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恐惧的经验：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难免有人起疑是否因为非典，很快被告知是因为肺炎。在那个气氛下，你所亲近的人去世，那种氛围是恐慌的，飘忽而不稳定。 大家说这期间将不聚会悼念了，写文章纪念先生。我坐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写纪念他的文章―我想不起来为什么我不待在书房里？是因为害怕吗？ 那时候是下午，突然有查煤气的人来敲门，吓了我一跳，当时觉得很害怕，这种害怕的感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生活完全敞开、易受攻击、不受保护，就好象在水上漂的感觉，精神非常脆弱。 我女儿生日是在4月26号，我到新街口去给她买生日礼物，以往新街口在傍晚时分是十分热闹的，那时候却居然没有什么人，让我很伤感，大家好好的正常生活，突然间没了。还有一次，我和秦晖、徐友渔等几个朋友到景山公园去聚会，去看看郁金香，来的朋友也很少，公园里也很少人，看到郁金花有紫色的，还有黑色的，特别鬼魅、特别不详的一种感觉。而且，离我家不远的一栋楼里，好像因为非典死了一个人，但他们不愿意说，怕引起大家的恐慌。 非典期间，我有一种很抽象的感觉：整个城市都受了伤害，每一个人都被无情地击倒，大家都软弱、没有力量，那是一种很伤心的感觉。 刚开始大家都大意了，我记得非典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自己做过卫生防疫的工作，听到有人说打一个喷嚏就会传染病毒，他说这种说法太可笑了。他那么自信、轻松地把那些人嘲笑一番，但他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没多久，蒋彦永的信就出来了。我后来就觉得，人不能随便嘲笑别人，因为人总有自己的盲区。 非典疫情公开之后，中国人的卫生习惯变得很好，但这些年又恢复了坏习惯，为什么这么容易遗忘？我不久前去日本，感受到日本人对自己很好，人都很自我呵护，干干净净的，不随地吐痰也不在地铁里大声打电话。人要真正呵护自己，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无足轻重，自己的生命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有这种意识之后他/她对公共环境、对他人也会好一点。如果他感觉自己是被忽视被抛弃的，他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忽视他人，抛弃这个世界。我觉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一个蛮核心的概念。 非典期间，属于战备状态，当时的生活习惯无法成为常态。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那种长远的对生命的呵护意识，原因是什么？很难说，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但一定要说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人们没有对自己的责任感，在自己的国家就好象在陌生的土地上一样，没有家园感，时时觉得自己是过客，没有对自己或者这个环境有厚实的认同，即便是有钱人也不认同。 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把我们变得虚无、粗糙，使用种种权宜之计，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种感觉，不一定如此。我们说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是集体表态，是每一个人作为真实完整、有个性的人来到公共领域，所以我说如果有一件事就是对你个人有意义，你做不做？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平均数？我做的事情一定要引起影响，导致别人高度评价我？我觉得最好是每人拥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别人不做的，只是对你有意义。 非典让我多出来一整块闲暇的时间，原本就答应别人写一本个人成长的书，正好来完成。我当时写作的状态特颓废，在沙发上抱着电脑写，因为我写理论性的东西，文字会比较紧。这次是写放松的东西，特意把自己埋在沙发椅子里。 这种回忆童年经验的写作很有意思，童年好比是在黑暗中摸索，这种回忆写作就像在海里游泳，你并不知道会往哪里去，材料零零碎碎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把我早期的黑暗、无意识、昏昏噩噩的状态又找回来一次，那时的生活是没什么意义的，我就觉得人生就是从没有什么意义开始。 写作时我看到过往照片时，我突然想如果自己走上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样子？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人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偶然性是一些点，它们之间有很多空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理解生命的全部。我是比较安心于偶然性的部分，如果说人一定要如何如何，那一定很难受吧？ 人真的是有时候太想要有什么意义，然后把自己走过的道路都忘掉了。你现在想做什么，要往回看你曾经做过什么？你的力量在哪里？你积累的训练在什么地方。你要往回找自己，才有一个前进去的动力，也会让人变得不那么急功近利。 那一年，我为《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非典”：危机还是契机？》，我说：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正在把全社会推到同一个起点上。在肆虐的病害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它给个人带来的巨大压力，远远不只是停留在私人生活的隐蔽处，而是同时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和公共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政府、医疗机构和卫生信息系统的高度压力和挑战，把全社会带进一个同患难、共甘苦的处境―这次天降的灾难，很有可能成为走向社会团结的一个转折点。经济上的损失，将会由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项”来弥补。 但我很担心“团结”变成过去的一个词，因为我们没有团结感，“团结”的含义在以前已经被滥用、被抽空、被预先支付了。实际上，我是在2001年左右才开始理解“社会”的概念，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不正常的“个人主义”时代，大家并没有“社会”这个概念，不知道既可以做独立的个人，也可以互相团结在一起。 很多作家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比如最典型的是，莫言不知道怎么在公共平台发言，对公众没有感觉，不知自己作为社会公众的成员该怎么做事情，他是把自己还当作一个八十年代的作家，觉得有些话我不能说，我个人认为这是带着新的“奴隶的烙印”。集权主义是把人的关系切断，分而治之在个人的黑暗里，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以为自己是反对旧意识形态，却掉入旧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中，落入新的囚笼。人应该是可以冲破个人囚笼，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自主联系的。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交往的基础之上。
我有一个恐惧的经验：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难免有人起疑是否因为非典，很快被告知是因为肺炎。在那个气氛下，你所亲近的人去世，那种氛围是恐慌的，飘忽而不稳定。 大家说这期间将不聚会悼念了，写文章纪念先生。我坐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写纪念他的文章―我想不起来为什么我不待在书房里？是因为害怕吗？ 那时候是下午，突然有查煤气的人来敲门，吓了我一跳，当时觉得很害怕，这种害怕的感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生活完全敞开、易受攻击、不受保护，就好象在水上漂的感觉，精神非常脆弱。 我女儿生日是在4月26号，我到新街口去给她买生日礼物，以往新街口在傍晚时分是十分热闹的，那时候却居然没有什么人，让我很伤感，大家好好的正常生活，突然间没了。还有一次，我和秦晖、徐友渔等几个朋友到景山公园去聚会，去看看郁金香，来的朋友也很少，公园里也很少人，看到郁金花有紫色的，还有黑色的，特别鬼魅、特别不详的一种感觉。而且，离我家不远的一栋楼里，好像因为非典死了一个人，但他们不愿意说，怕引起大家的恐慌。 非典期间，我有一种很抽象的感觉：整个城市都受了伤害，每一个人都被无情地击倒，大家都软弱、没有力量，那是一种很伤心的感觉。 刚开始大家都大意了，我记得非典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自己做过卫生防疫的工作，听到有人说打一个喷嚏就会传染病毒，他说这种说法太可笑了。他那么自信、轻松地把那些人嘲笑一番，但他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没多久，蒋彦永的信就出来了。我后来就觉得，人不能随便嘲笑别人，因为人总有自己的盲区。 非典疫情公开之后，中国人的卫生习惯变得很好，但这些年又恢复了坏习惯，为什么这么容易遗忘？我不久前去日本，感受到日本人对自己很好，人都很自我呵护，干干净净的，不随地吐痰也不在地铁里大声打电话。人要真正呵护自己，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无足轻重，自己的生命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有这种意识之后他/她对公共环境、对他人也会好一点。如果他感觉自己是被忽视被抛弃的，他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忽视他人，抛弃这个世界。我觉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一个蛮核心的概念。 非典期间，属于战备状态，当时的生活习惯无法成为常态。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那种长远的对生命的呵护意识，原因是什么？很难说，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但一定要说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人们没有对自己的责任感，在自己的国家就好象在陌生的土地上一样，没有家园感，时时觉得自己是过客，没有对自己或者这个环境有厚实的认同，即便是有钱人也不认同。 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把我们变得虚无、粗糙，使用种种权宜之计，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种感觉，不一定如此。我们说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是集体表态，是每一个人作为真实完整、有个性的人来到公共领域，所以我说如果有一件事就是对你个人有意义，你做不做？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平均数？我做的事情一定要引起影响，导致别人高度评价我？我觉得最好是每人拥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别人不做的，只是对你有意义。 非典让我多出来一整块闲暇的时间，原本就答应别人写一本个人成长的书，正好来完成。我当时写作的状态特颓废，在沙发上抱着电脑写，因为我写理论性的东西，文字会比较紧。这次是写放松的东西，特意把自己埋在沙发椅子里。 这种回忆童年经验的写作很有意思，童年好比是在黑暗中摸索，这种回忆写作就像在海里游泳，你并不知道会往哪里去，材料零零碎碎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把我早期的黑暗、无意识、昏昏噩噩的状态又找回来一次，那时的生活是没什么意义的，我就觉得人生就是从没有什么意义开始。 写作时我看到过往照片时，我突然想如果自己走上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样子？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人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偶然性是一些点，它们之间有很多空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理解生命的全部。我是比较安心于偶然性的部分，如果说人一定要如何如何，那一定很难受吧？ 人真的是有时候太想要有什么意义，然后把自己走过的道路都忘掉了。你现在想做什么，要往回看你曾经做过什么？你的力量在哪里？你积累的训练在什么地方。你要往回找自己，才有一个前进去的动力，也会让人变得不那么急功近利。 那一年，我为《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非典”：危机还是契机？》，我说：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正在把全社会推到同一个起点上。在肆虐的病害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它给个人带来的巨大压力，远远不只是停留在私人生活的隐蔽处，而是同时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和公共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政府、医疗机构和卫生信息系统的高度压力和挑战，把全社会带进一个同患难、共甘苦的处境―这次天降的灾难，很有可能成为走向社会团结的一个转折点。经济上的损失，将会由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项”来弥补。 但我很担心“团结”变成过去的一个词，因为我们没有团结感，“团结”的含义在以前已经被滥用、被抽空、被预先支付了。实际上，我是在2001年左右才开始理解“社会”的概念，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不正常的“个人主义”时代，大家并没有“社会”这个概念，不知道既可以做独立的个人，也可以互相团结在一起。 很多作家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比如最典型的是，莫言不知道怎么在公共平台发言，对公众没有感觉，不知自己作为社会公众的成员该怎么做事情，他是把自己还当作一个八十年代的作家，觉得有些话我不能说，我个人认为这是带着新的“奴隶的烙印”。集权主义是把人的关系切断，分而治之在个人的黑暗里，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以为自己是反对旧意识形态，却掉入旧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中，落入新的囚笼。人应该是可以冲破个人囚笼，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自主联系的。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交往的基础之上。