外延,根据对所能考察到的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言论(包括显露的或潜在的)所作的分析,偏见一词实际上至少已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其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原始义。根据伽达默尔的研究,“偏见”在德语中原是与法律相关联的词汇,指正式法律判决前的临时裁决或初判,虽不是最后的正式判断或终审判决,但在正式判决前,它同样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当事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不过,它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还是可以更改或撤销的,它可以被看作是法官在作出最后判断之前,对案情的判断或理解或认识,亦作为正式判决的依据甚至是决定性的依据。

   其二,偏见仅在贬义上的使用。此时,偏见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所要批判、斥责、贬损、消除或拒绝的对象,这是贬义前提下的共识,但在“贬义”的具体理解上亦有不同的“贬义”理解:一是把它看作是背离理性即与理性相对立的一种恶势力,它既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也可由传统沿袭下来,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言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个时期的理性主义者看来,“偏见”是指不经理性思考批判而沿袭的传统信念;或是人们加以信奉遵从的思想习惯;而追求真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理性代替传统的“偏见”的过程。自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这种观点和态度已逐步成为欧洲和整个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并日益深入到社会各种不同“层面”中去,从而成为大众普遍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二是把偏见看作是固执于某一方面的见解或偏颇的见解;或者缺乏事实根据和理由的一种轻率的判断;或者是先入为主之见或成见或盲目的见解。三是背离真理的一种谬见。以上三种意义只是侧重点不同,其实质还是相互贯通的。并且都认为偏见的作用只是起消极作用。

   其三,偏见作为“中性词”意义的使用。即可能有时“偏见”是人们所要肯定的判断,有时则为人们所要否定的判断,这如同“认识”、“理想”等词一样不能简单地用“褒”还是“贬”来套用,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在海德格尔看来,“偏见”实际上是理解的前结构,也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特定的文化背景或知识背景;或是当人们在分析和判断某问题时所运用的已有的知识或所作的假定,亦称之为“先见”、“先知”、“先有”或“前理解”或“前见”,这种“前见”、“先见”是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乳交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野或视域。伽达默尔还从性质上区分了两种“先见”,一种是历史给予人的,对理解或判断有正面的价值,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先见”,它来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联结每一代人与历史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先见”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它是合法或合理的先见。另一种则是盲目的偏见,如盲目迷信权威或不加分析地轻率作结论等。

   其四,侧重于把“偏见”作为“褒义”来加以使用。此观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认为偏见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存在,并为人类本性所必然具有,是人类认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有可能成为人类观察和分析事物和问题的必要前提和依据,由此得出,偏见具有正面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综观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亦各有其片面性。要真正准确完整地把握偏见,必须以一般和个别、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为基本指导原则来考察之。本文则主要从科学领域这一视角来对它进行考察,即讨论科学领域中的“偏见”。所谓科学领域中的偏见是指人的意识或精神或认识中所固执的一种违反科学事实或科学理论或科学精神的错误认识或错误态度。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或人群或社会对科学(包括发现、理论、观点等)中一切正确或合理的因素持极端固执的排斥(或否定或抵制或反对)态度,以及对科学的传播和应用采取阻碍(抵制、禁止、扼杀等)态度。其内容和类型按不同的分类原则或标准可区分为:个体的偏见、群体的偏见、社会的偏见;显现的偏见、潜在的偏见;历史的偏见、现时代的偏见;根本性的偏见即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偏见、非根本性的偏见即偶然的可避免的偏见;有意识的自觉的偏见、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偏见等。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由于触犯了教会的“上帝创人论”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排斥、遏制,我们可以说,教会对进化论怀有偏见。再看萨顿在其《科学的生命》一书中提到的几个例子,如数字系统很可能早在公元五或六世纪前后就产生了,但到十三世纪末,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仍被禁止使用这些数字,同样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也未逃过偏见的侵袭。总之,科学史上的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偏见”就像“幽灵”一样在科学领域中“闯荡”,要驱散这一幽灵,必须深究一下产生它的各种根源,下面就此作一探求。

  

   二 偏见产生的根源

   由于客观事物、现象、实践、认识等的无限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偏见产生的原因亦是纷繁复杂、无限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

   1、由于科学(包括发现、理论、观点等)违背了一些人的利益(经济上、政治上、声誉上、生活上等),这些人对科学采取敌视态度,因此而导致偏见。正如科学哲学家I·B·柯恩所分析的:“任何一位科学家对放弃业已接受并据之推进其专业工作的那组观念,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抵制情绪,而这常常与积极参与一切革命运动的那种欲望相冲突,通常,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系统所遇到的是抵制而不是热烈的欢迎,这是因为维护现状对每一位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来说,在思想方面、社会方面甚至财务方面都有好处。”③如在数学史上,无理数如和不可公度的发现,引起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的严重恐慌,因为这不仅对毕氏学派哲学思想的核心即“万物皆依赖于整数”是致命的一击,而且直接动摇了他们的整个比例和相似形理论,为此,毕氏学派为了维护其观点“绝对真理性质”,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威地位和声誉”,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企图隐匿这一发现,并据说将“泄露此秘密”的希帕苏斯无情地抛进了大海。

   2、人们或科技工作者由于受某种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影响,对突破或超越此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新的科学理论观点,往往持否定态度,从而陷入了偏见的泥潭。如人们一度受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绝对不变,从而导致对赖尔的地质渐变论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产生怀疑以至攻击。又如爱因斯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机械论的影响、束缚,以至对量子力学规律的统计性质加以排斥,并致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当时量子理论的主流,就是对他的统一场论的研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不良影响。

   3、由于科学活动本身的探索性和复杂性,再加之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常常存在一些情况,对于同一客观对象,人们往往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并且对于同一理论又有不同的评价,按理说,这完全是正常的情况,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每一对象都有多方面的表现(真象、假象)、多方面的联系(纵向、横向、立体)、多层次的本质(表层、深层),从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理论,并且可能并存着截然相反的学说。此时,如果不全面地去分析和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各种学说,只从自己所涉及到的领域出发,得出对某一科学问题的见解,而对其他人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得出的学说不甚了解,并且以偏概全地只相信自己的是正确的合理的,而认为他人的则是谬见,并加以拒斥,这样则势必造成偏见。如牛顿的光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之争,牛顿则排斥波动说,惠更斯则反对微粒说,两人都对对方观点抱有偏见。

   4、学派之间的争论一旦越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界限,发展为门户之见,就会对科学造成阻碍甚至破坏。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激愤地表示:“权威”、“门徒”和“学派”是科学的祸害,对科学家工作的危害超过它的全部敌人。赫胥黎在此的观点似有过激之处,然而,科学史上却确有不少出于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而压制新人、新发现的史实。如德国的柯赫由于发现肺结核和霍乱弧菌、病原微生物而享有极大的威望,在免疫学上,他主张体液学说,认为机体的免疫功能是体液作用的结果。而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发现吞噬细胞能“吃掉”有害的细菌或病变物质,起着保护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他据此提出了细胞免疫学说,并请柯赫审阅。然而,柯赫非但拒绝审阅,还暗示他的学生围攻梅契尼柯夫,从而使正确的见解一时遭到抑制扼杀。

   5、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本专业以外的人对本专业所提的一些见解是不可靠、不可信、不足取的,并采取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甚至讽刺、挖苦和压制所谓“旁门左道”的人,并讥讽为“外行指导内行”。如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70年代,J·H·范托夫(著名荷兰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提出了不对称的碳原子概念,这种带有革命色彩的思想修正了正统的化学理论,对此,大部分化学家持敌视态度,甚至未曾给予认真的考虑。德国有机化学家H·科尔比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不重视范托夫的思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范托夫只不过是“乌得勒支兽医学校”的一个成员。

   6、传统观念的局限性也是造成对科学的偏见的根源之一。所谓传统观念是过去形成的并被承继下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观察事物和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或思维准则和规范。传统观念有利于保持科学传统的持续性、稳定性,并且能使人们把握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或线索。但也容易造成人们固守旧观念而不愿放弃的倾向,往往抑制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形成,使人墨守陈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恩格斯也指出:“传统不仅在天主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如物理学中的光量子概念,数学中的非欧几何、群论,生物学中的遗传学和基因学说等都曾遭受过“传统”的偏见侵袭的命运,从而使得这些科学学说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并影响着整个科学的发展。

   7、由于受科学纲领或科学范式或科学传统的局限,尤其是固守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纲领或范式或传统,并借此去评判、衡量其它的纲领或范式或传统,这样往往认为自己的是优越的、合理的或科学的,相反则将其它的斥之为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由此造成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如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曾长期相互指责、互不相容,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科学纲领或范式或传统之中。中医偏向于对人体的整体观察了解,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西医则着重于对人体的局部的了解,采用化验检查、解剖分析等方法;在病因的分析上,中医强调阴阳失调、整体失去平衡;西医则看重细菌病毒的侵入。初看起来两者似无相通或共同之处,然而既然两种理论都能治疗人的疾患,说明两者必有相通之处,必有共同点,因而寻求两者的结合才是中西医也是整个医学理论发展的方向,也才是医学理论不断取得成功并不断攻克疑难绝症的有效途径。

   8、由于固守、拘泥或迷信常识,也会因此而产生偏见。所谓常识即是可以为人直接感知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所熟知的各种经验、认识或知识。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的常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历史的印记和局限,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思想意识的烙印。而客观世界是无限变化发展的,处处都有超出或突破常识框架的未知领域,并且社会进步和生产、实验的发展又总是时刻不停地造成新的条件,促使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未知领域,从而推动人的知识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如果看不到常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以常识为界限,去评判一切,绝对排斥任何与常识不相符的新的知识、科学成果,那么人的常识就会转变为偏见。正如黑格尔所揭示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④恩格斯也曾精湛分析过:“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遭到最惊人的变故。”⑤如由于太阳的东升西落使人们感觉似乎太阳围绕地球转并因此成为常识,从而对日心说的建立和传播产生了强大阻碍。总之,科学史启示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从一个角度而言,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打破和超越常识的过程。如果谁把常识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物,那么谁就将把自己关在科学的大门之外,并且让科学真理从自己的眼鼻底下溜过去,或和科学真理失之交臂,或受到科学真理的制裁。因此,我们对待常识的态度应该是:既把握常识又不局限于常识,既尊重常识又不迷信常识,既运用常识又随时准备超越扬弃常识。

   9、盲目迷信权威或故意贬损权威或以权威自居等都将走向偏见的深渊。何谓权威?笼统地说,可以指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卓有建树且颇有影响即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大凡名之曰开创者或代表人物或集大成者或学术带头人等皆可归之于权威行列。总体上讲,权威的知识水平、认识创造能力、成就大小、经验丰富程度等各方面的综合指标要比同领域的其他人高,并且比其他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观察得多些和细些,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尊贤”的道德要求上讲,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尊重权威而不应该贬损权威。然而权威又有局限性,权威之为权威是特定领域中的权威,一旦超出他所涉及的领域,他就不是权威,甚至可能连普通人的见识也不如,再就是权威之为权威也是特定时期的权威,一旦时期变了,他亦可能就不再居于权威的位置,即使他处于“权威”的时候也并非全知全能全正确。有鉴于此,我们就不应盲目迷信权威,并敢于超越权威。如果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用权威的学说、言论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那么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将会削弱或丧失,就会陷入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的泥沼甚至误把谬误当真理或误把真理当谬误,也就不敢触动和超越权威,也就很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样,故意贬损、攻击、诽谤权威,实际上也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本来是真理的东西也就当作谬误抛弃了,这样前进的基础也就丧失了,更谈不上有什么新发现发明。因此,无论是盲目迷信权威还是故意贬损权威都将阻扰科学的进步,也导致偏见的产生。

   10、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相互并存、相互作用的,两者既有统一性、一致性,亦有差异性、矛盾性。而它们相矛盾的结果则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阻碍的一面。人文文化对科学的阻碍方面实质上也就孕育着对科学的偏见。正如英国学者查·帕·斯诺所明确指出的:“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⑥又说:一些人文学者“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得多,它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给整个传统的文化增添了一种非科学的味道,这种味道经常转变为反科学的情绪,而且比我们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对一方的感情变成对另一方的反感。”⑦对此,可以西方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为背景作一简单考察。在古希腊的各种学说中,就总体而论,人与自然、对人的认识与对世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即人文文化既探索自然也探索人,并相互通过一方而探索另一方,人被自然化,自然则人格化了,此时的很多学者既可以称为自然科学家亦可称为哲学家或人文学者。因此,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保持了原始的素朴的有机、和谐统一。自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以后,科学则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由此而形成了两股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即崇尚科学理性的科学文化以及注重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文文化。自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大厦建成以来,由于科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了强大威力并取得了辉煌成就,随之科学被推崇到了无可企及的程度,致使人们只执着于科学所涉及的领域,而把人们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的信念、心理、情感、和谐关系等精神因素和需要以及人自身相对地忽视了,一切以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人们行动的准则,而把任何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这种状况人为地造成了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割裂。尤其是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虽然科学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调、核威胁、人的心理紊乱、感情空虚、关系冷漠等。这样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了,从而唤起了一些人对过去恬静的田园生活的怀旧情绪和憧憬,同时也引起一些学者对科学所带来的负价值的警觉,并导致一些人对科学产生了不满和反感情绪,而且一度酿成一股反科学思潮。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约翰·齐曼针对当时情况所总结的:“对科学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但这些攻击是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中,包括有许多出自自相矛盾的理由的奇怪搭伙。保守分子害怕会毁坏这个仅有的地球;激进分子想象科学会破坏未来的天堂;民主主义者担心技术要统治一切;贵族害怕机器造成社会平等的趋势……”⑧总之,由于一些人对科学的本质和作用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从而对科学采取了排斥、敌对态度。

   综上所述,偏见产生的根源多种多样,以上各点也只是相对的区分,也有可能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偏见。

  

   三 减少、避免或消除“偏见”的途径

   消除偏见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要倡导、发扬和坚持科学精神诸如求真精神、求实精神、谦虚和宽容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自由探索和争鸣精神等。

   1、在思想、精神、认识上要有追求、坚持、捍卫、传播和发展真理的信念和勇气;要有尊重事实、服从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敢于放弃先入之见,决不为了适应某种需要或个人名利去随意修改、编造、否定事实;并勇于改正错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曾倡导: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声言:“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些金玉良言应该成为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科学史上无数的科学家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才在科学上作出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贡献。如布鲁诺、居里夫人、赫胥黎、爱因斯坦可谓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总之,科技工作者只有永存着对真理的信念,才能冲破“唯上”、“唯书”、“唯权”、“唯名”以及迷信权威的思想束缚;才能达到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科学创造需要的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此处的外在自由主要意指不怕由于发表关于知识的各种见解而遭受的损害和危险;内在的自由指思想上不受权威、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等的束缚。只有永存着对真理的信念,才能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各种偏见和阻碍,向科学的一个又一个高峰攀登。

   2、为避免偏见,要有虚怀若谷的谦虚和宽容精神,并且坚持以“求同存异”的原则去对待科学领域中的人和学说,要容许不同学派、不同学说的正常论争、切磋,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不盲目赞从某一学说而抵制另一学说,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可能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事实材料和合理的因素为我所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服务,所以也应采取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绝不能动辄否定之。古语说得好:泰山不择土壤,方能成其大;大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深。因此,科技工作者应该要有泰山一样的气度,大海一样的情怀,只有对科学理论采取博采众长的态度,方能得到宏论卓见,方能产生鸿篇巨制,方能求得科学真理。正如物理学大师玻尔在和爱因斯坦论争中所指出的:“在和爱因斯坦的每一次接触中,我们大家都会得到启示:能够从这种启示中得到裨益对我是如何的重要啊!”当有人问起:他的门生中获得诺贝尔奖金者人数属最多,是否有什么秘诀时,他说:我只不过时时在学生面前敢于暴露自己的无知或愚蠢。玻尔着实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如提出不相容原理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一向以说话尖刻而闻名,但玻尔却乐于听取他的评论,甚至泡利离开哥本哈根,他还常常写信征询泡利的批评意见。苏联物理学的大才子朗道以狂傲而著称一时,人们曾看到朗道仰面躺着,玻尔却俯下身去和他讨论问题的情景,玻尔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朗道则终生以作玻尔的学生为荣。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在近乎谦卑的时候才真正是接近伟大的时候。”这岂不是玻尔光辉品格的活写真吗?让我们记住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一段话:“尽管我们各个所有的各种点滴知识大不相同,在无限的无知上却全都一样,记住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益的。”⑨

   3、克服偏见的又一条途径是: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或哲学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无论是哲学史或科学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科学为哲学提供坚实基础;哲学为科学提供思维工具或方法。恩格斯曾精辟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最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⑩打开科学史,这方面的例子可谓是俯拾皆是。如开普勒追求行星运动的和谐,是从毕达哥拉斯主义那里得到过启示;牛顿坚持唯物主义经验论来建立和发展他的理论,以致整个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都涂有实在论的色彩;量子论的成功是和实证论分不开的;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有明显的唯理论的印记;今天的物理学,正在追求着超对称、超统一,似乎又回复到开普勒对和谐的追求或回复到中国古代有机论的自然观思维方式上去了。总之,从古到今,科学和哲学相互促进,从而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在每一次科学革命时期更能体现这一点。即“科学革命在引起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的同时,不能不深刻地触动在旧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引起一场哲学革命,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有一定的哲学思想与它相适应,不冲破陈旧哲学思想的束缚,新的科学理论就不可能产生,而新的科学理论创立之后,则要求人们深入探讨它的哲学基础,对它做出正确的概括,使人们认清科学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利于进一步发展,这是科学革命本身所提出的重要任务。”(11)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唯有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才能做到。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如果不这样,就会对科学理论做出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阐释,以至对科学理论产生不应有的偏见。

   4、发展民主政治,倡导学术自由,兴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克服偏见的一条重要途径。政治民主是思想学术自由的保证,没有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背离民主,就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践踏,科学必然会受排斥、受摧残。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时曾义愤地质问:“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2)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凡开展百家争鸣的时期,都会带来学术繁荣、知识进展、社会前进和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凡是罢黜百家,独尊一家,必然导致言路阻塞、思想封闭、学术凋零、科学和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当然,要真正实现“百家争鸣”,决不能纸上谈兵、有名无实或名不符实,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方法来保证其实现,即必须至少具备如下条件:(1)国家和政府必须制订具体的规章和制度以形成正常的机制来保障学术探索和争鸣的自由;(2)要唤起国民共同关心科学事业,发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形成科技意识,并兴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以造成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3)报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等各种文化新闻单位要有胆有识,正直无畏地倡导新思想、新学术,为学术交流开辟园地,尤其要争做伯乐、慧眼识人才,甘做人梯,扶植有创见的开拓型人才以及提携后起之秀;(4)对于科技工作者本身来讲,要树立为科学为社会献身的宏伟志向,不断解剖自己,加强自我修养,达到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相统一的境界。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对科学的人为阻力就将减少甚至消失,而科学的繁荣兴旺局面必将到来。

   注释:

   ②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

   ②小摩里斯·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8月版,第17页。

   ③I·B·柯恩:《科学中的革命》第2章,见《哲学译丛》1991年第1期,第28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3页。

   ⑤《马恩选集》第3卷,第61页。

   ⑥⑦查·帕·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兵译,第3-4页,第5页。

   ⑧John Ziman,Reliable Knowledge,An Exploration of the Grounds for Belief in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第68页。

   (11)《科学技术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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